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突然而至的安史之乱打破了大唐王朝歌舞升平的美梦，使朝野上下措手不及。在经历了逃难四川、新帝即位以及一次又一次的平叛战斗之后，持续了八年的安史之乱终于被平定，这也成为由盛唐到中唐的重要转折点。此后，慷慨高昂的盛唐之音渐渐归于沉寂，兴象、风骨兼备的盛唐气象留给后人永远的追忆和无尽的想象。自唐代宗大历年间开始，唐诗发展进入中唐阶段。
内忧外患的中唐社会
安史之乱虽然结束了，但给唐代社会造成的创伤却难以在短时间内消除。地方上藩镇拥兵自重，割据一方；朝廷上牛李党争，各逞意气；宫廷里宦官专权，气焰嚣张；农民受到越来越严重的剥削，农村经济遭到极大的破坏……昔日的繁华化作梦中的幻影，留给人们咀嚼不尽的苦涩回味。
然而，人们不愿仅仅在回味中重温盛世的辉煌，中唐时代的有识之士更愿意承担起属于自己的历史使命。特别是宪宗贞元年间，随着经济的逐渐恢复，如何实现政治上的中兴，成为当时许多知识分子引为己任的当务之急。政治上的“永贞革新”，文学上大规模的新乐府运动蔚然成风，古文创作全面复兴，参与其中的知识分子们虽然有着各自不同的目的和立场，虽然这些改革和运动并没有完全达到预期的效果，但他们奋发进取的改革精神、救国图强的良苦用心仍然值得我们深深敬佩。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唐文人的创作，往往不是为了文学而文学，而是将文学作为自己干预政治、实现理想的手段，作为对社会人生的理智反思。只有有了伟大的胸襟，才能创造出不朽的诗篇。中唐诗人们本着各自不同的文学理念，共同创造了唐诗史上继盛唐之后的又一次全面繁荣。
风格各异的中唐诗
盛极难继，这是摆在中唐诗人面前的严峻考验。盛唐诗人，一路高歌着理想和抱负，用天赋的才气在诗歌的领域里纵横驰骋，他们的人生本身就像一首昂扬的诗篇。世异时移，中唐诗人们再也没有了盛唐时代的豪迈胸怀。伴随着社会的巨变，诗坛也经历了一个从迷茫到务实的转变。
大历诗人们的创作，最早体现了与盛唐诗歌不同的风貌。“白首相逢征战后，青春已过乱离中”，十余年漂泊动荡的经历使他们再也没有了“天生我材必有用”的非凡自信，没有了用生命去践行理想的巨大勇气。大历诗人或多或少都有消极避世的心态，与意气风发的盛唐诗歌相比，“气骨顿衰”。大历时代成就比较高的诗人是钱起和刘长卿，他们的诗歌往往充满了一种哀伤低沉的情调，最早透露出中唐的气息。正如胡应麟在《诗薮》中说：“诗到钱刘，遂露中唐面目。”
经过了相对沉寂的大历诗坛后，元和时期，伴随着政治、经济上的中兴，中唐诗歌也终于建立起自己的风格特色。盛唐时，“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他们创造了后人无法企及的诗歌辉煌。特别是杜甫，博采诸家之长，“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所独专矣”。因此，杜甫对后代的影响至为深远，开后代诗歌之无限法门。中晚唐各种流派几乎都是对杜甫某一方面的发挥，如韩孟侧重其奇崛排奡，李商隐侧重其锤炼精工，刘禹锡侧重其雄壮苍郁，白居易等人更多继承了杜甫的新乐府诗缘事而发、描写民生疾苦的特点。在李白、杜甫已臻极致的诗歌高峰上，中唐诗人向不同方向深入发展，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中唐诗坛最有影响的是两个创作主张截然不同的诗歌流派：一个是以韩愈、孟郊为代表的重主观、尚奇怪的韩孟诗派，主张“不平则鸣”和“务去陈言”，在诗歌史上别开生面；另一个是以元稹、白居易为代表的重写实、尚通俗的元白诗派，大量创作新乐府，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和通俗化倾向。“中唐诗以韩、孟、元、白为最。韩、孟尚奇警，务言人所不敢言；元、白尚坦易，务言人所共欲言”。韩愈、白居易等大诗人不但自身成就很高，而且还团结了周围很多怀有同样审美理想和创作观念的诗人，互相提携，互相唱和，互为支援。他们深厚的友谊和创作的诗歌作品一起，成为千古流传的文坛佳话。
