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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近代历史演变及影响

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

1840年,英国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中国历史从此发生重大转折:

由古代封建社会进入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一)古代文明发达

中国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在古代文明时期(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前500年),人类文明分别诞生在亚洲、非洲和欧洲等不同地区,逐步形成了美索不达米亚(苏美尔和古巴比伦等)、古埃及、印度和中国四大古代文明中心。其中,苏美尔文明和古埃及文明是最早诞生的文明,大约出现在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前3100年间,但它们分别在公元前539年和公元前525年消亡了;古代印度文明和古代中国文明诞生的时间要晚一些,分别出现在公元前2500年和公元前2070年(根据《夏商周年表》),但是后两种文明一直未有中断。

其实,在1840年以前,中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一直是走在世界前列的经济强国,1820年,中国经济总量仍占世界经济总量的32.9%。中国在世界上率先进入封建社会,率先建立中央集权官僚体制。公元618年中国进入唐朝,是当时世界最强大和发达的国家。公元1405年至1433年,中国明朝郑和率领船队七下西洋。中国人发明了造纸术、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等,建立了政府官员选拔制度(科举考试制度)。中国古代文明达到了农业文明的光辉顶峰,而此时的欧洲还处于封建专制的中世纪黑暗时代。

几千年来,勤劳、勇敢、智慧的中国人民创造了独具特色的东方文化,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但进入17、18世纪以后,随着欧美工业革命的发展和扩散,新兴工业文明逐步占据人类文明主导地位而走在人类文明的前列,以农业文明为主的东方文明开始走向衰落,中国也不例外。

(二)近代历史嬗变

中国近代历史,是指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的历史。其间共110年,历经清王朝晚期、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北洋军阀政府、南京国民政府。

中国近代历史是一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逐渐形成到瓦解的历史,同时也是中国人民捍卫民族生存权利,革新求变的历史。

1.外国列强发动的侵华战争

自1840年开始,外敌入侵中国,发动了一系列侵华战争,迫使中国签订了1000多个不平等条约。比较大的战争包括:1840—1842年英国发动的鸦片战争、1856—1860年英法联军发动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883—1885年的中法战争、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1900年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1931—1945年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战后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以《南京条约》为开端,外国列强割占中国大片领土,强占中国租界,强租中国港湾,开辟了105处通商口岸,并且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使中国的主权不断遭到破坏,包括:协定关税权、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海关行政权、沿海和内河航行权、铁路修筑权、投资设厂权、采矿权,等等。中国开始由独立的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演变。其后签订的《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瑷珲条约》《马关条约》等,使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程度进一步加深。1901年签订的《辛丑条约》,是近代中国最为严重的一个不平等条约,侵略者获得了在中国领土上驻兵的特权,干涉中国内政外交,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清政府完全沦为洋人的朝廷,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完全形成。1945年日本在全面侵华战争中失败,中国抗日战争终于取得了胜利。

外国列强对中国的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使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受到了严重阻碍。

(1)外国发动一系列侵略战争,屠杀了大量中国人民。甲午战争中,1894年11月日军攻陷旅顺后,即制造了旅顺大屠杀惨案。日军在4天内连续屠杀中国居民约2万人。1900年俄国入侵中国东北时,制造了江东六十四屯惨案。沙俄军警把中国人居住的村庄烧光,把老百姓驱入黑龙江中活活淹死,枪杀和刺死手无寸铁的居民。1900年8月,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仅在庄王府一处,就烧死和杀死义和团团民和居民1700多人。有一队侵略军竟把一群中国居民逼到一个死胡同内,用机关枪扫射,直到不留一个人为止。1937年12月,日本占领南京后,用射杀、活埋、火焚以及其他方法杀害了30万以上和平居民。

(2)勒索赔款,抢掠财富,还公开抢劫中国的财富和珍宝,肆意破坏中国的文物和古迹。据统计,列强侵略中国100多年间,勒索赔款折合白银达13亿两,比甲午战争前的1885年到1894年10年间清政府财政收入总和还多4亿两。

中国对赔款的支付,使国家工业化失去了资金,导致了通货膨胀,出现了经济停滞。如果用这些赔款来办企业,洋务派最大的军工企业江南制造总局,可以办2400家,洋务派最大的民用企业汉阳铁厂,也可以办220家。列强还对中国进行资本输出,从中获得惊人的巨利,甚至进行公开抢劫。

(3)利用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进行经济掠夺。外国列强对中国的经济掠夺,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840年到1870年之间,其行为显示出海盗行径,带有明显的资本原始积累性质。除了战争期间的抢夺之外,战争结束后,到处霸占房屋田产,等等。

1870年后,外国列强完成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劳动生产率大为提高,加上协定关税:非常低的关税税率,以及不等价交换,其工业品开始在价格上处于优势,逐渐占领了中国市场。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就成为外国列强对华经济掠夺的主要手段。

从贸易平衡来看,在鸦片战争后的一定时期内,外国货物除鸦片外,洋纱、洋布等工业品并没有在中国很快打开销路,而外国对中国的茶叶、生丝需求旺盛,中外贸易中,中国仍然处于贸易顺差。外国的贸易逆差主要靠鸦片走私款抵充。外国工业品到1870年后,在中国市场的销路才逐渐扩大,直到1880年后,中外贸易中,中国才逐渐由顺差转变为逆差。这其中很大原因还在于中外贸易的不等价交换和进出口商品价格不断扩大的剪刀差。

外国商人将中国的农产品和原料廉价收购出口,稍作加工后又高价返销中国,比如,收购羊毛、驼毛,返销呢绒;收购棉花,返销洋纱、洋布;收购烟叶,返销卷烟等。这正是中国近代长期贫困落后的表现和根源之一。

在1895年甲午战争后,资本输出成为经济掠夺的主要手段。外国列强在中国开工厂,争夺路权和开矿权,获取高额利润,还竞相向清政府提供贷款,一批外国银行进入中国。这样,到1903年,外国在华投资增加了五六倍,具有明显的资本输出性质。

