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衡术是一种极为重要的用人权谋，也是用人者不可或缺的生存艺术。在矛盾无时无处不在、关系错综复杂的权力场中，没有人总能控制一切；更多的时候需要站在统筹的高度，以平衡牵制的手段利用矛盾，以达到保存自我并控揽全局的目的。
管理的本质就是一种动态平衡
管理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活动，这种活动能使人和组织更为有效地开展活动和工作，而通常我们所说的管理主要是指组织的管理。管理的本质是一种平衡，即在组织发展中各种关系的平衡，这种平衡不是简单的静态平衡而是一种动态平衡，随着时间、空间、用人者和被用人者的不同，这种平衡也将有所不同。正是因为这种动态性，使管理充满着灵活性和创造性，所以，人们喜欢把管理学称为一门艺术。因为在人类生活中，艺术的最大特征就是充满了不确定性和创造性。
平衡的思想，最早源于老子的朴素辩证法思想。他认为：“天之道，其犹张弓乎，高者仰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指之，不足者补之。”他还说：“曲则全，枉则直，清则盈，敞则新，少则得，多则惑……夫惟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这里都是说“平”者生存，“不平”者淘汰。自然界中力学的公理也表示两力平衡，才能稳定。水不平则流，人不平则鸣，懂得这个道理的，就能在两强的夹缝中生存下去，并求得发展；也能有效地控制两弱，使之均臣服于我。
用人者的关系网络不是单极而是多极的，在你和他人存在关系的时候，别人之间也会发生关系。因此，以自己为轴心平衡各方面的关系，使其更好地为自己服务，是用人者不能不做的事。春秋战国时代，华夏列国相争，齐、楚、韩、赵、魏、燕、秦等七强并立，而在大国夹缝中生存的有名无实的东周、西周，虽然握有象征着天子的九鼎等宝物，却无自卫的力量。于是，为了生存的利益，他们执行了一条均衡外交路线，即对各个强国在保持等距离的情况下，用比较灵活的外交手段，利用各国之间的利害冲突，竭力调整大国之间的力量平衡，从而维持相对稳定的战略格局，以求得自己的生存和发展。
有一年，齐国的大将田婴率领齐国的军队去帮助韩、魏两国攻打楚国；打败楚国后，又打算联合韩、魏两国去攻打秦国。因常年战争，力量消耗很大，田婴就派使者去向西周借兵借粮。西周天子犯难了：不借兵粮给齐国，就会得罪了齐、韩、魏三国；如借兵粮给他们，势必又会得罪强大的秦国。在这两难之际，谋士韩庆自告奋勇地前去说服田婴不向西周借粮。
韩庆到了田婴的帅营，拜见了田婴，对他说：“将军您率领强大的齐军，用了五年的时间，替韩、魏两国攻下楚宛、叶以北的地区，而使这两个国家的国力得到了加强；现在如果再攻占了秦国的一些地区的话，那只会使韩、魏两国的力量更加强盛。这样一来，韩、魏两国南面没有楚国的忧患，西面不必担忧秦国的攻击。它们的国土扩大了，国家也会日益受到尊重；而齐国不仅劳民伤财，没有得到一点实惠，反而会受到它们的轻视。末梢盛过了根干，本末倒置，这就不合乎常情了，窃私下为将军感到不安。”
田婴听了，认为韩庆说得有道理，便问道：“照先生的说法，我应该怎样做才是呢？”
韩庆献计道：“依在下愚见，将军您不如让您的国家暗中与秦国合好而不去攻打秦国，这样您也就不必去向西周借兵借粮了。您可以兵临函谷关而不去进攻秦国，然后派您的使者去对秦王说：‘薛公(田婴封地在薛，故又称薛公)一定要出兵破秦而使韩、魏两国强大，原因就是想要让楚国把东周(楚国的地名)割让给齐国啊。’秦王如果能放回楚王(此时楚怀王被扣留在秦国)，而使秦、楚两国合好，您就可以使您的国家有惠于秦国，而使秦国感到能够完好无损，正是由于楚国割让了东周，才使得自己免遭进攻，秦国必定愿意这样做。楚王被放回了楚国，也必定会感谢齐国。齐国得到了东周而更加强盛，将军您的封地薛城也就可以世世代代没有什么忧患了。秦国没有受到大的削弱，处在韩、魏、赵三国的西部，这样，秦对这三个国家是个不大不小的威胁，这三个国家自然也不敢轻慢齐国了。”
田婴说：“说得好，就照您的意思办！”
于是，他派韩庆作为自己的使者去游说秦王，还说服了韩、魏、赵三国不再去进攻秦国。这样，齐国最后自然也就不必向西周借兵借粮了。
聪明的韩庆不仅善于就各方的具体矛盾来思考问题，而且还设身处地地为齐国及薛公本身的利益着想。他的设想对齐来说，又是一个均衡外交的战略，这是大国强国的等距离外交，即既不弱秦强韩、魏；又不弱韩、魏而强秦，使得这三者或五者(秦、韩、魏、赵、楚)均有求于齐。这种战略布局自然为田婴欣然接受。齐、秦弭兵，齐向西周借兵借粮这件事自然也就不用提及了。韩庆此举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跳出了形式逻辑中的两难推理的狭隘局限，求得了一个全新的解决办法，从而挽救了僵局，走活了全盘。这个以平衡之法解决问题的聪明方法，很值得用人者们深思。
平衡各方势力可实现对全局的控制
在用人过程中，有时会遇到这种情况：你的下属分为不同的派别，每一个派别都拥有自己的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还没有实力将他们一一掌控，平衡各方势力以达到对全局的管理和控制就成了首要之选了。
