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发的故事
——[中国]鲁迅
星期日的早晨，我揭去一张隔夜的日历，向着新的那一张看了又看说：
“阿，十月十日，——今天原来正是双十节。这里却一点没有记载！”
我的一位前辈先生N，正走到我的寓里来谈闲天，一听这话，便很不高兴的对我说：
“他们对！他们不记得，你怎样他；你记得，又怎样呢？”
这位N先生本来脾气有点乖张，时常生些无谓的气，说些不通世故的话。当这时候，我大抵任他自言自语，不赞一辞。他独自发完议论，也就算了。
他说：“我最佩服北京双十节的情形。早晨，警察到门，吩咐道‘挂旗！’‘是，挂旗！’各家大半懒洋洋的踱出一个国民来，撅起一块斑驳陆离的洋布。这样一直到夜，——收了旗关门；几家偶然忘却的，便挂到第二天的上午。”
“他们忘却了纪念，纪念也忘却了他们！”
“我也是忘却了纪念的一个人。倘使纪念起来，那第一个双十节前后的事，便都上我的心头，使我坐立不稳了。”
“多少故人的脸，都浮在我眼前。几个少年辛苦奔走了十多年，暗地里一颗弹丸要了他的性命；几个少年一击不中，在监牢里身受一个多月的苦刑；几个少年怀着远志，忽然踪影全无，连尸首也不知那里去了。”
“他们都在社会的冷笑恶骂迫害倾陷里过了一生，现在他们的坟墓也早在忘却里渐渐平塌下去了。”
“我不堪纪念这些事。”
“我们还是记起一点得意的事来谈谈罢。”
N忽然现出笑容，伸手在自己头上一摸，高声说：
“我最得意的是自从第一个双十节以后，我在路上走，不再被人笑骂了。”
“老兄，你可知道头发是我们中国人的宝贝和冤家，古今来多少人在这上头吃些毫无价值的苦呵！”
“我们的很古的古人，对于头发似乎也还看轻。据刑法看来，最要紧的自然是脑袋，所以大辟是上刑；次要便是生殖器了，所以宫刑和幽闭也是一件吓人的罚；至于髠，那是微乎其微了，然而推想起来，正不知道曾有多少人们因为光着头皮便被社会践踏了一生世。”
“我们讲革命的时候，大谈什么扬州十日，嘉定屠城，其实也不过一种手段。老实说，那时中国人的反抗，何尝因为亡国，只是因为拖辫子。”
“顽民杀尽了，遗老都寿终了，辫子早留定了，洪杨又闹起来了。我的祖母曾对我说，那时做百姓才难哩，全留着头发的被官兵杀，还是辫子的便被长毛杀！”
“我不知道有多少中国人只因为这不痛不痒的头发而吃苦，受难，灭亡。”
N两眼望着屋梁，似乎想些事，仍然说：
“谁知道头发的苦轮到我了。”
“我出去留学，便剪掉了辫子，这并没有别的奥妙，只为他太不便当罢了。不料有几位辫子盘在头顶上的同学们便很厌恶我；监督也大怒，说要停了我的官费，送回中国去。”
“不几天，这位监督却自己被人剪去辫子逃走了。去剪的人们里面，一个便是做革命军的邹容，这人也因此不能再留学，回到上海来，后来死在西牢里。你也早已忘却了罢？”
“过了几年，我的家景大不如前了，非谋点事做便要受饿，只得也回到中国来。我一到上海，便买定一条假辫子，那时是二元的市价，带着回家。我的母亲倒也不说什么，然而旁人一见面，便都首先研究这辫子，等到知道是假，就一声冷笑，将我拟为杀头的罪名；有一位本家，还预备去告官，但后来因为恐怕革命党的造反或者要成功，这才中止了。”
“我想，假的不如真的直截爽快，我便索性废了假辫子，穿着西装在街上走。”
“一路走去，一路便是笑骂的声音，有的还跟在后面骂：‘这冒失鬼！’‘假洋鬼子！’”
“我于是不穿洋服了，改了大衫，他们骂得更利害。”
“在这日暮途穷的时候，我的手里才添出一支手杖来，拼命的打了几回，他们渐渐的不骂了。只是走到没有打过的生地方还是骂。”
“这件事很使我悲哀，至今还时时记得哩。我在留学的时候，曾经看见日报上登载一个游历南洋和中国的本多博士的事，这位博士是不懂中国和马来语的，人问他，你不懂话，怎么走路呢？他拿起手杖来说，这便是他们的话，他们都懂！我因此气愤了好几天，谁知道我竟不知不觉的自己也做了，而且那些人都懂了。……”
“宣统初年，我在本地的中学校做监学，同事是避之惟恐不远，官僚是防之惟恐不严，我终日如坐在冰窖子里，如站在刑场旁边，其实并非别的，只因为缺少了一条辫子！”
“有一日，几个学生忽然走到我的房里来，说，‘先生，我们要剪辫子了。’我说，‘不行！’‘有辫子好呢，没有辫子好呢？’‘没有辫子好……’‘你怎么说不行呢？’‘犯不上，你们还是不剪上算，——等一等罢。’他们不说什么，撅着嘴唇走出房去。然而终于剪掉了。”
“呵！不得了了，人言啧啧了；我却只装作不知道，一任他们光着头皮，和许多辫子一齐上讲堂。”
“然而这剪辫病传染了！第三天，师范学堂的学生忽然也剪下了六条辫子，晚上便开除了六个学生。这六个人，留校不能，回家不得，一直挨到第一个双十节之后又一个多月，才消去了犯罪的火烙印。”
“我呢？也一样，只是元年冬天到北京，还被人骂过几次，后来骂我的人也被警察剪去了辫子，我就不再被人辱骂了。但我没有到乡间去。”
N显出非常得意模样，忽而又沉下脸来：
“现在你们这些理想家，又在那里嚷什么女子剪发了，又要造出许多毫无所得而痛苦的人！”
“现在不是已经有剪掉头发的女人，因此考不进学校去，或者被学校除了名么？”
“改革么，武器在那里？工读么，工厂在那里？”
“仍然留起，嫁给人家做媳妇去。忘却了一切还是幸福，倘使伊记着些平等自由的话，便要苦痛一生世！”
“我要借了阿尔志跋绥夫的话问你们：你们将黄金时代的出现预约给这些人们的子孙了，但有什么给这些人们自己呢？”
“阿，造物的皮鞭没有到中国的脊梁上时，中国便永远是这一样的中国，决不肯自己改变一支毫毛！”
“你们的嘴里既然并无毒牙，何以偏要在额上贴起‘蝮蛇’两个大字，引乞丐来打杀？……”
N愈说愈离奇了，但一见到我不很愿听的神情，便立刻闭了口，站起来取帽子。
我说，“回去么？”
他答道，“是的，天要下雨了。”
我默默的送他到门口。
他戴上帽子说：
“再见！请你恕我打搅，好在明天便不是双十节，我们统可以忘却了。”
一千元
——[美国]欧·亨利
“给，这是你的一千元。”律师表情冷淡，他对眼前这个年轻人不抱有任何好感。
理查德·沃林笑着接过薄薄的一叠钞票。“一千元？这么少，怎么个花法，可真叫人为难。当然，我可以找个高级旅馆像王子那样住上几天；我也可以辞去事务所工作，而去干我愿意干的事——画画儿，我可以画上几个星期。可是，我以后怎么办呢？我把事务所的职位丢掉了，钱也花光了。如果这笔钱的数目少一点，那我就可以为自己购置一件漂亮的新外套或一台收音机，再或者请朋友吃一顿；如果数目大一点，我就可以辞去事务所的工作，去画画儿。然而这笔钱这样嫌多，那样又嫌少，这该怎么办？”
“你一定要把你叔父的遗嘱弄明白，”律师说，“遗嘱中说明了他去世以后如何处置他的财产。我必须请你记住一点：你叔父说过，你把钱用掉之后，必须马上交给我一个书面报告，要确切地说明你是怎样花这笔钱的。这是你叔父的遗愿，在遗嘱上写着。希望你按照他的嘱咐去做。”