值得注意的是,外国列强在中国的投资,并没有从其本国调运资金来中国。而是来自对中国的掠夺。早期的企业投资,其资金来源主要是洋行鸦片走私的利润积累,买办和华商缴纳的保证金和附股,以及外国银行在中国吸收的存款。后期的企业投资,大部分是在中国就地发行的股票。即使是外国对中国政府的贷款,也是在中国就地发行债券,相当一部分认购者是中国人。连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研究者都认为,在19世纪以及20世纪初期,中国并不存在外资的净流入,而是大量的净流出。本来是中国自己的资金,在所有权上却变成了外国投资,这完全是外国列强进行经济掠夺的结果。

就经济社会发展而言,列强侵略阻碍了中国的社会进步,因为其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改变了中国社会历史正常的发展走向。本来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目的,绝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恰恰相反,他们的目的是要把中国变成其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在整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期间,外国侵略者勾结中国封建势力,排挤、打击、压迫民族资本主义企业。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在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双重挤压的夹缝中生存,艰难而缓慢地发展。

2.中国人民的反抗和觉醒

在近代一次次外敌入侵,民族灾难来临之时,中华民族无数优秀子孙不怕牺牲、英勇顽强地抗击凶残的侵略者。其中包括林则徐虎门销烟、广州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洪秀全等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台湾人民反对割台斗争、义和团运动、直至全民族抗日战争。中华民族在反对外敌入侵的斗争中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精神,铸就了中华民族的民族魂。

外国列强发动的多次侵华战争和中国人民反侵略战争的多次失败,极大地促使中国人民思考、探索、奋起。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开始睁眼看世界,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开创了中国近代向西方学习的新风。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冯桂芬在1861年写成的《校邠庐抗议》中提出”采西学,“制洋器:的主张。郑观应在所著《盛世危言》中提出同西方国家进行”商战,实行君民共主:制度等主张,表明了朦胧的民族觉醒意识,具有重要的思想启蒙意义。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开始普遍觉醒。梁启超指出: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1895年严复在《救亡决论》一文中响亮地喊出了救亡:的口号。随后孙中山喊出了振兴中华:这个时代的最强音。中华民族开始了对国家出路的艰辛探索。

二、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

鸦片战争后,根据不平等条约,西方列强的势力逐渐渗透到了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导致中国社会由传统向近代转型。

(一)近代经济

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是中国由以农业为基础的自给自足的传统自然经济,向以机器大工业为主导产业的近代经济转变的时期。随着中国传统自然经济逐渐解体,一些资本主义因素逐步显现,资本主义近代工业从无到有。然而,由于中国近代经济增长十分缓慢,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虽然略有增长,但是同一时期人口增长幅度更大,因此,一百多年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负增长。

1.中国近代经济产生(1840—1894年)

1840年后,外国列强对华经济影响主要是以鸦片为主的商品输出。一方面,明清时期出现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已经部分中断;另一方面,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经营方式传入中国。

中国经济由原来开放性较低、以自然经济为主体的独立经济,变为被动开放、日益受世界市场影响、自然经济结构逐步瓦解的附属国经济。上海等通商口岸城市的商业和金融业在外国资本主义影响下,开始出现由传统向近代的质变。

面对西方列强的战争威胁,目睹外国资本企业的丰厚利润,困扰于农民战争的封建统治者以及商人买办,迈出了中国资本主义工业化的第一步。洋务运动中洋务派官僚学习西方、致力于近代化的实践,创办了一批官办或者官督商办的近代工矿交通企业。自1865年至1897年,各系官僚、各省督抚相继在全国各重要城市创办了大小共21个军火厂,其中规模最大的是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接着又创办了主要集中于采矿业、冶炼业、交通运输业、纺织工业等民用工业企业。民间投资的近代资本主义工厂也开始出现。中国的产业结构开始由单纯的农业收入变为农业、近代工业、服务业所构成的三大产业国民收入,其中农业仍然占了绝大部分:1887年,农业占了69.63%,工矿交通企业占10.10%,服务业占20.27%。虽然这一时期是中国近代工业产生的时期,整个国民经济出现了一些新变化,但是经济发展极为艰难。根据统计,1850年,中国国民收入总计181.64亿元,1887年,中国国民收入总计下降为143.43亿元,年平均增长率为-0.64%。

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战败表明:晚清推行了洋务运动,中国产生了一批近代新式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开始了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历程,但是并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

2.中国近代经济初步发展(1895—1911年)

《马关条约》的签订使外国列强获得了在华投资设厂的特权,西方列强以资本输出作为其对外扩张的主要手段。他们不只限于攫取一般的经济利益,而是要瓜分中国,建立独占的商品销售市场、原料产地、投资场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已经基本形成。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所处的环境在这一阶段变得更加恶劣,而民族危机的进一步加深迫使国人喊出了实业救国:的呼声。于是,清政府为寻求新的出路,被迫推行新政,放宽对民间开办工矿企业的限制,使私人资本主义工矿交通运输业获得了初步发展。中国兴起了民众投资兴办实业的热潮,商办企业成为中国近代工业发展的新方向。从1895年至1911年的投资热潮中,官方投资2544万元,商办投资12242.9万元,表明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已成为中国近代工业化的主导力量。根据不完全统计,这一阶段,清政府以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方式新建工厂44家,矿山45处,新修铁路6256千米;而民族资本在1895年到1913年间,新办资本万元以上的工厂共达468家。民族资本工业有了初步发展。

3.中国近代经济进一步发展(1912—1927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西方列强因忙于战争,已经无力向中国进行大规模的商品倾销。外国资本主义短暂地退出了中国市场,外部环境比较宽松,大大减轻了中国工业品销售的压力,有助于相关工矿企业的发展。

