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原始先民的墓葬
墓葬是安置尸体的固定设施，是人的最终归宿。
墓葬的历史远比人类的历史年轻，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的演变过程，并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制度。
古代墓葬是现实社会的移植和缩影，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它集中地反映了古代的丧葬习俗，从各方面再现了死者生前的社会地位和生活状况。
在遥远的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是怎样安置死者的？墓葬设施如何？古书中透露出了一点微弱的信息。《孟子·滕文公》说：
盖上世尝有不葬其亲者，其亲死，则举而委之于壑。他日过之，狐狸食之，蝇蚋嘬之。其颡有泚，睨而不视。夫泚也，非为人泚，中心达于面目，盖归反□癢而掩之。
孟老夫子认为，上古之民可能是不埋葬死者的，把尸体随意丢弃在山野沟壑就算了事。后来人们看到弃置的尸体被狐狸吞食，遭蚊蝇吸吮，于心不忍，遂将尸体掩埋，因而出现了墓葬。《周易·系辞下》云：“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意思是说：远古时代的墓葬非常简单，用柴草将死者掩埋于荒野，不起坟丘，地面上不留任何标志，亦无丧礼可言。
上面的看法出自晚世文献，属于后人的传说，其中不乏推测之辞。实际上，当时人们对远古先民的葬埋情况并不十分清楚，基本上处于茫然无所知的状态。本世纪以来，随着考古事业的蓬勃发展，我国原始社会的丧葬之谜被逐渐揭开，露出了它本来的面目。
考古发掘表明，生活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山顶洞人，已经有了埋葬死者的习俗。在山顶洞人居住的洞穴下层深处，三具尸骨佩戴着骨制装饰品，身旁放有石制生产工具，骨架周围用红色的赤铁矿粉撒成圆圈。这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时代最早的墓葬形式，距今约一万八千年。
约在五六千年以前，黄河流域的原始居民步入了母系氏族社会的繁荣阶段，创造出星罗棋布的仰韶文化。截至目前，已发现的仰韶文化墓葬在两千座以上，为了解我国母系氏族社会的丧葬习俗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这一时期的墓葬制度主要有以下特点：
每个氏族都有自己的公共墓地。原始人相信灵魂不死，完全按照死者生前的生活方式安排鬼魂世界。氏族成员生前聚族而居，过着集体劳动、共同消费的原始共产制生活，死后也要埋葬在一起，像生前一样继续生活在氏族大家庭中。氏族墓地通常在居住区的边缘地带，是原始村落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
墓葬颇为简单。通常是在地下挖一方形或长方形的土坑墓圹，除多人合葬墓外，规模一般不大，仅能容尸而已。地面上“不封不树”，没有封土，无标记可寻。
葬式多样。成年人的墓葬多为一坑一尸的单人葬，有的则实行多人集体合葬。葬式以仰身直肢葬为主，还有俯身葬、屈肢葬、二次葬等。未成年的儿童主要采用瓮棺葬。在氏族公共墓地中，众多尸骨的头部每每朝着同一方向，说明当时存在着死后回归故土或在另一世界共同生活的信念。
墓内有随葬品。为了保证死者在另外一个世界安居乐业，下葬时经常将其生前使用的生活用品和生产工具埋入墓内。随葬品以陶质器皿最为普遍，其次是石、骨制作的生产工具，装饰品也时有发现。在同一墓地中，各墓随葬品的多寡差别不大，这是氏族成员生前社会经济地位平等的反映。个别女性和老年男性有厚葬的现象，可能与原始社会崇拜女性和尊敬老人的风尚有关。
距今约四千年，我国南北各地的母系氏族公社相继完成了向父系氏族公社的过渡。随着社会形态的演进，墓葬制度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氏族公共墓地虽依旧存在，但出现了一些与氏族制的平等原则相背离的因素。墓葬已有大小之分，随葬品亦多寡悬殊。多数人墓坑狭小，无任何葬具，随葬品寥寥无几，有的竟空无一物；少数人墓圹宽阔，使用木质的棺椁葬具，随葬品多而精美，与前者形成鲜明的对比。反映出氏族内部贫富分化的现象比较严重，氏族成员间原有的平等关系已不复存在，出现了高低贵贱的等级差别。
