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只要肯深入到事物表面以下去探索，哪怕他自己也许看得不对，却为旁人扫清了道路，甚至能使他的错误也终于为真理的事业服务。
——毕加索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毕加索的艺术已达到了极高的境界。他不仅仅属于西班牙、属于欧洲，而且是属于全世界的了。一些与他同时代的画家，虽然也活跃在画坛上，但毕加索远胜过他们而鹤立鸡群。这时候，他已不仅仅是“人以画传”，而且是“画以人传”了。他的作品的价格也直线上升。
进入20世纪50年代的毕加索，已经是一位70岁的老人了。他的画技越见精深，他的声望举世瞩目。他已经成为全世界的毕加索。但是他并没有为声名所累，被岁月俘虏。他依然步履稳健，精神钅矍铄，双目有神。一切并没有就此止步。
在创作题材上，在形态构筑上，他仍然进行着不懈的探索。同时，他也没有忘记自己肩负的历史使命，没有离开活生生的现实世界。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1953年，毕加索的作品并非局限于和平与战争这两个主题上。与此同时，他画了不少静物画、人像、风景画、版画，也作了各种的雕塑。仅仅在1945年至1949年之间毕加索就完成了200多件石版画，而他的陶器画在两年之中就增加到1000多件。
毕加索的雕塑有1950年的《山羊》、《孕妇》，1951年的《鹤》及1953年的《母与子》等。很多人称赞毕加索的雕刻超出了绘画，他即使不绘画，雕刻也会使他拥有很高的声誉。
毕加索的陶器画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他在瓶子、盘子等陶器上画出了各种美丽的线条，其造型与陶器的彩画浑然融合，使绘画与雕刻之间，达到了最自然、最完美的形体合一。
在毕加索的陶器画中，他以奔放的画笔表现怪异的鸟和人体等。他大胆地打破了古来特有的传统观念，甩开茶壶、瓶等固有的自然形体及其机能的限制，不去理会它们的功用与形状对人的束缚。他以破坏原型的坚强意志对陶器挑战。
毕加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绘画增加了不少新的创作因素。原有的立体主义，超现实主义和新古典主义变成为更趋于写实的创作方法。他在这一时期所画的静物画能突出地表现线的动势和韵律。与此同时，还增加了不少近于抽象的成分。就在这种富有魔力的线与形的韵律中，不仅包含形的趣味，也洋溢着平静的安乐气氛。
画笔、画架伴随着他度过了一个又一个不眠之夜。一幅又一幅不同韵味的华丽而富于装饰性的作品诞生了。在这些画幅里，老画家完全放弃了模仿的意念，一切当作他自己开天辟地的创作。
他任性地享用着现代画家的自由。他以迅速无拘、粗犷奔放的线条，尽情地勾勒着自己心中的意向。最后，他终于将委拉斯开兹的现实主义改造成为毕加索的超现实主义。
他自豪地向人们宣称：“我总是在寻求事物的最高现实……我观察事物和别人不同，一棵棕榈树可以变成一匹马，堂吉诃德也可以变成宫女。”
他以那些鲜艳的三原色和绿色，用那些强悍有力的黑色线条，表现了自己向古典挑战的坚强意志。
挑战并没有就此结束。之后，他又接二连三地以几位古典大师的杰作为范本，按照自己的意志和见解重新进行了崭新的解释，绘制出了一大批不朽的杰作。
其中就有以莫奈的《草地上的午餐》、德拉克洛瓦的《阿尔及利亚女人》、大卫的《萨宾女人》而创作出的同名连作。
在创作“变奏曲”的同时，他还画了一些人物肖像。题材多是老画家的亲戚朋友。
他拼命地转动着画笔，不停歇地创作着，他好像要与自己的年龄和精力展开一场你死我活的竞争。就在临近73岁生日的那两个月里，他竟然一鼓作气画了180幅作品。
他的这种创作能量简直令人瞠目结舌，连他自己也不无骄傲地说：“我常常用几天的工夫，画出上百幅画。而别的画家则可能用上百天时间画出一幅画。”或许，这正道出了天才与平凡的区别。
1953年3月，苏联的斯大林逝世了。第二天，《法兰西通讯》的主编阿拉贡打电话到瓦洛利，约请毕加索为斯大林画像，登在他主持的报纸上。《法兰西通讯》是一份周报，下一期是在两天后发表，所以时间很紧。
来电话时，毕加索刚刚走进画室，他的朋友弗朗索瓦接到了电话。她不想打扰毕加索，就回了电话，告诉阿拉贡这件事办不到。
阿拉贡说：“这是一件十万火急的事，他想怎么画都行，画总比不画好。”
毕加索有些犯难，他从来没见过斯大林，也记不清他长得模样。他只知道他常穿一件军装，胸前有一排大扣子，戴一顶军帽，留一小撮胡子，仅此而已。
毕加索翻天覆地到处搜寻，好不容易在地上找到了一张破烂的旧报纸，上面登着斯大林的照片，大约是他40岁时拍的。
依据这张照片，他开始画了起来。待画完一看，他不禁笑了起来，画得不像。于是，他又拿起相片仔细地看了看，再盯着画布琢磨了一番，作了修改和加工。最后，这幅肖像总算完成了。这是一幅毕加索画风的斯大林肖像。事不迟疑，他马上把这幅画寄给了阿拉贡。
没想到几天之后，有消息传来说，法国共产党内部围绕着这幅肖像，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有人公开指责毕加索的这幅肖像画得不像斯大林，言外之意是歪曲了领袖的“光辉形象”。同时也指责阿拉贡居然把它刊登在共产党的刊物上。
对此，毕加索显得很冷静，他说：“我想，指责我，这是党的权利，但这肯定是误会。因为我画这幅画时，并不存在任何恶意。如果我的画使什么人受到震动，或者使什么人感到不快，那是另外一回事。这是个美学问题，不能用政治观点去评论它的优劣。”
接着，他又说：“我画了一幅画。我的画可能是好的，也可能不那么好，或许根本就不好，但这是我个人的事。我画这幅画的意图很简单，做一个朋友请求我做的一件事……在党内，如同在一个大家庭里一样，总会有某些傻家伙爱惹是生非，可你又不能不与他一起共事。”
外界舆论也倾向毕加索一边，他们认为法国共产党的这种做法有失大体，对艺术家的要求未免太不实事求是了。
两个星期后，法国共产党修正了原来的意见，他们公开声明毕加索的创作愿望是好的，并向毕加索表达了歉意，由这件事引起的风波和不愉快才算慢慢地平息下来。毕加索继续画自己想画的画，继续参加自己有兴趣的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