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戏是北京人的“特色菜”。唱京戏又是许多代北京人的传统爱好。
北京早晨的公园里，可以看到许多中老年人，对着胡琴吊着嗓子，在那儿唱京戏。看他们声音亮而高，形态专注，整个速迷进去的样子，不懂的人也不由生几分羡慕。
北京的中老年人爱好这个。
自清乾隆年间四大徽班晋京给皇上演出，京戏逐渐溶合黄梅戏，汉剧而自成一家之后，今已有了数百年的历史。它成为北京人最为喜闻乐见，雅俗共赏的剧种。
如今北京的年轻人，欣赏趣味早已转移到其他的娱乐形式如“卡拉OK”上面去了。京戏在剧院演出已不多见。但在民间，在中老年这一群体中还有着很丰沃的土壤使其生存。
爱好京戏的中老年人，因不是专业唱戏者，按从前的称呼，被称之为票友。
票友的出现，在历史上已有一百多年。他们学戏唱戏以此为乐，至今不绝，说明京戏这个剧种确实有其强大的生命力，有吸引人的地方。
说起票友，得先介绍票房。票房原是八旗子弟消遣娱乐的产物。清朝道光前后一些皇亲国戚，贵族子弟，于闲暇之时，聚众学戏。这些人一般文化修养较高，喜从京剧的一些目中印证历史知识。请来教戏的一般也是当时的知名艺人。学戏需报清廷内务府批准。准后发一张执照，上印两条金龙，名叫龙票，并写明发给××票房。于是，票房这一名称由此流传下来，而在同一票房一道学唱戏的互相称为票友。渐渐又推而广之，凡业余唱戏者均称之为票友。
这一活动先从北京西城北城的八旗子弟开始，之后渐渐发展到东城南城。最初，仅三五同好者凑一起，扛着胡琴唱小段。没有锣鼓场面，更不对外张扬，纯是自娱乐。后来，一些王爷们也参与其中，并乐此不疲。学戏的内容也扩大，由学小段到整场整场地学，票友们争以会的戏多为荣，这样，票友的活动也逐渐转变到大场面上，开始唱整示的大戏。甚至在家庭内粉墨登城演出。这样又过了一段时间，开始有票房接活，受邀对外演出。
待形成风气之后，有些豪门富户有了喜庆之事，如请不到的好戏班子，便常邀票友演唱。票友们也乐意前往一试身手。平时，票友们则定期聚在票房切磋技艺，过把戏瘾。
票友唱京戏在旧北京是不被梨园行家看重的，他们称票友为“丸子”（不是好肉做成的）。而票友在别人延请去唱戏时，为他们准备的酒席上也是不准有丸子的，票友最忌讳这一点。
虽如此，随京剧发展创新，作为一种娱乐方式的票友活动，在旧时，竟愈来愈热闹起来。全国各地，票房日渐增多，北京更是首当其冲。京戏迷遍布的北京城出现了清唱茶楼、茶社，不少机关、团体、学校也建立起诸多票房，如民国时期的电车公司、邮政局、京汉铁路局、故宫博物院、金城银行、交通大学、辅仁大学、中国大学等都有票友活动。票房愈来愈从达官贵人、富商大贾的后院向着大庭广众发展，票友的成份也愈来愈平民化，似乎社会各阶层都有能唱那么几噪子的票友。
京戏在北京真是大大地普及了，可而今，京戏在剧院已不再吃香，京剧演艺界的行家们对此普扁有一种失落感，唯一令他们安慰的是，北京城的许多角落依然活跃着票友的身影。
如今北京城的票友，以中老年人居多，文化层次也较一般人高出一筹（当然这不是绝对的），他们有空聚在一起走票唱戏，心态其实是和提笼架鸟的北京人一样的。当然提笼架鸟者也不乏唱曲的积极分子，这种人或许我们可称之为“多面手”呢。
票友唱戏从最本质的方面来说它的意义，便是一种高级优雅的休闲娱乐方式，图的只是找个乐，其动机就像现在的青年男女唱个卡拉OK一样。在公园或者其他适合票友活动的场所，这群专心致志的唱戏者追求的是一种自我满足之感。确实，老了老了，精神上总得有些寄托，唱戏是最能满足他的心情的一种方式。
票友们在公园里津津有味地唱戏，通常的感觉是，美妙极了。这些人以如此优雅闲适、充满艺术味的方式来消闲度日，真是让人羡慕不已。很多票友就是冲着这优雅闲适和艺术味道而走票的。他们一般都是文化层次较高的人才，工作之余或退休在家没事可干，就把精力投入到这自娱而又娱而又娱人的唱戏中去。他们觉得这既合他们的身份而不似提笼架鸟之辈有一丝轻浮。另一方面，又满足了他们的个人表现欲和自我娱乐的追求。因为唱戏的悠然与情趣正好符合他们自娱的目的，而满足表现欲其实更是为了自娱。
