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会主义国民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一）社会主义国民收入及其增长因素1.国民收入的定义国民收入指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通常为一年）内物质资料生产部门的劳动者新创造的价值的总和，即社会总产品的价值扣除用于补偿消耗掉的生产资料价值的余额。反映国民收入的两个主要统计数字是本地生产总值（GDP，即国内生产总值）及本地居民生产总值（GNP，即国民生产总值）。前者计算一段特定时期本地进行的生产，而后者则计算本地居民的总体收入。国民收入指标综合地反映一国的经济实力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特别是一国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国民收入额，是反映该国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一项重要的综合指标。
社会主义国民收入，是指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者在一定时期（通常是一年）内所创造的社会净产值。从实物形态看，它表现为物质生产部门劳动者当年新创造的那一部分社会产品，包括全部消费资料和扣除了用于补偿本年度已消耗的生产资料以后所剩下的那部分生产资料。从价值形态看，它表现为该年社会耗费的全部活劳动创造的价值，即剩余产品价值和必要产品价值。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民收入的绝大部分是由全民所有制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中的劳动者创造的，还有一部分是由个体所有制经济和其他非社会主义经济的劳动者创造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民收入水平是反映国民经济发展状况的综合指标。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国民收入额反映一个国家经济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国民收入增长速度，基本上反映国家经济增长的速度。此外，国民收入又是生产增长和节约劳动消耗的综合体现，它能够全面反映速度和效益的统一。以国民收入作为考核各生产部门、各生产单位经营成果的主要指标，可以促进各部门、各单位增加生产，厉行节约，提高经济效益，为国家作出更大贡献。
为了在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中恰当地处理国民收入的分配和使用问题，要注重研究和控制三个主要比例关系：国民收入使用中积累和消费的比例。这是社会财富分配于两种不同性质的基本用途，体现了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的相互关系。一般应当在统筹兼顾的原则下，在人民生活消费逐步有所改善的基础上，使积累保持于一个合理的必需的界限，以利于扩大再生产，保证重点部门建设，为国家的经济振兴积蓄力量。国民收入中国家财政收入所占比重。它反映国家集中多少纯收入，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国家、企业（集体）和个人三者的利益关系。在生产发展的情况下，应当使国家、企业和个人的收入都有适当增加。在一定期间为了保证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的需要，应当使国家财政收入有较快的增长，使其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保持在一个必不可少的界限上。国家财政支出中基本建设投资拨款所占比重。这主要反映国家建设规模的大小，基本建设规模是否同国力相适应。如果基本建设拨款所占的比重过高，必然出现基本建设规模过大，超过国力的可能，引起经济生活的混乱。反之，如果基本建设拨款所占比重过低，又会出现基本建设规模过小，不利于国民经济健康发展。
2.影响国民收入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主要因素尽管国内生产总值不等同于国民收入，但是国民收入的增长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变化成正比例关系。因此，影响国民收入的因素就是影响国内生产总值的因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社会投入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投入量的增加。在社会劳动生产率不变的条件下，国民收入的价值量和使用价值量同社会投入的劳动量成正比，投入的劳动量愈大，国民收入的价值量和使用价值量就愈大；反之，就愈小。
二是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物质形态上的国民收入与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成正比例关系，社会劳动生产率越高，国民收入增长就越快。在社会投入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量为一定的条件下，国民收入的使用价值量同社会劳动生产率成正比，社会劳动生产率愈高，国民收入的使用价值量就愈大；反之，就愈小。当社会劳动资源已得到较充分的利用、经济的发展达到较高水平的阶段时，发展科学技术，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是增加国民收入的主要途径。因此在生产过程中不断改进技术，提高劳动者的劳动和管理水平，就能够创造更多的国民收入。