由于辛亥革命沉重打击了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和本国封建势力,中华民国颁布了一些有利于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政策,推动了近代工业化的发展,在1914年至1922年间,出现了中国民族资本发展的黄金时期。但是很快随着一战:结束,西方列强又重新加紧了对中国经济的控制,中国民族资本经济在1923年到1927年进入由盛转衰的时期。

从1840年到1911年的72年里,创办资本额在1万元以上的工矿企业约953家,创办资本额累计20380.5万元。而从1912年到1920年的9年间,中国创办资本额在1万元以上的工矿企业总数约850家,创办资本总额约为22555.1万元,说明这一时期中国近代化开始进入高潮。1913年,中国近代企业618个,资本额33082.4万元,1920年增加到1759个,资本额为50062.0万元,工厂个数年增长率36%,资本额年增长率21.62%。尽管如此,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发展水平仍然比较落后。1920年中国工农业总产值为219.03亿元,其中农业总产值为165.2亿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75.42%,工业总产值为53.83亿元,仅占工农业总产值的24.58%。从1860年到1920年,中国近代工业化经过半个多世纪发展后,工业总产值还不到农业总产值的一半,只有32.59%。中国近代工业化的落后可见一斑。

与此同时,外国在中国的产业资本1894年为中国民族资本的1.5倍;1913年为中国民族资本的4倍,达到123709.4万元。因此,这一时期发展最快的仍是外国资本。

4.中国近代经济曲折发展(1927—1949年)

由于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空前的经济大危机,美、英、日、法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互之间展开了激烈的关税战、贸易战等,争相向别国转嫁危机。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变得异常严峻。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采取了一系列发展经济的措施,工商业获得了一定的发展。1927年全国华纱厂已达119家,纱锭为368万枚,1930年纱厂为130家,纱锭增加为450万枚。民族造纸业也有微弱的发展,1926年全国有规模较大的造纸厂18家,1930年为25家。此外,煤炭、钢铁、水泥等行业也都有一定的发展。但是同一时期,面粉、卷烟、火柴和有色金属等工业,在外货倾销,特别是在日货的走私及国民政府经济统制政策的打击下,趋于衰落。

1930年以后,由于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加之日本以武力侵华,以及国家资本的垄断和国民政府的搜刮,各地连续发生自然灾害,使民族资本主义经济陷入了全面萧条的境地。直到1935年,随着世界经济逐步复苏,中国农业产量丰收,国民政府实施法币政策,物价回升,市场活跃,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才迎来了一个新的转机,出现了短暂的繁荣。从工厂设立数目来看,1936年登记工厂数为2441家,其中新设工厂193家;在工业总产值方面,1936年达102亿元,其中资本主义经济占58.8%;在经济增长率方面,1928年至1936年平均年增长8.4%,为近代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一段时期。

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中止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商业发展的步伐。

抗战胜利后,除个别民族工业工厂因经营者与官僚资本有微妙关系而有所扩展外,总体远没有达到战前的水平。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才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事业。

(二)近代政治

近代中国政治制度的演变是指政治生活及其结构从传统的专制集权形态向现代民主形态转换的历史过程。

1.封建专制制度的覆灭

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是封建制度覆灭的开始。战后签订的《南京条约》

《五口通商章程》《望厦条约》《黄埔条约》等第一批不平等条约,使得中国主权开始遭到破坏,领土、领海、司法、关税、贸易主权开始丧失,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封建社会的体制仍然存在,但已不完整。此后西方殖民者相继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一步步将中国拖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民族危机、社会危机频发。在此情况之下,如何挽救中国的命运摆在了时代的面前。

一方面,清王朝继续维持君主专制政体;另一方面,为了维护其统治和适应外国侵略者的需要,又对政治体制不断地进行调整。特别是1861年设立总理衙门,随后又设置南、北洋大臣和总税务司等,使清政府开始买办化,逐渐成为洋人的朝廷。

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民族资产阶级改良派于19世纪80到90年代领导和发动了向封建专制制度进攻的戊戌维新运动。面对昏暗腐朽的清政府统治,维新派人士提出变法图强的主张,强烈要求引进西方的资本主义来改造中国,政治上主张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经济上主张实业救国,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保护民族资本;文教上主张废八股,兴学堂,开通社会风气;军事上要求裁撤八旗绿营军,创办军事学堂,编练新式军队。维新派的主张依托没有实权的光绪皇帝自上而下地推行,为封建顽固势力所不容,最终以失败而告终。尽管如此,戊戌维新运动仍是一场挽救民族危亡的爱国政治运动,是近代中国掀起的一次思想启蒙运动,它激发人们冲破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禁锢,使得资产阶级议会民主思想得到传播,为后来的民主革命开辟了道路。

维新运动失败后,中国的社会矛盾和内外形势迅速将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推到了救国救民的前头。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各地组织革命团体,宣传革命主张,策划、发动了南方各省的武装起义,沉重打击了封建统治势力,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基础。

面对日益严峻的内外形势,为了挽救统治危机,清政府不得不打出“预备立宪:的旗号,实行”新政。1905年10月,清政府委派载泽、端方、盛铎、戴鸿慈、尚其亨五位大臣出洋考察宪政。1906年9月,清政府正式宣布“预备仿行宪政。1908年9月,清政府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同时在中央和地方成立”资政院,“咨议局,筹建”责任内阁。之后,在清政府设立的第一个“责任内阁:中,包括内阁总理大臣在内的13个国务大臣中,满族大臣9人,汉族大臣4人,其中皇族7人,因此被时人称为”皇族内阁。清政府主动进行的清末新政,没有使中国走上君主立宪:之路,它成为一场骗局。

立宪骗局无法阻挡人民革命的洪流,1911年10月,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推翻帝制、走向共和的辛亥革命终于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政体。

2.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初创和演变

(1)南京临时政府建立。

1912年元旦,南京临时政府宣告成立,孙中山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理想初步实现。