同时代还有两个颇有特色的诗派：一是以韦应物、柳宗元为代表的韦柳诗派，远绍陶渊明、谢灵运，近续王维、孟浩然，风格清丽淡远，在山水田园诗歌的创作上成就斐然；二是以李益、刘禹锡为代表的追摹盛唐诗派，他们的创作气势阔大，风格悲凉豪放，有诗人勃然不灭的主观意志体现在其中。
白居易在写给元稹的一首诗中说：“诗到元和体变新。”比较而言，盛唐诗是理想化的，中唐诗更加生活化；盛唐诗是充满激情的，中唐诗更趋于理性；盛唐诗追求浑融的意境，中唐诗则讲求字句的锤炼；盛唐诗像热血沸腾的青年吹响了号角，中唐诗则像成熟的中年充满了哲理性的思考；盛唐诗宛如秀峰迭起的山峦，而中唐诗则更像一座异彩纷呈的百花园。
空灵纤巧的大历诗派
大历年间，战争的阴影还没有从人们的心头消散，诗坛笼罩在一片感伤寂寞的情调中，以“大历十才子”为主的一批年轻诗人逐渐崭露头角。“大历十才子”的说法最早见于姚合的《极玄集》，其中有李端、卢纶、吉中孚、韩翃、钱起、司空曙、苗发、崔峒、耿、夏侯审十人。后来又有些增删变化，将刘长卿、戴叔伦、郎士元等人列入。他们彼此唱和，诗风也相近，以清丽空灵、省净纤巧为主要特色。
大历诗人大多在开天盛世度过了自己的青少年时代，有些诗人还与王维、杜甫等大诗人有过交往和唱和。他们在盛唐之音的熏陶下成长起来，对仕途人生和诗歌创作都曾有过很高的希望。然而，前辈诗人们的光辉成就就在目前，自己面对的却是安史之乱后国家的残破衰败。前途事功变得渺茫，国运衰败甚至不足以维持自身的安乐。他们生活的圈子狭窄，创作的内容也比较贫乏，多是借自然山水的描写来抒发个人内心的感受。昂扬奋发的意气在这些文人身上逐渐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低沉、感伤的情感。如戴叔伦的《除夜宿石头驿》：
旅馆谁相问？寒灯独可亲。一年将近夜，万里未归人。寥落悲前事，支离笑此身。愁颜与衰鬓，明日又逢春。
在一个除夕的夜晚，诗人滞留他乡，与亲人相隔万里，只有摇曳的孤灯作伴，想起前尘旧事，内心充满了无尽的愁苦和凄凉。这不仅仅是戴叔伦一个人的感受，也是当时很多人生活的真实写照，代表了人们对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时代变迁的无奈和感慨。
生活中看不到前途和光明，大历诗人就转而追求诗歌语言的典雅和造句的精美。大历诗人留下了很多锤炼精工的句子，如“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青山霁后云犹在，画出西南四五峰”，意境苍凉，很有艺术感染力。“开宝诸公用心处，在诗之大端而好句自得。大历后渐渐束心于句，句虽佳，而诗之大端失之”。盛唐时期的诗歌好在总体意境的营造，大历以后的诗歌虽然也能够写出优美的句子，但往往缺乏整体的艺术效果。
大历诗人中成就比较高的是自诩为“五言长城”的刘长卿，他的诗在“子美之后，定当推为巨擘”。大多数读者熟悉刘长卿，是从那首入选了小学课本的《逢雪宿芙蓉山主人》开始的：
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
淡淡的笔触描绘了一幅优美的风雪夜归图。他的诗，往往描绘一种孤独、寂寞、惆怅的情思，宛如一位踽踽独行的长者，经历过无数的人世悲欢，心中充满了凄凉与叹息。如《瓜州道中送李端公南渡后归扬州道中寄》：
片帆何处去，匹马独归迟。惆怅江南北，青山欲暮时。
去者已去，留者已归，同是寂寞客，在暮色四合的傍晚时分，留下不尽的寂寞幽思。
和同时代的诗人一样，刘长卿的诗中有很多优美的诗句，如“荷笠带夕阳，青山独归远”；“寒渚一孤雁，夕阳千万山”；“细雨湿衣看不见，闲花落地听无声”等。不过，刘长卿的诗歌取径过于狭窄，意象雷同现象严重，比方说象征心灵归宿的“青山”和象征高洁人格的“白云”，这两个意象出现的频率极高，以至于中唐高仲武在《中兴间气集》中批评他的诗“大抵十首以上，语意稍同，于落句尤甚，思锐才窄也”。