三是降低生产资料的耗费。社会总产品包括补偿生产中消耗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和国民收入两部分。降低生产资料的耗费意味着社会总产品中用于补偿消耗了的生产资料的减少，从而使国民收入的使用价值量增加。节约生产资料可以用同量生产资料生产更多的社会总产品，从而使得同量社会总产品中，国民收入所占的比重相对增大。
当然，由于国内生产总值所包含的范围比国民收入要大，因此影响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因素除了上述因素以外，还包括大力发展为生产、生活服务的第三产业，扩大就业，并鼓励资本、技术、管理、信息、知识等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得以充分发挥作用。
（二）社会主义国民收入的分配
社会主义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是指社会主义国民收入从创造出来到最终使用所经过的两次复杂的分配过程。通过分配，国民收入分解为不同主体的收入，形成不同的用途。
1.社会主义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
社会主义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是在创造国民收入的物质生产领域内进行的分配，经过这次分配得到的收入，也称为原始收入。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全民所有制经济、集体所有制经济、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经济成分，不同经济成分的生产性企业以不同的形式进行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
全民所有制企业创造的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是在劳动者个人、企业和国家三者之间进行的。国民收入经过初次分配分解为职工个人收入、企业收入及国家收入三部分。职工个人收入是企业支付给职工的劳动报酬，这一部分是用于劳动者及其家属生活消费的必要产品。企业纯收入的一部分以利润和税金的形式上缴给国家，形成国家财政收入，用于发展经济、科学、文化、教育、卫生和国防等事业的需要。企业纯收入的另一部分作为企业利润归企业支配，用于企业发展生产、兴办集体福利和职工奖励。
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劳动者所创造的国民收入，经过初次分配，首先分解为职工工资和企业赢利。企业赢利又分为三部分：以税金形式上缴国家，成为国家集中的纯收入；以集体建设事业基金的形式上缴给主管部门；以公积金、公益金等形式留给企业，用于发展生产、职工集体福利和劳动奖励。
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特点的农村集体经济所创造的国民收入，经过初次分配，分成三部分：以农业税形式上缴国家，成为国家集中的纯收入；以公积金、公益金的形式由集体经济用于扩大再生产和举办集体福利事业；农民的个人收入。生产物质产品的个体经济创造的国民收入，除一部分向国家上缴所得税以外，其余为个人生产经营的收入。
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关系国家、企业和职工个人的经济利益。因此，必须妥当安排，处理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例，并相应的制定正确的工资政策、税收政策、集体所有企业收益分配政策、农产品和工业消费品的价格政策，以便更好地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促进社会发展。
2.社会主义国民收入的再分配
社会主义国民收入的再分配，是在初次分配形成了国家、企业、生产劳动者的原始收入的基础上，在全社会范围内进一步进行分配的过程。通过国民收入的再分配，不直接参与物质生产的社会成员或集团从参与初次分配的社会成员或集团那里获得收入，这种收入又称派生收入。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民收入再分配的必要性，主要体现在：
（1）维持和发展非物质生产部门的需要。在社会主义国家，除了物质生产部门之外，还有文化教育、科研、医疗卫生、国家行政机关和国防等非物质生产部门，这些部门劳动者的劳动，虽不能创造国民收入，但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是不可缺少的。国家必须通过国民收入的再分配，集中一部分财力来发展这些部门，满足它们的各项业务开支和支付工资的需要。
（2）社会主义经济协调发展的需要。社会主义社会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各个地区，由于历史、自然、社会等方面的原因，其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为使各部门、各地区能够协调发展，改善国民经济结构和地区经济结构，必须通过国民收入再分配提供资金，利用这些资金进行重点项目建设，加强国民经济薄弱环节，发展边远地区和落后地区的经济，保证社会主义经济协调发展。
