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毕加索敬佩的人物中，有一位便是美国著名的电影表演艺术家卓别林。在无声电影时代，毕加索就是一个“卓别林迷”。
卓别林的每一部新片，毕加索往往先睹为快，有的甚至百看不厌。他特别欣赏卓别林的精湛表演，尤其喜爱卓别林塑造的那个哀婉动人、幽默风趣的流浪汉——头戴一个圆顶礼帽，脚蹬一双皮鞋，嘴边蓄着一小撮胡子，手里舞着一根细手杖、这个扮相，简直太像一幅漫画肖像了。
每当这个流浪汉出现在银幕上的时候，毕加索总是兴奋得眼睛发亮，手心发痒，恨不得自己也跑上银幕与他一起手舞足蹈。毕加索深深感到，卓别林银幕上的“流浪”，与自己笔下的“流浪汉艺人”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可以说，他与卓别林神交已久。
事实上，他一直渴望着能见到银幕下的卓别林。然而，两人阻隔在大西洋两岸，又都忙于自己的事业，很难相见。
1952年10月，卓别林带着他的《城市之光》来到了巴黎。毕加索得知后，马上热诚地邀请卓别林到自己家中做客。
两位艺术大师终于会面了，然而遗憾的是，毕加索不会讲英语，卓别林不会讲法语，译员坐在他们的中间，一字一句、有板有眼地对译着，每句话至少重复一遍，这样的交流实在令人尴尬、恼火。因为在毕加索的想象中，他和卓别林的交流本该是痛快酣畅、淋漓尽致的。
无奈之下，毕加索邀请卓别林来到了自己的画室。
在画室里，毕加索将自己的新作从墙边堆放的诸多画幅中一一抽出来，再把它们相互支撑起来，码成了一个“画墙”，请卓别林欣赏。卓别林满脸微笑地观看着。
毕加索一边忙着摆放画幅，一边注意着卓别林的表情。后来，他又从另一个房间里拿出几幅年代较远的自己的私房画，这些画都是他不忍释手的佳作。有的闪烁着他创作新思想的火花，有的则颇具纪念意义。一般情况下，他是不轻易示人的。卓别林一面仔细地鉴赏着，一面颔首微笑着。
看完画后，毕加索又向卓别林躬身示意，告诉卓别林现在该轮到你了。聪明的卓别林马上领会了毕加索的意思。他用那双机敏的眼睛向四周扫了一眼，便走进一间盥洗室。面对亮晶晶的大镜子，他表演了一个洗脸、刮脸的哑剧。
卓别林的表演层次分明，在脸上抹了过多的肥皂，又从鼻孔吹出皂沫，接着再用小拇指从耳朵眼里挖出一些皂沫。动作娴熟自如，引得站在一旁观看的毕加索禁不住“呵呵”地笑起来。哑剧演完了，卓别林幽默地做了一个鞠躬谢幕的动作。
此时，毕加索观看兴趣正浓。于是，卓别林脱下那件非常合身的西装，又为毕加索表演了在《除夕之夜》和《淘金记》里都跳过的那套绝妙的舞蹈动作。
在这里，卓别林虽然没有一向那种特定的扮相，也没有音乐和伴奏，但举手投足之间所传达出来的意味，竟与电影中的一模一样，他把毕加索又带回到有情节的故事中去了。毕加索心领神会，少有地开怀大笑起来。
这是一次非常难得的艺术大师之间的会面，虽然他们不能够用语言来交流，但两位艺术家用自己的艺术演绎着彼此的惺惺相惜，充分体现了艺术的伟大魅力。
毕加索喜爱表演艺术，如果舞台能够为他提供一个机会，他或许又是表演艺术家了。一直以来，他的表演天赋也并没有完全泯灭，他常常在家里做一些开心的游戏般的表演，虽然观众只有他的几个家人，但仍表演得入情入境。每逢早上刮脸的时候，他便在脸上涂满了白白的肥皂沫，让人难识真面目。
然后再用一根手指在皂沫中画出一张大嘴，在两只眼睛周围画上两个大问号，问号的圆点画在眼睛的下面，活像流下的两滴眼泪。画完之后，他就开始即兴表演了。他认认真真地打着手势。
扮着怪相，使人一看就知道，他不只是觉得这样做有意思，他还觉得这其中包含着更多的东西。他好像要通过这种游戏，来表达自己那些特殊的感受。
在1955年2月底，奥尔佳在坎内的一家医院中死去。她长期以来就受着癌症以及局部瘫痪的折磨。毕加索与她从未完全失去联系——她的照片可在他的住所中看到，而他一辈子都戴着她的戒指。现在他回到南方，办理了她的丧事。
之后，毕加索来到了位于坎内郊外的一个称为卡里福尼的富有别墅区，这个房子气派而又丑陋，不过里面有广大的空间，而且充满光线，外面还有个小花园。这花园看来有点像市立公园，不过起码可以防止不速之客的侵入。
他很快就把底层改成画室，把他所有画具杂物全都搬进来，在周遭堆出了他熟悉的乱七八糟的摆设。在接下来的一次旅行归来之后，他就不再到卡达浪地区去，从此定居在卡里福尼作画。