在合葬墓中，夫妻合葬、父子合葬的现象比较普遍。在有些地方还发现了年轻女奴为男主人殉葬的现象。
鬼魂世界每每是现实社会的再现。氏族社会分崩离析、文明社会即将诞生的种种征兆，多方面地体现在这一时期的墓葬制度和埋葬习俗上。人们向古老的原始社会告别，朝着阶级社会的门槛迈进。
2.帝王陵墓
帝王陵墓是阶级社会的产物，与历史上的帝王制度相始终。历代帝王高居社会之巅，主宰天下，他们死后的葬身之所也颇为与众不同，无不显示出其至高无上的地位，是权力和财富的象征。
商代以前的帝王陵墓迄今尚未发现。现存的所谓炎帝陵、黄帝陵、帝喾陵、太昊陵、尧陵、舜陵等上古帝陵，多是后人为了追念他们的功德而修建的。这些陵墓一般都有高大的封土堆和相当规模的陵园建筑，与“不封不树”的上古葬制相去甚远，也证明其无疑是出于后人的想象。上述帝王属于传说时代的英雄人物，历史上是否确有其人尚难断定，其陵墓之所在就更是无从谈起了。因此，将现存的这些帝陵作为凭吊中华民族远古祖先的象征性场所，则无可非议；但如果将其视为上古帝王的确切葬地，那就未免失之草率了。
河南安阳殷墟是“盘庚迁殷”以后的商代都城，商朝后期的王陵多集中在这里，本世纪三十年代以来，在殷墟的王陵区出土了十余座商王陵墓。这些王陵的形制、结构、规模虽不尽相同，但都包括墓道、墓室和椁室等几部分，就其形制而言，有“亞”字形和“中”字形之分，前者的墓室有四条墓道，后者有两条墓道。墓主只有商王一人，尚未发现夫妻合葬的情况。墓底正中有一长方形的小坑，位置正好在商王尸体腰部的下面，称为“腰坑”，坑内埋一殉人或狗。在商王陵墓中，人殉和厚葬的现象极为严重，其残酷和奢侈的程度令人吃惊。有的王陵旁还有车马坑，里面埋有真车活马和赶车的驭手，供商王在另外一个世界上田猎巡游使用。
周天子的陵墓目前还没有发现。历史上盛传的所谓周文王陵和周武王陵，坐落在今陕西咸阳以北的毕原上，二陵相距不远，有巨大的封土堆，形似山丘。经古今学者考辨，“周王陵”之说是出于后人的张冠李戴，陵墓的主人实际上是战国时期的秦惠文王和秦武王。
西周诸侯国君的大墓同商代的王陵很相似。有的设两条墓道，呈“中”字形；有的仅一条墓道，呈“甲”字形。墓底仍有腰坑，车马坑也很普遍。与商代不同的是，这时已有夫妻合葬的现象，夫妻分别埋葬在两个相互紧靠的墓坑中，即所谓的“异穴合葬”。墓内随葬品仍以各种青铜礼器为主。和商代相比，礼器中的酒具明显减少，可能与周朝严禁酗酒的背景有关。在随葬的青铜礼器中，鼎和□最为重要，是显示死者身份的标志。周代礼制规定：天子用九鼎八□，诸侯七鼎六□，卿大夫五鼎四□，士三鼎二□，有严格的等级制度。
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王墓屡有发现，其中以秦公陵园、曾侯乙墓和中山王墓较为典型。
秦公陵园是春秋至战国中期秦国国君的墓地，位于陕西凤翔县西南的秦都雍城遗址。陵园布局有一定的规制，已发现十六座大墓，其中十四座是双墓道的“中”字形墓，两座是单墓道的“甲”字形墓，每座大墓的旁边都有一个车马坑。已发掘的一号大墓是迄今所知规模最大的先秦古墓。据墓内的石磬文字判断，墓主人可能是在位长达四十年（前576-前536）之久的秦景公。
曾侯乙墓在湖北随州市西郊。墓的平面呈多边形，无墓道。墓室四周及椁顶充填木炭达六万多公斤，上面铺有一层石板，与《吕氏春秋·节丧》所说的“积石积炭，以环其外”的筑墓方法相吻合，目的是为了防潮和加固墓室。墓内随葬品多达一万余件，除九鼎八□等青铜礼器外，最具特色的是各式乐器，有编钟、编磬、鼓、瑟、琴、排箫、篪等。这批乐器有的仍能敲打弹奏，音色典雅悦耳，堪称稀世珍宝。以大量的乐器随葬，说明墓主人对音乐有特殊的爱好，死后仍不释旧爱，将宫廷乐队搬到地下，供其享乐。据铜器铭文记载，墓主人是战国早期曾国的君主，名乙。曾国在史书中不见记载，是东周时期江汉地区的一个三流小诸侯国，依附于楚国。
中山王墓位于河北平山县城北的灵山下，这里是战国晚期的王陵区。从已发掘的两座王陵来看，墓表都有夯筑的高大封土，上面建有用于祭祀的享堂。墓室为“中”字形，规模宏大。两墓的随葬品多达一万九千余件，以金碧辉煌的青铜礼器为大宗，有许多精美的艺术珍品。墓内出土了一块兆域图铜版，版面上用金银镶错着陵园平面图，包括三座大墓和两座小墓的名称、尺寸及中山王的一段诏令，是目前所知最早的建筑规划设计图，证明周代帝王有专门的机构为其设计建造陵园。