（3）建立社会保证基金和后备基金的需要。社会主义社会对丧失劳动能力的老、弱、病、残的赡养，孤儿的抚养和教育，劳动者及其家属的生活困难救济，以及举办各种社会福利事业。这些方面所需费用，除企业和集体经济自筹一部分外，主要通过国民收入再分配，建立社会保证基金来解决。为了应付突发事故、自然灾害等造成的损失，对灾民进行救济，也需要通过国民收入再分配，建立各种社会后备基金。
社会主义国民收入再分配主要通过以下途径实现：
（1）国家财政预算。这是进行国民收入再分配的重要工具。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基础上，国家财政机关利用国家预算把物质生产部门以及个人缴纳的税金、利润集中起来，形成国家的财政收入；然后再以预算支出的形式，用于生产建设投资，文化、科研、卫生和各种福利事业的拨款，以及行政、国防和对外援助的开支，保证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2）银行信贷。银行在存放款活动中，必须收取和支付利息，并由二者差额形成银行利润。因此，利息也是银行、企业、居民之间国民收入再分配的一种形式。另外，银行本身的业务活动，即存放款和发行有价证券等活动，也能将社会闲散资金集中起来，重新分配，改变这部分国民收入的使用方向。
（3）价格和劳务费。在商品买卖过程中，价格和价值的背离促成了国民收入在各阶层、各部门之间的再分配。劳动者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得到的收入，有一部分要用于支付各种劳务费用，形成各种服务性行业收入，这部分收入又称为个人收入、企业生产基金和上缴国家税金，因而这部分国民收入也实现了再分配。
社会主义国民收入经过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按其用途可以归结为：积累基金，包括生产性积累基金和非生产性积累基金；消费基金，包括个人消费基金和社会消费基金；社会后备基金；援外基金。
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一）中国个人收入分配制度的变迁传统体制下的个人收入制度是以国家为中心构建起来的，就其基本规定来看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国家以社会的名义直接对个人进行分配。劳动者创造的国民收入首先要交由国家集中控制，国家在进行了各项必要的社会扣除后，直接对劳动者个人进行分配。二是收入分配过程是通过纵向的收入分配机制，由国家确定的分配形式和分配渠道来实现的。三是在这种分配制度下，收入分配过程和收入调节过程被统一为一个过程，因此，国家确定的收入分配标准即为可支配收入分配的标准，劳动者个人按此标准取得的收入即为可支配收入。由此可见，传统的个人收入制度带有集中统一性、单一性的特点。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中国收入分配关系和个人收入分配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单一的分配方式逐步为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所取代，既有体现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关系的收入分配方式，也有体现非公有制经济关系的收入分配方式；既有体现市场经济一般特性的分配方式，也有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点的收入分配方式。这种多种收入分配方式大体上可以分为五类，即按劳分配、按资分配、按劳动力价值分配、按资产分配以及其他方式，如国家按公平原则进行的再分配等。多种收入分配方式并存是中国个人收入分配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
中国收入分配方式的变化是同中国客观经济条件的变化相适应的。首先，中国所有制结构已由单一公有制转变为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所有制结构，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相应要求多种收入分配形式与之相适应。其次，市场化改革引入了市场化的收入分配方式。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各生产要素或市场化了的要素都有了自己的价格，因此与要素价格相联系的收入分配范畴和分配形式如利息、股息、租金以及作为劳动力价值等必然成为个人收入分配的重要形式。最后，经营方式或所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使同一所有制形式也具有了不同的收入分配形式，促进了收入分配方式的多样化。可见，收入分配方式的多样化是中国生产条件和资源配置方式改变的必然结果。在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制度中，按劳分配是主体。这是由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和它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决定的。
（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逐步确立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即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制度，这是当代中国的基本分配制度。