晋愍帝在长安向匈奴刘聪投降后，西晋政权灭亡了。一年之后，安东将军司马睿在建康建立东晋，力主其事的便是一代名相王导。
在当时的情况下，复兴晋室只是内聚北方士人的公关手段，在王导的内心，能安定东晋已是极为不易的了。所以，主战派多次提出“北战收复失地”的主张，均未得到王导的支持。对于北伐名将祖逖等人，东晋王朝的态度也是消极的，因为从稳定的角度考虑，以北伐为国策并不符合南方望族的意愿，而且一旦大肆北伐，新形成的北方势力也可能危及东晋王朝。既团结北方士族又协调朝廷的关系，就此而论，王导的策略是成功的。
有一次，叛军攻打建康，将军温峤擅自将皇帝巡幸必往的朱雀桥烧掉了。皇上知道后暴跳如雷，但是温峤并不在意，连道歉的意思也没有。王导知道此事可能会造成的后果(或者它本来就是一种信号)，于是匆忙赶来为温峤说情：“皇威之下，温峤不敢说话，请皇上面察。”这既保住了皇上的面子，也给了温峤一个台阶下。温峤也就就势道歉，化解了一场可能产生的内乱。
平时，对于各地的叛乱，王导尽可能大而化小。如此做法自然令人不满，但是王导也有其苦衷。对于一个虚弱的王朝来说，不顾一切，硬拼可能远不如忍耐一时，等待变化更为明智。当然，王导对军队力量也并不是毫无节制的。譬如，他极力强化贵族的威势。有时候，判军甚至已经占领了都城，并想当皇帝，至少来个挟天子以令诸侯；但是，一掂量，感到军队的威势还远远不够，结果，还是得将王导抬出来，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对于东晋朝廷，王导的策略是极力推崇它的皇威，以此号召天下；同时限制皇族势力的发展，使政局不致失衡。在公开的场合，王导是诚惶诚恐，礼数周到；当他独自面对君王时，又敢于犯颜直谏，甚至直言无忌。一次，晋明帝问温峤，自己的司马氏祖先是如何统治天下的，温峤一时语塞，不知如何回答，王导道：“温将军时值壮年，不熟悉这段历史，就由微臣代他回答吧！”于是，王导从司马懿如何清除异己开始，一直到司马昭是如何杀害魏王曹髦，诸般险事一一道来，毫无隐瞒。明帝听了不禁为之叹服，说：“如此看来，朝廷的命运也是在天之数了。”
当然，王导之所以能这样做，除了高超的平衡策略，还在于王氏家族有着巨大的力量。当时谚语曰：“王与马，共天下。”但是王导也知道，对王姓家族的势力若不加以限制，也会破坏脆弱的平衡关系。
东晋的建立，王导与其堂兄王敦出力最大。后王导任宰相，而王敦任大将军，领重兵在外。如此局面，又使得皇帝有傀儡之感，便有意削弱二王之权。王导不动声色，颇令士大夫同情；王敦则木然，他本来就有野心，干脆借口除奸而率兵杀向建康。
以当时的客观力量而言，朝廷远不及王敦；而且宫中也有议论，认为王敦造反有理。但是王导心里丝毫不愿与王敦合谋，他认为唯有司马氏才是安定的象征。王氏家族在安定的情况下，不必因此而失衡，否则王氏家族同样遭到迫害；何况以王敦的个性，一旦大权在握必定酿成大祸。
于是，就出现了这样有趣的一幕：一面是王敦的造反；一面王导却率领以四个族弟为首的20余位族人，每日清晨去中书省自请裁定。当时，朝廷虽然也有人上书要灭王门九族，王导也清楚，晋元帝不敢那么做。但是他仍通过各种渠道疏通关系，终于重新获得了元帝的信任。元帝赐其“大义灭亲，一代忠臣”的诏书，将国家大事重新委托给了王导。趁着王敦的叛乱，王导在朝廷中的地位反而变得更加稳固。两年以后，王导发兵灭了王敦，消除了危及平衡的大障碍。本来，王敦叛乱，王氏家族理应受罚，但是皇帝却做了非常处理：“王导大义灭亲，应恕其罪至百代之后。”王氏家族从而得以延续。
公元339年，64岁的王导去世。他先后担任三代宰相，自身没有任何积蓄，然而却以其独特的平衡权谋术，团结了各种社会力量，在风雨飘摇之中维持了东晋王朝的存在和社会的安定。在那样一个战乱时代，这一奇迹的发生，可以说与王导的平衡策略有直接的关系。对此，现代用人者不可不静下心来好好学习。
隔离牵制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
如同医学上“防病重于治病”一说一样，平衡各方关系，不使局势失控的根本途径，不在于费尽心思地去处理问题，而在于防患于未然。因此，用人者需要用一些权谋防止上下“失衡”的出现。历史上留给今天的“隔离、牵制”的权谋术便是解决问题的很好选择。
(1)迁徙豪富和贵族。
周公征讨武庚叛乱之时，将殷朝“顽民”迁到洛阳去，是让有反抗情绪的原京都殷民远离周朝京都。离政治中心越远，其危害政权的势力越小。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将12万户天下豪富迁往咸阳，他错误地认为豪富威胁他的江山。其中有一户姓卓的豪富，是冶炼铁的专家。他们原是赵国人，被秦朝迁往四川，沿路遭受官吏勒索，最后到流放地时只剩夫妻二人推了一辆小车。但他们到了四川临邛(即今四川邛崃)，见有铁矿，便组织民工开矿炼铁，又成为大富。其享乐程度，据史书记载，不亚于君王。后来爱上了司马相如的那个卓文君，就是这一家卓氏富商的后代。
汉高祖刘邦，在打下江山之后，害怕原六国贵族兴风作浪，便下令将他们迁往关中，让他们离开他们的基地。这些人脱离了有熟人关系的乡土，就很难组织起大的反抗力量，确保了汉朝的稳定。
(2)频繁调动军事将领。
