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玄宗开元十五年到大历初期的诗歌创作被称为盛唐诗，这是中国诗歌史上的全盛时期，出现了一批优秀的诗人，他们在盛唐民众富裕、国势强大的平台上，“乘长风破万里浪”，在诗歌的国度中潇洒遨游，不断创造属于自己诗歌的最高成就，也不断将中国诗歌创作的水准推向后代难以逾越的高峰。尽管相对于初唐诗的100多年来说，盛唐诗不到50年的历史是短暂的，但它所成就的诗人数量、诗歌质量都是唐诗草创时期所无法比拟的。盛唐诗是中国诗歌花园中的一朵奇葩，开放得短暂却异常美妙，这美妙也必将永恒地存在我们心中。
安定繁荣的开天盛世
开天盛世主要集中在玄宗朝。玄宗是个有智慧的皇帝，在他的统治前期，励精图治，继承并发展了李唐王朝几代人奠定下的基业，真正使唐王朝国内的士农工商安居乐业，国际影响力之大达到空前的程度。可惜的是，玄宗居帝位日久，为政倦怠；后来沉溺女色，疏于理政；再后来任用李林甫、杨国忠等玩弄权术的宰相，政治日益腐败，所以其为政后期的天宝年间，李唐王朝在政治等各个方面出现了危机，最终酿就了天宝十四年的安史之乱，使得唐王朝由盛急转而衰。对于盛世时期的李唐王朝来说，玄宗是个“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君主。尽管玄宗朝的历史留下了颇多遗憾，但是开天盛世繁荣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乃至安史之乱的衰变造就了盛唐诗歌的成就。
玄宗延续了初唐的经济政策，整个国家经过初唐百年左右的恢复期后，呈现出盛唐诗人杜甫在《忆昔》中所描绘的情景：“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玄宗朝前期的政治堪称“上通下达”的清明之政，不但有姚崇、宋璟等救时宰相的出现，也有张说、张九龄等对人才的奖掖，为盛唐文化的出现建立了规模庞大的人才宝库。
玄宗非常重视国家的思想文化建设。他重视儒家学术的学习与发扬，将儒家“经世致用”的思想推广开来，使得盛唐文人们满怀报效朝廷、救世济民的宏大志向，进而化为盛唐诗中积极向上的品质。同时，唐王朝兼容道家和佛教，形成了思想界三足鼎立的形势，于是我们可以在盛唐诗人中看到“外儒内道”、“外儒内佛”等不尽相同的思想性格，在其诗作中看到儒家的进取、道家的飘逸、佛家的静寂等各种风格。
开天时期的文学艺术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玄宗是一个多才多艺的艺术家，他创作诗歌，亲自起草诏书和赐予臣子碑志，并精通各种艺术。“上有所好，下必甚之”，盛唐文人们广泛地学习北方、西域等地的音乐舞蹈和绘画艺术，不断完善自身的艺术修养和艺术理念，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创作。同时，具有异域色彩的音乐、舞蹈不但成为盛唐文人描写的对象，而且乐舞画的技法还被用在诗歌创作中，使诗歌呈现出别致的美。
开天全盛时期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都为盛唐诗歌的出现创造了契机，奠定了基础。可以说，没有这样强大的国势背景，盛唐诗歌可能就不会在此时出现了。
浑然天成的盛唐气象
“盛唐气象”作为对唐代文化，尤其是唐代诗歌的总体评价最早是由现代学者林庚先生提出的，但是以“气象”一词来描绘盛唐诗歌则源于宋代诗论家严羽。他在《沧浪诗话·诗辨》中称学诗者应当以汉魏晋与盛唐诗为法，其《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又说：“盛唐诸公之诗，如颜鲁公书，既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其不同如此。”其实，严羽笔下的“气象”基本上不具有褒贬色彩，相当于我们平时所说的艺术风格，但是因为他第一次将“气象”与盛唐诗联系在一起，所以，对“盛唐气象”内涵的确定就取决于严羽对盛唐诗的认识。
