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见事敏速，性甚慎至。至于论量人物，直道而言，朕比任使之，多称朕意。既写忠诚，亲附于朕，实借此人，共康时政也。
——《贞观政要·任贤第三》
唐太宗对人才的任用很有特色，他知人善任，做到人尽其才，而且充分发挥人才的长处。房玄龄、杜如晦，他们不善于处理杂务，但却通经史善于谋划和决定国家大事，所以用为宰相，使其所长，避其所短。而戴胄则相反，他不通经史，但明于断案，所以让他做大理寺少卿，结果他办事干练，案子从不积压，深得唐太宗赏识。
而对于魏徴，更是知其性，而用其所长。当初唐太宗质问魏徴：“你为什么挑拨我们兄弟关系？”魏徴并不求饶，反而倔强地说：“如果太子早听我的话，一定不会是今天的结局。”唐太宗很赞赏他的直率，便以礼相待，根据他耿直的秉性，任命他为谏议大夫，贞观三年又参与朝政，行宰相职权，成为贞观名臣。
“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唐太宗在用人上不求全责备，用人所长，这充分反映了唐太宗的智慧和管理能力。他对于自己大臣的所长所短，了如指掌。如评马周：“周见事敏速，性甚慎至。至于论量人物，直道而言，朕比任使之，多称朕意。既写忠诚，亲附于我，实在可以借助他。共同使国家政局康宁。”
评价长孙无忌：“长孙无忌这个人善于避免嫌疑，反应敏捷迅速，但是对于领军打仗的事，却不是他所擅长的。”评高士廉：“涉猎古今，心术聪悟，临难既不改节，为官亦无朋党；所少者，骨鲠规谏耳。”评房玄龄、杜如晦，不善于理狱，不擅长处理杂务琐事，长处是多谋善断。说戴胄的短处是“无学术”，但敢于犯颜执法。
总之，唐太宗懂得“人之行能，不能兼备。朕常弃其所短，取其所长”。
唐太宗在用人上是非常值得后人借鉴的，他知人善任，在人才的使用上，他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人无完人 ，所以高明的管理者会用人所长。而那些求全责备的君主往往都无法治理好国家。现代的管理者在用人上，更要懂得用人之道，绝不要用人之短，对人求全责备。
管理者最重要的能力即是如何选人、用人，一个好的管理者看人的眼光一定要准，更要“亲贤臣，远小人”，使组织形成强大的核心凝聚力。不仅要善于识人，用人，更要懂得如何让这些能人为自己所用。
如，北京A家具厂的黄总就善于用人。黄总是这家家具厂总部招聘来的第二任分厂总经理。他是总部从一个食品企业挖来的，对家具行业一窍不通，营销方面也没什么建树，但黄总在充分了解员工的所长后，知道哪个员工适合做哪些事，就大胆授权，生产工作交由厂长全权负责，而市场方面则充分放权给市场部。黄总很少亲自做事情，都是把事情交给下属去做，指令交代得十分清楚，并且有明确的考核标准与对应的奖惩机制，每件事情的结果都要过问，做得好的马上予以肯定，并且都有奖励，不是物质奖励就是口头鼓励。做不好也是鼓励为主，而第二次或第三次依然做不好，黄总就开始考虑裁人了。相反，对做事的过程并不太关心，对员工充分放权，市场运作、谈判及生产中给员工灵活弹性空间非常大。黄总善于提出各种问题，引导大家发表意见，这种方式使员工的投入度大大提高。也使厂里的效益很快提高了。
这就是一个善于用人的例子，黄总的聪明之处在于知人善任，大胆放权。管理者要识人，用人，并且能让这些人为自己所用，识人要鉴别出哪些是人才，适合组织机构的需要，而后把这些人放到最恰当的岗位，最后使其为自己所用。“用人”和“使人为自己所用”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善于用人是你把适合的人放到了适合的岗位上，而“使其为自己所用”则是如何使这个人全力地去工作并发挥出全部的能力。要使员工全力的工作，规范的制度与恰当的奖励很重要，西方世界冰冷的管理方式虽然具有科学性，但在中国却并不适用，应结合中国国情，创造出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管理模式。
在这方面上，唐太宗可谓是用人之高手。哪些人适合做哪些事，他心里非常清楚。魏徵可称得上是贞观时期的奇才，魏徵之奇主要表现在他敢于向皇帝说真话——谏诤。进谏是中国古代政治生活中很特别的一项制度。国家设置了一批谏臣，其职责是给皇帝提意见，称“言官”。朝廷做出决策，必须先听他们的意见，其他官员如果先谏官而言事，被视为举事不当。魏徵向太宗进谏，前后200多条。魏徵不仅在唐初休养生息、注重教化的国策上提出多条建议，而且在完善郡县制度的政治方针施行上，也提出正确的见解；在许多生活细节上，也给太宗以很好的规谏。特别要提到的是魏徵《谏太宗十思疏》 几乎条条都是针对人性的弱点，告诫太宗在方方面面要约束自己。魏徵总是言人之所难言，即使太宗不能一下子全部接受，事后总能做出妥协，克制自己的脾气与欲望，从而成就了求谏纳谏的佳话。太宗说：“（魏徵）随时谏正，多中朕失，如明镜鉴形，美恶必见。”
太宗何其幸，遇魏徵。当然，也是魏徵之幸，遇明主。而管理者，领导的核心是给员工一个可以充分发挥自我价值并得到认可的舞台。即一个管理者先选对了人，而后让其做最适合做的事，再给其一个能充分发挥自己能力的舞台，这就是一个成功的管理者该做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