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家儿，北京话，情人的意思。
傍，有依靠的意思，如“傍大款”。傍上了便衣食不愁。傍家儿，则是双方感情上的互相依恋。
北京人管情人节叫“傍家儿节”。
找个傍家儿，也就是找个情人已被越来越多的人理解，有的人甚至说：在当今这个熙熙攘攘的社会，出现什么怪事都不足为奇。
但对当事人来说，事情就绝不会那么轻松。
他们是同学，恋爱期间曾遭大人极力反对，故他们的结合是不易的。婚后几年由于感情深，能互相尊重、理解、关心、体贴。随着家务事的增多，孩子的教育问题，婆媳关系的处理等等，造成了诸多矛盾，彼此没有及时交流思想。他则把这些小矛盾点点滴滴记心头，而她自认为做好家务，尽一个母亲、妻子之责也可以了。她整天忙这忙那得不到关心、体贴，也感委屈。虽然感情上也觉得与丈夫渐渐疏远了，却没想到与之谈心，更没重视。
他开始不爱回家了。即便回家，也不多说什么，回来就是倒头大睡。
后来她了解到，他在外已找到了可以谈心的女朋友，可以向其诉说一切。虽然她很委屈、痛苦，可这一切已太晚了。她也是个重感情，工作、家庭责任感都较强的女人，孩子都快10岁了，却因为夫妻间缺乏交流，使第三者有机可乘，从而导致家庭破裂。
婚姻已经得了绝症。
斗转星移，沧海良田，世界上的一切都在发展变化之中。处在经济转轨时期的中国社会，人们的观念必然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几千年的婚姻价值观、婚姻道德观都会在这动荡的改革年代中破碎、解体、消失，而又重新生长、形成、发展，这是新旧事物更替的铁的规律。
古老的《圣经》故事中说，有一回被上帝逐出伊甸园的亚当和夏娃从山顶上往下推石头，石头翻滚着落下山去，亚当和夏娃惊诧不已，想要阻止却无能为力。上帝则袖手旁观，反正你们已经出了伊甸园，你们自己的事情，还是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现如今生活中的亚当和夏娃们又在推石头了，这回他们推的是婚姻的巨石，一旦真的推下山去，将肯定无法回归原位。
中国的婚姻从来都是质量最差，稳固性最好经久耐用的冒牌货。婚姻这种契约从来都是左手给予我们一些权利和自由，右手又限制了我们许多权利和自由。尤其是似乎已经病入膏肓的中国婚姻，再不吸收新鲜的养分，不进行必要的调治，必将走向衰亡。
我们每时每刻都可以听到这样的感慨和抱怨：初恋时谁也不懂得爱情，等搞懂了爱情的时候已经丧失了选择爱情的资格；因为搞不清楚婚姻到底是个什么，抱着一种好奇心、神秘感去探寻求索，等终于弄明白了婚姻的全部内幕时，却早已深深地陷入了婚姻深不可测的泥坑沼潭之中。懊悔当初轻言我们的爱情是认真的，更后悔当年怎么阴差阳错般地登记结婚。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之下，傍家儿现象出现了。傍家儿又被称为情儿。
情儿现象当今已经成为一种近似公开的文化现象。到底现在有多少男女在婚外有情儿，没有一个人能说清楚。但有几点是用不着怀疑的：一是这种情儿，明的、暗的，经常的、偶尔的，精神的、肉体的，认真的、游戏的，总之已经非常普遍，绝不是少数，更非个别，二是情儿大都从“地下”走到“地上”，并不回避公众目光，甚至不回避当事者的配偶，大多成为一种公开的秘密；三是有情儿在今天是一种炫耀自身某种能力的资本，一种自豪的依据，也是一种流行的时髦。
过去见面打招呼关心的是：身体好吗？后来改成：什么时候离婚啊？现在则变为：又换情儿了吗？这种调侃，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
过去大凡男女在婚外偷情者，一律称为“通奸”，男的就是流氓，女的叫做破鞋，这类事是最不光彩的，“奸情”一旦败露，众人的唾沫星子都能把这对天打五雷轰的“狗男女”淹死。绑在市井外面示众，剥光衣服游街，不是被淹死、烧死，就是自杀身亡，往往是这类男女的归宿。几千年下来，此类凡例不胜枚举。