朱熹说过：“兵权所在，则随之以兴；兵权所去，则随之以亡。”
历代君主对于兵权，常采用各种隔离和牵制权术，以防止军队发生哗变。
中唐以后，在军事上设置枢密使，掌管全国军队的招募、训练、供给和调动，但枢密使没有用兵权，不能统率军队出征；而统率军队出征的将领无权招募和调动军队，这就有效避免了将领擅自调军造反。
五代各朝还实行将兵与家属分离的办法，以此制约兵将造反。因为家属在皇帝的势力控制之中，相当于变相的人质。
五代时，帝王还用频繁调动节镇统帅的手段，不让一个将帅在一地一军中呆得太久，以防其培植党羽，形成朋党。你到某地某军中刚刚培植起一批党羽，皇上又将你调往另一地另一军，而且不准随带多个部下，这样你就很难形成反对势力。例如，后唐的张温，在庄宗、明宗两朝，曾做过几个地区的刺史、节度使。
而久任，是形成将相私人势力的重要条件。因此，北宋时，规定各级地方官由朝廷派遣文臣出任，原则上3年一任，到期就要更换。
许多封建王朝还规定了地方官的“回避制度”，即地方官不能用当地人担任，中央任命的地方官不能在本籍当官，以防止他们在本乡本土中形成私人势力。
袁世凯组建北洋新军，培养将士对他的感情，让将士只知有袁大人，而不知有大清朝；然而他对自己属下的统制(师长)却经常调来调去，以防止部下形成下一级的朋党系统。例如，号称“北洋三杰”之一的段祺瑞，虽然号称是袁世凯的心腹大将，但也被袁世凯调来调去，先后担任过第三、四、六等镇的统制。
实际上，时代虽有不同，权力领域也各有其特点，其道理却是相通的。在现实生活中，你可以使用各种理由将下属，尤其是能力出众，有可能形成权力网的部下在各个岗位上进行调动。你可以将其平级调动到各个部门，也可使用明升暗降的措施，以防不平衡隐患；你还可以将管理、财务等工作分开，使权力分散，彼此监督、牵制，这样局面失控的几率就会大大减少。
实行官职分离与制衡的制度
权力掌握在一个下属手中是危险的，所以要将其分散；将其分散也只解决了权力集中的问题，并不能保证权力的有效实施，还需要互相制衡和有效的监督，以互相约束。
用“杯酒释兵权”的办法解除了高级将领的职务后，赵匡胤开始对禁军和中央及地方官僚体制进行了一番改革。
对禁军，赵匡胤乘着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等禁军统领职务被免除之机，进行了改革，将原禁军两司之一的侍卫司一分为二，即分为侍卫亲军马军司和侍卫亲军步军司，与殿前司合称“三衙”；撤销了殿前都点检、副都点检；任命了一批资历较浅的军官为“三衙使”，地位都比较低。“三衙”将领各不相隶属，直接听命于皇帝；又规定“三衙”只有领兵打仗的指挥权，军政号令由枢密院颁发；后勤保障则又由三司负责，从而形成三足鼎立、互相牵制的军事指挥系统。这样，皇帝掌握了军政大权，将领们手中只有小权。从五代以来，禁军飞扬跋扈的风气被扫除，禁军只有乖乖地听从皇帝的指挥。赵匡胤在世时的统一战争进行了15年，其间没有一个将领起兵反宋，这主要应该归功于“官职分离与制衡”的整军权谋。
在中央，赵匡胤首先降低宰相的威望，不但使宰相不敢和皇帝闹对立，还得服服帖帖，一切听从于皇帝。在赵匡胤当皇帝的第二天，宰相范质、王溥登殿奏事。如按汉唐以来的老规矩，宰相奏事都是坐在殿上，同皇帝面对面地在一起商议国家大事。宰相位高望重，皇帝也要客客气气，尊重他们几分。
这一次，宋太祖当着文武百官的面，故意要煞煞宰相的威风。他威严地扫视了群臣一眼，然后斜望着别处，对范质、王溥慢条斯理地说：“朕的眼睛有些昏花，请你们把奏疏送到前面来吧。”
范质、王溥两位宰相不敢怠慢，奉命走近太祖御榻前将奏疏呈上。宫廷侍从看着太祖眼色，立即把两位宰相的座椅搬走了。两位宰相只得站着，眼睛盯着皇帝，随问随答。打这以后，宋朝宰相再到皇帝面前奏事，都要毕恭毕敬地站着，成了定制。这就更加突出了皇帝高高在上的特权，宰相的地位大大下降了。
不仅如此，公元964年，范质等几位宰相退职后，赵匡胤又增设了“参知政事”一职。这参知政事就是副宰相，其目的是防止宰相专权。
五代时，枢密院掌管朝政，枢密使的权力很大，成了宰相之外的又一个宰相。宋太祖认为这样弊病太大，就明确规定枢密使专管军事，同掌管行政的宰相文武并列，中书省与枢密院号称“二府’(政府与枢府)。两府的大事分别奏明皇帝，彼此不相干预。
宋以前，“三司使”总管四方贡赋和国家财政，地位仅次于宰相，称“计相”。三司通领三部：盐铁掌管工商收入及兵器制造等事；度支掌管财政收支和粮食漕运等事；户部掌管户口赋税和榷酒等事。全国财政支出，都出自三司，权力甚大。宋太祖沿用了这些制度，但把三司的最后裁决权抓在了自己手里。
宋太祖还对御史台和谏院进行了改革。御史台是专管纠察官吏的机构，分为三院：台院、殿院、察院，御史中丞是御史台的最高官员。谏院设知院官，对朝政得失和大臣百官的过错，都可以提出谏言。宋太祖规定，凡是御史台和谏院的官员，都要由皇帝亲自选定，宰相和大臣们不得干预。从此，御史台和谏院的官员就成了独立于政府，顺从皇帝意向的监督工具。历来以向皇帝进谏为职，带有皇权性质的谏官，到了宋代一下子变为弹劾大臣，专门向皇帝负责的监督官员们的工具。
对于中央和地方行政官吏的任命，宋太祖采取了“差遣”的办法，也就是从中央六部二十四司、寺、监，到地方州县长官的实际职务，要由皇帝或中书省差遣。差遣，就是三年一任，或者两年一任，具有临时性质。由于名义不正，做官的人缺乏长远打算，这就能防止官员们在任职的地方扎下根来。地方上的州县长官，统统由文官担任，不许武将插手。长官之外，另设“通判”，使他们互相牵制。这样一来，要实行反叛，实非易事。