1.按劳分配是当代中国现阶段最基本的分配方式按劳分配是指在社会主义社会，每一个有劳动能力的人都应该尽自己的能力为社会劳动，社会以劳动作为分配个人消费品的尺度，按照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数量和质量分配个人消费品，等量劳动领取等量报酬，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动者不得食。
实行按劳分配原则是由中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状况所决定的：
（1）中国现阶段实行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决定在分配原则上也要与之相适应。当代中国要坚持并发展多种形式的公有制，必然要求在分配中坚持按劳分配为主要原则，这也体现了劳动者在生产资料公有制方面的平等。
（2）现阶段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是实行按劳分配的物质条件。现阶段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比较低，远没有达到产品极大丰富的程度，所以只能实行按劳分配，以适应目前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要求，并促进生产力的继续向前发展。
（3）现阶段劳动还是作为个人的谋生手段，这是实行按劳分配的直接原因。
在当今社会中，由于社会分工以及人们的劳动差别仍然存在，因此只有把劳动者的劳动状况与劳动报酬联系起来，才能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才能推动社会生产的发展。实践证明，有什么样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就要有与之相适应的分配方式存在。按劳分配原则必须坚持，但是按劳分配的具体实现形式又必须依据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现实状况进行探索。
现阶段中国贯彻按劳分配呈现以下特点：
（1）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的企业中，按劳分配原则的贯彻程度不同。在外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个体企业、私营企业中，个人消费品的分配是按资本分配，按劳分配的程度还很低。
（2）在全民所有制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中，由于国家的税收政策不尽相同，各企业生产条件不同，因而付出同等的劳动得到的报酬也往往很不平等，同工未必同酬。
（3）全民所有制企业是独立的经济实体，由于企业内外部条件不同，企业的个别经济效益和社会平均效益不同，在不同的企业之间，同等劳动往往也不能取得同等报酬。
可见，在现阶段尤其是在新旧体制并存的改革时期，按劳分配的贯彻实施往往会受到种种客观条件的限制和约束，它的贯彻只能是一种总的要求。
2.按生产要素分配及其具体形式
由于社会和经济现实中的种种原因，当代中国现阶段按劳分配还不能作为完全覆盖全社会的唯一分配方式，所以如上所述多种分配方式的同时存在，有其客观必然性，是同当代中国现阶段的客观经济条件相适应的。按生产要素分配，产生于生产要素个人所有的基础之上，是指根据生产要素个人所有者投入生产要素的贡献大小，获取相应要素报酬的分配方式。具体包括以下六种：
（1）按劳动力价值或价格分配。即劳动者向企业提供劳动，企业按劳动力的价值向劳动者支付报酬——工资的分配形式。它存在于个体、私营企业及三资：企业等非公有制经济中。
（2）按科学技术分配。指科学技术的所有者将其自身技术投入生产，并根据贡献大小获取报酬的分配形式。现阶段中国鼓励科学技术或专利权等无形资产入股分红，对于促进风险投资，发展高科技产业具有重要的意义。
（3）按信息分配。指信息所有者依据其所提供的信息在生产中的贡献获得相应报酬的分配形式。
（4）按企业家才能分配。即企业家根据自己投入生产经营中的管理才能对企业贡献的大小，获取相应报酬的分配形式。当前中国企业家的分配形式正在试行年薪制、股票期权制等。
（5）按资本分配。指个人消费资金剩余后用于投资，依据资金量的多少获取投资收益的分配方式。如居民储蓄存款和购买债券的利息收入、购买企业股票的股息和红利收入、从事实业投资的利润收入等，均属此列。
（6）按土地分配。指居民以土地使用权获取收入的分配形式。
中国现阶段按生产要素分配原则的确立和发展，有助于居民和家庭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要素供给主体地位的确立，使之由过去的单一消费主体，逐步转变为消费主体、要素供给主体和市场交易主体等多元主体，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提高效率，促进经济发展，维持社会稳定，并促进中国整个分配制度以及工资政策的改革和调整，从而推动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收入分配政策（一）“先富”“共富”的分配政策根据国情和经济发展的条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行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通过诚实劳动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政策。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要求，是长期奋斗所必然要实现的最终目标。但是在当前社会转型时期，由于种种因素的制约，在地区之间、社会不同阶层之间必然存在着收入差距。要缩小这种收入差距，达到共同富裕，需要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因此，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就具有客观的必然性。