“盛唐气象”的核心是其诗歌总体上表现出的“雄浑”特点。劣质诗歌产生的原因虽各有不同，但优秀诗歌形成的原因却是相同的，那就是诗歌内在情志的丰满和艺术效果的美妙。盛唐气象的所谓“雄浑”，正是指盛唐诗歌饱满充沛的内在情志和浑然天成的艺术效果。这种饱满的情志包括诗人积极进取、努力向上的顽强精神，报效朝廷、救世济民的巨大热情，不畏权贵、敢于直言的批判精神，对国家实力、自身才华的高度自信，以及对外来文化海涵地覆的魄力等。它们敛聚在诗歌字词间，如同待燃的龙麝香安放在香炉中，如果你不经意地阅读到这首诗，那么敛聚的情志就像燃起的香料，霎时熏出沁人心脾的清香，将你陶醉在清香的气氛中，使你甘愿为香气包围，最后融入你的体内，长久地激荡你的灵魂。而浑然天成的艺术效果则是内在情志得以最优化传达的必要条件，这浑然天成是清新流畅的自然美与精致巧妙的艺术美之间天衣无缝的结合。当我们说一首诗具有浑然天成之美时，必定是诗歌的各种形式因素，包括体裁、字词、语句、语气、修辞等，都要与诗人内在的情志相辅相成，以至互相生发，水乳交融。这种浑然天成的效果，常常是诗人们向往的最佳效果，盛唐诗人们正是以这浑然天成的诗歌，成就了“盛唐气象”。
我们现在来看盛唐诗歌，仍可以深刻地感觉到其内在情志的激荡和几乎无可挑剔的、浑然天成的艺术表现力，正像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说的，“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也”。
尽管“盛唐气象”笼罩下的诗歌呈现出几乎一致的风格追求，但其“雄浑”的特色下却有着多样性的美，呈现出兼容并包的美学追求。其多样美不但表现在不同诗人有不同风格的诗作上，如王维的明秀、岑参的奇美、李白的飘逸、杜甫的沉郁、孟浩然的淡然；还表现在同一诗人的不同体裁、不同题材的作品有不同的风格，如杜甫有《三吏》、《三别》的沉痛，有蛰居草堂时诗歌的恬淡，有早年诗歌的旷达等，而李白有《古风》的古朴雅致，有游仙题材的飘逸洒脱，有七言歌行的放旷自恣，有五七言绝句的清新。正是这种基于“雄浑”底色的、“杂语喧哗”般的缤纷之美才有资格成为“盛唐气象”下的“盛唐之音”。
当然，我们有必要强调，“盛唐气象”实际上是一种文化气氛，它涵盖整个文化艺术的领域，而只不过这里以盛唐诗的风格一点来解读“盛唐气象”的内涵及发生原因。
淡雅明秀的山水田园诗
我们习惯上按诗歌主要关注的题材为标准，将盛唐诗人大致划分成几个流派，其中成就比较突出、诗人数量比较多的两个流派是：山水田园诗派和边塞诗派。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诗人有孟浩然、王维、储光羲、常建、祖咏、裴迪等。
成熟的田园诗、山水诗早在晋宋之际就产生了。其时，陶渊明是古往今来大力创作田园诗的第一人，他将自身的田园生活经历和闲适恬淡之情高度统一在田园诗中，其“静穆自然”的风格在晋宋之际独树一帜，其《归园田居》、《饮酒》等诗作成为后代田园诗人顶礼膜拜的典范。几乎同时的谢灵运，则将大自然之水光山色写入诗歌，以浓墨重彩来精细地刻画山水，成为典型的“繁富典重”的大谢山水诗。继之而起的谢朓则采用了细腻清新的笔调，将诗人主体的感情融入山水描写中，形成“婉转流利”的小谢山水诗。
