武则天统治时期，周边地区正值多事之秋。在西北吐蕃不断地向外扩张，与唐朝争夺西域地区；在北方突厥再度强盛，频繁地侵扰唐朝边疆；在东北自从唐高宗征服高丽、百济以后，唐朝的驻军也不断地与当地人民发生冲突，加之契丹的反叛，使局势更为错综复杂。
狄仁杰作为一位政治家，又是执掌朝政的宰相，当然不会对边疆的局势漠然置之，他时刻关注着局势的发展，反复思考应采取的对策。
神功元年闰十月，狄仁杰重任宰相之始，就针对西北局势向武则天上了一道经过长期思考的表章，提出了自己对吐蕃、突厥问题的见解。在评述狄仁杰提出的边疆政策之前，有必要先回顾一下这一时期西域局势变化。唐朝在天山以南设置有所谓“安西四镇”，指龟兹（新疆库车）、于阗（新疆和田西南）、疏勒（新疆喀什）、碎叶（吉尔吉斯托克马克北）等四个军事重镇，统辖着天山以南广大地区。高宗以后，由于吐蕃的不断进攻，咸亨元年（670），安西四镇一度被攻占。武则天临朝之初，曾数次派大军征讨吐蕃，都遭到失败，损失很大。后来武则天任用王孝杰为总管，率大军再次讨伐吐蕃，经过激烈的战斗，终于击败吐蕃军队，于长寿元年（692）十月重新收复了安西四镇。需要说明的是，吐蕃攻陷的诸镇中不包括碎叶镇，其势力当时还达不到那里，但包括焉耆（新疆焉耆）在内，碎叶镇代替焉耆为四镇之一，是调露元年（679）以后的事。吐蕃当然不甘心丢失安西四镇，在万岁通天元年（696），攻破了凉州（治今甘肃武威），杀都督许钦明。然后向唐朝提出了议和条件：（一）要求唐朝撤出驻扎在安西四镇的重兵；（二）两国分割西突厥十姓部落之地，以伊犁河及天山以北之地属唐朝，以热海、楚河、怛逻斯河之地归于吐蕃。《通典》卷190《边防典》六。这个条件的核心内容就是要唐朝放弃天山以南广大地区，当然不能为唐朝所接受。但是唐朝屯兵于万里之外，往返番替困难，军资转输所费甚大，给百姓造成了很大的负担，国家财政也不堪重负。
狄仁杰的上疏正是针对这种问题。他认为国家竭府库之实用兵于绝域，争夺不毛之地，“得其人不足增赋，获其土不可耕织”，是很划不来的事。这都是秦始皇、汉武帝所做过的事，历史已经证明是错误的，所以汉武帝晚年才罢兵息战，休养生息。神功元年，关东一带发生灾荒，饥民甚多。狄仁杰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仍然东守安东，西戍四镇，调发频繁，百姓不得喘息，蜀、汉一带逃亡现象严重，江淮以南也发生了百姓“相率为盗”的情况。如果不尽快改变政策，减轻百姓负担，“本根一摇，忧患不浅”。鉴于以上情况，狄仁杰提出封西突厥贵族阿史那斛瑟罗为可汗，让他率突厥部众戍守安西四镇。国家军队内撤后，只须严守备，聚资粮，远警戒，吐蕃来攻则出击，可以以逸待劳，以主御客，将会战无不胜，如此数年边境自然安宁，百姓也无远戍转输之苦。
狄仁杰所说的这个阿史那斛瑟罗是西突厥可汗阿史那步真的儿子，在垂拱初年被授为右玉钤卫将军、兼池都护、继往绝可汗，统辖西突厥十姓部落中的五弩失毕部落。天授元年（690），改授左卫大将军，改封竭忠事主可汗。他的势力最大时，部下共有20员都督，每位都督统兵7000人，牙帐设在碎叶，远近诸族部落皆归附他的统辖之下。后来由于不断遭到东突厥默啜的侵掠，部众离散，斛瑟罗遂率残部六七万人，迁入内地，不敢再回故地。
阿史那斛瑟罗在安西四镇尚有官军屯戍的情况下，都没有能守住故地，在官军内撤后由他单独守御四镇恐怕更难担此重任。事实已经证明行不通的事，狄仁杰却提出要斛瑟罗再回去重任可汗，显然不切实际。狄仁杰提出这个建议的历史根据是唐太宗曾任李思摩为可汗，统率东突厥部落返回故地守御。但是，唐太宗的这个做法后来证明也是失败的，李思摩在薛延陀的压力下，无法统御部众，单骑返回长安。狄仁杰的这个根据也是不成立的。唐朝设立安西四镇不仅在于控制天山以南广大地区，对于维护丝绸之路的畅通，保证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经济上巨大的商业利益也是相当惊人的。狄仁杰虽然是杰出的政治家，但是和中国古代的许多杰出人物一样，都存在着一定的历史局限性。比如唐初名相魏徵也持和狄仁杰相同的观点，与狄仁杰同时代的人持有这种观点的也并非他一人。这种观点滋生于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比较发达的土壤上，与古代中国这种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有直接的关系。狄仁杰的主张遭到右史崔融的反对，他上疏指出：如果一旦放弃四镇，将会导致吐蕃乘虚进占西域。