首先，先富：后富：在中国的现实存在是实行按劳分配原则的必然结果。承认按劳分配的原则实际上是承认不同的个人天赋和劳动能力的天然差别。由于劳动者在现实生活中存在体力、智力以及赡养家庭人口的差别，在以劳动作为唯一尺度分配个人消费品时，不同的劳动者获取的劳动报酬不同，其生活水平和富裕程度也会不同。由此而形成的个人收入差距是必然的，并将在中国社会中长期存在。
其次，先富：后富：在中国现实存在是实行多种所有制和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必然结果。当代中国存在多种所有制形式，实行多种经营方式，与之相适应实行多种分配方式，这种由所有制和分配方式不同造成的个人收入差距，远远大于按劳分配所造成的差别，在约束条件不太完善的情况下，这种差距在一定时期还会扩大。
再次，先富：后富：在中国的现实存在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市场竞争的作用，使得企业之间的优胜劣汰成为不可避免的现实。经营不善的企业一旦破产，其职工就要面临下岗、失业；而在竞争中占优势的企业则生意兴隆，其职工的收入自然上升，这必然会导致个人收入上的差距。
最后，先富：后富：的存在还由于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原因所造成。当代中国城乡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发展极不平衡，是由于历史、地理、文化、交通以及现实政策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且在短期内难以消除。因此，个人收入的千差万别也必定在现实生活中存在。
先富：共富：政策有三方面的含义：允许先富：后富：是从理论和政策的高度上否定把平均主义和中国要建设社会主义等同起来，共同富裕不等同于平均主义；先富起来的手段和先决条件是辛勤劳动，合理、合法、守法的正当经营；实现共同富裕是要先富：带动和帮助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不鼓励也不搞两极分化。
实践证明，先富：共富：政策的提出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它极大地鼓励和激发了企业和劳动者的积极性，使他们更好地发挥各自的优势和潜能，为社会的发展创造财富；部分先富：的地区和个人能产生极大的鼓励和示范作用，使未富裕起来的地区和个人在这种示范、激励、带动作用下发愤图强，努力赶超，而不是消极等待政府政策的倾斜和投入的增加；先富起来的地区和人民在为国家作出更多贡献的同时，也尽其所能地帮助欠发达地区脱贫致富，携手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当然，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自然会在一定时期内导致地区和个人收入之间富裕程度的极大不同，问题的关键是要把这种差别控制在社会可以接纳的合理范畴之内。为此国家在执行政策时既要引导先富起来的地区帮助那些相对落后地区，同时国家还可以通过对先富地区的人民征收合理的所得税，用于落后地区的经济建设。
（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总政策效率与公平的平衡是一个世界性难题，许多市场经济国家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常常会陷入顾此失彼的尴尬境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作为个人收入分配的总政策提出来的。它的确切含义是，在对各类主体进行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时，必须按照有利于充分调动各产权主体（包括人力资本产权主体和非人力资本产权主体）进行劳动和投资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原则（即效率优先的原则）来进行，承认个人在生产要素拥有的质和量以及个人对生产或财富创造上贡献大小的差别，进而承认个人之间劳动收入和要素收入的差别；同时，它强调政府要通过相应的常规性制度安排和灵活的宏观收入调节政策或再分配手段，来协调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把他们之间的收入差距控制在经济上比较合理和社会成员在心理上能够承受的范围内，以始终保证缺乏要素禀赋的社会成员（弱势群体）的基本生存权和相应的发展权，并防止因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过分悬殊而导致经济发展梗阻和社会震荡，进而保证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和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目标逐步实现。
