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之道”运用在法律上，就要求在立法上注意寻求各种不同利益的平衡点，从维护长远利益与整体利益出发，在立法上要适当考虑大众的利益。这就涉及到一个立法公正的问题。当然，由于历史局限，儒家对立法公正的理解与今天相比有很大出入。“中庸之道”表现在司法领域，主要要求司法公正，孔子说“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就强调了刑罚公正。应该说，儒家的司法思想体现了一种朴素的人道主义精神。用今天的标准看，一种以公正和人道精神为主宰的立法与司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有力保障。
第三，“中庸之道”在文化领域的运用。
在文化领域，“中庸之道”则表现为一种理性与温和的文化发展观。它反对在文化问题上搞“不破不立”，反对横扫一切文化传统，提倡文化的“损益”式发展。所谓“损益”就意味着对传统文化有肯定、有否定、有继承、有创新。这种文化既非故步自封，也非目空一切，而是主张在继承传统优秀成分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将传统文化发扬光大。
诚如蔡元培所言，要兼容并包各种文化，让各种文化在交流撞击中融合出新型的、符合时代要求的文化。
第四，“中庸之道”在经济领域的运用。
在经济领域，“中庸之道”则表现为经济政策上的“富民”措施。儒家从“中庸”的立场出发，反对社会不同阶层间贫富差距悬殊的制度，也反对统治阶级过度地剥削民众，因为这些都影响社会的和谐与安定。孔子是明确主张“富民”的，因此，我们不能将其所说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简单地理解为财富分配上的一种平均主义，而是应该从建设和谐社会、缩小贫富差距及反对统治者赋敛无度的角度来理解其中的深意。由此可见，缩小贫富差别，建立和谐社会是古今中外有识之士的共识，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第五，“中庸之道”在缓解精神压力方面的运用。
当今社会，焦虑情绪和竞争压力，已经成了许多阶层人士的通病，他们通常都具有追求完美的倾向，而且对自己有很高的要求。但是事实上，世界本身就是不完美的，当他们付出十二分的努力后，突然发现现实与自己的理想有很大的距离，而且成功遥遥无期，失望之余，为了生存，他们只好拼命地去学习和工作，用好的学历、好的工作来包装自己、标示自己，把自己的价值完全托付给外界的评判，而内心却变得缺乏自信、没有安全感。
在此情况下，追求平衡的生活就变得至关重要。
其实，良好的感觉更多是来源于自己内心，深入的自我探讨和从感性层面了解自我与他人，是焦虑情绪的解决之道。因此，在未知、不完美中追求完美，兼顾外界的要求和内心的需要，才是平衡生活的真谛。
不过，要真正实施“中庸之道”，用它缓解精神压力也并非易事，还必须经过人们的艰苦努力。照中国传统说法，讲“中庸之道”的人，在处理一般人际关系中，应该要讲厚道，注意与人为善，以诚、以宽、以礼待人。要具有不计较个人得失恩怨的广阔胸怀，能够容纳各种不同意见，团结甚至是反对自己的人，共同把事情办好。而且决不偏听偏信，在处理问题时，还要注意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然后经过分析研究，作出正确的处理。只有这样，才能精神舒畅，神清气爽，不生病患。
注重道德修养，是“中庸”治疗精神疾病的一大妙方。“中庸之道”是儒家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部分，是一种人生和道德的至高境界和目标。孔子的“五美”学说，就是讲“中庸之道”的。“五美”是：“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拥有了这“五美”配方，焦虑就会自然而然地离你而去。
另外，“中庸”还教导我们不要偏激，不要走极端，不要不及，也不要过头。要保持一颗平常心，不纵欲，也不禁欲；不愚忠，也不奸诈；不轻生厌世，也不贪生失节。升迁了不专横跋扈，丢职了不低三下四；发了财不为富不仁，受了穷不人穷志短。也就是说，既不好高骛远，也不自暴自弃；既不胡作非为，也不自轻自贱。拥有了这些品格，相信你的精神压力或精神疾病都会不治而愈。
综上所述，儒家的“中庸之道”、“中和”理想对我们今天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了极有价值的精神资源，我们应该积极予以借鉴。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与这个民族的历史和现实是血肉相连的，我们不能割裂历史单独去看一种文化现象，正如我们不能把一种文化现象看作是空穴来风一样，我们应审慎地继承其精髓，使其为现代社会的发展继续发挥作用。
3谨慎做人，适中处事
做人的道理，人人都懂。但实行起来，却偏颇很大，这虽与人的性格有关，但究其根源，还是与人的修养关系最大。
“中庸”做人，讲的是防止走极端、走偏锋，它教育人要懂得适度、适中、适可而止。它是处世的至善方法。有人编了一首六言句，概括《中庸》的做人道理，深刻而又睿智：
得意而不忘形，失意而不丧志，自信而不骄傲，谦虚而不自卑，知足而不自满，施恩而不图报，期许而不苛求，沉思而不迷惑；