可见，山水田园诗并不是盛唐人的创造，只是彼时两种题材并未融合。到了盛唐，极富才华的诗人们将田园题材和山水题材融合起来，改造成盛唐的山水田园诗。总体上来说，其对山水田园题材的改造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他们在诗歌中既描写山水景观，也描写田园生活，并且更多地关注自身隐逸的情怀和闲适的心境；其次，他们将大谢山水诗中玄言的尾巴内敛到诗歌的描写中，承继小谢细腻的笔法和流利的风格，保留田园诗的纯朴自然，于是山水田园在他们的笔下不但具有了浓厚的画意，也具有了得日月精华的灵性，以致能与诗人和读者沟通。
王维和孟浩然是盛唐山水田园派诗人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两位，后人常将他们合称为“王孟”，以他们为代表的盛唐山水田园诗派则被称为“王孟诗派”。尽管他们都关注山水田园题材，大力进行这一题材的创作，也曾有过交往唱和，但是其诗作却呈现出不同的风格。
王维是太原高门望族王氏的子裔，少年时就已才名显著了，其脍炙人口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就是王维17岁时即席而作的。其早年胸怀抱负，在张九龄的提拔下进入仕途，但是因为跟随母亲学习佛理等原因开始过起亦官亦隐的生活。古人称“大隐隐于朝，小隐隐于野”，其实，小隐在物质和精神上都是隐居的，而大隐则是物质上不隐，精神上隐居，其隐居的精神就是内心的恬淡闲适与平静安祥。确切来说，这种隐居并非真的隐居，而是精神上的隐逸，正是王维在佛理滋润下的“吏隐”生活，使其诗歌呈现出别样的风格。
王维的山水田园诗是明秀雅致的。说其“明秀”，是指他的诗充满浓厚的画意；说其“雅致”，是说他的诗有如不食人间烟火的神女，只能远观而不可近玩。王维是位著名的山水画家，他常以山水画的画意入诗，所以其山水田园诗常常表现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特色。中国传统的山水画讲究的是“画有尽而意无穷”，终止了画笔的运行，却有无尽的画意于简笔的描摹中涌现出来。王维的诗正是把这样的“山水画技法”用在他的诗歌创作中，在诗中他不是面面俱到地描写所见之景、所历之事，而是专心描绘一物或几物，余意则尽在不言中。拿“山中一夜雨，树杪百重泉”这句诗来说，就是描绘了一夜大雨过后，山间飞泉百道，有如挂在树梢上的画面，夜雨的滂沱、山势的奇峻、山泉的雄奇，都深藏在画面中。这隐于有限画笔之后的无穷画意，以及诗人心中的无尽意趣，任由读者自由想象，这就是典型的中国山水画手法。
但诗歌是种语言艺术，毕竟比画这种平面艺术拥有更多的表现技巧和更多的容纳力，比如诗歌可以更为形象地描绘声音。有趣的是，王维又是个精通音律的诗人，于是他将中国山水画法融入诗歌的同时，又加入声音的描绘，这声音虽然空灵，但却点活了画面，使得饱含意趣的画面更为生动，如在目前。有时，这声音表现出一种脱俗的意趣，有如“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深涧中”。深不可测的山谷中偶尔传出山鸟的鸣叫声，真是妙不可言的雅致情趣。
王维笃信并且长期研习佛教理论，他的诗歌常常在明秀雅致中有种静寂幽邃的禅意，甚至没有一点人间烟火味。对于《辛夷坞》中那株深山里美丽的芙蓉花，他不是用画笔来描绘它的美，而是写其在幽谷中静寂地自开自落，甚至自生自灭，这种感悟需要何等静寂的禅境心态才能体验到呀！这让我们想起禅宗六祖慧能的一首偈诗：“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当然，王维除了山水田园诗之外，还创作了大量的边塞诗、游侠诗等，这些诗常常壮美异常、雄浑苍老，如《使至塞上》、《观猎》等。