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收入分配总政策的依据有：
（1）它是总结以往国内外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所得出的一条基本结论。公平和效率之间在总体上存在着内在冲突和反向替代关系，这是人类经济发展史上一个不争的事实。在公平与效率存在冲突的条件下，政府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有五种可供选择的方案：只追求公平，不顾效率；只追求效率，不顾公平；公平优先，兼顾效率；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同等对待效率与公平。
第和第种做法已为人类实践证明行不通；第种办法看似诱人，但一旦效率与公平出现矛盾时，则意味着放弃效率和放弃以促进经济发展为主要目标的政策，这在绝大多数国家是不可取的；第种则是一种中庸之道，意味着没有一种统御效率与公平的最高指导原则（如发展为本），也意味着治国者有一种能够完全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中公平与效率的矛盾的致命的自负。因此，恰当可行的选择是第种，即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一选择对于中国来讲，意味着对平均主义的反思，意味着发展是硬道理，也意味着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物质前提和必由之路。
（2）它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当代中国已将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公有制占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等写进了宪法。
这意味着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以及按生产要素分配这些以效率优先：为主要目标的经济政策绝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如何在实践中加以有效贯彻执行的问题。换言之，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要坚持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和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就要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个人收入分配总政策。
首先，一个有效市场的存在是实现效率优先：的首先条件。这个有效市场必须符合三个要求：每个人都有平等地进入市场和参与市场竞争的机会，不存在任何基于个人要素禀赋或竞争能力以外的歧视或制约；有一整套普适性的并能在政府权威保障下有效实施的竞争逐利的游戏规则，在这些游戏规则面前每个市场主体具有平等的权利；参与市场活动的个人只能凭借自己拥有的生产要素及其对市场效率的贡献获得收益（而不能通过行政权力介入市场、损害消费者利益及其他违法手段获取收益）。这三个方面总结起来就是机会均等、规则平等以及个人要素收益和个人要素贡献相一致。
其次，兼顾公平：需要有一整套社会收入分化的调节与整合机制，它能把市场化所带来的个人收入差距控制在经济上比较合理和社会成员普遍可以接受的范围内。不可否认，即使是在效率上有合理性的市场收入分化，也会带来两个方面的负面影响，即使缺乏要素禀赋的社会成员（弱势群体）的生存权受到威胁；使经济发展面临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的干扰和破坏。因此，对市场经济作用的必然后果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并运用适当的宏观政策和制度安排对此加以及时而有效的调节与整合。然而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中国社会成员之间的社会收入差距在迅速扩大，另一方面政府的社会收入分化整合机制却严重滞后。后者表现在：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滞后；有利于就业机会均等的全国统一的劳动市场尚未建立起来；对高收入者的税收调节政策以及对低收入者的财政转移支付政策也未全面到位；对贫困人口的人力资本投资力度不够，进而使他们享受良好教育的平等权利无法得到根本保障等。
（三）深化改革，完善收入分配制度
进入21世纪，中国要构建全民共享和谐收入制度，就要不断调整和完善收入分配政策，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1.努力构建条件分配的和谐制度
由于生产条件的分配决定消费资料的分配，因此，和谐收入分配制度的构建，首先要从资本、劳动、技术等生产条件的分配开始。
（1）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现代生产中，尽管技术、管理、信息等要素的作用越来越大，但在分配中处于支配地位的要素仍然是资本（或它的实体——财产），谁拥有的财产多，谁在分配中就越有机会处于有利地位。
因此，让人们共享发展成果的最根本的办法是让他们逐步获得、拥有并能够有效支配运用财产。为此，国家应加强宏观调节，降低居民住房、交通等必要的财产支出；扩大居民小额信贷的幅度和规模；政府相关部门对居民个体创业提供技术支持和信息帮助；减免居民个体初次创业相关经营税费；整顿市场秩序，为个体等小规模经营营造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