唐朝灭亡之后，战乱不断，出现了五代十国，其主要原因就是君弱臣强。宋太祖对军队、中央和地方官僚体制进行了改革，实行了“官职分离与制衡”的办法，尽管有一定的弊病，但有助于赵匡胤的统一战争，而且对赵家王朝的长治久安起了重要的作用。北宋立国168年，南宋尚存153年，宋王朝前后相加共历时321年。其时间之长，是自秦朝以来在基本统一中国的王朝中，仅次于汉王朝的第二个封建王朝，这当然离不开大宋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对官僚体制的改革。
扶植新的权力中心以实现平衡
在中国古代，帝王对于权臣除用分隔手段削弱其权势外，还扶植新的权力中心，以削减、抵消原有权力的中心。这是“以臣驭臣”的平衡办法。
在封建社会，宰相是帝王的副手。秦汉时期，丞相权力很大，用一语概括：丞相辅佐天子，助理万机，上至天时，下至人事，无所不包，无所不管；丞相不但为国家最高官吏，还是辅佐皇帝补其缺失的唯一人臣。秦汉时期，君主若有差失，只有丞相能够谏阻，良相皆以此为己任。丞相对皇帝诏令如有不同意见，可以面折廷争，甚至拒绝执行。对此，皇帝很不放心。因此自西汉武帝以后，首先用尚书一职以分丞相拆读奏章的权力，继而提高太尉、御史大夫的地位，使之与丞相平级，并将此三职先后更名为大司徒(丞相)、大司马(太尉)与大司空，号称“三公”，从而改变丞相无所不统的局面，将一相变成三相。至东汉，原先由丞相执掌的政务，全归属尚书台，三公徒拥虚名。
三国宰相，有公官及省官。公官又有上公、三公、从公三类。太傅、太保、大将军，西汉已为上公，三国设置，难有更革，唯大体不改；至于相国或丞相及大司马为上公，则自三国首创，这点与汉有所不同。
南北朝的开头阶段，宰执虽有省官，为数甚少。见于史者，尚有尚书令一种，且只有蜀国有之。曹魏设有尚书台，但其权为中书监所攫夺。中书监是皇帝的亲近机构，负责草拟诏书，平议尚书奏事，参与政事，权力较大，拟于宰辅。由此宰相之权落于尚书台，尚书台权力又落于中书监之手。以此宰相权柄一再受制而逐渐减替。晋、南北朝以三省长官为宰相者，除尚书令，仍有中书监、中书令、侍中及尚书仆射等，共同参与平议尚书奏事。此类官员负责管理皇帝门庭之下诸事，故又设立门下省。至隋代，另立殿内省，包揽管理皇帝内务职掌，门下省成为一个参与政事的封驳机关，尚书台权力又一次受到制约。
唐代，承上启下，在前朝官制基础上，正式设立“三省制”。即由中书省掌制令决策，起草诏令；门下省掌封驳审议，对中书省所制定诏令如有不同意见，有权批改复奏，然后下达尚书省；尚书省负责执行，其下分设六部(吏、礼、户、兵、刑、工)分管各部政务。三省长官都可参与国计，均为事实上的宰相。同时，皇帝还可以让级别较低的官员，带上“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参知政事”头衔，参与三省长官联合办公，这些官员亦可视为宰相。这样，秦汉时一个丞相所承担的政务，已由三个机关与十数名官员分别担任，以期达到相互制约的目的。
到了明代，太祖朱元璋采取种种措施，既加强了中央集权，又使臣属不敢越轨。
洪武初年，地方政权基本沿袭元朝的制度，即设行中书省，统管一省的军政、民政、财政等大权，地位重要，权力很大。一个行中书省实际上就是一个独立王国。朱元璋本人就兼做小明王的行中书省丞相。作为行中书省的丞相，他拥有一方政权，压根儿就没把小明王放在眼里，故而对行中书省设置的弊端有透彻的体察。
随着明朝统治的渐趋稳定，君权与相权、皇权与臣权、中央集权与地方权力发生了一系列纠葛与矛盾。特别是洪武六年胡惟庸进升中书省丞相后，相权与皇权矛盾激化。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朱元璋改行中书省为布政使司，地方的控制指挥权皆集中到中书省。胡惟庸控制中书省，专权用事，淮籍的军事宿将大多集其门下，形成一个淮人官僚集团，使朱元璋感到芒刺在身，觉得大权旁落。于是，洪武十三年，朱元璋以胡惟庸谋反为名，毫不留情地将其抄家灭族。
接着，朱元璋采取了一系列削弱地方政权、巩固皇权的措施：成立布政使司后，即设左右布政使各一人，掌管民政财政；同时，设提刑按察司，设按察使一人，统管刑法；设都指挥使司，掌管军事，与布、按并称三司。这三司互不相属，各自直隶中央。有重大政事，需都、布、按三司共同会议，上报中央。布政司下的地方政权是府(直隶州)、县。同时，在省与府之间划分若干道，作为省的派出机构。道不是一级地方特权，而是监察区。这种行政划分削弱了地方权力，加强了中央集权。
其次，废中书省和丞相制。朱元璋加强中央集权并不是要加强中央政府部门的集体权力，而是要加强皇帝个人的权力。于是，洪武十三年正月，朱元璋在制造胡惟庸案的同时，罢中书省，废丞相，提高中书省下属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的地位，使六部分理朝政，各部尚书直接对皇帝负责，奉行皇帝旨意。六部分任而无总揽之权，政务由皇帝亲自裁决。朱元璋实际上使皇权、相权集于一身，国务、政务掌于一手，中央、地方事务聚于一体。