“当然，我会按照他的遗愿做的。”年轻人回答道。
理查德·沃林，这个年轻人不坏，也不傻。他就是不乐意在事务所工作。他真正喜爱的是绘画，而且画得不错，但是靠画画儿挣不来钱。在以前，不论什么时候，他那阔叔叔一给他钱，他就花了。因此那位阔叔叔说：“他是个小傻瓜，不知道如何花钱。”
理查德·沃林到他的朋友老布雷逊那儿去，发现他拿着报纸，快睡着了。
“我刚从我叔叔的律师那里来，”理查德说，“我叔叔只留给我一千元，等我用掉了，还得告诉律师我是怎么用的。一个人有了一千元，不多也不少，但我不知道该怎样消费它。”
“我原来以为你叔叔是个大阔佬，至少有五十万元呢。”
“不错，”理查德说，“可他没留给我。他给他的每一个仆人一百元和一枚金戒指，给我一千元。我想，他把其余的钱都给了医院或者诸如此类的单位……你说，一千元能干些什么？”
“难道他的钱再没有别人可给了吗？他没有其他亲属吗？”布雷逊接着问。
理查德停了半晌后回答：“有一个玛丽·海顿，是我叔父的一个朋友的女儿。她住在我叔叔家里，她跟仆人们一样，也得到一百元和一枚金戒指。但愿也给我一百元和一枚金戒指就好了，那我就可以和我的朋友们一块儿美美地吃一顿，完事大吉。好了，千万不要把我当做傻瓜，告诉我，一个人拿了一千元该怎么办？”
老布雷逊摘下眼镜擦起来。
“至于这一千元钱，怎么说呢？有的人可用来买一所住宅，不过是所小房子，而对他来讲就是一所住宅啦。另一个人也许会去请一个好医生给他的妻子看病。另外，这笔钱也够一个聪明的孩子在走读的学校里读几年书，但要是在蒙特卡洛，这点儿钱几秒钟之内就会输个精光。这笔钱还可以买一幅好画儿，或者一颗光彩夺目的宝石，也可以为一本不太厚的学术著作付印刷费……”
“好了，好了，别说了，我不是来听你讲这些的，告诉我，要是你，该怎么处理这些钱？”
“你可做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把钱送给一个穷人，他会恰到好处地使用这笔钱，因此获得幸福。而你就当什么事都不曾发生过，像往常那样生活下去。”
在布雷逊住宅外面，理查德·沃林正在琢磨：把钱送给一个善于花钱的人，他能从中得到幸福。我可以为一个多情的俏佳人买一颗宝石，那位在剧院唱歌的克拉拉·莱恩长得漂亮，可是她戴的宝石戒指价值好几千元，她不可能从一枚只值一千元的戒指上得到什么幸福。我可以把钱送给事务所的看门人，他曾说过，有了钱之后，要开一家酒店，可这可算不上把钱用在恰当的地方。我还可以把钱送给坐在广场上乞讨的那个瞎子，不过人们给他不少钱了，他在银行里的存款肯定超过一千元了，他不需要这笔钱。
想着想着，理查德跳上一辆公共汽车，回到了律师事务所。
“你能告诉我，”理查德问道，“除了一百元和一枚金戒指，我叔叔是不是还留给海顿小姐别的什么东西了？”
“没有。”律师回答。
理查德转身来到了叔叔家。海顿小姐还在那儿。她正坐着写信，一看到理查德进来，忙把信纸翻过去，还把手放在上面。
“我从律师那儿得知，”他对海顿说，“我叔叔除了留了那份遗嘱外，还有个附件，是事后想起来补充的。这是我叔叔给你留下的一千元。你查点一下，看对不对。”他把钱放在桌子上。
“哦！”海顿小姐惊呼了一声。
“我以为……”他说，“我想……”他说不下去了，而凝视着她那亲切可爱的面孔和一双和善的眼睛。接着他环顾这个漂亮的房间，真是富丽堂皇。他不禁想起了他自己的那所离城很远的破旧的寓所。向她求婚是不理智的，她不会幸福的。他赶紧走了。
理查德一返回律师事务所，就在一张纸上写道：“考虑到不会有人能更好地使用这笔钱，并从中得到更多的幸福，理查德·沃林把一千元赠给了他认为这世界上最美丽最可亲的海顿小姐。”
他走进律师的房间。
“我已经把那一千元花出去了，”他说，“我还写了一个条子，说明我是怎么花的……今天天气可真好，春光真的很明媚！”
律师没有接条子，他站起身走出了房间。过了一会儿，他拿着一大张纸回来了。
他庄重地说：“沃林先生，这份文件是你叔父交给我的，他嘱咐我，一定要在你用完一千元并书面报告给我你是如何使用这笔钱以后，再宣读这份文件。文件上说，如果你把这一千元钱都用在做善事，表现出你的无私上，你会再获得十万元。但是，如果你把钱胡花乱用了，这十万元就给他朋友的女儿玛丽·海顿。我现在就看你写的是什么。”
律师伸手去拿条子，理查德动作早了一步，他抓起条子塞进了口袋。
他说：“不必念了，我在赛马场上把大部分钱输掉了，剩下的钱都吃光喝掉了。”
“你很愚蠢，年轻人，你太愚蠢了！”律师遗憾地说。
“我要见沃林先生，”玛丽说，“他就在这个办事处工作，我有封信要给他。”
理查德从他办公的那个房间走出来，看见玛丽·海顿等着要见他。
“理查德，”她说，“你来看我的时候，我正在给你写信。现在我把它完成了，你最好看看。”
理查德·沃林展开信。
亲爱的理查德：
现在你叔叔已经去世，我就没有任何顾虑了，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我知道，你想要我嫁给你，但你不愿求婚，原因在于你认为自己很穷，怕我不愿意。亲爱的理查德，我不怕——如果你也不怕跟一个爱着你的穷女人结婚的话，那我们结合吧！我知道，你爱我。
玛丽
“我已经告诉律师，你做了什么事。”玛丽说，“因此，除了那一百块钱和那枚戒指以外，我一无所有，同当初一样。”
避雷针
——[美国]马克·吐温
我所攻读的是一门严肃的学科——政治经济学，在每天的上午，我总是搬来一堆书，准备写作，由于此项工作要用去我几乎所有的时间，所以，我极不愿有人打扰我。
这天，我同往常一样，开始了写作，但是刚刚写了“政治经济学乃是一切善政之基础……”几个字，我的工作就被打断了，说是楼下大门口有一个陌生人有事要见我。我从楼上下来，问他有什么事，同时竭力不让我的政治经济学的思绪跑掉。我虽焦急万分，他却不慌不忙。
他说他途经这里，发现我的房子上需要装几根避雷针，因此冒昧来打扰。
我说：“我知道，你的意思是什么？”他说没有别的，只是他很愿意帮我装。
我尽力装出是一个会当家的好手，漫不经心地回答说：“我早就想装上那么七八根避雷针了，只是由于……”陌生人听了这话倒是一怔。
我私下认为，即使他看出了我不懂装懂，他也一定不会点破的。只听见他说，在全城所有主顾中他最乐意为我效劳了。
我说那你就看着办吧，说完正想走，他又把我叫住，说是需要知道到底想装多少“针”，装在房子的什么位置上，杆子要求哪种质量。
我告诉他装8根“针”，全装在房顶上，杆子哪种好用哪种。
他说他供应的普通的一种是每英尺20美分，铜质的是25美分，镀锌的螺旋状杆要30美分。