（2）增加人力资本初始培育的国家投资。劳动力要素的人力资本的差异是导致收入分配差距的长期的、主导的因素。据美国经济学家D。Gale Johson分析，中国农民在校时间每增加一年，其收入就可以增长3.6%～5.5%。提高低收入者收入必须提高低收入者的人力资本，而教育又是人力资本提高的前提，因此，国家要增加低收入者和低收入地区的教育投资，使劳动者在初次竞争中处于相对平等的地位，并以此促进整个社会生产效率的提高。
（3）创造机会公平，使要素公平有效参与市场运行。通过规范市场秩序，取消制度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建立全国范围内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使有流动动机的劳动力要素特别是广大低收入劳动者，能够合理、自由、有序地流动，从而扫清劳动力要素收入增加的制度障碍。尽快完善各种市场体系，特别是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使各要素在市场充分竞争中矫正市场价格的偏差，确定其合理的价格，保证要素贡献收入的合理性。
2.不断完善初次分配的和谐制度
目前，初次分配的相关市场机制已初步具备，关键是如何通过完善分配制度来进一步处理好个体与整体、局部与全局、当前与长远的关系。
（1）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让发展成果为全体民众所共享，首先要在宏观分配比例上有所体现。具体地讲，要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确定合理的工资水平，形成工资与劳动者要素贡献相符的正常增长机制；建立国家统一的职务与级别相结合的公务员工资制度，地区附加津贴制度和艰苦边远地区津贴制度，以及调控有力的公务员工资管理机制。
（2）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其目的是使那些只能凭劳动力赚取收入的低收入者，更多地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果实。具体来说，可以提高劳动报酬特别是最低工资收入的标准，加强有关劳动工资分配问题的立法和执法监督，加大对侵害职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处罚力度，对拒不与职工方进行工资集体协商或故意拖延协商的企业经营者严厉惩治。
（3）取缔非法收入，打破经营垄断。非法收入和垄断经营收入，通常是某些个人或利益集团借市场机制的幌子，通过损害或者妨碍大多数人利益而谋取的非法或不合理收入，这既有失社会公平，也阻碍了社会效率。为此，一方面，要通过制度规范来彻底铲除权力寻租等非法收入。尤其要加快行政体制改革，彻底转变政府职能，使其从利益主体的角色回归到服务者的角色。另一方面，通过制度的创新和完善改变垄断行业的特殊地位。加快推进垄断行业国有企业的公司制改革，对于垄断行业内部的竞争性业务，按照国际惯例逐步取消体制障碍和人为限制，建立科学的国有资本预算制度和绩效考核体系，执行好《反垄断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将垄断行业收入的监管纳入法制化轨道。
3.重点强化再次分配的和谐制度
再次分配是确保完整的一次生产的分配和谐的最后一道防线，也是下一次生产开始前的条件分配，以保证再一次的初次分配更好地符合社会公平与社会效率统一目标。因此，再分配应更加注重公平。
（1）强化税收调节，调节过高收入。尽管是合法的收入，但收入差距过大情况下的过高收入，会导致有效需求的不足和消费结构的断层，进而影响社会效率，因而也要进行调节。为此，必须通过合理征收个人所得税、遗产税等来限制合理的高收入。通过税收手段对高收入者收入进行调节，重点是加强税收监管。
（2）扩大转移支付，提高低收入者收入。在没有外力介入的情况下，低收入者的收入必然陷入贫困陷阱。必须通过再次分配，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保障他们基本的生存和发展需求，提高他们以及其后代在新一轮社会生产中的竞争地位，进而保证社会公平，提高社会效率。最简单、最好的办法就是加大政府的转移支付力度，扩大转移支付范围，包括：加大对落后地区的财政扶持，对低收入者及其子女的教育培训进行必要资助等，建立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完善面向所有困难群众的就业援助制度，及时帮助零就业家庭解决就业困难。
（3）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目前，低收入者在教育、医疗、就业和社会保障等许多方面都处于弱势的地位，结果是收入差距的代际传递。社会保障受益者是全体居民，但最需要的是广大低收入者。为此，要完善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逐步提高保障水平；完善失业、工伤、生育保险制度；提高统筹层次，制定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险关系转续办法；采取多种方式充实社会保障基金，加强基金监管，实现保值增值；健全社会救助体系，做好优抚安置工作；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发展残疾人事业；加强老龄工作；强化防灾减灾工作；健全廉租住房制度，加快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