明代仁宗以后，内阁大臣权力渐重，品级亦有提高，皇帝用内廷司礼监代替自己处理政务，使之凌驾于内阁之上，以制约阁臣。清代对军机处权力，亦有种种限制。军机处官印收藏于“大内”，凡需用印信时，必须奏事太监处“请印”，用毕即行归还；皇帝处理政事，除通过军机处外，还由皇帝与亲信密折往还；如有必要，皇帝可避开军机处，直接召见大臣，“面为商酌，各交该衙门办理，不待军机大臣指示。”
下属互相牵制，用人者不必事必躬亲，也不必过于担心下属营私背叛，只须扯着这根让大家互相牵制的绳子，时而轻轻拉上一拉也就万事大吉。
当然，封建时代帝王的分权、废权是为了保证一家一姓的百年大业，完全是为了一己之私，而且手握毫无节制的生杀大权，做起事来未免过于血腥。对于当今社会来说，这种霸道、随意的行径当然是不可取的。我们以史为鉴，就是要从中汲取有益的养分，而不可良莠不分。但是在对于权力平衡制约的思考上，这些历史上的做法对我们还是有一定启示意义的。
用特殊人物来平衡各种关系
用人者和被用者有不同的心理。作为用人者，必须仔细研究被用者在各个时期的心理状态，因时施方，详察众心，想方设法找到最有争议的人物，用他来消除众人疑虑、平衡各种关系。在这方面，刘邦是个中典范。
在秦汉之际群雄逐鹿的年代，天下的豪杰无不各自选择明主，既是为了更好地施展自己的才能，也是为了成功之后的荣华富贵。因而，当时的贤能之士游移于各路诸侯之间，去此就彼的事时而有之，屡见不鲜。刘邦为成就他的帝王之业，也是尽力招揽贤才，有很多人原在敌对势力或其他诸侯那里供职；有不少人在“各保其主”的情况下，曾做过十分令刘邦困窘的事。
雍齿在丰城降魏，使刘邦处于困窘的境地。刘邦攻打丰城，未能攻下。举兵之初的艰难之际，雍齿的叛变使刘邦最为寒心，忌恨终生。即使如此，刘邦后来还是宽容了雍齿，使他得以为刘邦立下不少功劳。刘邦时时想杀死雍齿以解宿怨，但总是念他功多，更主要的是刘邦从大局出发，这才使得雍齿并未被杀害。
刘邦平定天下之后的一天，在洛阳南宫边走边观望，只见一群人在宫内不远的水池边，有的坐着，有的站着，一个个看去都是武将打扮，交头接耳，像是在议论着什么。刘邦很奇怪，便把张良找来问道：“你知道他们在干什么？”
张良毫不迟疑地答道：“这是要聚众谋反呢！”
刘邦大吃一惊：“为什么要谋反？”
张良平静地说：“陛下从一个布衣百姓起兵，与众将共取天下，现在所封的都是以前的老朋友和自家的亲族，所诛杀的是平生自己最恨的人，这怎么不令人望而生畏呢？今日不得受封，以后难免被杀，朝不保夕，患得患失，当然要头脑发热，聚众谋反了。”
眼见自己的帝位不保，刘邦非常害怕，问道：“那怎么办呢？”
张良想了一会儿问：“陛下平日在众将中有没有造成过恨谁最深的印象呢？”
刘邦说：“我最恨的就是雍齿。我起兵时，他无故降魏，以后又自魏降赵，再自赵降张耳。张耳投我时，才收容了他。现在灭楚不久，我又不便无故杀他，但想来实在可恨。”
张良立即说：“好！立即把这个看起来似乎很有争议的人封为侯，就可解除眼下的人心浮动。”
刘邦对张良是极其信任的，他对张良的话没有提出任何疑义，他相信张良的话是有道理的。
几天后，刘邦在南宫设酒宴招待群臣。在宴席快散时，传出诏书：“封雍齿为甚邡侯。”
雍齿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当他确信真有其事后，才上前拜谢。雍齿被封为侯，非同小可。那些未被封侯的将吏和雍齿一样高兴，一个个都喜出望外：“雍齿都能封侯，我们还有什么可顾虑的呢？”事态的发展果然不出张良所料。不仅雍齿，连其他武将都被这一手段牢牢地笼络住了。日后在吕后篡权，企图发动以吕代刘的政变之时，也多亏了这些武将赴汤蹈火，为再造汉邦立下了赫赫功勋，保住了刘汉王朝的正统血脉。
要想达到有效管理下属的目的，就得把被用者的心理研究得通通透透，这样才可以实施四两拨千斤的平衡和控制手段。
后来有人说：将军们所谈论的未必是有关谋反的事，他们果真有造反的念头，张良也不会等到高祖询问才说。张良只因高祖初即帝位，便以个人的爱憎行赏论罪，造成诸臣不安，所以才忠言劝谏，改变高祖的作风。
也有人说：张良为雍齿游说，造成高祖对功臣的不信任，致使日后三大功臣遭到诛杀，未尝不是张良一句话所种下的祸根。由前者看张良是忠臣；由后者看张良是祸首。
其实，与其说张良是个善于用谋的高手，不如说他是一个善于研究人的心理并妥加利用的高手。刘邦以平民称帝建立汉朝，所有的大臣都是当年并肩征战的伙伴，若人心不安必会谋反，高祖所忧虑的也在此。张良借高祖问话道破高祖心意，所以高祖能轻易接受张良的建议，平息群臣的疑虑，平衡武将的心理，协调上下关系，不能不说张良的手段高明。至于说日后韩信等功臣的被杀，又岂是张良能事先预料的呢？
以平衡术让违规的下属自相治理
用人者要控制局面，不见得什么事都要亲自动手，而在于利用矛盾达到控揽全局的效果。特别是在时势不稳的情况下，不妨先让一个人冲锋陷阵，然后再让另一人紧随其后，并唆使他们斗争起来，用人者就能以平衡术让违规的下属自相治理，产生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北宋时期，发生了著名的朋党之争，此时掌权的是高太皇太后，她就是通过激励党争，以下制下的巧妙手段来稳固她的统治的。
宋神宗时，神宗任用王安石进行变法，但也引起朝廷内激烈的新旧党争。