吐蕃占有西域，实力增强，必然向东进攻高昌（新疆吐鲁番一带），进而威胁敦煌（甘肃敦煌西南），西部边境将永无宁日。崔融指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自从吐蕃强盛以来，成为唐朝的劲敌，安西四镇在军事上的意义就在于此，牵制了吐蕃的力量，使其不敢全力向东进攻。安史之乱时，唐朝为平定叛乱，从西北大量地抽调精锐军队到内地，致使安西及河陇地区陷于吐蕃。从此以后，吐蕃便没有后顾之忧地直接威胁关中，甚至一度攻入长安，迫使唐朝每年都从关东抽调军队到关内防秋，即防御吐蕃侵扰，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很明显，在这个问题上崔融比狄仁杰看得更远一些，他的建议不被朝廷接受自然也就不难理解了。不过狄仁杰主张的出发点在于减轻百姓的赋役负担，减少国家的财政压力，稳定国内局势，这些都是可取的，只是没有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而已。
唐武宗会昌三年（843），黠戛斯进攻北庭都护府，当时朝廷中有人主张出兵援救，宰相李德裕就曾以狄仁杰的这个主张为依据，断然否决了出兵的建议。可见具有与狄仁杰相同观点的还大有人在，而且还不止李德裕一人。在唐朝以来的历朝中也都有类似观点出现，这就说明植根于这块土壤的传统观念是多么地根深蒂固，决非一时一事所引发的现象。
高丽问题也引起了狄仁杰的高度关注。唐朝初年，今朝鲜半岛上共有3个国家，即高丽、百济、新罗。由于高丽占据着辽东地区，而这一地区汉魏以来一直是中国领土，这就引起了唐太宗收复故土的欲望。他曾亲率大军征伐过高丽，结果铩羽而归。唐高宗即位后，利用高丽内部矛盾激化，实力有所削弱之机，派李为大总管，统率大军于总章元年（668）灭亡了高丽。设置安东都护府于平壤（朝鲜平壤），下辖9个都督府、42个州，以右武卫将军薛仁贵为检校安东都护，都督、刺史、县令由华人与高丽人参杂充任。由于当地人不满唐朝的统治，不断举兵反叛，虽遭到唐军的镇压，但矛盾始终未能缓和。上元三年（676），唐朝移安东都护府于辽东故城（辽宁辽阳），并将华人任都督、刺史的统统撤出。仪凤二年（677），安东都护府又移至新城（辽宁沈阳东北）。圣历元年（698），改安东都护府为安东都督府。唐朝不断迁移安东都护府的行为，表明已无意再在朝鲜半岛插足，实际控制区已完全移到今朝鲜大同江以北。唐军撤出后，朝鲜遂逐渐为新罗所统一。
圣历二年（699），狄仁杰又一次上表，请求废去安东都督府，以高丽王族高氏后人为君长，恢复高丽政权。主要理由与以前请求放弃安西四镇大同小异，认为辽东屯兵的资粮大部依赖于海上运输，而海上风涛无常，船只漂没，损失颇大，屯兵计口给粮，犹且不足。长期以往对中国不利，只能导致弱干强枝，肥四夷而瘠中国的不良后果，而恢复高丽政权，还可以获得存亡继绝的美名。
狄仁杰的这个主张早在神功元年就已经提出过，此次是旧话重提。实际上唐政府早在仪凤（676—679）中就曾封高丽国王高藏为辽东都督、朝鲜王，居于辽东城，管辖旧部。由于高藏到辽东后，密谋联合反叛唐朝，事泄后被高宗召回长安，流放到邛州（治今四川邛崃）。其旧部分散到河南、陇右诸州，只有贫弱者仍留辽东。垂拱二年（686），武则天又封高藏孙高宝元为朝鲜郡王。圣历元年，封其为忠诚国王，打算让他统辖在辽东的高丽部众，因故未成。次年，狄仁杰重提此事，遂又任命高藏的儿子高德武为右武卫大将军、安东都督，让他统管辽东旧户。但是，由于辽东的高丽旧户多已分散投奔突厥，所剩人户极少，以高氏为君长已失去实际意义。
至于狄仁杰主张废去安东都督府，撤回军队的建议，实际并不可行。他主张恢复高丽高氏统治地位的建议，是建立在“三韩君长，高氏为其主”《全唐文》卷169《请拔安东表》。的基础之上，即想凭借高氏在当地影响力稳定局势。由于高丽旧户已分散到各地，辽东地区并无多少高丽人，即使恢复其统治已无任何实际作用，而且一旦撤回军队，罢去安东都督府，辽东无人管理，将会给突厥或以可乘之机，他们一定会乘虚而入，占据这一地区。这样营州（治今辽宁朝阳）、幽州（治今北京西南）等唐朝固有领土，将永无宁日了。因此，他的这种主张不被接受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狄仁杰以上主张之所以多不切实际，不为朝廷所采纳，除了受传统思想的影响外，他作为一位文臣，对军事问题的生疏，也是他的主张流于空泛的一个重要原因。与他的政治观点相比较，狄仁杰对边疆军事的主张明显地表现出自守性、封闭性的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