孟浩然生于襄阳，布衣终身，尽管有一份执著的入仕之心，然而屡次不遇，一生只在荆州作过短期的幕僚。孟浩然诗名早著，其诗歌名句“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更是被长安诗人传唱。据说，有一次他在朋友家中意外见到唐玄宗，玄宗曾经听说过他诗才横溢，命他即兴赋诗一首，当玄宗听到“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时，很不高兴地说：“卿不求仕，而朕未弃卿，奈何诬我？”拂袖而去。某种程度上来说，孟浩然的求仕不遇反倒成就了其诗歌，也成就了其在唐代以至后代文人心中美好的形象。李白在《赠孟浩然》中这样写道：“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挹清芬。”唐人王士源在《孟浩然集序》中称他“骨貌淑清，风神散朗”。
孟浩然是个风流清雅的人物，所谓“文如其人”，他的诗歌也表现出“清雅古淡”的特色，或许我们可以说，他将自己的性格融入了本就没有烦恼的、与世无争的田园山水中，于是两者密合无间，以至在其诗中我们分不出是诗清还是人清、是诗淡还是人淡。一般来说，诗歌所呈现的“淡”常常会使读者有种淡而无味的感觉，苏轼就曾经评价孟浩然的“淡”是由于其“韵高才短，如造内法酒手而无材料”，但我们以为还是闻一多说得好，“淡到看不见诗了，才是真正孟浩然的诗，不，说是孟浩然的诗，倒不如说是诗的孟浩然更为准确”。况且，他诗句“淡”的背后是清雅、古朴的气息，是一种自然与甘醇的美。可以说，孟浩然的“清雅古淡”与陶渊明田园诗的“平淡真醇”是一脉相承的。而孟浩然的一些山水田园诗偶尔也会因为所见之景的壮观，对仕途的向往以及求仕不遇的痛苦，呈现出或壮美、或恢弘、或沉郁的特色，这又与陶渊明“金刚怒目式”的诗歌相近。我们甚至可以说，在盛唐山水诗派中，孟浩然与陶渊明有着更为直接的亲缘关系。
山水田园派还有诸如储光羲、裴迪、常建等诗人，他们的诗中也常会有“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等名句，但他们总体上的才性与成就均去“王孟”甚远。
奇美壮阔的边塞诗
边塞诗是以边塞战争生活为主要题材的诗作。这类诗歌起源很早，在先秦《诗经》、《楚辞》等文学经典中就出现了有关征戍的篇章，其后汉魏之际，战乱频仍，不论乐府还是文人诗，都极为关注征战的题材，曹操曾以“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来描绘战争的残酷。南北朝时，边塞诗作大量增加，但是南朝边塞诗基本上是文人想象之作，他们从典籍中寻绎有关征战的、戍卒的、思妇的描述，然后再“踵事增华”到自己的诗歌中，此时的边塞诗无非就是一些古代征战的现代移用，无甚可取。庾信等南朝诗人入北，真正经历到了征戍的辛苦，边塞诗创作开始出现一些优秀的作品，逐渐开启了盛唐边塞诗繁荣发展的序幕。
盛唐边塞诗繁荣还受到其他契机的触发：首先，唐代争战不断。自唐代建国以来，帝王们或者贪婪于拓边，或者为了抵御外族的入侵，一直边事不断。唐太宗时期曾与突厥进行了多年征战；好大喜功的玄宗则怀有“吞灭四夷之志”，发动多次拓边战争；而西北、东北边疆的吐蕃、契丹常常侵扰大唐边境，朝廷也派出精干将领，在边陲与外族周旋，这都为边塞诗创作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其次，盛唐文人具有亲历战争的机会。盛唐士人们常常作地方州县长官或者军队将领的幕僚，以进入仕途。如果出任军队将领的幕僚，就有众多机会亲历战场。最后，初唐、盛唐之时，投笔从戎、建功立业成为一种社会风尚。从初唐杨炯的“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到中唐李贺的“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都是这种风尚的体现。唐代的士子们有种“英雄情结”，他们渴望战争，而当真正处在战场前线时，那种英雄式的激情便被极大地发挥出来，并激发他们将征战的生活和其英雄式的激情写进诗歌，边塞诗也就因此而产生了。