冲突最先在苏轼和担任赵煦师傅的程颐之间展开。苏轼很瞧不起程颐一举一动都照搬书本的那种迂腐气十足的作风，常当众奚落他。从此朝内大臣以气相争，各立山头，分成了洛、蜀、朔三党。洛党以程颐为首，下有贾易、朱光庭等人；蜀党以苏轼为首，包括他弟弟苏辙和侍御史吕陶等人；另有刘挚、梁焘、王岩叟等结为一伙，号称朔党。各党之间，泾渭分明，互相攻讦。此党反对的，彼党必支持；彼党支持的，此党必反对，大家意气用事，不顾是非，乱哄哄闹成一团。
刘挚与吕大防同任宰相，两人很早就有矛盾，加之此次政见不一，矛盾更加激化。
虽然太皇太后曾经讲过“要一心为国，不要拉帮结党”的话，但总的来看，她对党争的态度是比较超然的，不像哲宗赵煦那样反感党争，也不像有的人那样对党争忧心忡忡。她不在乎党争如何激烈、如何荒唐，甚至有时还会给党争煽风点火，扩大党争的规模，使这班朝臣唯对自己俯首听命。
一次，朱光庭抓住苏轼给馆职考试出的试题一事弹劾苏轼，吏部尚书兼侍读傅尧俞和王岩叟也附和说试题不当，高氏说：“这是朱光庭的私意，你们只是党附朱光庭罢了。”吓得傅、王赶紧要求辞职。然后她再下诏对试题批评一番，请傅尧俞、王岩叟、朱光庭依然上朝供职。这显然是在利用党争各方的矛盾来维护自己仲裁一切的权威。因此，她对党争各方孰是孰非的评判，始终坚持了一条标准，即任何一方只要不妨碍她垂帘听政，不蔑视她的权威，无论争得多么激烈、多么荒唐，她都能容忍。但如果某一党对她稍有妨碍，或者稍有指责，无论他是什么人，她都会立刻翻脸，给他点颜色看。
程颐是著名的理学家，司马光称赞他力学好古，安贫守节，言必忠信，动遵礼法，推荐他当了崇政殿说书，即赵煦的老师。元祐二年(公元1087年)八月，赵煦生了一场麻疹，好几天没有上朝，也没去迩英殿听课，这事宰执大臣们连问都没问，高氏也照旧上殿视事。程颐看不下去，就站出来问宰相吕公著：“皇上没上朝坐殿，什么原因你知道吗？”吕公著回答：“不知道。”程颐说：“二圣(即赵煦和高氏)临朝，皇上不坐殿，太皇太后就不应该自己坐在那里。而且皇上生病，宰相居然不知道，说得过去吗？”第二天，吕公著等人才去向赵煦问疾。程颐则因这番过激的话得罪了高氏，不久就被罢官，被赶回洛阳老家去了。一个月后，贾易也被加上“滔事程颐，默受教戒，附下罔上，背公死党”的罪名，被贬出朝。到了元祐七年(公元1092年)，宰相又建议任命程颐担任馆职，高氏仍怀恨在心，不肯答应。
高太皇太后不愧为“发中尧舜”，深居内宫，竟然用如此一个巧妙的办法，保证了自己权力地位的稳固。虽然这样做可能会造成内耗，但既能保住权力宝座又能避免造成政变，也算是利大于弊的权谋了。
不让任何一个下属占绝对优势
在时势不稳的情况下，正确使用“唆使自己的走卒诛自己的鹰犬”的平衡权谋术，可以起到很好的效果。但在这个过程中，绝对不要让某一个下属拥有绝对的优势，而应设法使各方力量处于均衡状态。如果一个下属势力太大，你的位置恐怕就有危险了。即使用了平衡术借力打力，成功地让其他人打倒了他，如果又让后来者再次拥有绝对优势，那也照样解决不了问题。
唐代安史之乱爆发，唐玄宗在西逃过程中，太子李亨在群臣拥护下，于灵武即皇帝位，这就是唐肃宗。在艰难之际，肃宗之子李倜、李琰立有大功；而其正妻张皇后及宦官李辅国因拥立有功而相表里，专权用事，谋杀李琰，拥立李倜为太子。
在争权过程中，张皇后与李辅国发生冲突。公元762年，肃宗病重时，张皇后召太子李倜入宫，对他说：“李辅国久典禁兵，制敕皆以之出，擅逼圣皇(唐玄宗)，其罪甚大，所忌者吾与太子。今主上弥留，辅国阴与程元振谋作乱，不可不诛。”太子不同意，张皇后只好找太子之弟李系谋诛李辅国。此事被另一个重要宦官程元振得知，密告李辅国，而共同勒兵收捕李系，因禁张皇后，惊死肃宗，而拥立太子即皇帝位，是为唐代宗。
李辅国拥立代宗，志骄意满，对代宗说：“大家(唐人称天子)但居禁中，外事听老奴处分。”听到这种骄人的口气，代宗心中不平，因其手握兵权，也不敢发作，只好尊他为“尚父”，事无大小皆先咨之，群臣出入皆先诣。李辅国自恃功高权大，也泰然处之，孰知代宗除他之心已萌。
在拥立代宗时，程元振与李辅国合谋，事成之后，程元振所得不如李辅国多，未免有些怨气，这些被代宗看在眼里，也记在心上。于是他决定利用程元振，乘间罢免李辅国的判元帅行军司马之职，以程元振代之。李辅国失去军权，开始有些害怕，便以功高相邀，上表逊位。不想代宗就势罢免他所兼的中书令一职，赏他博陆王一爵，连政务也给他夺去。此时，李辅国才知大势已去，悲愤哽咽地对代宗说：“老奴事郎君不了，请归地下事先帝！”代宗好言慰勉他回宅第，不久，便指使刺客将他杀死。
代宗用间其首领的方法，很快地除掉李辅国，但又使程元振执掌禁军。程元振官至骠骑大将军、右监门卫大将军、内侍监、豳国公，其威权不比李辅国差，专横反而超过李辅国。程元振不但刻意陷害有功的大臣将领，而且隐瞒吐蕃入侵的军情，致使代宗狼狈出逃至陕南商州。一时间，程元振成为“中外咸切齿而莫敢发言”的罪魁。因禁军在程元振手中，代宗一时也不敢对他下手。就在此时，另一个领兵宦官、观军容处置使鱼朝恩领兵到来，代宗有了所恃，便借太常博士柳伉弹劾程元振之时，将程元振削夺官爵，放归田里，算是除掉了程元振的势力。