勇敢而不鲁莽，果断而不草率，执着而不拘泥，温和而不懦弱，刚强而不霸道，盛气而不凌人，临危而不慌乱，审慎而不犹豫；
传统而不守旧，礼多而不俗套，批评而不中伤，赞美而不奉承，失败而不灰心，挫折而不气馁，功成而不自居，自保而不欺人；
休息而不停顿，低潮而不退潮，有理而不气壮，矫揉而不作态，矫枉而不过正，听从而不盲从，节俭而不吝啬，慷慨而不挥霍。
人的本性，孟子说“性善”，荀子则说“性恶”，其实，性善性恶都不能绝对代表人的本性，人的本性是因人而异及后天的环境形成的。所以，人们如果依着自己的个性办事，就很容易剑走偏锋，酿成祸端。但如果我们体悟《中庸》的做人道理，则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简言之，为人处世勿太过，也忌不及，而要适中，恰到好处，因此，做到中庸实非易事。当然，若做到了中庸，就可以纵横于世间，游刃有余于人事中。
孔子的“中庸”是用于中、行于中的大道，《南华经》中说：“庸就能用，用就能通，通就能得。”
细细品味“中庸”的智慧，能够使我们受用终生。
4修养身心，天道至诚
修养，是“中庸之道”中讲为人处世的最基本内容。修养即修身，要修身便要处理好五种人伦关系，同时还要具备智、仁、勇三种品行；要修身就要先做到“诚”，那么，怎样才能做到“诚”呢？《中庸》指出，要想做到诚实，就要行善。可见，“诚”的内涵就是一个善字，就是一个如何明善、如何行善的问题。《中庸》说：“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通过教育、学习的方式具体地把“诚”运用到实际生活中，这就是最高境界“天道之诚”人格化的体现，那种看起来不可捉摸的“天道之诚”通过为善、行善、择善的转化过程就可以实现“诚”。“天道之诚”喻指自然界生生不息的规律及自然万物存在的终极根源，而“人道之诚”则表现的是一种人性之善。“诚”是天、人合一的关键点，没有“诚”，人们既无法认识和体察天之道，也无法认识和把握人之道。
因此，“至诚”不但可以化物，而且可以育物，“至诚”发挥到最高阶段，就能达到尽人、物之性，就能实现“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的理想境界。“诚”还是成己、成人的必要条件。通过“明诚”便可以使自身明白事物的道理，内心的这种修为过程达到一定程度就会成就自己，同时也能促使别人发生改变，这种成己、成人都需要以“诚”作为实现手段，由此可见，“诚”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
“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君子有“诚”则可以达到成己、成物的境界，“至诚之道”的运用全在于道德主体的不断修为，真正做到了“至诚”，所有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有了“诚”的信念，才能不断致力于道德的修养，使自身道德修养达到一种感人化物的至高境界。反之，没有坚定的道德信念和道德意志，则不会有真正的道德修养和道德锻炼，因此，《中庸》一再强调“诚”作为道德信念和道德意志在道德修养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这是《中庸》以“诚”为核心的道德修养体系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
5合情合理，避免迂腐
情理精神是儒家人文主义思想的一部分。“中庸之道”就是在情理精神的基础上产生的，它是孔子学说的中心思想。其内涵是，任何信条，如果只在逻辑上合格是不够的，它还必须“符合于人类的天性”。
“中庸之道”的目的，是培育讲情理的人。一个读书人，旁的可以不管，但必须要成为讲情理的人，其次是要有丰富之常识及谦逊与节约的美德。同时，一个讲情理的人或读书人要避免一切过度的学理与行为，否则就成了迂腐行为。因此，我们要避免这种酸溜溜的迂腐言行。
模棱两可的态度，常常使一些讲逻辑的人无所适从。这是因为讲情理的人常能保持平衡，而讲逻辑的人则丧失了平衡。罗素曾经这样评价中国人：“在艺术上，中国人竭力求精细；在生活上，中国人竭力求合情理。”
“中庸”所说的情理或人情其意义等同于替人类天性留余地，是天性使然。但西方人理解的“情理”却有一定偏差。在英国对人说：“做事要讲情理”，等于教人放任自流。中国人的本性中具有一种互让的精神，这种精神就是“中庸之道”。“中庸”这门学问贯穿了我国社会2000多年，今后还将发扬光大，还将具有新的意义。
6领导尚中，从善如流
作为领导，也应学习“中庸之道”，只有运用“中庸之道”，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领导者。
朱熹在《中庸》的注解中写道：“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常也。”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中，就是既不要走极端，也不要欠缺不足。庸，就是保持一颗平常心。做什么事情都要有个度，这个度就是“中”。“中庸”告诉我们，即使贫穷也不要心浮气躁，纵然富贵也不能为富不仁；就是做下属也不要低三下四，哪怕当高官也不能专横跋扈；还有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成功不可得意忘形，失败更不可心灰意冷。