南京临时政府是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性质的革命政权。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这个政权中占有领导和主体的地位。除孙中山作为临时大总统拥有统治全国和统率海陆军权之外,陆军、外交等重要部门的总长和所有各部的次长全由革命党人担任。在作为国家立法机关的临时参议院中,同盟会会员也占多数。

南京临时政府制度的各项政策措施,集中代表和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愿望和利益,在相当程度上也符合了广大中国人民的利益。比如,鼓励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提倡兴办工厂、矿山、银行等;扫除封建弊端,保护人权;宣布禁止刑讯,保护华侨,禁止贩卖华工,禁止买卖人口等;宣布改革文化教育制度,否定忠君尊孔教育,废止小学读经等。

1912年3月,临时参议院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法典。《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国民一律平等,享有人身、财产、集会、结社、出版、言论等自由,享有请愿、陈述、考试、选举与被选举等民主权利。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而以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员、法院行使其统治权。它采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政体,实行三权分立的制度。其行政机关是临时大总统和行政各部,立法机关是临时参议院,司法机关是法院。《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以根本大法的形式废除了两千年来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确认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治制度。这是中国政治体制发展史上破天荒的变革。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决定了它不可能领导民主革命取得彻底胜利,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很快被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但仍以失败而告终。南京临时政府犹如昙花一现,只存在三个月便夭折了。但是,它树起的民主共和的旗帜,推进了日后人民群众争取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斗争,具有重大历史意义。

(2)北洋军阀政府时期。

1912年3月10日,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在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的共同支持下,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窃夺了辛亥革命的果实。随后,孙中山正式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临时政府迁往北京。

袁世凯窃夺辛亥革命的果实之后,建立了代表大地主和大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北洋军阀政权。在政治上,实行军阀官僚的专制统治。袁世凯上台后,全力恢复清朝遗留下来的军事官僚机构,把辛亥革命后上任的江西都督李烈钧、安徽都督柏文蔚、广东都督胡汉民的职务统统免除;大力扩充军队,建立特务、警察系统。1913年3月,袁世凯指使心腹收买刺客暗杀国民党领袖宋教仁,7月至9月,又以武力镇压了南方七省国民党人的二次革命。1913年10月,在总统选举中,袁世凯指使军警、流氓包围国会,强迫议员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并于1913年11月下令解散国民党。1914年1月,他又停止参议院、众议院两院议员的职务,遣散议员。5月,炮制了《中华民国约法》,用总统制取代内阁制。之后,通过修改《总统选举法》,使大总统不仅可以无限期连任,还可以推荐继承人。至此,中华民国只剩下一块空招牌了。

为了实行专制统治,袁世凯不惜投靠帝国主义,出卖路权、矿权,并签订众多不平等条约。1915年5月,为了让日本支持其复辟帝制,他基本接受日本提出的严重损害中国权益的“二十一条:要求。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发表接受帝位申令。第二天,在中南海居仁堂接受百官朝贺。31日,下令以1916年为”中华帝国洪宪元年。然而,袁世凯只做了83天皇帝就被迫取消帝制。1917年6月,张勋率辫子军:北上,拥废帝溥仪复辟。这一次复辟的时间更短,仅12天就在全国人民的声讨声中破产了。

在经济上,袁世凯竭力维护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军阀、官僚本身就是大地主,他们还以各种手段兼并土地。袁世凯在河南彰德等县占有的土地就有4万多亩,奉系军阀张作霖在东北占地150万亩。北洋政府通过征收各种苛捐杂税,对农民进行压榨,许多自耕农和半自耕农陷入破产和丧失土地的境地,变成佃农和雇农。官僚买办资本集团还操纵、垄断了财政金融和工矿运输业。例如,以梁士诒为首的交通系集团控制了铁路和交通银行。后者具有代理国库、发行纸币的特权,为北洋政府经营税收、内债和外债,并直接控制了一些工矿企业。在文化思想方面,1913年6月,袁世凯向全国发布《通令尊崇孔圣文》,中小学恢复尊孔读经。

袁世凯死后,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了重建政权,曾经多次掀起捍卫民主共和制的斗争,1917年、1921年两次在广州建立护法军政府,1923年建立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帅府,但终究改变不了失败的命运。资产阶级革命派在中国建立一个独立、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梦想破灭了。

3.国民党政府时期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标志着国共合作的开始。1925年7月成立广州国民政府,并在其领导下开始北伐,结束了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随着北伐胜利进军,广东国民政府迁都武汉,1927年1月武汉国民政府成立。

广州、武汉国民政府是在国共合作进行国民大革命时成立的,是改组后的国民党领导的政府,体现了国共两党的共同意志,奉行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政策。在当时,它代表了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是一个具有革命性质的民主政府。

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了一个与武汉政府相对立的国民政府,1928年10月颁布《训政纲领》,是所谓军法之治:的军政:时期。蒋介石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名义,统率和控制国民政府。此时的国民党已经不再是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而是一个由代表地主阶级、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利益的集团所控制的政党。

在国民党进入“训政:到1948年5月转入”宪政:时期的20年中,国民政府实行五权分立,但是从根本上说,是一党专政和军事独裁统治。1928年10月,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通过《训政纲领》规定: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领导国民行使政权;其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时,以政权付托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之。这样,北洋政府时期形式上存在的议会制度被彻底废除了。

国民党建立了庞大的军队和全国性的特务系统。大力推行保甲制度,规定十户为甲,十甲为保,分设甲长、保长。保甲内各户互相监视、互相告发。国民党的征税、摊派等,许多也通过保甲进行。厉行文化专制主义,查禁大批进步书刊,监视、拘捕甚至枪杀了许多进步作家。国民党政府的统治政权性质依然是地主阶级和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的统治,与北洋军阀没有本质的区别。