程元振除去，鱼朝恩又权宠无比，擅权专横亦不在程元振之下。如果朝廷有大事裁决，鱼朝恩没有预闻，他便发怒道：“天下事有不由我乎！”这使代宗感到难堪，但鱼朝恩不觉，依然是每奏事，不管代宗愿意不愿意，总是胁迫代宗应允。有一次，鱼朝恩的年幼养子鱼令徽，因官小与人相争不胜，鱼朝恩便对代宗说：“子官卑，为侪辈所陵，乞赐紫衣(公卿服)。”还没得到代宗应允，鱼令徽已穿紫衣来拜谢。代宗此时苦笑道：“儿服紫，大宜称。”其心更难平静，除掉鱼朝恩之心生矣。借一宦官除一宦官，一个宦官比一个宦官更专横，这不得不使代宗另觅其他势力。代宗深知，鱼朝恩的专横，已经招致天下怨怒，苦无良策对付。正在此时，身为宰相的元载，“乘间奏朝恩专恣不轨，请除之。”代宗便委托元载办理剪除鱼朝恩的事，又深感此计甚为危险，便叮嘱道：“善图之，勿反受祸！”
元载不是等闲之辈。他见鱼朝恩每次上朝都使射生将周皓率百人自卫，又派党羽皇甫温为陕州节度使握兵于外以为援，便用重贿与他们结纳，使他们成为自己的间谍，“故朝恩阴谋密语，上一一闻之，而朝恩不知觉也。”有了内奸，就要扫清鱼朝恩的心腹。元载把鱼朝恩的死党李抱玉调任为山南西道节度使，并割给该道五县之地；调皇甫温为凤翔节度使，邻近京师，以为外援；又割兴平、武功等四县给鱼朝恩所统的神策军，让他们移驻各地，不但分散神策军的兵力，还将其放在皇甫温的势力控制下。鱼朝恩不知是计，反而误认为是自己的心腹居驻要地，又扩充了地盘，也就未防备元载，依旧专横擅权，为所欲为，无所顾忌。
李抱玉调往山南西道，他原来所属的凤翔军士不满，竟大肆掠夺凤翔坊市，数日才平息这场兵乱。军队不听话，根源在于调动，鱼朝恩的死党看出不妙，便向鱼朝恩进言请示，鱼朝恩这才感觉到有些不妙，意欲防备。可是，当他每次去见代宗时，代宗依然恩礼益隆，与前无异，便逐渐消除了戒备之心。
一切准备就绪，在公元770年的寒食节，代宗在宫禁举行酒宴，元载守候在中书省，准备行动。宴会完毕，代宗留鱼朝恩议事，开始责备鱼朝恩有异心，图谋不轨，谩上悖礼，有失君臣之体。鱼朝恩自恃有周皓所率百人护卫，强言自辩，“语颇悖慢”，却不想被周皓等人擒而杀之。禁宫中的事，外面不知。代宗乃下诏，罢免鱼朝恩观军容等使，内侍监如故；又说鱼朝恩受诏自缢，以尸还其家，赐钱六百万以葬。尔后，又加鱼朝恩死党的官职，安顿禁军之心，成功地剪除了鱼朝恩的势力。
代宗借元载之力除掉鱼朝恩，元载“遂志气骄溢；每众中大言，自谓有文武才略，古今莫及，弄权舞智，政以贿成，僭侈无度。”久而久之，自然也招致代宗不满，代宗曾对李泌说：“元载不容卿，朕匿卿于魏少游所。俟朕决意除载，当有信报卿，可束装来。”
元载也非善辈，有所耳闻，深知代宗对他有成见，便深谋自固。他内与宦官董秀相勾结，借以刺探代宗的意向；外使百官论事自告长官，长官告之宰相，再由宰相上闻，欲控制各方面的信息，尤其是不利于自己的信息，更是上下其手匿而不闻。以此，元载居相位十五年之久，“权倾四海”之后，也不免“恣为不法”。于是，“货赂公行”，“侈僭无度”，家中“婢仆曳罗绮者一百余人”，贪污更甚，家中仅调味用的胡椒就有八百石之多。
元截住了十余年的宰相，其势力也是盘根错节的，代宗“欲诛之，恐左右漏泄，无可与言者”，于是找自己的舅舅吴凑密谋。在公元777年，代宗先杖杀董秀，断绝元载内廷信息通道；然后命令吴凑前往政事堂收捕元载及其党羽，逼令元载自杀，又成功地除去元载势力。
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每一个朝代都存在着权力的争夺，在争夺权力中，最高用人者都会面临如何平衡统治集团内部的派系的权力问题。一般说来，不管你用哪一个下属去剪除权臣，必须把握这样一个底线：不让任何一个下属占绝对优势。这样用人者才能稳居高位，相安无事；相反地，则可能弄巧成拙，不但解决不了问题，还会长久地危及用人者的安危。广开言路是牵制部属的有效途径
言路，能对各职能部门和其领导人起到一定的监督约束作用，也能在各部门及其领导人之间产生互相牵制的作用。因此，高明的用人者从广开言路入手，在无形之中做好了平衡制约的铺垫，用一只看不见的手控制着各个下属。
在不同情况下，对臣下的谏言制定不同的政策，尤其对那些专门负责搞调查、提意见的“善官”的工作范围和方式提出不同要求，以此达到制衡执政大臣的目的，是康熙皇帝的一种重要平衡术。
康熙朝考察官吏的专门机构和专门队伍是六科(吏、户、礼、兵、刑、工为六科)给事中(言官、谏官)和各道(十五道，按省区划分的机构)的监察御史，简称科、道官。清代以前，御史曾属御史台，给事中曾属门下省，所以也简称台省或台谏。二者都是皇帝耳目之官，品级不算高，但职权却很重，由皇帝亲自选拔。
康熙对言官的要求，一向是严格的，要他们必须尽职尽责，不许敷衍塞责。他说：“设立言官，原为国家大事，兵民疾苦，内外官员贪酷等项，应许陈奏。朕夙兴夜探，一心图治，时刻惦记民生的艰难，加意抚续慰劳，使各安居乐业，才能造成久安长治的局面。近年以来，水旱灾害不断，盗贼横行，加上贪官污吏放肆地剥削，以致百姓财尽力穷，民不聊生。朕感到非常难过并同情。你们各部院大臣、科道官员，或任要职、或有科察责任的人，应立即对拯救民生疾苦的事，确实有益的方面各抒己见，明白陈奏，以备采用。不准别生枝节，以无益的事，塞责陈报，辜负朕关心百姓、图治求言的愿望。如果有合乎情理的、有利于政治的方面，虚心听取并采纳，无不立竿见影。其言无益于政治、不可行的事，你们即以不准行上报，免去繁琐事务。”
随后康熙又对大学士们说：学士乃是内阁(总理府)参赞政事之立，如有所见应行启奏报告，近来并没有报告的。如果只是按本(文件)、送本，用一个笔帖式(文字翻译的下级人员)就够了，何必设立学士。此后各有所见，一定要陈述。即使微不足道的官员，也同样可以提意见。