《中庸》的“与时偕行”，讲的就是“时中”。“时中”要求人们要关注时间的流逝所带来的各种变化。只有对变化有清醒的观察、了解和认识，并据此设计自己的应对策略，才能成为所谓的“变通者，趣时者也”。能趋时变通，即是“识时务”，而“识时务者”才是时代的骄子。
“时中”的理念要求一个领导者在时刻注意和观察客观世界变化的同时，要以变应变，以变制变，随需应变，变中求生，变中求胜。只有以敏锐的触角接触世界、观察世界并随机应变，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孔子对领导提出了如下告诫：“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这里的“正”是指名正言顺，以身作则，不越位，不缺位，不错位。
对于领导者如何施行人治，《中庸》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而不同”就是求同存异，恰到好处。孔子说：“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这是孔子评论郑国著名政治家子产的“临终遗言”时所说的一段话。据《左传》记载，子产临死前，曾告诉他的接班人说，为政的关键，在于针对不同的对象，或宽或猛，宽猛适中。孔子称这种宽猛相济所达到的适中状态为“和”。
作为一个领导，在一些特殊场合和一些特殊的人与事上，必须做到隐忍不发，含而不露，喜怒不形于色。否则，不仅可能会祸及团体的重大利益，也可能会危及自己的职业生涯和锦绣前程。
曾国藩的为官之道堪称典范，他说：“吾服官多年，亦常在耐劳忍气四字上做工夫也”。在收敛低调中做人，在挫折屈辱中做事，在巧与周旋中攀升，“让一让，六尺巷”，退一步海阔天空，大丈夫能忍难忍之事，这就是曾国藩。他的一生有起有落、有荣有辱，由于他总能启动自身的平抑机能，在高潮时削去波峰，在低潮时填平谷底，始终处于“中和”状态，所以，在勾心斗角的险恶官场环境中，他虽然平步青云，后来却能功成身退，千古留名。
作为职业领导者还要讲究“择善固执”和“从善如流”的领导艺术。《中庸》说：“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所谓“择善固执”，就是坚持正确的原则和价值观，它是圣人修养的最高境界，也是真知睿智的表现。所谓“从善如流”，就是指待人虚怀若谷，善于听取各方意见，并及时消化。领导若不懂“择善固执”，决策必将犹豫不决，前瞻后顾；若不懂“从善如流”，处事必将执迷不悟，刚愎自用。
所以，领导人要注意倾听他人的意见和建议，但是，善于纳谏只是走向成功的第一步，联系实际周密思考、科学预测和决策才是制胜的关键。
7和谐企业，和谐管理
“中庸之道”是中国儒家文化的经典，将企业文化建设的战略重点建立在“中庸”和谐文化的基础上，很容易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中庸之道”的精髓是不偏不倚，主张取中讲和。建立“中庸”和谐的经营管理模式，有利于应对现代和未来市场的变化，有利于建立团结稳定的员工团队，弘扬至诚、至远的企业理念；有利于构建稳定和谐的政企关系、工商关系等等。运用“中庸之道”管理企业的基本要点如下：
第一，奉行“和为贵”的管理理念。
“和”字是经商的第一要诀，“和”能化阻力为助力，化分庭抗礼为联合作战，化相互消耗为共同获益。这是商业竞争的最有效法则，也是打造百年老字号企业老板所必须具备的人格力量。只有达到“和”的氛围，才能聚人气、扬正气，增强凝聚力，才能把企业做好做大做强。
赚钱生财是企业的第一目标。所以，任何因为对抗、赌气、耍排场而导致的赔钱亏本买卖都必须坚决杜绝。相反，一定要把生财的途径扭转到“和气”上来。团队和气，就能使黄土变成金；工商之间和气，就能建立平等协商、相互支持的合作关系；对待消费者和气，就能提高企业和品牌的亲和力、穿透力和影响力。
第二，采取“不偏不倚”的原则。
不偏不倚是指分寸上恰如其分，内涵上不失偏颇，时间上正当其时。它的实现条件是：出台政策和决策的依据必须来自充分的调查研究，必须经过民主论证，必须符合市场和企业实际，必须有相关制度和执行方案的支持。
第三，做到避其锋芒。
商业竞争中的相互碰撞和利益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万万不可在一点上争高低，论输赢，要避其锋芒，另辟他径，即实行全方位、全过程的差异化，以此增强自身的竞争力。在实施过程中还应该竞中有和，互为犄角，结成行业联盟优势，一致对外，降低竞争成本，最终达到和睦相处下的共赢。
第四，确立良性竞争原则。
所谓良性竞争，就是所有竞争政策的制定和活动的安排都要符合市场游戏规则，符合本行业、本企业的长远利益；一切工作以盈利为目的；不以抬高经营成本作为竞争手段；不打消耗战；不搞无序竞争、对抗性竞争。只有这样，才能赢得最大利润，企业才能走上良性发展道路。
第五，必须进行优化整合。
只有通过各种要素的优化组合，才是企业长治久安的治本之策。整合涵盖经营管理工作的全部要素，包括决策、执行、监督的各个方面；包括人才链、资金链、产品链的各个方面；包括购、销、调、存的各个方面。总之，包括生产、销售的各方面各环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