“盛唐前，语虽平易，而气象雍容；中唐后，语渐精工，而气象促迫”。大历诗歌开始了从盛唐诗歌到中唐诗歌的转变，虽然创作的成就并不突出，但是在那个特定的年代，中唐诗人们用自己的诗歌记录了时代的声音。
险怪奇特的韩孟诗派
“元和之风尚怪”，韩孟诗派最能体现当时诗坛“怪”的特色。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是韩愈、孟郊、贾岛、李贺、卢仝、刘叉等人，他们往往选择怪奇的主题或意象，大量使用议论或散文化的句式，创造了以险怪为美的艺术风格，富有创新意味。
韩愈是一个真性情的人，他渴望跻身政治舞台，从不故作清高地隐藏谋求官职的愿望；他反对当时朝野上下普遍的佞佛风气，将兴儒反佛作为自己一生的事业；在骈文一统文坛的唐代，他大力提倡并亲自写作古文，在当时形成风气。只有内心不同流俗的人，才敢于如此特立独行而又轰轰烈烈。“多情怀酒伴，余事作诗人”，韩愈以他的天才和努力，为传统诗歌开拓出崭新的审美途径。
韩愈写诗和作文一样，往往以气势取胜。他描写瀑布，“冲风吹破落天外，飞雨白日洒洛阳”；他感慨人生，“安得长翮大翼如云生我身，乘风振奋出六合”。晚唐司空图评价韩诗说：“韩吏部歌诗数百首，其驱驾气势，若掀雷挟电，撑抉于天地之间，物状奇怪，不得不鼓舞而徇其呼吸也”。当然，作为一个古文大家，韩愈的诗歌中不可避免地融入了散文的结构、句式和议论、铺排的手法。比如《石鼓歌》描写了石鼓形成的历史；而《南山》诗，连用51个带“或”字的诗句。
当然，韩愈早年也写过一些清新素雅的近体诗，如“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情景交融，很像盛唐时代的诗歌。不过，韩愈更擅长写作长篇古体诗，追求的却是对传统风格的突破，形成了一种怪怪奇奇的诗风。他描写一些丑陋、可怕的场景，以恶为美。这是引起后人争议的地方，但在韩愈而言，却又是刻意为之。他想突破大历诗派和元白诗派平庸圆熟、浅切平易的诗风，虽然难免有点矫枉过正。
韩愈用超绝的想象力和豪壮的气魄创造了一种奇崛险拗的艺术特色。如“我愿生两翼，捕逐出八荒。精神忽交通，百怪入我肠”，用想象和夸张相结合的手法，表现自己在诗歌创作过程中的状态。再如“芭蕉叶大栀子肥”，充满了男子汉的阳刚之美。金人元好问将韩愈和秦观的诗歌对比后作出如下评价：“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诗”。韩愈的诗风对后代的影响，特别是对宋诗的影响，则更为深远。可以说，“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祖。宋之苏、梅、欧、苏、王、黄，皆愈为之发其端，可谓极盛”。
今人知道孟郊，多半是由于那首脍炙人口的《游子吟》，真挚地抒发了远游在外的游子对母亲深切的思念和感激之情。然而，在孟郊而言，这样的诗歌并不能代表他的主要风格。孟郊和韩愈并称“韩孟”，和贾岛并称“郊岛”，在当时的文坛上声誉卓著。
孟郊命运坎坷，早年屡试不第，晚年又遭遇丧子之痛，一生都在穷愁潦倒中度过。从他的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到中下层文人生活中的某些侧面。中唐以前的诗人，大多数才华横溢；而到了中唐，出现了“苦吟”一派。“夜学晓不休，苦吟鬼神愁。如何不自闲，心与身为愁”，形象描绘了学诗的艰苦历程。在四处碰壁的孟郊看来，“出门即有碍，谁谓天地宽”。的确，孟郊的生活是艰苦的，他“借车载家具，家具少于车”；到了冬天，“吹霞弄日光不定，暖得曲身成直身”；平常的日子，往往是“冷露滴梦破，峭风梳骨寒。席上印病文，肠中转愁盘”。水滴梦破，寒风刺骨，体弱多病，愁思百结。韩愈说他作诗“刿目心，刃迎缕解。钩章棘句，掐擢胃肾。神施鬼设，间见层出”。
另一位经常与孟郊并提的诗人，是同样以“苦吟”著称的贾岛。他自述创作心得是“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贾岛的诗歌非常适合当时主流的创作风尚，韩愈曾经写诗说：“天恐文章中断绝，再生贾岛在人间。”以我们现在的诗歌观点来看，贾岛的诗歌显得内容狭窄，而且往往有句无篇。“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典型代表了贾岛推敲锤炼的艺术风格。