改革开放以来，这类人有了一个新称呼：“第三者”，这真是个含混其词的称谓。谁也搞不清这个第三者是怎么排出来的？若是一个人同时有若干婚外相好，会不会出现第七者、第八者，乃至第N者呢？发明这个称谓的人真该荣获诺贝尔奖金，因为这个叫法太高明了，高明得谁都弄不懂“第三者”的确切含义是什么。好在很快又有了新的叫法：婚外恋。这倒是比较明确，婚姻以外的恋情嘛。直白、简捷、朴实、易懂。90年代将那些为亨受奢华而投入款爷怀抱的女孩称为“傍家儿”、“小蜜”、“二奶”，引申一些，凡是在婚外结交的男女，并保持着一种超出友谊、友情范围的情感之人便统称为情人，叫得亲切一点就是情儿。
情儿现象是对得了绝症的婚姻做出的哭脸。
婚姻，在男人和女人眼里是不一样的两种东西。男人的生命中，成家立业是两件大事，但成家是一次性的事情，而立业是永久性的事业。男人结婚，就是把女人接进家中，找个位置固定下来，好像是在自家庭院里栽了一棵树。心情好时可以攀枝折桂，观花赏月；疲倦之时可以依偎着憩息。至于那棵树的感受，他是没有时间和精力去理会的。他觉得他给了她一座可以得到庇护的庭院就已经足够了。
女人则不同，她结婚嫁给一个男人，生命的全部也就在此了。恋爱时，男人因为她的花开得美丽，在树下流连忘返，一片深情。结婚后，她更希望男人能天天守候在树下，呵护着花朵直至一生。如果男人做不到，就会出现前面说过的那种结局。但男人确实也做不到。前文的那个他，便去找了可以谈心的女朋友。
女人常常被比做美丽的鲜花，而男人则不是护花使者，就是采花大盗，事实正是如此。
中国有句俗话：家花不如野花香。这和人们常说的“孩子永远是自己的好，老婆永远是别人的好”是一个意思。野花并不是对女人的贬义词，只是区别于家花。而去采的男人必定是有了“家”的，只不过家中的花已经失去了对他的吸引力，过去千姿百媚的妙龄少女，已变成红颜尽失的半老徐娘，明日黄花已经枯萎，男人开始在婚姻的墙外去寻花探艳，野花有着巨大的诱惑力。
情夫是采摘野花的已婚男人，但是还有一个野花多不多，让不让采的问题。市场经济的发展引起人们价值观念的急剧变化，自我价值感和自主意识的增强，社会价值倾向于张扬个性解放和强调个人自由；再加上一些女性对男女平等和女性解放的错误理解，商品经济大潮中不可遏制的物欲对女性的诱惑和冲击，使得越来越多的女性变得“现实”起来，“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今朝有酒今朝醉”、“莫使金空对月”，鉴此种种，野花开遍了原野，可谓四季野花飘香，在客观上也造成了一大批采花的男人。
中国婚姻的动荡，除了爱情需要转换和更新的因素外，性生活质量的低下，同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当然，社会需要一定的规范，婚姻要受到法律的保护。但是在不违反法律的情况下，出于双方的自愿的婚外性行为，很难说清楚到底是合乎不合乎道德，合乎哪种道德。
其次，这种婚外性行为常常带有某种偶然性。有一位中年工程师，夫妻感情不错。他与一个女技术员长期共事，相处得也很好。一个晚上，他在与女技术员工作到很晚以后，突然感动她非常之美，他情不自禁地吻了她，她也没有拒绝，继而两人发生了性关系。事后，他很后悔，告诉了妻子，并且得到了妻子的谅解。
一位女性科员，丈夫大她近十岁，且有性功能障碍。可他们感情尚好，又有孩子做纽带。于是这位女性就在外面有了几次“艳遇”，她所结识的性伙伴有未婚的、也有结婚的。他们都没有表示爱她，更没有娶她的意思，她也没有离婚再嫁的想法。她只是感到性的方面无法在丈夫这里得到满足。她的丈夫心里也十分清楚这点，只是装作不知道罢了。这实在应看成是对性生活缺憾的弥补。
某君，一位工商局干部，家有贤妻，相貌也不错。某君在家时，就甜言蜜语，把妻子逗得眉开眼笑。但某君在外面却有相好，并且经常换。因为某君的工作使许多人有求于他。所以，这些人经常给某君“发”情儿。某君自然乐意笑纳。