由于国民党曾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面大旗和大革命时期统一战线的主要组织者,在形式上暂时地统一了全国,同时,也开始谋求与西方各国改定新约,包括争取关税自主和废除领事裁判权两项,因而使人认为中国可能由此走上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然而,事实是国民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并没有改变,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问题丝毫没有得到解决。

作为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华民族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展了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并最终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4.人民民主制度的建立

(1)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走上了独立领导武装起义和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道路。1931年11月,在各根据地迅猛发展的基础上,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举行,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以及土地法令、劳动法等法律文件;选举产生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成立了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当选为主席。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实行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首先由公民直接选举产生乡工农兵代表大会代表,召开乡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乡苏维埃政府组成人员;在此基础上,逐级召开区、县、省和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各级政府。各级苏维埃政府广泛吸收工农群众代表参加政权管理,行使当家做主的权利。这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

在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根据地军民积极进行经济建设,着重发展农业生产。获得了土地的农民群众自愿开展互助合作,成立劳动互助社、犁牛互助社,提高劳动生产率;同时,努力开垦荒地,兴修水利,提高农作物产量。工业、军需工业和厂矿企业也有所增长。苏维埃政府鼓励私人商业往来,开展各类经贸活动。

苏维埃政府注重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提高工农群众的文化水平。根据地普遍建立起各种识字班、夜校、半日制学校、补习学校等,还创办了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列宁师范学校、高尔基戏剧学校、中央农业学校等,工农群众获得享受文化教育的权利。

(2)抗日民主政府。

抗日民主政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1941年5月,中共中央批准颁布《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全面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根据地建设的基本方针。边区县、乡抗日民主政权是行政机关;边区(省)、县参议会既是民意机关,也是立法机关;边区高等法院和县法院是司法机关。抗日民主政府在工作人员分配上实行三三制:原则,即共产党员、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和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

抗日民主政权普遍采取民主集中制,各级抗日民主政权机构的领导人都经过人民选举产生。抗日民主政权努力发扬政治民主,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山东省临时参议会等还专门通过有关保障人权的条例。抗日民主政权实行各民族平等团结、共同抗日的基本政策,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试行民族区域自治。这是中国共产党从中国国情出发解决民族问题的一个创造。

抗日民主政权根据共产党制定的抗日纲领和政策,在各抗日根据地进行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绩,使之成为抗日战争时期全国民主政治的楷模。

(3)人民民主政府。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到1946年6月,各解放区政权仍然保持了与抗日战争基本相同的性质和体制。共产党坚持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与国民党进行了重庆谈判,参加了政治协商会议,争取建立民主联合政府。

1946年6月,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国共第二次合作破裂。从此解放区政权进入新阶段——人民民主政权。1947年,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深入,解放区的规模日益扩大,共产党将原来分散的、独立性较大的各边区政权适当合并,先后成立了几个较大的行政区人民政府,如东北人民政府、陕甘宁边区人民政府、华北人民政府、中原临时人民政府、华中行政办事处等。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军,不断有新的省、市人民政府成立。

人民民主政府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建立的人民政权,它是从抗日民主政权发展演变而来的,但也略有不同。首先是政府的专政对象和任务不同,全面内战爆发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由原来的中华民族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转变为人民大众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反动集团的矛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是专政的对象,人民政府的任务是组织领导全国人民进行解放战争、土地革命,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新中国。其次是人民代表会议转变为人民代表机关。另外,虽然政府仍由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士绅等组成,但工人、农民在政权中的比重增大,但各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仍参与其中,人民政府的社会基础更加牢固。

(4)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随着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建立新中国的任务被提上日程。在1948年9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论述了即将成立的新中国的国体,即国家政权的性质,指出:我们政权的阶级性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但不是仅仅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关于政体,即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他说,应当”建立民主集中制的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制度。1949年3月,中共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为建国做准备。全会批准了由共产党发起,并协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以及民主人士,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并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

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明确提出了人民共和国的性质就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政权。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共同纲领》)。《共同纲领》

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

《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建设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

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并存,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共同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共同纲领》还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外交、民族等各方面的基本政策。它保障了全国人民享有广泛的民主权利,也规定了人民必须遵守的若干义务。在当时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

1949年10月1日,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从此,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始了探索政治发展的新路径。

(三)近代文化

与近代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以及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认识发展过程相适应,中国文化在近代的变革中经历了西学的大量传播和中西文化冲突、融汇的演变历程,完成了从传统文化到近代文化的转变,即由基本封闭的、与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相联系的、压抑个性的古代文化,转变为开放式的、与近代民主制度相联系的、自由与兼容的、鼓励个性发展的近代文化。

1.晚清时期资产阶级文化的萌芽和形成(1)1840—1895年,资产阶级新文化的萌发阶段。

这一阶段是向西方学习物质文化的阶段,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这个阶段文化的基本特征。

1840—1860年,出现了以开眼看世界:和师夷长技以制夷:为时代特征的新的文化思潮。林则徐组织人力编写《四洲志》,魏源以此为基础,编写了《海国图志》。新的文化思潮倡导开眼看世界,魏源更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力图了解西方,了解世界,强调学以致用,说明传统文化思想的封闭系统开始发生重大转变。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冯桂芬于1861年写成《校邠庐抗议》,提出了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重要建议,这正是后来成为主流思想的中体西用:论的最早表达。他还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改革主张,如讲学设厂、制造、开矿、采用机器、改科举、讲实学、培养翻译与外交人才、大力翻译西书等。其思想影响到了同时代寻求改革的思想家郑观应、王滔等,使人们认识到学习西方技艺器物的迫切需要,成为引导洋务运动的重要思想资源。

1860—1895年洋务运动时期,是中国近代文化初步奠基时期。这一时期,洋务派在办理了军事工业的过程中,认识到急需了解西方。1868年,洋务派曾国藩、李鸿章商议设立翻译馆,主持翻译和出版西学书籍。除翻译科技书籍外,也翻译了一些社会科学书籍,主要是史地、法律等书籍。40年时间里,先后翻译和印刷西学书籍160种,还编印《西国近事汇编》。对于西学传播,引进西方文化有很大贡献。