我说用螺旋状杆。他又接着说，要想把事情干漂亮，不管任何人看了都一致感到羡慕，都异口同声说有生以来从未见过这样对称布局的一组避雷针，那么他认为至少要用上400米。
我急着回去继续我的文章，所以，我立刻回应他，说按他的意思办，我终于摆脱了他，继续从事我的政治经济学。但是当我费了半个小时才使我的思路收拢时，我的工作又被他打断了。
我又再次面对着装避雷针的人，他还是一副镇静自若的样子，我则相当地烦躁。
他站在那里，像在品评鉴赏似地朝着我房顶上的主烟囱方向眺望。他说：“眼前这景致简直会使人产生新的乐趣。”接着又说，“你能否告诉我，可曾看见过比单独一个烟囱上就装有8根避雷针更美的景色吗？”
我回答他，在我的印象中还不曾有过。他说他认为，天下除了尼亚加拉瀑布外，再没有比这更为壮观的自然风光了。只不过有一点稍显不足，那就是还应在屋顶周围再分散装上8根避雷针。
我跟他说我的时间很紧，让他再装8根避雷针，添加500英尺螺旋状杆。
这一次，我估计足足花了一个小时才把被打断的思路拉回来。但是装避雷针的人又传话上来要找我。
他说他是万般无奈之下，没有办法才不得不打搅我的。因为他这个人做事非常追求完美，而且一丝不苟。刚才干完活，累得要命，正想停下来休息，一抬头发现原先的计算出了一点点问题。他说，如果这样，万一雷暴到来，光凭这16根避雷针是无论如何也不能保证这所最心爱的房子完整的。
“好了！好了！你不要再打扰我了，让我安静安静吧！”我说，“如果行得通，你装它150根，在厨房里装一根，牲口棚上装一打，那只母牛身上装一对！厨师脑袋上也装上一根！你把你的材料全用上，爱装什么装什么，但愿不要再来打扰我！”
当他再一次见我时，我对他说：“不要再说了，报报账吧。900美元可以吗？那么街上集合了这么多人干什么？怎么？原来是看避雷针！难道他们从未见过避雷针？是没有见过一座房子上装了这么多避雷针吗？这有什么好看的？少见多怪！但我还应下楼照看着点。”
在随后的24小时内，我这座房子竟成了全城的一大奇观和人们议论的话题。房子所在的街道，日夜都被看热闹的人群挤得水泄不通。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因为这时来了一阵雷暴雨，雷电直冲着我的房子打下来。过了5分钟，周围半英里内再也看不到一个观众了，但是在同样的距离外，所有高楼大厦的每个窗口和屋顶上却都挤满了人。
说来也情有可原。因为好像是几十年内积聚起来的全部流星和烟火都倾泻到我这孤立无援的房顶上来了。
当时的计算结果显示，我的房子在40分钟内竟遭到了764次雷击。雷电是这样迅速地一个接着一个沿着螺旋状杆打到地里去，使人们都来不及搞清楚雷是怎么打下来的。
我敢说，从人类诞生以来，这种事绝对是第一次发生。好在可怕的围困总算解除了，因为这时笼罩在我们头顶的云层里肯定再也没什么可抛的了。
我顺便要告诉大家一声，在雷电袭击我房子的时刻，我是没有办法继续写我那还没完成的政治经济学了。
庄园恐怖夜
——[美国]爱伦·坡
靠近年终，天越发黑暗起来，乌云压顶。我就在这样的一天，骑着马在乡村公路上前行着。夜幕降临时，厄舍庄园出现在了我的面前。我在庄园旁边的寂静昏暗的湖边下马。湖水映出庄园及其四周树木的倒影，黑乎乎一片。倒影中有些东西使我感到害怕，尽管我说不清那是什么。
我仰起脸，看了看这座老房子，房子是由石头砌成的。房子的正面好像有一道裂缝，从墙顶向下一直延伸到水边，消失在黑色的湖水中。
我这次来，主要是冲着我儿时的伙伴罗德里·厄舍来的，我们已经有好些年没有见面了，他的情况我也所知不多。但是，他最近给我写了封信，要我到这里来。我的朋友会见我的那个房间黑漆漆的，但是我还是感觉到了他的巨大变化。他病恹恹的，而且目光中透露出一种狂乱的神情。他神色慌张，常常忙活一阵，随后便突然安静下来。他对我说，他患了一种无法治愈的疾病。
依我看，最为严重的是，他充满了恐惧，甚至对房子也表现出一种不可抑制的恐惧。他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这座房子主宰了他的思想。恐惧已经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
在所有的事情中，他最怕的就是死。他说，他的妹妹梅德琳快要死了，他将成为他家里最后一个人了。他害怕在她离世后孤独地死去。
梅德琳也住在这座房子里，但在她死之前，我与她仅仅见过一面，话也未曾说过，那时我看到她慢慢地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去了。
在厄舍告诉我他妹妹死亡的有关情况之前，我们一直在研究一本很怪异的书，这本书是在某个被遗忘的教堂发现的。书上讲述了一种叫做“守望死者”的习俗。
在梅德琳死后的一天，厄舍突然告诉我，他不准备即刻埋葬他妹妹。也许由于神经错乱，他打算亲自守望死者！不过，他对自己作出的决定给我说了两条充足的理由：首先她被埋葬的地方距离很远；其次，她的病非同寻常，大夫可能会在她下葬之前寻问有关问题。于是，我和厄舍将她的遗体抬到了楼下的一个小房间里。她穿着雪白的长礼服静静地躺在冰冷的石板上。锁上门后，我和厄舍转身离去了。
从此，我的朋友越发变得古怪了。他的一举一动、一呼一吸都带着恐惧。我也变得恐惧起来。甚至整座房子都使我心惊肉跳。
一周的时间转眼过去了，有一天夜里，突然狂风大作，令人毛骨悚然。但风停时，我却仍能听到那声音。我也弄不清那声音是哪里发出来的，但我心里很害怕。
在这个狂风肆虐的夜里，厄舍敲开了我的房门。“你没看到它吧？”他问我。他打开窗户，风呼地卷了进来。他野人似的仰望着夜空。他似乎看到了我无法看到的东西。
“快把窗户关上吧！”我说，“天气太冷。这有一本书，我读给你听，让我们一块儿来度过这个恐怖之夜。”
这本书一点儿意思也没有，但是除此之外，我没有第二本书。我开始给厄舍读了起来。“有人拉倒了门，发出木头破裂的声音。”我猛地停止朗读。我仿佛听到房里什么地方响起了同样的声音。我对自己说这是风在吼。书中的故事已经使我注意到了这一点。
我又接着给厄舍读下去，故事中，那人闯进房里，发现房里有一只大动物。他击打那只动物，它大声叫唤起来。我又一次停了下来，因为我又听到了和故事中相同的声音。我看了看我的朋友，他似乎快要睡着了。“那些声音真的存在吗？”我问自己，停了一会儿，我又读了起来。故事中，一大块铁掉在了地板上。我一读到这句话，就听到我们下边什么地方发出如同铁掉在地板上的声音。
我一下子跳了起来。厄舍仍然坐在椅子上，他向两边慢慢地动了动。他没有看我。突然，他开始说话了，不过，他不是对我说话，而是在自言自语。