盛唐边塞诗派代表诗人众多，除了岑参、高适，还有王昌龄、王之涣、李颀等著名诗人，可以说队伍庞大。其涉及的内容几乎笼括了边塞题材的所有方面，而且风格各异，成就斐然。
岑参先后出任盛唐两位著名边将高仙芝、封常清的幕府官员，长期跟随军队出征西北边陲，曾五入戎幕，故所历之广、所见之多、所感之深非唐代其他文人可比。岑参像所有盛唐文人一样，怀着建功立业的抱负和英雄主义的情怀从军远征，他曾说“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所以在他的边塞诗中，我们看到的往往是对唐王朝国势的颂扬，对军队战斗力的歌颂，对远征生活的渴望，这完全是盛唐诗人们健康向上的积极心态的表现。
岑参边塞诗中最有特色的内容就是边塞风光和边地风俗的描写。出生在中原的岑参怀着一颗好奇的心来到西域边塞，这里的狂风暴雪、莽莽黄沙、胡姬美酒等所有的一切，都深深地吸引着他，让他感受到异域风俗扑面而来的瑰丽美。他在诗中写西域的火山热海，写天山冰雪，写异族人野驼美酒的豪爽，写汉将蕃王的交谈，向中原的读者们展示了一幅幅奇异瑰丽的图画，一个个异域风情的场面，一场场中原罕见的风雪……
也许正是岑参边塞诗中的异域风情使其诗以奇丽恣肆为主要风格，正如杜甫所说的“岑参兄弟皆好奇”。在岑参笔下，这种风格主要通过两种方法进行表现：首先，运用了丰富的想象和大胆的夸张，他用“马毛带血汗气蒸，五花连钱旋作冰，幕中草檄砚水凝”这样极度夸张又极富表现力的语言表现出行军之急，天气之寒，可谓妙矣；其次，较多运用自由的歌行体创作，歌行体句式不甚固定，押韵也比近体诗自由，容易形成活泼的气势和多变的节奏，有助于恣肆地张扬个性。
高适是盛唐诗人中官途较为顺利的一位，在唐代文人中官职也是比较高的。但其青壮年时期生活则比较贫困，性格豪放不羁，与李白、杜甫相伴漫游，后来又担任军职，多次抵达唐王朝的北疆，亲历战场。
高适的边塞诗与岑参诗虽然都表达了对功名的渴望，对国事的关心，但是二人所关注的边塞题材和所表现出的风格却有所不同。如果说岑参是位充满活力、事事好奇的诗人，永远具有青年般的热情的话，那么高适就是执著于思考，具有反思精神的诗人，就像一位极具社会责任感的中年人，永远有着说不完的忧患。
高适的边塞诗也会涉及北疆的风光及风俗，但其描绘不如岑参诗瑰丽新奇，而是融入更多诗人豪爽的个性。他的边塞诗最为重要的特点就是，开始对边塞征战进行反思，关注战争所带来的现实危害，因此触及更深层次的社会问题，《燕歌行》就是最为著名的一篇。在这首诗中，通过将、士生活的强烈对比，高适对边将骄奢淫逸、不体恤戍卒给予了严厉的谴责，体现了盛唐人那种不畏强权、敢于批判的可贵精神。
高诗常常使用直抒胸臆、直陈其事、直议其理的手法，诗风凝重深沉、苍劲浑茫，虽不似岑参诗那样浪漫瑰丽，却独具气骨。高适在体裁上更喜欢运用乐府古题或者整齐的五七言诗，也许只有这样整肃端庄的文体才能表达出庄严的内容吧！
边塞诗派的其他诗人也很有名。其中被称为“七绝圣手”的王昌龄，边塞诗以激越流畅的风格独树一帜，往往能用短短四句高度浓缩典型情景，具有很高的概括性，其一气呵成的结构和明朗的语言，总能迅速将读者带入广阔的戍边战场，不愧为盛唐诗的“一绝”。
边塞诗派的诗人们也创作其他题材的诗歌，比如岑参清丽简洁的写景诗，高适豪迈爽朗的送别诗，王昌龄构思巧妙的闺怨诗，李颀别具一格的音乐诗，崔颢流丽婉转的咏史诗等。
飘逸豪迈的“诗仙”李白
李白是个天才诗人，他和杜甫是盛唐诗坛上的双子星座。尽管他们各自的诗歌风范及美学追求并不相同，但都以高超的诗歌艺术征服了历代读者，共同造就了盛唐乃至中国诗歌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峰，为后世留下艺术上难以逾越的精彩诗篇。