洋务运动时期,除了设立翻译馆,还设立同文馆,培养了一批能够运用外语为中国外交和实业界服务的人才。1872年,实行幼童赴美留学,前后四年,共计派遣了120名。这批幼童在美国分入各学校,分住美国人家庭,融入其文化氛围之中。这些举措实质上都起到了沟通中西文化的作用。

洋务运动时期,洋务派还开办了各类新式专业学堂、创办报刊,如福州(1877)、天津(1880)开办了电报学堂、广西西学馆(1880年改为水师学堂)、吉林表正书院(1883)、台湾西学堂(1887)、湖北自强学堂(1893)、招商局驾驶学堂(1894),等等。此外,还有一批军事学堂,如天津北洋水师学堂(1887)、广东水陆师学堂(1887)、南京江南水师学堂(1890)、威海水师学堂(1889),等等。经这些学堂培养的各项专门人才,成为中国最早的一批依靠自己的专业知识服务于社会的人。中国人自己创办的中文报刊以陈霭廷所办《香港华字日报》(1872)为最早,王滔后来又在香港创办了《循环日报》(1874)。

随着西方炮舰打开中国大门,西方传教士们纷纷来到中国传教。传教士们创办了许多教会学校,但是由于中国人对他们的宗教并不感兴趣,因此,教会学校先从讲述技术入手,比如几何、代数、天文,还有宗教课程。他们还在中国创办报刊,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中国教会新报》(1868年创刊,1874年改名为《万国公报》)和上海《申报》(1872)。出版业也开始出现,比如上海墨海书馆,从1844—1860年共计出版书籍171种,其中宗教类有138种,占大多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类书籍有33种,占少数。传入中国的西方文化,除了宗教文化外,主要是自然科学,如天文、数学、西医学等。原因主要在于当时中国人认为中国唯独火器不如人,要学习西方的技艺。

这一时期,由于外语教育和派遣留学生,既是新式的教育,又对社会有示范作用,随之而兴起了职业教育、新式学堂、新式书院等,也因此产生了一批新的职业,比如新闻记者、报刊撰稿人等,为资产阶级思想的进一步传播奠定了基础,也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新文化的产生奠定了基础。不过,这一阶段,洋务派一方面认为不得不向外国学习,另一方面,内心仍然认为不能没有中国儒学的根本,因此,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成为这个阶段文化的基本特征。

(2)1895—1911年,资产阶级新文化逐渐形成的阶段。

这一阶段是向西方学习制度文化阶段,也是资产阶级新文化逐渐形成的阶段。

甲午中日战争后,与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变化相适应,文化的变化逐步深化和积累,西方进化论的思想、民主的思想传播开来,新式教育与文化机构相继产生,新式的国民教育得到发展,市民文化纷纷涌现,近代城市生活方式开始形成。这一系列的变化使20世纪初近代资产阶级新文化结构体系初步形成,其特点是:新的文化主体——新式知识分子群体出现、新的近代文化部门建立和新的文化要素产生,以及大众商业文化兴盛,从而为20世纪初期以后文化价值观的根本转变创造了条件。

1895年,震惊中外的公车上书,以及南方的香港、广州正在紧锣密鼓筹划的武装起义,标志着中国进入以变革君主专制制度为中心的政治革命时期。

这一时期,改革与革命交相跌宕,一切文化现象无不显示政治问题的折射;一切先进的中国人日思夜想,都在于此。发展实业为救国,兴办教育为救国,学习科技为救国,而救国之核心在于改革专制、兴民权。

戊戌变法之前,翻译西书只重视科技,自从康有为提出变法论以后,才由翻译富国之书,转为翻译有关政治书籍。中国近代第一位翻译家严复所翻译的书籍,号称八大名著,其中有关政法类的书籍有三种,占所翻译书籍的37%。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即使本身不是政法类的书籍,但是经过翻译出版后,它们在读者中所产生的影响,却明显地带有政治性的作用。比如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是一本主要介绍生物进化论的书,其中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道理,给无数人以一种绝大的刺激,呼唤国人觉醒、徐图自强,以求避免亡国,起了政治动员的作用。中国近代最有影响力的一家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就是在戊戌维新时期创办的,这一时期翻译和出版的著作,围绕国会问题、宪法问题、警政与财政问题、地方问题者尤多。之后的十多年,政治性报刊大量涌现,据统计,晚清末年的十几年中有170多种报纸杂志,其中政论性报刊为绝大多数,占88%。与此同时,教育方面,清末废科举、兴学堂,鼓励出国留学,起到了开民智:的作用。

可见,这一阶段传入中国的西方文化,除了自然科学外,社会科学日益增多,社会科学尤其以政治和法学类为主。其原因在于,甲午中日战争中清政府的惨败,标志着自强:的洋务运动失败了。人们开始思考用西方的进化论、民主、自由、平等思想救中国。这样,在中国也就破天荒地出现并逐渐形成一个新的知识分子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群。正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群,推进了资产阶级新文化的形成,并成为指导资产阶级改良与革命的思想武器。

2.民国文化的产生和发展

(1)1912—1927年,民国文化的开始和形成时期。

进入民国时期,阻碍西方文化深入传播的壁垒一个个被扫除,使得西方文化如潮水般涌入中国,开始了中西文化的大融合,从而在整个文化界发生了一次大的变革。在各个文化领域逐步形成了带有现代色彩的新型文化,使中国文化第一次具有民国时代的特征。