就是在这一年，随着毕加索声望的增长，人们越来越迫切地想了解这位艺术大师的方方面面，从而让毕加索更深切地接触到了自己喜爱的电影艺术。
这时，著名的电影导演亨利·克鲁佐因势利导，决定拍一部反映毕加索全部生涯的电影，取名为《神秘的毕加索》。
毕加索并非第一次上银幕，在纪录片《格尔尼卡》中，他曾再现了自己绘制这幅巨作时的工作情况。在电影《从雷诺阿到毕加索》中，也有他创作时的身影，还有他与别人交谈时的场景。可以说，他是一位有银幕经验的演员了。但是，这一次却与以往不同。在这部新片里，他不但是主要角色，而且是主要演员。在拍摄场地，他一下子成了众人瞩目的“模特”。他的身边常常围着一圈人：导演、场记、化妆师、音响技工……
克鲁佐觉得在尼斯拍这部片子最为合适，尤其是在夏天，强力电灯的高热加上太阳本身的热力可以让任何人退缩，然而毕加索喜欢新技术，他的热心程度最起码跟克鲁佐是不相上下的。
为了拍摄好这部新片，实践自己的承诺，年逾古稀的毕加索居然改变了自己晚睡晚起的老习惯，每天一大清早便赶往拍摄场地。高大宽敞的摄影棚里，布置着各种场景，使人仿佛走进了一个完全陌生的故事里。摄影机架像个大怪物待在那里，地上还铺有专门帮它行走的短程轨道。这里的男男女女，看起来干劲十足，却又显得忙忙碌碌，像是在集贸市场里穿梭。毕加索看得有些眼花缭乱了。
导演把毕加索请到一旁，为他讲解分组镜头的内容，并安排他的动作。不一会儿，化妆师又过来，为他稍作梳理。这时，几个高度数的摄影灯把他围了起来。
人越聚越多了。但是，当毕加索面对着画架，手持画笔的时候，周围的一切马上就消逝了、隐没了。他走进了仅属于他一个人的世界，他沉浸在创作之中，他正在凝神、运思、作画。导演一声：“开始！”摄影机“滋滋”地转动起来。
在聚光灯下，毕加索的侧身轮廓清晰明了，宛然一个富有重量感的雕塑。硕圆的头颅，银丝闪闪，像是罩上了一个浅浅的光环。他的目光锐利如锥，眼睛上部的暗影反衬出它的无比神力，仿佛正在穿透画布。坚毅的嘴角为这尊头像增添了一股神圣的威严。平伸的右臂正在指挥着那千军万马般的线条。
当导演因为技术上的问题，大喊“停止”时，他会毫不犹豫地停下来。如果只剩下两分钟的胶片，导演便督促他抓紧作画，他会一声不吭地应命奋笔。
有时他在像火炉一样的影片工作间里作画，有时就在露天的安提比斯近旁海滩上，坐在画架前，每隔几秒钟就站起来一次，让摄影机拍下刚才的几笔。
在导演、摄影师、技师和旁观者这一大群人之间，频频受到打断的情况下，他却从未失去他的专注。他坐在那儿，棕色的身体因满是汗水而闪闪发光，明亮的眼睛盯视着画布，他的手就在上面挥洒出完美的线条。他同其他工作人员一样，有时每天要工作十二三个小时，画出一幅幅的斗牛、静物、裸女、拼贴与素描。
为了使观众能够清晰地看到画家作画时每一根线条的出现和运行，导演发明了一种新的技巧——让画家在一种新材料的吸墨纸上作画，摄影机在画面的背后拍摄，这样，画家的手便不会将他的作品挡住。但这就要求毕加索每画好一笔，便拍摄一笔，再听候命令画第二笔，以至无穷。对此，毕加索没有嫌麻烦，反而逐步增加了兴趣，配合得很默契。
从事电影的人们喜欢在工作完后成群结队地逛遍每一家酒吧，毕加索不能抗拒这种诱惑。他以74岁的年纪白天作画，晚上玩乐，身边围着一大批与电影有关的人员。
除了电影圈的这些人之外，还有许多闯入卡里福尼的人，他们之中有的是共产党员，有的是西班牙人，有的是画家，还有的只不过想来见见毕加索。
有些人要求友谊，有些人要求金钱，而一旦他们进入了房间，毕加索就不能允许自己赶他们出去。就这样夜以继日，他像20岁的人一样透支自己的体力，直到影片终于完成，所有的人都回到了巴黎。
几年前，在绘制大型壁画《战争与和平》时，他曾对科克蒂说过，他很钦佩马蒂斯，因为马蒂斯从未向庄严的老年屈服过，他相信自己也会如此。
他还联想到斗牛士与死亡的决斗，他对科克蒂说：“斗牛士无法看到自己正在创作的艺术，他没有画家和作家修改作品的机会，也不能像音乐家那样反复聆听。”
“他只能凭感觉，只能听观众的反应。当他感觉到或了解到自己斗牛出色时，这种感觉和知觉便会牢牢地攫住他，于是世间的一切也就无关紧要了。”
拍摄电影时的毕加索，正是被这种出色的感觉牢牢地攫住了。表现出了非凡的动力和饱满的精神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