“听，那声音，我听见了，真的，很久很久以前，我就已经听见了。但是，我不能说。我们是把她活着锁起来的！很久了，我就听到了她的动静，我好害怕！就像书中的故事一样。那些声音就是她发出的。啊！我该去哪儿呀？她会问我为什么要那么快就把她放在那儿。她现在就要来了。我听见她上楼的脚步声了。我听到她咚咚的心跳声了！”
突然，他从椅子上跳起来，大声喊道：“我告诉你，她现在就站在那边！”
厄舍说着将手指向我的房门口。这时，门慢慢地打开了。初时，我以为门是被风吹开的，哪知，我看到有个人站在门口。是梅德琳·厄舍。她的雪白的礼服上血迹斑斑。她一定是从楼下锁着的房里出来时把自己弄伤了。
她在门口站了片刻，随后开始向门里走来。最后，她气息奄奄地倒在她哥哥的身上。他们兄妹是一起倒地的，厄舍因惊吓而死。
我冲出房间，冲进暴风与黑暗中。而后，我看到我脚下的地上有一道奇异的光在闪烁着。我转过身想看一下那道光来自什么地方，因为房里昏黑一片。一轮血红的满月破云欲出，悬在空中。我看清楚这道光是透过房子墙壁裂缝射过来的，我第一次看到房子时那道裂缝很小，但现在显然加宽了。在我看它的时候，它还在变宽。转眼之间，狂风骤起，一轮满月和盘托出。房子的四壁正在倾倒。随之而来的是巨浪怒涛的声音——我脚边的黑色的深湖静静地、不可阻挡地将厄舍庄园揽在了自己的怀抱里。
雨中的猫
——[美国]海明威
这旅馆里的二楼住着一对美国夫妇，他们来来往往进出房间，碰到了不少人，但没有一个认识的。他们的房间面对着海，也面对着公园和战争纪念碑。公园里有棕榈树和绿长凳。天气晴朗时，总有个艺术家带着画架来这画画。艺术家们喜欢棕榈树的长势和面向公园与海的旅馆的明快色彩。而意大利人不辞辛苦地从远方跑来瞻仰这战争纪念碑。碑是用钢做的，在雨中闪烁着光。天正下着雨。雨水从棕榈树上滴下来。砾石路上积水成池。海水在雨中突然变成一条长线，从沙滩下去，又涌上来，在雨中再化成一条长线。汽车从战争纪念碑边上的广场开过去，广场对面的咖啡店门口站着一个侍者，他若有所思地望着广场发呆。
那位美国妻子正向窗外看着。他们窗口下面刚好有一只猫蜷伏在一张滴水的绿桌子底下，尽力把自己围得严严实实的，以免被雨淋湿。
“我要把那只猫抓上来。”美国妻子说。
“我去。”她丈夫在床上说。
“不，我去。可怜的小猫想在桌子底下躲雨呢。”
丈夫听了，重新躺下看起书来，但说了句：
“别淋湿了。”
妻子下楼去了。当绕过柜台时，旅馆的老板站起来向她点头致敬。他的办公桌在远离柜台的一侧，他是个老头，个子挺高。
“下雨了！”那位美国妻子说。她对这个旅馆的老板挺有好感。
“是的，是的，太太。天气太坏了，太坏了。”旅馆老板说。
他站在那阴暗的房间里远远的办公桌后面。那位美国妻子之所以对他抱有好感，有几方面原因：她喜欢他那种任劳任怨的死板的严肃态度；她喜欢他的举止端庄；她喜欢他点头哈腰、毕恭毕敬的样子；她喜欢他那当老板自以为是的神态；她喜欢他那很沧桑的脸孔和一双大手。
他们都向门外看去，雨下得更大了。一个穿着橡胶披风的男人正穿过空荡荡的广场到咖啡店去。她绕到右边。她想她是否可以沿着屋檐下面走过去。这时，有人从后面给她打开了一把伞。这是照料他们房间的女侍者。
“太太，要注意，不要让雨淋着。”她微笑着，讲的是意大利语。不用说，是老板派她来的。
她在女侍者的陪同下，走到他们窗子下面。桌子在那里给雨水冲洗得绿闪闪的，可是猫不见了。她突然很失望。女侍者望着她。
“您在寻找什么？”
“刚才那只猫。”美国妇女说。
“猫？”
“是的，可它现在却不在了。”
“猫？”女侍者笑了，“雨中的猫？”
“对，”她说，“在桌子底下。”又说，“啊，我太想要它了。想要只小猫。”
她说英语时，女侍者绷着脸。
“回吧，太太，”她说，“我们该进去了，否则您会淋湿的。”
“那好吧。”美国妇女说。
她们顺着砾石路往回走，进了门，女侍者在门外合了伞。
当绕过柜台时，旅店老板又一次表示了自己的恭敬。她内心感到这是小事，也是麻烦事。老板使她觉得这事虽小，却实在是挺重要的。她一时感到这简直太重要了。她走上楼梯，开了房门。乔治还在床上看书。
“那只猫呢？”他放下书问道。
“跑了。”
“跑了？往哪儿跑了？”他目光从书本上移开。
她坐在床上。
“我十分想拥有这只猫，”她说，“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想要它。我要那只可怜的小猫。让一只可怜的小猫在雨中淋着我可受不了。”
乔治继续看书。
她起身，坐在梳妆台的镜子面前，用手镜照着自己，端详着侧面，先看一边，再看一边，然后细看头部和脖子后面。
“我把头发留起来，你说好不好？”她问他，又看着侧面。
乔治抬起头来，看见她脖子后面剪得短短的像个男孩。
“这个样子挺不错的，我很喜欢。”
“这个样，我可烦死了。”她说，“像个男孩，我可烦死了。”
乔治换了个姿势。她开始讲话以来，他目光一直没离开她。
“你看上去十分美丽。”他说。
她把镜子放在梳妆台上，走到窗口往外看。天渐渐黑了。
“我要把头发往后梳，又紧又滑，在后面打个大结子，我能感觉到。”她说，“我要只猫坐在我怀里，我摸摸它，它就喵喵地叫。”
“是吗？”乔治在床上说。
“我吃饭时要用自己的银器，我要蜡烛，我要把它点燃，我要在镜子前面捋头发，我要一只小猫。另外，我要为自己添置几件新外套。”
“好了，不要说下去了，还是看看书吧！”乔治说，他又去看书了。
他的妻子又望向窗外。天很黑了，雨水仍不停地打在棕榈树上。
“无论如何我要一只猫。”她说，“现在我就要一只猫。如果我不能有长头发或什么好玩的，我能有只猫也挺不错。”
乔治没听到，他正在专心看他的书。广场上的灯开始亮起来。
有人敲门。
“进来。”乔治说，他放下书本，抬起头来。
门口站着女侍者。她贴身紧抱着一只龟纹的大花猫。猫从她身上跳下来。
“打扰你们了，”她说，“老板叫我把这只猫给太太送过来。”
一个悲剧
——[美国]杰克·伦敦
故事发生在哈莱姆区，芬克太太来到一楼卡西迪太太家闲聊。
“你看美不美？”卡西迪太太说。
她得意洋洋地转过脸来让芬克太太瞧。芬克太太吓了一跳，只见卡西迪太太一只眼睛已睁不开了，周围一大圈青紫；嘴唇开了个口子，还有点淌血；颈项两边都有红红的手指印。
“啊！你的丈夫怎么能这样对待你，我的丈夫从不这样。”芬克太太说，不让羡慕之情外露。
“要是我的丈夫一星期不打我一次，我会很难受。”卡西迪太太宣称，“他打我是因为心中有我，你说是不是？不过这一次可打得不轻，我现在眼前还冒金星。不过这星期剩下来的几天里，他会成为城里最讨人喜欢的人。他要为此补偿我，至少要买两张戏票，因为我另一只眼睛还能看戏。另外，他一定还会给我买一件绸衬衫。”
“可我认为这样不好。”芬克太太得意地说，“我丈夫绝对是个大丈夫、真君子，决不会抬起手来打我。”