李贺是一位短命的天才诗人，相传七岁的时候，就写了一首《高轩过》，韩愈见了大惊，李贺自此出名。和所有早慧的儿童一样，李贺有着和年龄不相称的智慧，也有着和年龄不相称的苦恼。“我当二十不得意，一心愁谢如枯兰”，在生活的打压之下，20岁的李贺已经感到内心的衰老。他虽然出身皇族，但家族已经败落，而且为了避父亲李晋肃的讳而不能参加进士考试；他自命不凡，但又事事不能遂己心愿，转而创作诗歌，就带有浓厚的绝望、怨愤的情绪，由此形成了一种凄艳诡激的艺术风格。看到秋风吹来，他感到“秋坟鬼唱鲍家诗，恨血千年土中碧”；欣赏美人歌舞，他想到“况是青春日将暮，桃花乱落如红雨”；有感于边疆战事，他也有“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的慷慨豪迈；但更多时候，他只能抒发“无情有恨何人见？露压烟啼千万枝”的沉郁无奈。
李贺作诗，极其富有浪漫主义色彩，他往往能够超出常人的智力和自然时空的局限，选取光怪陆离甚至荒诞不经的意象，使用感情强烈或生新拗折的字眼，构思出奇特的诗歌世界。李贺还特别擅长使用通感的修辞手法，如“冷红泣露娇啼色”、“霜重鼓寒声不起”等，使诗歌充满幽冷哀伤的色彩。后世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评价李贺的诗：“长吉之瑰诡，天地间自欠此一体不得。”可称得上是李贺的异代知己。
浅近通俗的元白诗派
文学最初是产生于民间的，是和普通百姓的生产劳作相结合的。《诗经·国风》和汉魏乐府中质朴的民歌都是“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产物。只是到了文人手中以后，文学才越来越“阳春白雪”，和普通民众的距离也越来越远。中唐元和年间，兴起了这样一个浅近通俗的诗派，他们用当时民间口头流行的语言创作明白易懂的乐府诗，掀起了新乐府诗创作的高潮，一般文学史上称之为“新乐府运动”。
当然，任何一种大规模的文学现象都不会凭空发生。早在白居易之前，元结、顾况就写过一些反映民间疾苦的诗篇。他们的创作虽然在当时没有产生广泛的社会反响，但对后来的白居易有很大的影响。大约在元和四年，李绅写了《新题乐府二十首》。稍后，元稹写了《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白居易又写了《新乐府五十首》以及《秦中吟十首》。这些作品广泛反映了中唐时代的社会现实，艺术水平也比较高，而且带动了很多关注现实的文人们大量创作乐府诗。张籍、王建就是当时创作乐府诗的中坚力量，后人称之为“张王乐府”。
作为诗派领袖，元稹、白居易有着非常自觉的诗歌创作主张。他们认为，诗歌应该“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短短十个字，就涵盖了新乐府运动的全部宗旨。白居易还提出了一系列口号，如：“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等等。除了系统的理论，他们的创作成就也颇为显著。这些乐府诗大都有着明确的讽喻主题，形式上“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并以其典型化的人物和事件以及通俗流畅的语言，受到人们的普遍欢迎。