毕竟日子越来越好过了，人活得也越来越轻松，干嘛不找找乐子？不过，他们可能不爱听人称票友，得叫戏迷。”
张先生就是这样一个戏迷。
张先生原是个编辑，本不爱听京戏。不仅不爱听京戏，对什么戏都没兴趣。除了二十多年前，看过越剧电影《红楼梦》觉得还不错之外，他什么戏曲电影都没看过，不爱看。
退休以后，他每天去公园早。起初，他看到一帮戏迷在那儿唱，他就绕道走。但唱的人看不见了，那高亢的唱腔还紧追不舍。说也奇怪，天长日久，转移默化的，张先生还听出味儿来了。他开始往戏迷们跟前凑，听熟了回家还学着哼。慢慢哼出韵儿来了，就开始学人家吊嗓子，吊来吊去的，虽不如人家打年轻练起的，不过比初学者总要像那么回事了。到这功夫，张先生可就迷进去喽，天阴下雨去不了公园时，张先生心里就老像差着什么事，总觉得不自在。
演戏就有这么大魅力，张先生尚且如此，那班老戏迷就更不用提了。
于老先生年轻时就爱听戏。他是银行职员，老资格的经济师。从前京戏兴盛的时候，于先生上了班就找报纸看上面的剧都演哪一出，到下班回家吃了饭，老先生蹬车便住剧院赶。等戏开场锣鼓一响，于先生的骨头都快酥了。
老戏迷能带出新戏迷，于先生的大儿子才四十多岁，楞让他给带的也成了戏迷。
北京的这帮中老年戏迷们，遍布北京的各个公园，让你感到他们无处不在。
京戏为什么迷住了这些中老年人？京剧有古意。
京戏的每一出，每一段，都在传播着中国伦理道德，是文化的组成部分，而中老年人，他们就是在这种伦理道德的氛围中长大的。
中国的传统文化，靠中国的伦理道德为支撑点，有了这个支撑点，中华方明才得延续，才得以辐射。面在现今高度商业化功利化的滚滚红尘中，传统文明大有为“高”所取代的趋势，这些中老年人公好到京剧中，到那些传的段子故事中，去体会传流。从那些唱问道的中，去感受曾经铭刻于心的那种道德氛围，去寻找一种心灵的慰籍。
传统是什么？传统是一个民族留下的足迹。
不是么？美国发达，但美国人没有传统。他们现在拼命寻“根”一些暴富的石油国家发达，但他们也没有传统，他们在发达前只有酋云，只有混战史而无文化。香港发达，但香港只是文化沙漠。广东，暂时发达，但广东无文化气氛，只能有些文化点缀，而广东近年明显表露出无发展后劲，只有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又正是这种急功近利，冲击了中华的传统文明，使原有的伦理道德只能从戏曲中去感觉。
不能没想，一个丧失了道德传统的民族能够可持续发展。
现有的二十多岁的小青年，你问他流行的东西，什么美国大片，港台歌星，他能如数家珍。你问他中国历史上发生的那些事件，他则大多摇头茫然无所知，更不要说那些事件所包含的意义了。你若问；读书为什么，恐怕大多都会说为升官发财。倘若你露出失望神情，他会反问你一句，不升官发财读书干什么？这就是中国的现状。这种现状让中老年人只好去当戏迷。
升官就能发财，连孩子们都懂了，传统文明就只能去戏文里找找了。这是中老年人的悲剧，也是中国的悲剧。
中国也不知是怎么了。贪官就像韭菜，割了一茬又冒出一茬，高薪养廉不行，反腐倡廉，还是不行。大家就只好到戏文里寻精神寄托去了。一个民族，没有了道德支撑，就是富了，又能富多久，又能走多远？
但是，一种传统，一种伦理道德经不起几下冲击就垮了，就像河流的堤防，潮一来，没几下就给冲决了口，那这堤防也太不顶事了。
我们有许多传统的东西的确地实在经不起潮流的冲击。
港台文化浪潮一涌过来，我们的京剧就式微了；拜全主义大潮一涌过来，传统的道德观念堤防便崩溃了。
为了约束这大潮，使它能在我们设定的范围里流淌，政府确实花了很大力气。不过看起来成效不大。
我们立了许多法。不是法制不健全，不是没有构筑法律堤防，是防不住——执行难。
这道堤防不住，下道堤也不行，最后的底线——道德堤防，仍然被冲垮了。
我们只好重构我们的堤防。”以法治国，以德治国“便是重构的发令枪声。
美国的律师抱怨在美国做律师最难，因为他们的法令法规太多了，多得让人无法想像。
中国今后大概也会这样。
重新构筑坚固堤防，绝不是件轻松的事情。潮流太厉害了，人的欲望也太难满足了。人的整体素质也太差，乐于破坏规则的人也太多。