“好了，别唱高调了，玛吉，”卡西迪太太一边搽金缕梅止痛水，一边笑着说，“你这是忌妒。你丈夫过于冷冰冰、慢吞吞，当然不会打你。他回到家里只会在一旁坐着，手里拿着份报纸做体操——是不是这么回事？”
“我先生回到家确实要看看报，”芬克太太点头承认，“不过他从来没有打过我一下，只在读报中享受，这我承认。”
卡西迪太太像一个心满意足的幸福主妇似的笑了。她带着科尼莉亚现宝的神情，拉开和服式晨衣的领口，显示出另一处秘而不宣的伤痕：酱紫色的一大片，边缘呈橄榄色和橙红色。
芬克太太败下阵来，眼神变得黯淡下来，对卡西迪太太既忌妒又钦佩。一年以前，她同卡西迪太太都还是独身，她俩是城里一家纸箱厂的一对要好的朋友。现在她同她的先生正好住在卡西迪太太同她的先生的头顶上的一层套房，因此她不好跟卡西迪太太装模作样。
“当你丈夫打你的时候，你感觉痛吗？”芬克太太好奇地问。
“当然！”卡西迪太太发出一声快乐的高叫。“可话又说回来了，你碰到过一座砖头房子倒下来压着你的事吗？噢！对了，正是这么一种感觉——就像他们正在将你从废墟里刨出来。杰克的一记左手拳意味着两张日场戏票同一双新牛津鞋，而他的右手拳，嗯，那就得到科尼岛去玩一趟，加上半打网眼丝袜作为补偿。”
“但是，他打你的理由是什么？”芬克太太眼睛睁得大大地问道。
“傻瓜！”卡西迪太太疼爱地说，“说什么理由，因为他喝醉了酒。通常是星期六夜里。”
“可无论如何，你总得给他个由头。”芬克太太不肯罢休。
“哪有什么由头，这么说吧，我们不是夫妻吗？杰克喝得醉醺醺地回来，而我又在家里，不是吗？他想发泄，不打我又能打谁？你说是吧？有时候是因为晚饭还没有准备好，有时候是因为晚饭早已准备好。什么原因杰克并不在乎。他只不过是喝醉了，后来他记起他是结了婚的人，就跑回家来，打我一顿。每到星期六晚上，我都把家具挪开，特别是那些有棱有角的。这样，当他动手的时候我不会磕破脑袋。他一记左手拳把我打得跌倒在地！有时候我倒地不起，他也就不再继续了，不过，要是我觉得这个星期想到哪里去玩玩，或者需要买件新衣服，我就跳起来让他再打。昨天夜里的情况就是这样。杰克知道我想要一件黑色绸衬衫，想了一个月了，我以为单是一只眼给打肿了不一定就能到手。你等着瞧，玛吉，我跟你赌一块冰淇淋，今天夜里，我一定会拥有一件漂亮的黑色绸衬衫。”
芬克太太一下子陷入沉思。
“我家马蒂从来不打我一下。”她说，“正如你刚才所言，他一下班就闷声不响地回家，一句话也不说。他从来不带我上街逛逛，在家里老是坐在椅子里消磨时间。他也买东西给我，但是每次总是闷闷不乐的，因此我也不稀罕那些东西。”
卡西迪太太伸出一只胳膊抱住她的好朋友。
“我很同情！”她说，“可是，不是人人都能找到一个像杰克那样的丈夫。假如大家都像他，婚姻就无缺憾了。你听说过那些心怀不满的妻子吧？她们缺的就是一个男人回到家里，每星期踢断她一根肋骨，然后用接吻和巧克力奶油冰淇淋来补偿。这样的生活才是她们需要的。我要的是一个有主人派头的男人，喝醉了揍你一顿，没有喝醉抱你一阵。我从不想与那种没有魅力的男人交往。”
芬克太太叹了口气。
正在这时，门突然被打开，紧接着一阵响动在过道传来，是卡西迪先生回来了，只见他两只胳膊都夹着包裹。玛米飞身向前吊住他的脖子。她那只完好无损的眼睛里闪烁着爱情的光芒，与那个被追求她的人打昏并拖到茅屋里来的毛利女郎醒过来时眼中闪烁的光毫无二致。
“噢，亲爱的！”卡西迪先生高声大叫。他丢开包裹，用力地抱着她举了起来。“我买了巴纳姆-贝利剧场的票；如果你打开那个有绳子的包裹，你一定会发现那件绸衬衫——哦，晚上好，芬克太太——我才见到你，对不起。老马蒂近来好吗？”
“他近来不错，噢，谢谢你的问候。”芬克太太说，“我得上楼去了，马蒂快回来吃晚饭了。明天我将你要的花样带下来给你，玛米。”
芬克太太上楼来到自己的房间，伤心地哭了起来。这是一种说不出什么名堂的哭泣，这种哭泣只有女人才懂，没有什么特殊原因，只会让人觉得滑稽可笑。这是女人伤心时短暂而绝望的哭泣。难道他对她根本不关心？他们从不拌嘴，他回到家里就懒洋洋地东靠靠，西靠靠，一副忧郁、痛苦的样子，他倒是个蛮不错的供应商，可是他忽略了生活中的香料，无法使生活变得有滋有味。
芬克太太感觉生活中的船要停泊了，好没意思，她的船长的活动范围介于葡萄干布丁和吊床之间。他要是时不时走过来拍拍船帮或者在后甲板上顿顿脚该多好！她多么希望有一次开心的航行，在快乐岛的几处港口逗留。而现在，她的这个美好愿望看来是无法实现了。她同她的练拳对手在平平淡淡的若干回合中，没留下一处伤痕可以给人看，她厌烦透了。在这方面，她一度痛恨过玛米。看那玛米，时时带着伤口和青肿——礼物和接吻是她的止痛药膏——同她那好斗的、粗暴的、可爱的伴侣正进行着一次难忘的开心的航行。
芬克先生七点钟回家。他恨透了家务事，也不喜欢在安乐舒适的家门以外闲逛。他是坐有轨电车上下班的人，他是吞食了猎物的蟒蛇，他是倒下来就躺在那儿不动的大树。
“晚饭怎么样？合不合口味？”芬克太太问马蒂。
“唔！不错，很好吃。”芬克先生咕哝了一声。
吃过晚饭，马蒂单穿着袜子，找了张报纸，坐在那里看。
起来吧，新时代的但丁，为我歌唱地狱里最安全的角落，好让那光穿袜子坐在屋内的先生有个好去处。耐心的姊妹们由于亲属关系或者责任心通常会无任何怨言，不管他的袜子是丝的、棉纱的、莱尔线的，还是羊毛的，难道除了一言不发，就不能写出新的一章？
第二天是劳动节，卡西迪先生和芬克先生一整天不要上班。工人们得意洋洋地参加游行，或者聚在一起取乐。
芬克太太一早就把花样给卡西迪太太送过来了。玛米已经穿上了新的绸衬衣，连她那只挨了打的眼睛都勉为其难地放射着节日的光芒。杰克的忏悔是慷慨大方的，他们已经订了美妙的计划，包括逛公园、野餐、喝比尔森啤酒。
芬克太太是充满复杂的心情回到自己房间的。玛米是多么幸福，虽然这种幸福使她伤痕累累，但也是有补偿的。这种幸福能让玛米一人独享吗？马蒂·芬克同杰克·卡西迪肯定不相上下，难道他妻子就永远不挨揍也得不到爱抚吗？芬克太太突然想到一个让她自己都感到窒息的主意。她要让玛米瞧瞧，她的丈夫也会动拳头，事后说不定比杰克更为情意绵绵。
对芬克一家来说，劳动节过得同平时的假日一样正常。厨房里的洗衣槽里，两个星期的脏衣服已经浸泡了一夜。芬克先生单穿着袜子坐着看报。难道劳动节就是在劳动中过去吗？
妒火在芬克太太的心中升高，而升得更高的是一个大胆的决定。如果她的先生想揍她——如果他一直不想表明自己是个男子汉大丈夫，有他的特权，不想表明对夫妻关系的兴趣，她就得刺激他尽他的本分。
芬克先生点着烟斗，用穿着袜的脚趾轻轻地擦着另外一只脚的脚踝。他很满意目前这种生活状态，就像一块未溶化的羊油嵌在布丁里面，这就是他的平稳的极乐世界——舒舒服服地坐着，从报纸了解外面精彩的世界，耳听妻子洗衣服时肥皂水的溅泼声，闻着已收拾进去的早餐和即将摆出来的午餐的美味。他满意极了，他心里又怎么会冒出打老婆的念头。