盛唐兼容并包的政策，使得儒、释、道三教并立于世，以致许多文人受到两种或三种宗教思想的影响，李白就是其中一位。他笃信道教，不但在岷山等地与道士结伴修道，而且正式受过“道箓”，对道教“羽化登仙”的说法更是表现出异常的兴趣。他还深受道家“含光混世”和“功成身退”思想的影响，尤其庄子那种对生命自由状态的追求更是植入他的思想深处。同时，他身上又保有儒家思想中最可贵的部分，就是“经世致用”的远大志向，他自信才华足以救世济时，一直希望能在仕途中大展宏图。
李白受到儒道影响的同时，还受到盛唐人任侠使气风气的影响，对游侠身上豪纵、洒脱、重然诺、轻生死的品格十分倾慕。李白身上也体现出豪侠的作风，轻财重义、乐善好施、自信浪漫、纵酒行乐、追求自由，以及对自我人生价值的肯定，对人性、人权的尊重。清代诗人龚自珍曾评论李白的思想是“庄屈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以为心，自白始；儒仙侠实三，不可以合，合之以为气，又自白始”。对李白受到儒道侠三家影响给予了经典的点评。
李白诗歌是种自我情志的抒发，他不像大多数诗人那样，将自己的情志隐藏在委曲的表达中，而是直抒胸臆，直接在诗中抒发自己的情感与抱负。我们从他的诗中，可以看到他那积极进取的决心、对功名的渴望以及救世济民的雄心，正是这种欲“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的抱负，使他走出蜀地前往京城求仕，又在仕途受挫后，一次次走出隐居之地，恳求当代名士引荐。我们也能看到其求仕不遇后的苦闷，以及由此产生的愤世嫉俗的情绪。他蔑视权贵、反抗礼法、痛斥社会的不公，“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这令人哽咽的诗句正是这种思想的表现。
李白还写有大量的游仙诗。李白在屈原、郭璞等人的基础上，创作了大批游仙题材的诗歌，表达其对仙境生活的憧憬和追求。然而，李白的游仙并非真正的游仙，仙境只是一种理想生活的象征，游仙则成了他追求理想生活的载体，仙境中充满了自由、平等和欢乐，尽管它是“别有天地非人间”，但李白仍然愿意以纯真的心态去向往理想的仙境，这是他抱负不得施展、苦闷难以排遣后不得已的出路，也正表现了这个万方多难的诗人所怀有的赤诚之心。而在他的游仙诗创作中，还有一些诗歌是歌颂山川美景和真挚友谊的。陶醉在山水美景中的李白是快乐的，也许现实的一切都不太顺遂人意，甚至给予他一次次沉重的打击，但是山水可以让他重新充满活力，重新回归自然天真的本性，故其山水诗往往带有李白性格中或自由、或天真、或宏阔的特色。
李白也关心着当时的社会现实，更在安史之乱爆发后，参加永王璘军队以求光复唐王朝。他以敏锐的洞察力，使得社会的黑暗无所逃遁，尽显笔下，写下很多表现现实的诗。这些诗的主角是昏庸的君主，霸道的宦官和骄奢的外戚，以致诗人怒不可遏，发出“豺狼尽冠缨”的呼号，这正是李白对国运的担忧。他也揭露了玄宗的穷兵黩武给社会民众生产、生活带来的巨大伤害，对“流血涂野草”的民生惨状给予了莫大的同情。
李白的诗歌是天马行空、飘忽潇洒中的豪迈清爽，是“邈姑射山神人”的逍遥自由，是跃马驰骋的豪迈恣肆。李白是中国诗史上最为著名自我情感主义者，他那激越的情感裹挟了其道家逍遥无为的飘逸和任侠使气的豪纵，全部充溢在他的诗中。豪纵特色在诗歌中并不少见，但飘逸风格则几乎是李白独有的，其被称为“诗仙”也正是由于这种飘逸的风范。所谓仙者，自有一种飘忽不定、悠然往来、任性自然的气质，可谓“仙”之一字道出了李白诗歌的本色。