白居易创作的讽喻诗《秦中吟》和《新乐府》，涉及唐代历史和社会的各个方面，指出了当时社会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从他的讽喻诗中，我们了解了中唐时代有“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的卖炭翁；有“宿空房，秋夜长，夜长无寐天不明”的上阳白发人；有呼喊着“剥我身上衣，夺我口中粟”的杜陵叟；也有“夜深不敢使人知，偷将大石捶折臂”的新丰折臂翁。他告诉我们，在中唐，曾经有过“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的贫富差距；曾经有过“一丈毯，千两丝，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的横征暴敛。这些诗大多写得通俗易懂，明白如话。白居易希望达到“老妪能解”的地步，以此实现自己诗歌的最大影响力。不过，这些诗作只是白居易早年积极用世思想指导下的产物，并不能代表他最高的艺术成就。但是，白居易对百姓疾苦的深切同情，始终闪烁着人道主义的光辉。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白居易用自己的人生完美践行了孟子对读书人提出的处世原则。早年积极参与政治，却因为越职言事被贬为江州司马。可以说，江州之贬是白居易一生思想和创作的转折点。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他创作了两首长篇叙事抒情诗——《长恨歌》和《琵琶行》。由于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和个人情绪，诗中充满了浓郁的感伤情调，白居易后来将之称为感伤诗。王定保《唐摭言》中记载了唐宣宗凭吊白居易的诗，其中有“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的盛誉。这两首诗都具有双重主题，《长恨歌》既批评唐玄宗的荒淫误国，又同情他和杨贵妃之间真挚的爱情；《琵琶行》既描绘了一个不幸的歌女，又寄托君臣之义，抒发了自己贬谪后的苦闷心情。在艺术手法上，二诗也有很多相似之处：首先，抒情和叙事的巧妙结合，体现出中国诗歌的特色。中国的古诗缺少叙事的传统，这两首诗都有叙事的成分，但在叙事时，都把史实部分尽量压缩，淡化叙事的过程。我们既可以说这是具有抒情色彩的叙事诗，也可以说是具有叙事色彩的抒情诗。其次，结构安排上的独具匠心。长诗的创作最忌平淡枯燥，因此要有节奏，要有警句穿插。时至今日，我们仍然不能忘怀诗中唐明皇和杨贵妃之间“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声声誓言，不能忘怀江州司马和琵琶女之间“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心灵共鸣。最后，善于将抒情置于景物中，堪称借景抒情的范例。当然，两首诗也各有侧重，《长恨歌》长于色泽描写，如“蜀江水碧蜀山青，圣主朝朝暮暮情”、“归来池苑皆依旧，太液芙蓉未央柳”等等；《琵琶行》长于声音描写，如“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等等。这两首诗多次被改编为各种戏剧，在文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
面对变化莫测的宦海风波，白居易渐渐远离了政治斗争的漩涡，过起了“知足保和，吟玩情性”的生活。没有了创作“讽喻诗”的义愤填膺，也没有了创作“感伤诗”的幽愤伤痛，白居易转而写下了为数众多的“闲适诗”和“杂律诗”。在《钱塘湖春行》中，他描绘了春天的湖边：
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荫里白沙堤。
在《暮江吟》中，他描绘了秋天的江边：
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珍珠月似弓。
在他眼中，看到的是一个纯美的诗歌世界。和友人相约，“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与情人幽会，则“来如春梦几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这些清新可喜、浅切自然的诗歌被称为“白乐天体”，在当时就广为流传。