一部发展史，也包含着一部重建规则史。
我们不妨来看看，晚清时期飞速发展中的上海人的样子，或许能领悟些什么。
晚清时期，上海首先受近代资本主义商潮的冲击，上海人的各个方面都发生很大变化。
首先，上海人进行社会的目的意义已主要不在情感方面，不是那种非功利的情感互助式的社交，而是一种功利色彩很浓的交相利活动。社交的注意力不是人本身，而是由人所体现的某种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的存在，利益已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感情，成为人际关系的细节，桥梁和粘合剂。只要有利可图，路人也可结为朋友，只要于利益有碍，朋友即可变成冤家。大家今天彼此合作，打得火热是因为有共同的利害关系，而明天各奔东西形同路人，是因为共同的利益已不存在了。
由于社交成了一种变相的交易，也就是改变了它原来的意义，掺进了很多虚伪成份，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渐渐异化为社会中角色与角色的交往。甲想结织乙，并不是因为对乙的人格品质有好感，而是看中乙所担任的角色，是想通过这个角色的职能作用来达到目的。也许甲很讨厌乙的为人，但如果是利益需要的话，甲还是很乐意去结识乙。真正的人的感情和价值已交往中被牺牲掉了。
由于社交成了人们赚钱得利的一种经营性活动，社交场就变得奢华起来，社交方式也五花八门，只要能达到自己的目的，人们顾意在社交上下大本钱，形式铺张，挥霍巨大成为一种惯例。
第二，上海人的消费观念也发生巨大变化。
19世纪来20世纪初，海人经历了一切跨世纪的消费革命。新的消费时尚风靡了上海滩，一种新的价值观念洋溢在人们的消费方式中，开在生活态度，审美情趣乃至人格体验上都内地居民有了明显的差异。
上海人消费规念的变化首先表现的，消费已不再被视为仅仅是一种生活资料的消耗和个人的物质享受，而在更大的程度上被视为是一种实现自我价值的手段，财富的占有与消费，正在成为社会衡量个人事业成就与社会价值的一个主要尺度。一个人的价值，是从他所拥有的钞票来衡量，而不取决于他们的才华与成就，在这样的社会中，判断事情的逻辑是：有本事的人必定是很有钱的，而有钱的人也一定是事业上的成功者，是精明非凡的人，他理所当然应该得到比别人更多的崇敬。因此谁能过上富贵奢华的生活，谁就有更多的资本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声望，就能在精神上获得更多的优越感。于是，十里洋场的富老阔少们都争相通过各种手段，在各种场合下向社会炫耀自己的消费能力。商机的竞争导致了挥霍享乐方面的竟赛。商人们讲求体面排场，追求奢侈豪华，相互攀比，为的是得到某种优胜者的快感，为的是向人们证实自己的价值。这样消费的质意义渐为它的精神意义所压倒。
另外，上海人在“奢”与“俭”的消费挟择上，也突破了崇尚节俭的传统消费观念，把奢华视为消费的目标。可以说，一个鼓励发财的社会，往往也要大肆宣传消费的必要。在近代上海人中间，对消费的理解已经与传统观念大相径庭，节检作为一种传美德已经贬值，当挥霍浪费成为一种值得炫耀的荣誉的时候，节俭便近于一种无能的表现，成为寒酸和小家子气的同义语。
上面所说的，晚清上海经历过的，我们现今也都经历了。
人情浇薄，我们身边正在发生，说不定还会发生下去，大款斗富，已经是前些年的事情。现在不是不斗，是不用斗了。不用斗便能做成交易，何必斗？
从这样的发展过程中，能否使我们感悟出，这是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现象？
经过这样的发展，经历一个从无序到有序的阶段，我们才好构筑我们的堤防，就像河流决口，必得等水退了才能重新建堤一样。
等堤防重新筑起，中老年戏迷们就不必仅只从传统曲目里找寄托了，虽然，新堤防可能同老堤防有区别，看上去不大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