漂亮的、充满青春活力的女人哪个男人觉得不好？能做到“目不斜视”、“坐怀不乱”的君子实在是不多。如果不用男人付出什么代价，女人就轻而易举地投入自己的怀抱，又有几人会拒绝品尝“野味”呢？从理论上说，男人的本性没有太大差别，只要他的性机能正常，心理没有障碍，都会对那些年轻美貌、天生丽质的女性有一种天然的欲望，甚至是来者不拒，多多益善。
杰是记者，静是大公司的商业代办，男才女貌，自由恋爱，两个爱得你死我活。浪漫的爱情使他俩都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最幸福的一对。不久，他们结婚了。现实的婚姻很快就窒息了婚前的浪漫，静嫌杰太不拘小节，坚决不让杰抽烟，厌烦他在卫生间里看书。杰则腻歪静总是逛不够商场，还不能忍受静的洁癖。
正好这时杰的一个大款朋友把一位够档次的情儿发给了杰，杰就跟她泡在一块。有时回家晚了，静要询问，杰就说有采访任务。静习惯了以后，也就不问了。
杨的情况又不同。杨是银行信贷员，经常要往贷款单位跑。某家公司的一位女性慢慢同杨挺熟，但也仅是熟而已，俩人起初都没往旁处想。杨每次去，公司老总都要请一顿饭，日子长了，几位老总开始开杨和这位女性的玩笑，这么开来开去的，俩人最后弄假成真了。俩人都有家，又都不愿让自己的家庭受到影响，就保持着这份恋情作为自己家庭生活的补充。
这些傍家儿，或者说这些有情儿的男人，大体就是这么些表现，他们可以分为这么几种类型：
第一类，就是那些不能始终将妻子像花儿那样呵护的。这类人婚姻出了毛病，自己当负主要责任。但他们不会意识到这一点，只好去找婚外情来填补，家庭成了他逃避的场所。
第二类，则情况不同。这类人可能因各种原因不能离婚，不敢离婚，但这并不等于他们不需要爱情。他们出人头地，有机会接触到各种各样的异性，这其中当然会有崇拜、敬慕、爱恋着他的女人，如果他也喜欢她，当然就会形成一种“艳遇”，在不影响他的前程，或者干脆说就是保持他现有婚姻的前提下，他成为情夫，而女方只能是“野花”，尽管她是自愿的，她爱这个男人，愿意为他作出牺牲，男人当然也爱她，只不过自己的前程仍旧排在了爱情的前边，爱情是对他生活中缺陷的弥补。
还有一些男人属于有权有势有钱的淫棍，他们的目的就是玩女人，他们与“野花”之间毫无平等意识，更无爱情可言，只是为了满足他们几乎已经变态的性欲，而顺着“野花”一路采过去。这种人又可分为两个类型。
第一类男人是利用自己的权势来吸引女人。他们往往神通广大，法力无边，可以为女性办成几乎所有她们想办的事情。而且一切都是那样的名正言顺，轻而易举。他们并不需要付出什么，却得到了女性意外的回报。权力这东西确实迷人，有了权力，什么都会有，在中国权力比金钱还好使。有钱能使鬼推磨，而有权能让鬼为你变出大把大把的钱来，还是权力好。
当然并不只是做官人才有这种以权采花的机会，只要你有一定的特权，就可以得到女人。如演艺界的女孩子渴望成名，就会被一些男人利用。你奉献出青春美貌的肉体，我给你大红大紫的机会。你若不愿意，谁也不会强求，想出名成家的人多着呢！男人是姜太公垂钓，女人则是觅食的鱼，愿者上钩！你要得到吗，总是付出吧！这也算“等价交换”，大家都摆平了。
第二种男人纯粹是为了淫乐。他们都是些款爷级的暴发户，有的是钱，可以满足一切女孩子的物质享受。金银首饰、高档住宅，让一些急欲快速脱贫的女孩子眼花乱，急于投进他们的怀抱。“傍大款”包二奶，形容的基本都是这类人。
有了“傍家儿”现象，自然也就会有性搔扰。性搔扰的目的，也还是想找“傍家儿”。
性骚扰是一个世界性问题，它在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存在。据国际劳工组织对工业化国家女雇员的调查，20—70%的妇女经常性地受到性骚扰。发展中国家女性遭受性骚扰的现象，正成愈演愈烈之势。
北京姑娘虽然都“厌烦”性骚扰，但一般的反应却又出奇的“平缓”。据一份调查资料显示，受到性骚扰的女性，有47%感到惊慌和害怕，37.5%感动反感和讨厌，17.5%的人不知所措，还有的感动委曲和无奈。但感动愤怒的却只有一人。在众多的被骚扰者中，上告的只有二人，与骚扰者搏斗或反抗的仅一人，35%的人婉言拒绝，有高达45%的人不采取任何行动，25%的人采取逃避的办法，为此而自杀或谴责自己的，仅有二人。