这一时期几乎所有的西学门类,如科技、医学、教育、经济、政治、军事、法律、哲学、宗教、心理学、地理学、史学、文学、考古学、美学、语言、文字、艺术,以及各种各样的学说、思潮、观念都先后传入中国。尤其是外国文学,据不完全统计,仅1918年至1923年的5年间,先后有30多个国家的170多位作家的文学作品被翻译介绍到中国。大量西方文艺作品的翻译出版,推动了新文学运动的发展,而且有利于人们的思想解放,对中国社会产生了相当积极的影响。

文学领域进行了新文学革命,使白话文的新文学第一次占领文学阵地。在思想界,中国现代各主要思想流派第一次得到广泛传播并进行新的斗争。新舞蹈、新音乐、新戏剧和电影艺术也都逐渐形成,并为广大群众所接受。在美术界,由于西方画风的传播,出现了中西美术的相互渗透;在科学上,不仅全面形成了新型社会科学,而且诞生了中国第一代自然科学家,成立了第一批科学社团和研究机构,开始形成了中国自己的科学体系。清末已经开始的新型教育、新闻出版、体育和医疗卫生,等等,这时也都有了迅速发展,并进一步成熟。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朝,但旧的传统文化还拥有相当势力。在这期间曾多次向新文化发动猛烈的反扑,严重阻碍了西方文化的更大规模的传播,导致民国初年逐步形成的新文化,在较长时期内仍然保持着形成初期的特征,很难继续发展。

1912年元旦,南京临时政府成立,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极大的兴奋,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便将注意力转移到文化的建设中,大规模地传播西方文化。1913年,袁世凯上台后,掀起了一股尊孔读经的逆流,并颁布了《报纸条例》、《出版法》等一系列法令,禁止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激起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强烈反对。1915年,他们在文化领域里兴起了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与科学,反对迷信与专制;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新文化运动后期,马克思主义开始传播,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

(2)1927—1937年,民国文化缓慢发展的时期。

1927年,蒋介石建立南京国民政府以后,随即成立了大学院(后改为教育部)和中央研究院,作为最高教育行政和科学研究机构,以后又建立了北平研究院,各实业团体和高等学校也都建立了一批科研机构。1927—1931年,各左翼文化团体如左翼作家联盟、普罗诗社、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戏剧运动联合会等,纷纷成立。于是渐渐的都不约而同的走向大众艺术的路线上去了,将文化与大众结合在一起,有力地推动了教育、科学研究和文化的发展。

1931—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先后颁布了《宣传品审查条例》《出版法》

《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出版法细则》等一系列法令,严格限制书刊的出版发行。与此同时,广大文化工作者积极投入到反对日本侵略的斗争中去。他们纷纷集会、游行,建立各种群众组织,发表演说,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对依附帝国主义的一切势力,及其对反帝抗日运动的压迫,以期共赴国难,重整山河,有力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3)1937—1945年,抗日文化宣传时期。

七七:事变以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文化界爱国人士立即行动起来,组织各种救亡团体,出版书刊,进行抗日战争的宣传和服务,仅上海就有中药界救护团、国民救亡歌咏协会、上海救亡演剧队等十多个团体。不仅有力地推动了抗日战争的开展,也为全国抗日文化统一战线的建立奠定了组织基础。北京、上海、南京沦陷以后,文化界人士云集武汉,1938年3月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标志着抗日文化统一战线正式建立,也将抗日文化运动推向了高潮。文化界爱国人士纷纷奔赴抗日前线,有的深入内地和基层,歌颂抗日英雄,号召人们拿起武器,与日本侵略者做殊死斗争。他们喊出民族的危机,造成全民族严肃的抗战情绪生活,以求持久的抵抗,争取最后胜利。他们也向全世界揭露日本的暴行,引起全人类的正义感,以共同制裁侵略者,有力推动了抗日战争的深入开展,直到最终胜利。

1938年,国民政府在迁都重庆以后,特别是在武汉失守以后,相继颁布了《修正抗战期间图书杂志审查标准》、《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和《抗战时期文化团体指导工作纲要》等,限制抗战书刊的出版,从而使抗战文化运动陷入低潮。

1942—1945年,文协积极开展工作,文化工作者也积极努力呼吁民主,使文化运动从低潮重新走向高涨。

(4)1945—1949年,民国文化在大陆走向衰落时期。

抗战胜利以后,文化事业刚刚复原,国民政府即在美国的支持下,一方面,对解放区发动全面内战;另一方面,对文化界实行高压政策,破坏了文教事业;同时,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人民生活艰辛,因而文化事业重新陷于严重危机,日趋走向衰落。

3.新民主主义文化形成和发展

新民主主义文化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形态,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是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向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过渡文化形态,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整个文化事业发展链条中不可缺少的环节,它的发展前途,就是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的酝酿和形成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从“五四: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最初探索开始,历经”左联:文化运动者、新启蒙运动者等的推动和逐渐深化,到抗战:中期时(1940),这一思想体系最终得以基本形成,之后逐渐成熟和发展。

(1)1919—1927年,新民主主义文化萌芽时期。

从1919年5月至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标志着中国近代文化发展的历史性转折,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对中国封建文化、外国的侵略文化展开了猛烈批判,在思想界传播共产主义文化,并迈开了探索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发展道路的历史步伐。

1919年五四:运动后,进入新文化运动后期,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1918年,李大钊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的比较观》、《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但那时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还只局限于李大钊等个别人。五四:运动以后就突破了个别先驱者的框框,马克思主义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广泛宣传。五四:运动将新文化运动推向了高潮,形成了人们思想解放的潮流。他们总结了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的教训,开始探求新的道路,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了他们新的启迪。于是,走俄国人的道路成了当时先进青年的共同信念,马克思主义研究社团纷纷成立,广泛宣传研究马列主义。当时全国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刊物达200多种,马列著作的中译本也先后问世,如《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1921年7月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又将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推向新的高峰。