李白的诗歌还有着“迥落天外”的想象，跳跃流走的结构，大胆真实的夸张，新鲜贴切的比拟。李白诗中常常有出乎常人意料之外的想象之景，在其想象的世界中，他打通历史与现实、仙界与凡间的间隔，将它们连缀成一个巨大的舞台，并在这个舞台上演绎着诗人以瑰丽、奇特的想象营造出来的故事，虚虚实实、真真假假，让我们恍然且甘愿徜徉其中。基于这样的想象，他对诗歌结构的安排常常不依循常理，而是以情感的变化为主线，跳跃性的安排材料，读来有种大开大阖、大起大落之感。而他那夸张比拟的手法更是诗人天才的发挥，也是学诗者可遇不可求的。试想，还有哪位诗人能写出“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这样美妙的诗句。
我们不得不说李白是一位难得的多体兼通的诗人，他以句式长短不齐的乐府歌行体为主要体裁，同时对古体诗、绝句等的创作也很出色。无疑，体式比较灵活的乐府歌行体运用与其丰富的想象、大胆的夸张和比拟相得益彰，使得其飘逸豪纵的风格几乎发挥到极致。古体诗则表现出李白诗歌古朴苍劲的一面，并且在内容上配合比较严肃的歌咏现实、历史的题材，表达出他对风雅复古的专注。其清新自然的绝句，则透露出诗人天真自然的赤子本性，自有一种峻逸的特色。
沉郁顿挫的“诗圣”杜甫
盛唐另一位伟大的诗人杜甫，被后世尊称为“诗圣”。他与李白相比，更为关注对社会现实的描绘，所以我们常说杜甫是现实主义的伟大诗人。
杜甫出生在“奉儒守官，未坠素业”的家庭中，从小就被儒家典籍所浸染，并将儒家思想深深地植入脑海，使之成为其一生遵循不二的基本思想准则。无疑，儒者的主要思想就是“忠君爱国”，杜甫则达到了“每饭不忘君”、“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程度，足见他对儒家思想的信奉。他常常以儒者自居，自称为“老儒”、“腐儒”，还“自比稷与契”，希望能够“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国家和民众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没有民众的支持就不会有国家的存在，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所以一位真正的儒者在“忠君爱国”的同时，一定会热爱自己的民众，以一种“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方式推己及人，甚至以舍己为人的态度来关心民众，这就是较为高尚的人道主义精神。杜甫就是这样一位儒者，他为国运担忧的同时，也为民众的生命和生活担忧，希望能够“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希望为民众们不堪忍受的悲惨生活尽自己的绵薄之力。世上为自己担忧的人比比皆是，能够做到博爱他人的人道主义者并不多，尤其是在距今1000多年前的唐代，其精神尤为可贵。
杜甫的现实生活题材诗作在其诗中占大多数，这也是其诗歌被称为“诗史”的原因。杜甫的诗歌，几乎记录下他一生中所发生的所有大事，比如安史之乱前唐王朝的穷兵黩武，安史之乱中唐王朝的屡次失败之战，安史之乱慢慢平息时的战事状况，还有期间的玄宗转徙蜀地，肃宗奔往凤翔登上帝位，以及借兵回纥等。阅读杜甫的诗歌，就如同在阅读一本声情并茂的盛唐由盛转衰的史书。中国的史书历来不重视对史事过程的描述，更多地关注其发生的时间、地点与前因后果，这样写出来的历史可以明智、可以博学，但是却很少给人以美的享受。杜甫的“诗史”诗则不是这样，他的确是用诗来记录史事，表现自己的史识，却或者用富有感情的诗笔描绘史事发生的场面，或者抓住史事发生时的典型小事件、典型小人物来折射史事，或者史事只以背景知识的方式出现，作者主要表达的却是史事所牵出的思考与情感。某种程度上说，其“诗史”充满了对重大国事的关心，对各种民瘼之苦的关心，可以说，这“诗史”就是将此间唐王朝的历史以情景剧的方式呈现出来，将概念上的史变成了具体的事，给予读者最为直观的历史认识。