元稹和白居易志同道合，他们一起创作新乐府诗。不过，元稹的乐府诗总体水平不高，说教气比较浓厚。他的代表作是堪与《长恨歌》齐名的叙事长诗《连昌宫词》，借“宫中老翁”之口，叙述了连昌宫的兴废变迁。元稹的抒情诗成就较高，如《离思》、《遣悲怀》等，抒发了对亡妻韦丛深切的哀思和怀念，“取次花丛懒回顾”的心灰意冷，“贫贱夫妻百事哀”的无奈慨叹，至今仍能打动有情人的心扉，成为世人凭吊妻子的绝唱。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元稹与白居易交往密切，正所谓“死生契阔者三十载，歌诗唱和者九百章”。元稹被贬通州司马时，白居易“枕上忽惊起，颠倒着衣裳”，急于知道友人的处境；几年后听说白居易被贬江州司马，元稹“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的身影长久地定格在后人的心中。
清丽淡远的韦柳诗派
文学史上向来有“王孟韦柳”的说法，指的是盛唐时代的王维、孟浩然和中唐时代的韦应物、柳宗元。他们的诗歌创作，都以山水田园诗成就最高。苏东坡曾经做过这样的评价：“韦应物、柳宗元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韦应物谢世之后，柳宗元才登上文坛。但就他们的诗歌创作来说，他们都取法于陶渊明和谢灵运，不过韦较多近陶，柳较多近谢。
韦应物出身世家，少年豪宕任侠，“身作里中横，家藏亡命儿”就是他生活的真实写照。安史之乱后，他折节发愤，入太学读书。后来虽然做了几任地方小官，但总的说来，他的精神生活更倾向于淡泊平和。对于底层民众的悲惨生活，韦应物往往有着“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的深深自责。不过，中年以后的韦应物追求“心同野鹤与尘远，诗似冰壶彻底清”，在自然山水中陶冶性情。我们读《滁州西涧》、《寄全椒山中道士》等，能够感受到在从容清淡的风格背后，蕴含着诗人醇厚真挚的情感。和陶渊明一样，诗人在对从政感到失望之后，退回到大自然的怀抱，从中寻找心灵的慰藉。
相比较而言，韦应物的五言诗成就更高。“绿荫生昼静，孤花表春余”的静谧；“微雨夜来过，不知春草生”的兴味；“山空松子落，幽人应未眠”的寂寞，营造了一个属于韦应物的青青世界。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称：“其五言诗又高雅闲淡，自成一家之体，今之秉笔者谁能及之。”
柳宗元家世显赫，才名早著，美好的人生蓝图正在他的面前展开。然而永贞革新的失败，使柳宗元被贬到永州十年，最终客死柳州。政治生涯的悲剧反倒促成了他文学创作上的飞跃。柳宗元今存160多首诗，几乎都是贬谪之后的作品。“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柳宗元把自己满腔的悲愤之情化为诗歌，可谓“得骚之余意”。永州的山山水水都能够引起他心中不灭的思乡之念，如《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
海畔尖山似剑铓，秋来处处割愁肠。若为化得身千亿，散向峰头望故乡。
深于佛理的柳宗元创作了很多清新淡雅而意味深长的作品，但其中总是有一种“去国魂已远，怀人泪空垂”的抑郁不平。外表的悠然自得掩盖不住内心的孤独寂寞，看似平和清丽的背后总流露出难以排遣的幽怨悲凉，这就是苏东坡所说的“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柳宗元的著名五绝《江雪》中写道：“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一片茫茫大雪之中，****踪迹皆无，唯有一个渔翁，独自在天地之间，这个渔翁就是诗人自己的象征，他的心灵仿佛和大自然合为一体，堪称真正的无我之境。
追摹盛唐的中唐别调
这是一群追摹盛唐之音的诗人，他们的诗风和中唐的主流风格不尽相同，更多体现的是盛唐诗歌才有的昂扬气象。他们虽然没有自觉的创作主张，或者像其他诗歌流派一样结盟，但是他们的创作有着明朗的气息和豪迈的胸襟。他们不属于上述四派中的任何一个，可以说是中唐诗歌的别调，代表人物是大历时代的李益和元和时代的刘禹锡。