北京姑娘对性骚扰如此对待，不采取行动或不声张，有多方面的原因。“不敢”是一方面的原因，就是怕日后遭到打击报复，对自己不利。一位民办机构的受骚扰女性在电话中声称：“我很喜欢这份工作，可我的上司不断骚扰我，被我拒绝后，他十分恼火，不说任何理由就把我辞了。两个星期后，又不说任何理由地把我请了回去。我的男朋友感到奇怪，单位的同事也议论纷纷，好像我与上司有什么暧昧关系似的。我目前的处境十分糟糕。”
另一个原因是怕自己名誉受损，清白的名声受到“污染”。一位投河自杀者说：“我被救起后，单位里风言风语，没有人理解我，我至今感到很痛苦。”蒙受性骚扰的女性，不仅正当的就业权利受到威胁，不仅在心理上受到巨大的伤害和压力，而且在情感上也受到不小的侵害。她们大多不敢也不便把此事告诉丈夫或男友，怕引起不必要的误解，影响自己的感情生活。
某女士在国家某事业单位工作，刚到单位时，她的直接上级对她关心备至，无论是工作、学习还是生活，都给予极大的帮助和照顾。某女士打内心里感激这位好“领导”。但两月以后，“领导”便有些不规矩了，经常在中午休息时间骚扰某女士。某女士起初也是忍声吞气，不敢声张，因为她有家有孩子，而且对自己的工作比较满意，不愿就此得罪领导而丢掉饭碗，更不愿由此而引出闲言碎语。某女士就这样一直“忍受”了很长时间。直到有一天中午，“领导”把某女士叫到办公室，乱摸乱吻，摸了上身摸下身，并欲褪掉其裙、裤，强行非理时，某女士才挺身反抗。某女士不客气地大骂了“领导”一顿，并将此事反映给单位有关领导。
很多“丽人”之所以长期受骚扰，跟“丽人”们当时的暧昧态度有密切关联。某女士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对“领导”的行为提出异议，“领导”当然有理由相信“某女士”是乐意的。最后走到“强行非理”的一步，对“领导”来说是很自然的。所以受骚扰的“丽人”千万不要产生“不好意思”、“见不得人”、“别让人知道”等错误观念，导致事情进一步恶化。在态度上吞吞吐吐，欲说又咽，欲露又藏，最后往往只得依对方的意图行事，即使拒绝了对方，也容易使对方产生误解，认为你只是表面上不好意思，心里还是愿意接受的。
表面上不好意思的“丽人”当然也有，但那毕竟不是大多数。大部分女性还是渴望“清白”、渴望“真诚”的。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克服软弱寡断的心理毛病。“丽人”们应当建立起这样的意识，就是对自己不乐意的事情，有勇气说“不！”不必因为拒绝了一件事情而感动不好意思，拒绝的时候，应该态度坦然、大方、明朗，避免被误解猜疑。做到了这一点，即使对方有些失望和遗憾，也不致于对你有太大的仇恨。你的态度和表情已向对方表明，你是一个纯洁正直的女子。对方或许会立即“软”下来，弱化骚扰“丽人”的企图。怕“丢掉铁饭碗”、怕“得罪对方”、怕“引起闲言碎语”、怕“拒绝对方不近人情”……，是万万不会有好结果的。
性骚扰现象在合资企业较多见。一对青年夫妇通过热线电话咨询：妻子是一家合资企业办公室的秘书，一有空隙，经理便对她动手动脚。她对这份工作很满意，不想离开目前的单位，处境很为难，不知如何是好。另一位小姐向热线电话投诉说，她单位的领导经常对她进行性骚扰，在被拒绝后，领导就四处散布谣言，说这位小姐行为不检点，最终对小姐的正常恋爱造成很大影响。
这些月薪千元以上的合资企业秘书或兼职秘书，有50%的人承认自己受到过上司的性骚扰，因这类事情涉及个人的隐私和声誉，不排除还有不少有隐瞒真相的情况。若把这类“小姐”也计算在内，比例无疑还要高得多。实施性骚扰的“家伙”多为40—50岁的男士，其次是30—40岁，50—60岁者。在合资企业，性骚扰的方式主要是物质引诱，同时并以口头邀请、暗示威胁等手段。这些“家伙”都是高级的“心理学家”，很能抓住女性不敢声张，怕丢饭碗、怕引起闲言碎语、爱贪小便宜等心理。