后来，康熙发现参奏官有顾虑，参劾情况不实，或道听途说，或所参事件不和上意，故不轻易参弹。据此。康熙三十六年(公元1697年)二月乙酉日，上谕吏部、都察院(亦称御史台，系监察机关)：
国家设立都御史及科道官员，以建白(提意见)为专责。为的是达下情去壅蔽，责任重大。如果言官真能奉法秉公，实心尽职，那么民间的疾苦，随时都能上达朝廷；官吏们有贪污盗窃者、违法乱纪者，都可以得到处理。故广开言路，为图治第一要务。近来，言官条奏参劾的文字，寥寥无几。虽然间有人告的人，而能深切时政，似事实证据而直接陈述的人非常少，这难道是委任言官的初意吗？自今以后，凡事关国计民生、吏治好坏，但有确见，即应指出陈报。至于上报的材料，是否可行，裁酌判定自在朝廷。虽然是言有不当，言官也不坐罪。自皇子诸王及内外大臣官员，有人贪虐不法并互相勾结，结党营私，理应纤举之事，务必大破情面，据实指出参奏，不得畏怯贵要，瞻徇容隐。即使朕有失误之处，也应该进言提意见，朕决不责备。其中有官报私仇的人，朕根据言论判断是非细情，自能洞悉。凡是言官，都要抛去私心杂念，大胆地上报情况，这才不辜负朕的一片真情厚望。令朝廷各部院衙，认真执行。
这是一篇广开言路、图治要务的号召书。为励精图治，要大小官员必须讲话，使下情快速上达。
不久，康熙意味深长地说：臣下们是好是坏，是善是恶，朕居深宫之中为什么能够知道呢？因为我经常巡行各地，凡是所过地方，一定要访问老百姓，所以朕都知道。朕想开风闻言事的成例，科道官以风闻题参汇报。即商考察地方官们，贤者留之，不贤者去之，如此则贪污暴虐之官就可以收敛一些，用良之官就会更加尽职尽责，于民生吏治大有好处。嗣后各省督抚、将军、提镇以下，教官、典史、千把总以上官员，是好是坏，如有关系到民生方面，准许科道官以风闻人奏。倘有怀私怨，互相勾结，受人之托者，国法自在。命满汉言官知之。
这又开一条广言路的渠道。所谓风闻言事，即是将未经证实的情况或传言，上报给皇帝，作为考察官吏的参考，便于监督地方的大贪大奸之徒。
为更好地监督大小官员，康熙经常接见上自朝廷、下至地方的大小官员，下指示，征求意见，反映各方面情况，真正做到耳聪目明的地步。晚年他不无感慨地对大学士说：往代之君，不接见群臣，臣下之意，无由上达，何以为政啊？
开不开言路，开什么样的言路，也成为牵制臣下的有效方法，这在历代用人者中来说，也可算是一个平衡术的发明了。
不要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列宁同志在《共产主义》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是：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在用人过程中，用人者使用平衡术也需要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不能不分时间地点，也不分具体对象而乱加使用。平衡术虽有效，但并不是谁都能用得好的，也不是对什么下属都能用的。
用人需要平衡术，但也讲究放手用人。如果将可靠的部下定为平衡的对象，用不可靠的人来“平衡”他，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我们对三国时期蜀国的第二代君主，刘备的儿子阿斗都不陌生，但是对他于诸葛亮去世后竟也用平衡术管理臣下恐怕知者甚少。只不过他的大脑实在是被刘皇叔摔出了毛病，以至于他“平衡”的对象竟是忠心护国的姜维，其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诸葛亮去世后，姜维回成都，升右监军辅汉将军，统帅诸路大军，加封平襄侯，与蒋琬、费祎一道总理军国要务。后来，蒋琬、费祎、董允相继去世之后，姜维成为蜀国的主要军事首领，带兵征战在外。
而此时，朝中后主刘禅不思进取，政治被陈祗、黄皓一班人把持。黄皓为宦官，与陈祗内外勾结，操持了后主。延熙五年，姜维率兵出汉中伐魏，但又被魏将邓艾打败。姜维拥兵讨敌，连年攻战，都没有取得突出的军事进展，于是黄皓等人便开始在朝中弄权，排挤姜维。
后主怕姜维力量过大会影响到自己的安全，就想限制他的权力。为了钳制姜维，他重用黄皓，黄皓又重用马忠的部下阎宇，擢升他为右大将军。他们内外呼应，黄皓要用阎宇代替姜维。姜维也觉察到此阴谋，就在延熙六年(公元243年)上书后主并期望后主杀掉黄皓，后主答说：“黄皓只不过是一个奔走小卒而已，以往董允也切齿痛恨，我常常心中过意不去，你何必介意！”姜维见黄皓的关系网盘根错节，便缄默不再多说。后主饬命黄皓到姜维住处谢罪。姜维为了避祸，佯称到关中种麦，就引兵离开了成都。
由于黄皓的钳制、掣肘，蜀国前线一败涂地。姜维上疏后主说：“据说钟会屯兵关中，准备进犯，我们应派大将张翼、廖化分别领兵护守阳安关口和阴平桥头，以防患于未然。”但是黄皓为了抑制姜维，居然诓骗后主，假托巫鬼迷信之道，称敌军肯定不会到来，让后主放心享乐。由于失去必要的防备，魏军很快就攻陷成都，灭了蜀国。刘禅虽用了平衡术，但不得要义，乱加钳制，结果灭国亡身，自食其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