李益在文坛成名很早，“二十挥篇翰，三十穷典坟。辟书五府至，名为四海闻”。他虽然进士出身，然而一直沉沦下僚，于是转而到幕府中寻找机会。边塞生活为他的诗歌创作注入了活力。作为大历时代唯一一位真正有过从军幕府生涯的诗人，李益的诗歌呈现出与当时大历诗风不同的气象。他的边塞诗，或者歌颂将士们的卫国豪情，或者抨击上层统治者赏罚不公，颇有盛唐边塞诗派的余韵。不过千年以来，最感动人心的却是他那些表现士卒思乡怀亲的诗歌，如《从军北征》：
天山雪后海风寒，横笛偏吹行路难。碛里征人三十万，一时回首月中看。
默默无声的画面写尽了征人思乡的情愫，在当时就广为传唱。
李益的七绝成就最高，“七言绝，开元之下，便当以李益为第一，如《夜上西城》、《从军北征》、《春夜闻笛》诸篇，皆可与太白、龙标竞爽，非中唐所得有也”。这是说他的七言绝句和李白、王昌龄的风格相近，善于营造出气势豪迈的整体意境，不像中唐诗歌那么注重字斟句酌。当然，他的边塞诗和盛唐时代的边塞诗在情调上也有不同，因为大历时代毕竟国力大不如前，反映在诗歌中，难免有一种伤感、衰飒的意味。
如果说，李益身上留有的盛唐余韵是因为他生活的年代距离盛唐比较近，是文学创作惯性作用自然而然的一种体现，那么，生在安史之乱后的刘禹锡则是有更多自身性格的因素。他和柳宗元同榜进士及第，同样参加“永贞革新”，同时被贬。但与柳宗元不同，刘禹锡性格坚毅豪迈，即使被贬谪，仍然保持了坚强的意志和昂扬的斗志。他的诗歌也是他精神面貌的一种体现，白居易在《刘白唱和集解》中写道：“彭城刘梦得，诗豪者也。其锋森然，少敢当者。”
中唐后期文人唱和之风渐渐形成高潮。各有不同的诗歌理论和创作手法的“韩孟诗派”和“元白诗派”内部彼此诗歌酬唱的情况非常普遍，但两派之间很少有唱和的作品。刘禹锡是其中比较独特的一个，他和两派诗人都保持了良好的关系，都有唱和诗传世，如《酬乐天扬州席上初逢见赠》：
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
两人神交已久，初次见面就能够对彼此的思想心领神会。
刘禹锡创作过一些寓言体的政治讽刺诗，如《聚蚊谣》、《飞鸢操》等，虽然艺术成就不是很高，但是写得很深刻，能够揭示出事物的本质。在被贬夔州、和州期间，刘禹锡凭吊三国、六朝时代的遗迹，写了一系列咏史诗，最为后人称道。特别是《金陵五题》，白居易以为“后之诗人不复措词”。如《乌衣巷》：“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魏晋时代显赫一时的王、谢两个世族大户，如今已经风流云散；曾在朱门堂前嬉闹的燕子，它们的后代也飞落到普通百姓的屋檐上作窝。此后，很多文人在写作金陵怀古题材的诗词作品时，都化用了其中的诗句或者诗意。刘禹锡吸收了当地的民间歌曲，写了许多有民歌风味的短诗。如《竹枝词》、《踏歌词》等，描写当地的风土人情和男女爱情，生动传神，雅俗共赏。不仅如此，他还能在这样的民歌体式下，抒发自己的情感，批评议论。如：“长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等等，体现出哲理性的睿智之思，让人叹服。
中唐诗坛的总体倾向就是求新、求变。唐人李肇在《国史补》中评论中唐诗坛：“诗章则学矫激于孟郊，学浅切于白居易，学****于元稹。”可以说，中唐诗人是各具特色的。与盛唐时代相比，中唐诗人的数量明显增多，除了人所共知的韩愈、白居易等人以外，还有大量声名并不很显著的诗人。如以写艳体诗著称的权德舆，年辈较高，仕途又显达，周围团结了一批文人，创作成就虽然不高，但也丰富了唐代诗坛。
清代叶燮在《百家唐诗序》中指出：“此中也者，乃古今百代之中，而非有唐一代之所独得而称中者也。”也就是说，中唐不仅仅是唐代的中段，也是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中段。作为当时社会生活反映的中唐诗，也就有了一种转折点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