芬克太太开了热水龙头，将搓衣板插进洗衣槽。这时，卡西迪太太开心的笑声传了过来。这笑声像是一种嘲弄，是向楼上从未挨过揍的新娘卖弄自己的幸福。芬克太太该采取行动了。
她突然像个泼妇似地转向那个看报的人。
“你这游手好闲的懒鬼，”她大叫道，“我整天不休息，忙得焦头烂额来服侍你这个没出息的东西！你到底是人还是离不开厨房的狗？”
马蒂惊愕地抬起头，一时间他弄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芬克太太怕他不会动手，因为还没有惹得他上火，就跳上前去，朝他脸上狠狠地一拳，同时对他感到一阵热爱，那是她好些时日都没有感到的。“你站起来，马蒂·芬克，拿出你的魄力！”啊，她想就要感到他拳头的分量了，只为了表示他关心她，只为他心中还有她。
芬克先生跳了起来，因为玛吉另一只手猛地一挥击中他的下巴。在这可怕而又幸福的时刻，她闭上了双眼，等候他的回击，快来吧！她念着他的名字，她向盼望中的一击迎过去，为这一击她等得好辛苦。
在下面一层的套房里，卡西迪先生正满脸愧色地替玛米的那只眼睛搽粉，准备出游。从楼上传来女人的洪亮的声音，毫无疑问是家庭冲突发出来的声音。
“马蒂同玛吉在吵架？”卡西迪先生猜测。“想不到他们也来这一手。我要不要跑上去，问他们要不要纱布卷儿？”
卡西迪太太一只眼珠亮得像钻石，另一只至少像浆糊。
“哦！哦！”卡西迪太太突如其来地含含糊糊地应着，“噢，你先别去，让我——让我先去看个明白。”
她快步登楼。她的脚才踏上上一层楼房的过道，芬克太太就从厨房门口猛地奔了过来。
“啊，玛吉，”卡西迪太太压低嗓音愉快地叫道，“怎么？他打你了？啊，他打你了？”
芬克太太奔过来，脸贴着好友的肩膀，伤心地哭泣。
卡西迪太太捧着玛吉的脸，轻轻地抬了起来，看见她满脸泪痕，红一阵，白一阵，可是在她那又白又红、带着雀斑的柔软的漂亮脸蛋上却找不到被打的痕迹。
“告诉我，玛吉，”玛米求她，“让我进去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他打你了吗？他怎么动的手？”
芬克太太的脸又一次失望地埋到她好友的怀里。
“求求你，看在上帝的面上，不要进去。”她哭泣道，“不要告诉任何人，更不要声张。他没有打我，一下都没有，他——他在，啊，上帝，他正在洗那堆脏衣服。”
出名
——[俄国]契诃夫
夜里12点钟，米佳·库尔达罗夫疾风般地冲进父母的住宅，转眼间跑遍了每个房间，神情十分激动。那时父母已经上床休息了，妹妹还躺在被窝里读着一本小说的最后一页，几个上中学的弟弟也已经睡着了。
“你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双亲惊奇地问道，“告诉我，孩子，你怎么了？”
“噢，先别问！我怎么也没料到！没有，我怎么也没料到呀！这……这像做梦一般，太出人意料了。”
米佳哈哈大笑起来，坐到安乐椅上，他兴奋得站也站不稳了。
“这怎么可能？你们想象不到！”
妹妹跳下床来，把一条被子披在身上，走到哥哥跟前。几个弟弟也醒了。
“发生了什么事？你脸色不好呀！”母亲又一次关心地问道。
“我没什么，真让人高兴，好妈妈！要知道，现在整个俄罗斯都知道我了！真的！以前只有你们知道这世界上有个十四等文官米佳·库尔达罗夫，而现在呢，整个俄罗斯都知道了！好妈妈！哦，太不可思议了！”
米佳跳起身来，又跑遍了每个房间，然后又坐下来。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给我们说清楚吧！”
“你们不问世事，从来不看报纸，也不注意众所周知的事情，可是报纸上有那么绝妙的东西啊！只要有什么事情发生，马上就会公诸于世，什么也瞒不住。我是多么幸福啊！啊，上帝呀！原先只有知名人士上报、出名，而现在我也上报了，我出名了！”
“你说什么？在什么报纸上？”
父亲脸色变得苍白起来。母亲望着圣像，在胸前画了个十字。弟弟们跳下床来，都穿着一个式样的短睡衣，走到哥哥跟前。
“不错！报导我！现在整个俄罗斯都知道我了！您，好妈妈，把这份报纸收起来作个纪念吧！没事拿出来读读。你们请看！”
说着米佳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报纸，递给父亲，用指头戳戳蓝铅笔画过圈的地方。
“看一看吧！”
父亲戴上眼镜。
“快点呀！”
母亲望着圣像，又在胸前画了个十字。父亲咳嗽了声，念起来：
“12月29日晚上11点钟，十四等文官米佳·库尔达罗夫……”
“听见了吗？我出名了，快，不要停下来，接着念。”
“……十四等文官米佳·库尔达罗夫走出坐落在小勃龙纳亚街的科兹欣啤酒馆时，已醉得不成样子……”
“我这是和谢缅·彼得罗维奇在一块……一切细节都写到了！接着念吧！念下去！听着！”
“他已走不稳路了，突然，他跌倒了，正倒在停于该处的一位马车夫的马蹄子底下，马车夫是尤赫诸夫斯基县杜雷基纳村的一个农夫。受惊的马从库尔达罗夫的身上跳过去，拖着的雪橇从他身上辗了过去，车上面坐着莫斯科的二等商人斯捷潘·鲁科夫。马在大街上狂奔，但终于被几个看管院子的人拦住了。起初库尔达罗夫人事不省，被送至警察局，医生给他作了检查，说他的后脑勺受到撞击……”
“那是碰在车辕上所造成的。好爸爸。别停下来，继续念！”
“……他后脑勺受的撞击系轻度的震荡。警察对事件的发生经过作了记录。受伤者已予以治疗……”
“他们叫我用凉水冷敷后脑勺。没有了吧？对，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现在全俄罗斯都传开了！快拿过来！”
米佳接过报纸，郑重叠好，放进了口袋。
“我得让马卡罗夫看看去，还要给伊丽尼茨基一家人看看，还有娜塔莉娅·伊万诺夫娜、阿尼西姆·瓦西利伊奇，我都要让他们知道，我去了，回头见！”
米佳戴上别着帽徽的制帽，又兴奋地、疾风般地冲出了家门。
第一次登台演出
——[前苏联]H·伊萨耶夫
一位在本世纪非常有名的戏剧演员讲述了自己第一次登台演出的过程。
“我初次登台演出是在外省，当然，那个剧的名字我现在已经忘记了。剧本是我们剧院老板的弟弟写的。”
“在剧中，我扮演一个小角色。我整个的戏就是走进商人梅尔卢佐夫家的客厅并且说：‘先生，普罗科普·普罗科普耶维奇来了。’梅尔卢佐夫回答说：‘请。’接着，我就出戏了，上场的该是悲剧演员藻霍夫，他扮演梅尔卢佐夫的一个股东。”