很多被骚扰的“丽人”不打热线电话寻求帮助，也不找朋友倾诉，而是把它闷在肚里，“谁也不说”。别人问及此事时，她们都表现出异乎寻常的镇静和“老道”，普遍认为自己“能对付”，少数人认为正可乘此机会“利用他”。
“国有”单位的“丽人”情况也不会好多少。某局副局长潘某迟迟不批准N小姐的“转干”申请，N小姐来找他时，他便指点迷津：“你是为转干的事来的吧，恐怕不行了……当然有些遗留问题，还是可以解决的……”N小姐明白局长的用意，只得邀请局长“有空儿到我家作客”。局长百忙之中“抽空”到了她家，不一会儿窗帘就拉上了。没过几天，N小姐的转干申请批了下来。
据调查，“国有”单位领导实施性骚扰的一个主要砝码，是公家的权和公家的钱，这是其区别于合资企业的一个显著特点。“国有”单位实施性骚扰者，主要有三类人，一是把持各种关口、隐蔽性收入很丰厚的“XX长”；二是能支配业务经费、能开假发票报销费用的“XX经理”、部门负责人或业务员；三是权力很大、身居要职的“XX领导”。某粮食转运站副站长乔某，为了博得安小姐的欢心，经常开着公家的小轿车、面包车为安小姐办事，有时一次就送给安某价值13000元的摩托车和价值5900元的高级组合音响，这笔费用无疑都是让“公家”报销。
由性骚扰的对象转而成为情儿，这类事情不算少见。性骚扰是傍家儿现象的延续的说法，大概可以站住脚。而这些现象的出击，说明婚姻本身有着它不可避免的缺陷。
首先，婚姻要求当事人双方承担一定的责任和义务，这就决定了婚姻不仅仅是一种男女共筑爱情巢穴的愉快享乐，而且同时伴随着沉重的负担。在现阶段的中国，人们的经济收入普遍不高，社会保障系统还不够健全，各项社会公益服务还不能尽善尽美，绝大多数的婚姻当事人必须为经济费神。紧张的工作，繁杂的家务，还有老人、孩子再加上事业上的追求，大家都感动生活得太累，以致使不少人对婚姻产生恐惧和厌倦，试图从与婚姻共生的责任与义务中解脱出来。其次，婚姻是排他的。一夫一妻制的婚姻把正常的生理需求限制在固定不变的一个人身上。日日夜夜、岁岁年年的机械重复，使得男女在性生活中产生疲倦和厌烦，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性爱的质量，婚内的性生活会变得索然无味，生理上会有种种减少、敷衍甚至拒绝性生活的反应和行为发生。在心理上，由于结婚，便不能享受婚前那种社交的自由，尤其不能随心所欲地与要好的异性朋友一起共处，而只能与一个人厮守在一起，互相牵制、束缚。在情感上，婚姻要求人们放弃再次选择的机会，从而失去爱配偶以外异性的权利。而在人的一生中，让其自始至终只爱一个异性是很难做到的，因为爱情毕竟与婚姻有着巨大的差别。拒绝来自婚姻以外的爱情，确实意味着拒绝了许多美好和珍贵的东西，这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不公平和莫大的遗憾。再次，婚姻会使得当事者在事业发展的时间和空间上受到限制和影响。无论怎样精心安排筹划，怎样科学调整处理，婚姻与事业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有人统计，大思想家中几乎有一半的人都拒绝结婚，而哲学家、作家、艺术家们的婚姻又常常比一般人有更多的烦恼、痛苦和不幸。文化知识水平越高的人，越不能与他们伴侣共享白头偕老的天伦之乐，对事业的追求和痴心，的确让不少婚姻陷入危机甚至解体。最后，婚姻使得当事人的社会关系复杂化，增加了一大堆大辈小辈的亲戚。多了一双父母，多了一些叔姑舅姨，当事人要牺牲许多时间，耗费不少精力去面对这些亲戚团队，舍弃了自己的兴趣、爱好、休闲机会不说，弄不好还要招来不尽的烦恼。
现存的婚姻确实存在着这些缺陷，但绝不能以这些缺陷为理由去搞什么性自由，性解放。这些不仅为我们国家的法律所不允许，也遭到世界各国有识之士的唾弃。
古老的中国、古老的北京，正在步入小康的北京人，在感情问题上，也正面临一个新的关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