杜甫在漫游、行旅和闲居时还创作了一些写景咏物诗。“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在诗人眼中，景观和风物会随自己的心情变更。当心情平静时，杜甫笔下的风景是优美的、闲适的；当心情忧虑时，其笔下则现出壮阔的、急促的风光。当然，杜甫还创作有题画、诗评等众多题材的作品，使盛唐诗歌的题材范围得到极大的拓展。
杜甫的诗歌虽然题材广泛，体制多样，但其基本色调是“沉郁顿挫”的。“沉郁顿挫”本是杜甫用来评论自己的《雕赋》的，“臣之述作，虽不能鼓吹六经，先鸣数子，至于沉郁顿挫，随时敏捷，扬雄枚皋之徒，庶可企及也”。后代的诗评家就用“沉郁顿挫”来概括杜甫诗歌的主要风格。
沉郁主要是指诗人情感的深挚、沉雄、郁结、抑塞，表现为其诗歌情感之深、之厚和之浓。杜甫敏锐的洞察力，使他能透过唐代全盛的表面看到黑暗和不公的社会现实，悲凉之感油然而生，郁结于胸。不幸的是，安史之乱爆发了，于是那种种悲感不但没有机会舒解，反倒层层累加起来，然而杜甫又是幸运的，郁结而又层层累加的情感成就了他的诗歌，使其诗歌中的情感跟盛唐大多数诗人的豪放爽朗不同，表现出理性和思考的深度。杜甫诗歌关乎国家与民众的命运，不岌岌于一己的生死存亡、功成名就，具有博大的人文主义关怀。其诗歌也表现了他因民众生活的凄苦而日思其事、夜梦其事，从一己之事而思及天下所有的民众，将民众看作自己的友人、兄弟、父母、妻子，可见其诗歌情感之浓。
顿挫则主要是指情感表达上的委曲、抑扬，主要表现在其诗歌讲究情感抒发的层次和节奏上。沉郁之情感如果以李白式直抒胸臆的手法出之，则沉郁全无，酣畅尽显，杜甫之风格尽失。如果以抑扬顿挫的手法来安排诗人高昂与低落的情感，使两种不同走向、相同本质的情感相间，就可产生高低错落的美感，其情感主线也波澜起伏，句断意连。
沉郁就有如长江的水源唐古拉山，具有无穷无尽的活水；顿挫就如同长江那九曲回环的水道，缓缓流淌，最终汇入大海。在杜甫的诗中，沉郁与顿挫相得益彰。因为杜甫情感沉郁，那顿挫就不显得矫情做作；因为以顿挫出之，则他的沉郁情感才能不显得死板呆滞，才能更见沉郁之深刻与浓厚。
当然，杜甫的诗还“有平淡简易者；有绵丽精确者；有严重威武，若三军之帅者；有奋迅驰骤，若泛驾之马者；有淡泊闲静，若山谷隐士者；有风流蕴藉，若贵介公子者”。可谓风格虽多样而其艺术成就同样很高。
杜甫诗歌各体兼工，创作起来都游刃有余。他认为，诗歌创作需要“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经过对艺术手法的广泛学习，从而形成自身独特的艺术风格。从杜甫的诗歌创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在实践着自己的主张。
他向汉乐府学习，在创作中精心选择具有典型意义的形象，并且注重典型细节、对话等的描写，后来创作了许多新题乐府，直接开启了中唐时期元稹、白居易的新乐府运动。他还大力学习唐代刚刚完善的格律诗创作，以至在七言律诗和长篇排律的创作上几乎达到完美的境界，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诗作就是《秋兴八首》。
另外，他继承了中国诗歌创作中炼字、炼句的传统，力求“语不惊人死不休”，创作出许多经典的诗句，如“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的确，李白、杜甫这两位盛唐诗歌史中的“双璧”，以他们高超的艺术成就和崇高的精神追求征服了后世文人，将中国诗歌史上情感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创作推向了高潮。在中国诗歌史上，这两位诗人的艺术精神泽惠百世、沾溉万代。如果有人说中国是诗歌的国度，那么，李杜的功劳是值得永世传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