“我的那句台词已被我背得滚瓜烂熟了。演出前一整天，我都在田野里向大自然寻找灵感。演出开始了，我迈着发抖的脚步来到前台，我小声说：‘先生，普罗科普·普罗科普耶维奇来了！’梅尔卢佐夫说：‘请。’我转过身，我自己都不知道是如何来到后台的。刚到后台一下子就倒在助理导演的身上了。可他严肃而明明白白地对我说：‘喂，老弟，你听好，悲剧演员藻霍夫，就是你刚才报告说他来了的梅尔卢佐夫的那个股东生病了……你瞧，他睡得像死人一样。现在只有一个应变办法，刚才你在台上讲的话反正观众谁也没听见，你告诉梅尔卢佐夫说，你来了……他懂！’”
“助理导演不由我说什么，就把我推向前台。我又出现在梅尔卢佐夫的客厅里。我走近茶炊，恭恭敬敬地说：‘先生，我是普罗科普·普罗科普耶维奇，我来了。’接着傻乎乎地给自己倒了一杯茶。场内一片寂静。谁也没有看出什么破绽。梅尔卢佐夫非常焦急，他猛然站起来在舞台上走圈子，两眼发出炯炯光芒。他大声喊叫，因为他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该如何做。”
“然后，他走到我身边，气愤的脸都抽搐了。他问：‘喂，怎么样？和我合伙买条货轮？’”
“他那副要吃人的样子令我非常害怕，我又怎能不跟他‘合作’？我吓得脸色苍白，手里的茶杯也掉在地上了，我赶紧站起来说：‘好！’”
“梅尔卢佐夫听后一下坐到椅子上，好像挨了一颗子弹似的。本来第一幕结尾和整个第二幕他都要劝我同他合伙买货轮，而我本应不同意这种作法，直至最后，我都要拒绝他。我现在突然表示同意，梅尔卢佐夫简直一点儿办法都没有了。他的妻子、正剧演员基尔金娜想赢得时间挽回局面，便介绍我同他们的女儿娜斯坚卡认识。我早对娜斯坚卡一见钟情，因此，趁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我把椅子靠拢她身边。”
“这时候梅尔卢佐夫镇静下来了，他建议沿伏尔加河往下游走。我当然没有意见，表示同意。梅尔卢佐夫又一屁股坐到椅子上去了。因为戏剧的主要冲突是梅尔卢佐夫要乘刚买的轮船沿伏尔加河往下游走，而我，即普罗科普·普罗科普耶维奇却与他意见相反，坚持要往上游去。”
“现在我把梅尔卢佐夫要和我绝交的主要王牌无情地打掉了，他现在真的是毫无办法了。在这难堪的寂静中，我在想对娜斯坚卡说什么话好呢。但是她的母亲抢在我的前面了。”
“她说：‘普罗科普·普罗科普耶维奇，您看，娜斯坚卡长得那么漂亮，做一个未婚妻该有多好……’”
“我的脸一下子变得苍白。幕落。”
“在后台，梅尔卢佐夫走到我跟前，狠狠提起我的西服领子说：‘你信不信，如果你再讲话，我会掐死你。’”
“当第二场开始的时候，梅尔卢佐夫悲痛地告诉观众，刚买的船在离萨拉托夫不远的地方沉没了，他也因此破产了。全场观众看着我，期望我讲两句关于我的生意的事，可是我什么也没有说。”
“梅尔卢佐夫来到妻子和女儿跟前，又向她们重说了一遍刚才向观众说过的关于轮船沉没的话。以后的剧情是：梅尔卢佐夫的妻子回娘家了，他女儿——娜斯坚卡进了修道院，而破了产的梅尔卢佐夫沦为乞丐到处流浪。这时，我突然感到，舞台上就剩下我一个人了，舞台后面也没人了。”
“我面色苍白，站起来离开茶炊，神情凄惨地向观众伸出一只手，用颤抖的声音问道：‘先生们！现在我该怎么办呢？’”
“台下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幕落。”
“第二天，当地的省报写道：我们欣喜地发现一个悲剧天才在昨天的演出中初露锋芒。这讲的就是我。”
错误
——[前苏联]左琴科
一天，列宁在克里姆林宫办公，他想看一看农业人民委员会委员的名单，然后再增添几名成员。
列宁按了一下铃。秘书处一位值班女秘书进来了。
列宁对她说：
“我要农业人民委员会的全体委员。”
值班女秘书急急忙忙出去了，心里很纳闷。
因为昨天列宁刚和农业人民委员会的全体委员开过会，怎么今天又要召集他们呢？
值班女秘书拿出名单，挨个儿打电话通知各位委员立即到列宁办公室里来。
委员很多，要给全体委员打通电话，至少要花费半个小时。
那位值班女秘书手忙脚乱，不停地拨电话。
十几分钟过去了。突然，值班室响了三下铃声，这是列宁请秘书长去办公室。
秘书长弗季叶娃同志赶紧走了进去。
列宁严厉地对她说：
“我真不明白，我要一份农业人民委员会委员的名单，已经过去十五分钟了，名单还没给我送来。你们秘书处的人到底在干什么？”
弗季叶娃同志回到秘书处才弄清楚，原来出了个不愉快的误会。值班女秘书没把委员名单送给列宁，而正在通知全体委员来开会。
这时，值班女秘书才知道列宁要的是委员名单，而不是见委员本人，心里十分懊恼，一下子就大声哭了起来。她觉得自己出了这么大的差错，一定会受批评的。
弗季叶娃拿着一份名单进了办公室。她笑着把刚才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列宁。
在她看来，当列宁知道这个喜剧性的误会以后，一定也会觉得很可笑。
可是，她抬眼一看：列宁并没有笑，他紧蹙眉头，显得很不满意。
列宁若有所思，自言自语地道：
“我刚才说的那句话难道这么不确切？……是的，我是这么说的，‘我要农业人民委员会全体委员’……”
弗季叶娃同志对列宁说：
“列宁同志，请您原谅。我们的那位女秘书没有经验，她不久前才到这里工作的。’”
列宁说：
“她做得很对，是我错了，我没有说清楚。这是我的错误。”
后来，弗季叶娃把列宁的话告诉了女秘书。我们这位年轻的女秘书听说后，擦掉眼泪，破涕为笑。
她向秘书长说了过去的一件事情：
“去年，我在一个办事处当打字员。有位首长说错了一句话。您猜猜，他是怎么处理的吗？他把我狠狠地训了一顿，说我打错了字，还说要撤我的职。我觉得太委屈了，整整哭了一天一夜……刚才我哭得毫无道理，我不知道列宁这样公正！”
弗季叶娃同志说：
“不，这不仅是公正的问题，承认自己的错误而不委过于人，这是最高尚的品德，是最难能可贵的。不过，哭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勇敢坚强。”
这时，得到通知的委员陆续到了。当他们知道白跑一趟时，心里都不太高兴。
其中一位委员说：
“我心里不高兴，并不是因为白跑了一趟，我遗憾的是今天看不到列宁了。”
其他委员的想法也都是如此。后来，委员们便各自回家了。
鬼魂、少女和黄金
——[英国]艾·钱伯斯
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模样俊俏、胆子奇大的女仆。她在农庄服侍一位农庄主。一天晚上，农庄主和朋友们正喝着酒，发现啤酒喝完了。
“这好办，”农庄主说道，“我那女仆会去酒馆买几瓶的。”
当晚是个漆黑之夜，无月无星，伸手不见五指。
“天这么黑，你那女仆怎么敢去？算了吧！”农庄主的朋友们说。
“什么话，”农庄主答道，“她什么也不怕，不管死的活的。”