1921—1927年,东西文化大论战争辩的焦点从抽象地讨论东西方文化的相互关系,前进到具体讨论建设什么样的中华民族新文化,以及这种新文化如何作用于世界文化的发展。这一时期,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文化范畴中的文艺给予了充分的关注,积极倡导革命文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点。李大钊、邓中夏、恽代英、萧楚女、瞿秋白等早期共产党人的文艺思想的中心点,都是强调把文艺作为团结群众、组织群众、教育群众的工具。以李大钊为首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文化为社会改造和国民革命的前途尽力:的理论,代表了当时中国最先进知识分子的文化观。

1924年1月,国共第一次合作形成,这时期文化特点是建立以新民主主义和新三民主义为基础的文化统一战线,提倡以反帝反封建为内容的新文学和白话文。

(2)1927—1932年,新民主主义文化成长时期。

从1927年7月之后,中国共产党开展了新的文化运动的理论研究工作,以瞿秋白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初步提出了这个历史阶段进行文化革命的纲领,基本上描绘出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文化观的轮廓。

1930年3月,中国共产党领导一批进步的文化工作者,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左联:高举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大旗,其理论纲领和行动纲领较为全面地描绘出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的轮廓,为实现文化大众化,进行了有益的实践,推动了当时文化的发展。

1931年10月和1932年3月,瞿秋白相继发表《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

和《大众文艺的问题》两篇文章。在这两篇文章中,瞿秋白阐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发展前途。

同时,从1927—1932年,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农村革命根据地。各根据地都建立了一系列文化机构,进行了文化建设,创办了各级各类学校,组织了文艺团体,将各项文化活动普及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在工农兵群众中开展各项文化活动,从此诞生了人民民主政府自己的文化机构,劳动人民第一次成了文化的主人。

(3)1932—1940年,新民主主义文化形成时期。

从1932年初至1940年初,中国共产党更加重视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研究,以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发表为标志,形成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学说。

1932—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对左翼文化进行打击,进步书刊的出版发行受到严格限制。尽管困难重重,但广大文化工作者仍然投入到反对日本侵略的斗争中去。文化界的救亡运动和《义勇军进行曲》这样的救亡作品在这一时期出现。

1936年5月,为贯彻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鲁迅、茅盾等共同商量,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

1936年11月22日,毛泽东在陕北保安做了《在中国文艺协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这个讲话体现了文化建设向抗日文化的转折。关于文化建设的方针,则明确宣示:现在国民教育的方针是民主主义的。这样,及时主动地通过建立文化上的统一战线,来倡导和营造一种有利于推进全民族抗战的文化思想、文化形态和文化氛围。从文艺界的情况来说,毛泽东还提出,无论是主张现实主义的,还是主张浪漫主义的,大家都应当团结抗日。大批知识分子和文化人在延安及陕甘宁边区汇聚成颇具规模的抗日文化大军。当时,延安成立了一些文化协会和机构,比如,在学术研究方面,延安成立了时事、教育、语言文字、哲学、历史和自然科学各方面的协会和团体;在新闻宣传方面,最多时有十几种报刊;

在教育方面,有十几所培养政治、军事、理论和文化干部的学校;在群众性协会方面,有规模最大的群众性文化团体——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并且有了自己的机关刊物——《中国文化》,还成立了大量全国性的一些文化协会的延安分会,尤以文艺方面的协会和创作演出团体协会最多。如此深厚的文化氛围,使延安时期文化获得了强盛的生机和创造力。

1937年,胡绳等倡导新启蒙运动,其实质是新文化运动的继续,但克服了新文化运动的不足。这个新启蒙运动所要造的文化不应该只是毁弃中国传统文化,而接受外来西洋文化。也不应该只是固守中国文化,而拒斥西洋文化,这个新启蒙运动的文化运动应该不只是大众的,还应该带些民族性。

1940年1月,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指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主要内容,他说:现阶段上中国新的国民文化的内容,既不是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又不是单纯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而是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化思想为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那么,以什么样的形式来表现这种崭新的文化内容呢?毛泽东指出: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因而,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形式首先应当是民族形式;其次,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是科学的,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再次,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是大众的、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简言之,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吸取了前两个阶段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探索的积极成果,进行了更加全面、深刻的理论研究,从而形成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理论体系。

(4)1940—1949年,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成熟和发展时期。

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文化人要走与工农大众相结合的道路;为工农兵服务;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社会生活是文艺创作的源泉,等等。这篇文章对新民主主义文化作了经典性的阐述,标志着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成熟。

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性质,毛泽东概括为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是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在‘五四’以后,中国的新文化,却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这一文化的基本特征是具有中国气派中国作风的民族文化,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是为人民大众服务,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知识分子和文化人同工农兵的结合,体现在它的内容上面,即深入地去反映边区群众在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环境中的劳动、生活和精神风貌,通过精神产品、文化活动去展示他们的愿望,代表他们的利益。根据地农民的新生活,诸如围绕着生产、支前、识字、减租和打游击发生的事情,越来越多地被写成小调、快板书、戏剧、秧歌和章回小说等,在群众中流传。这样,乡村农民对自己的行为意义有了一种自觉的意识,认识到了自己的抗日行为对整个民族和国家有如此重大的意义。

毛泽东大力倡导直接有效的文化建设形态,在新闻宣传方面,他希望全党办报,特别是直接面对群众的墙报;在教育方面,要大设识字组,让农民学会记账、打算盘、写信、写路条;在文学艺术方面,则是发展春联、秧歌、歌曲、年画等,以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还要普及卫生知识和科学常识等。

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所做《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首次提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的概念,并概括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七条具体纲领。

这一时期文化的主要特点是同日本帝国主义的文化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争取抗战的胜利。抗日战争胜利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具体内涵也随着形势的变化有所变更。

1949年9月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五章文化教育政策:中,明确界定了新中国文化教育的新民主主义性质,它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中国社会由新民主主义时代过渡到了社会主义时代,在文化的建设上,也相应的由新民主主义文化过渡到了社会主义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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