女仆出了门去，不一会儿带着酒回来了。于是农庄主的朋友议论纷纷，都说这事可真少见，像她这么年轻的姑娘竟如此大胆。
“这对她来讲，实在没什么，”农庄主说，“告诉你们，不管白天黑夜，没有她不敢去的地方，她什么也不怕，不管死的活的。”
当下他就以一个金基尼为赌注，说他的朋友中没人能找出一件那女仆不敢去做的事来。
一位朋友应了这场赌，于是大家约定下星期同一天再见面，那时就要让这女仆去完成一项任务。
在这天还没到来之前，应赌的那位朋友到教区牧师那儿借了教堂的钥匙。接着他又用半个金基尼买通了年老的教堂执事，叫他躲在教堂的积骨堂中的棺材和白骨堆里，等到那女仆到来时，好去吓唬她。
这一天终于到了，农庄主和他的朋友们像往常那样聚在一起了。
“来吧，我们的赌约可以开始了，”那位和他打赌的朋友说，“她不敢半夜里独自走进教堂，从积骨堂里取回一块头盖骨来。”
农庄主唤来女仆，吩咐她去积骨堂取一块头盖骨回来。那女仆听完后，什么话也没有说，转身出去了，这使那些除了农庄主之外的人都大吃一惊。
少女进了教堂，朝积骨堂走去，心里波澜不惊。到了堂里，她从死尸和白骨堆中拣了一块头盖骨。
老教堂执事正躲在门后头等着呢，这时他沉着嗓子吼道：“放下，那是我娘的头盖骨。”女仆镇静自若放下那块头盖骨，又拾了另外一块。
“那块也不行，那是我爹的头盖骨。”执事呻吟着说。
姑娘又放下手中的头盖骨，拣起另一块来，边拣边说，因为她已经耐不住性子了：
“是你爹的也好，你娘的也好，姐姐的也好，兄弟的也好，反正我得拿块头盖骨走。”
说着她带着那块头盖骨走了出去，走到门口还随手把门关上。
回到家里，女仆把头盖骨往桌上一放说：
“主人，头盖骨我取回来了。”
“你取头盖骨时没听见别的特殊的声音吗？”打赌的那位朋友问。女仆答道：
“听到过。有个傻乎乎的鬼魂冲着我直嚷嚷，‘放下，那是我娘的头盖骨。’‘那也不行，那是我爹的头盖骨。’而我直截了当地告诉它，是你爹的也好，是你娘的也好，或者是兄弟姐妹的也好，我一定要拿一块头盖骨就是了，于是我拿了一块，就是这块。我走开的时候还把积骨堂的门关好。关门时我听见鬼魂在里面像杀猪般地嚎叫。”
听到这里，打赌的那位朋友一跃而起，疾风般地冲了出去，他知道叫喊的是谁。不出所料，他打开积骨堂的门，就看见那老执事已经连惊带吓倒在地上昏死过去了。
农庄主把赢来的那枚金基尼作为赏钱给了那年轻女仆，以奖赏她的勇气。
又过去了几年，南边的萨福克郡有位绅士的老母亲去世了，并且已经下葬。但老太太却不愿意离世这么早。她不断在老家进进出出，三餐用饭时到得更勤。有时她全身显现，有时只露出一部分来，有时人们只能看见刀叉从餐桌上升起，按照她双手所应在的范围在空中飞动。仆人们包括那个绅士被吓得魂飞魄散，仆人们纷纷辞了工，剩下那绅士形只影单，不知如何应付。
绅士听人说起，在相隔几个村子的诺福克郡有这么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姑娘。他赶紧赶着马车到了那里，将他母亲以及鬼魂的事情原原本本述说了一番，问那女仆是否愿意为他做工。
女仆对绅士说，她从不害怕所谓的鬼魂一类的东西，她根本不把它们放在心上。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她觉得这一点应该在她的工钱上有所考虑，绅士对此只有高兴的份儿，忙不迭地答应，用优厚的工钱雇了她，于是姑娘便同他一道坐着马车去他家了。
女仆来到绅士家，第一件事就是为鬼魂留出一个用餐的位置，但她十分注意不把刀叉放在桌上，因为这是魂灵们所特别忌讳的。用餐时她总将蔬菜端给那鬼魂，还替鬼魂做各种事情，一句话，没有把鬼魂当做魂灵一类，而是当做绅士的活生生的会呼吸的母亲。
“给您胡椒粉，太太。”女仆边说边递上胡椒瓶。“这是盐，给您。”当她递盐碟子时又这样说。
女仆的这种作法赢得了鬼魂的欢喜。事情就这么进行着，没有什么变化。直到有一天，绅士有事去了伦敦，事情才有了变化。
绅士走后第二天，这个年轻的女仆正跪着擦洗客厅的壁炉架，这时她瞥见一个单薄的身影正从开着一条门缝的门里挤了进来，接着来到了房间，原来正是老太太的鬼魂。
“玛丽，你怕我吗？”鬼魂问道。
“当然不怕，”姑娘说，“你是死的，而我是活的，我为什么要怕你呢？”
这话使得鬼魂惶惶不安了一阵子。但它又说：
“玛丽，你跟我到地窖里去，不要带灯，我会发光，使你看得见路。”
女仆二话没说，起身跟着鬼魂就走，这个鬼魂浑身像灯笼似的闪闪发光。下到了地窖里，鬼魂指着地面上几块松动的砖说：
“把这几块砖挖起来，玛丽。”
女仆照吩咐做了，她发现砖下面有两袋金子，一袋大，一袋小。
“玛丽你听好，”鬼魂说，“大袋的金子是给你主人的，小袋的给你，你是个无所畏惧的姑娘，应该得到这赏赐。”
说完，鬼魂消失了，它所发出的光也随之熄灭。年轻的女仆只好在黑暗中摸索着回到地面。
三天后，绅士回来了。
“我不在这几天，我母亲的鬼魂来找过你吗，玛丽？”他问。
“来过，主人，”女仆答道，“我们还曾经谈过话，你要是不怕和我一同到地窖里去的话，我会带你去看样东西。”
绅士笑了，说如果她不怕，那么他也不怕。
于是他们点燃一支蜡烛，走了下去。女仆搬开了那些砖。
“这儿有大小两袋金子，主人，大袋是给我的，小袋是给你的。”
“什么？”绅士叫道。他心想，母亲本该留给自己儿子那大袋的金子的。想归想，他还是拿了那袋小的。
从那以后，每逢摆设餐桌，女仆总是把刀叉交放着，这样便防止鬼魂把自己所干的事泄露出来。
但是，绅士还是猜透了事情的原委。过了不久，他便娶了这年轻的女仆。就这样，两袋金子终究还是都到了他手里。每当他喝醉了酒，便打那姑娘，而他又常常喝醉。可这又能怪得了谁呢？这也许是她骗鬼魂的结果。
养老金
——[法国]莫泊桑
摩纳哥处在法国和意大利交界处，是地中海的一个小海滨国。许多小镇子都可以夸口说它的人口比摩纳哥全国的人口还要多，这话不为过，摩纳哥举国上下总共只有七千人左右。如果把这个王国的所有土地都平分了，摊到每个人头上还不到一英亩。但是在这个如此小国也有一个真正的国王，国王有宫殿、廷臣、大臣、主教、将军，还有一支军队。
这支军队恐怕是世界上规模最小的，只有60名士兵。和别处一样，这个小王国也征税：烟草税、酒类税、人头税等等。但是，尽管那里的人们也像别国人民一样抽烟喝酒，可是实在由于人口太少，国王如果不想想别的办法扩大税源，他是无法靠这点税收来养活他自己以及他的廷臣官吏的。这笔收入就来自一个赌轮盘的赌场。人们在这里赌博，不论输赢，老板都要从中取利，留下自己的那份收益以后，须向国王缴纳一大笔钱。他所以能缴纳这么一大笔钱，主要原因在于，这样的赌场，在全欧洲它是唯一的一家。某些德意志的小君主也曾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