殷周时期的帝王陵墓“不封不树”，没有坟丘。西汉学者刘向曾说：“殷汤无葬处，文（周文王）、武（周武王）、周公葬于毕……皆无丘垅之处”（《汉书·刘向传》）。东汉崔实也说：“古者墓而不坟，文、武之兆，与平地齐”（《政论》）。从考古发掘的实际情况来看，这种说法是符合事实的。坟丘墓的出现，约在春秋、战国之际，战国时期已很普遍，“丘垄必巨”成为帝王陵墓的一个显著特点。上面介绍的中山王墓，地面上就有高大的坟丘。
战国以前，无论死者的身份如何，墓葬统称之为“墓”。君王的墓葬称“陵”，是从战国中期开始的，首先出现于赵、秦等国。《史记·赵世家》说，赵肃侯十五年（前335）“起寿陵”。这是历史上君王之墓称陵的最早记载。秦国称陵是从秦惠文王（卒于前311）的“公陵”开始的。古人早已注意到了这一变化，如南宋吕祖谦在《大事记解题》中说：“《秦纪》诸君之葬，至惠文王以后始称陵，然则名王者之兆域为陵，其出于战国之际乎？”
战国中期以后称君王之墓为陵，是有一定原因的。首先，封建君王是当时社会上身份等级最高的特权人物，生前凌驾于万民之上，死后也要将坟墓修建得巨大无比。时人常常把高大的坟墓比做山陵，因而很自然地就将国王的高坟巨冢称之为“陵”了。其次，战国人每每用山陵比喻国王，把国王去世隐讳地称为“山陵崩”。如吕不韦对秦王后之弟阳泉君说：“王之春秋高，一旦山陵崩，太子用事，君危于累卵，而不寿于朝生”（《战国策·秦策五》）。高诱注云：“山陵，喻尊高也；崩，死也。”国王生前预筑坟墓时，为了避免不吉利，不称之为“墓”，也隐讳地称为“陵”或“寿陵”。
秦代又将皇帝的坟墓称为“山”，汉代复称“陵”。《水经注·渭水》云：“秦名天子冢曰山，汉曰陵。”千古一帝秦始皇将自己的坟墓建造在盛产金玉、风景秀丽的骊山之麓，并借用骊山的美名作为坟墓的名称。在秦始皇陵园内出土的铜器铭文和陶文说明，始皇陵原名为“丽山”或“丽山园”。
秦始皇陵园的布局是按照国都咸阳城设计的，有内外两重城垣，呈南北狭长的“回”字形。内外城垣都有城门，外城四角有警卫的角楼。陵墓有巨大的封土堆，呈方形覆斗式，矗立于内城西南部。将陵墓安置在陵园西端，是有一定讲究的。古人以西方为尊，“夫西方，长老之地，尊者之位也。尊长在西，卑幼在东”（王充《论衡·四讳》）。陵墓的方位体现了以西南隅为尊长之处的古代礼俗。陵园坐西朝东，在东方正中设有大道和东门阙，东门大道相当于后世陵园的“神道”，是整个陵园的主要通道。在外城东门大道北侧，设置了三个规模宏大的兵马俑坑，排列成东向的雄伟军阵，以威镇东方。
始皇陵的封土下面有安放棺柩的地宫，这座地下宫殿修筑得十分深邃牢固，极尽富丽堂皇。《史记·秦始皇本纪》对地宫的情形有这样的描述：
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满之。令匠作机弩矢，有所穿近者辄射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
始皇陵地宫及其周围的设施究竟如何，由于未曾全面发掘，至今仍是一个难解之谜。
秦汉帝陵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陵旁设“寝”，创立了陵寝制度。最早论述陵寝制度起源的是东汉学者蔡邕，《后汉书·明帝纪》注引蔡邕《独断》云：
宗庙之制，古者以为人君之居，前有“朝”，后有“寝”，终则前制“庙”以象朝，后制“寝”以象寝。“庙”以藏主，列昭穆；“寝”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总谓之宫……古不墓祭，至秦始皇出寝，起之于墓侧，汉因而不改，故今陵上称寝殿，有起居、衣冠、象生之备，皆古寝之意也。
蔡邕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古代帝王的宗庙是按照其生前居住的宫殿设计的，宫殿分为前朝后寝两大部分，“朝”是帝王处理政务和会见臣下的办公场所，“寝”是帝王与后妃起居饮食之地。帝王死后的宗庙亦如法修建，前面的“庙”象征生前办公的朝，安放帝王的神主（牌位），按“左昭右穆”的次序排列；后面的“寝”则象征生前起居的寝，安放衣冠、几杖及其他日常生活用品。古代祭祀先王的仪式多在宗庙中举行，而不是在墓地举行。到了秦始皇时期，开始将宗庙中的寝移置于墓侧，汉承秦制，陵旁起寝的陵寝制度随之确立。
秦汉时代之所以要在陵旁建寝，是因为人们迷信死者的灵魂就藏在陵内的墓室中，在陵墓的顶上或边侧起寝，以便于死者的灵魂就近饮食起居。在始皇陵西侧的建筑遗址中，出土了两件刻有“丽山□官”字样的陶壶，“□”与“饲”通，“丽山□官”即“丽山饲官”，是丽山园中供奉饮食的官吏。说明陵墓西侧当年曾建有供奉始皇灵魂饮食的陵寝设施。在始皇陵封土西侧还发现两乘铜人驾驭的铜车马，即由驷马安车和驷马高车组成的两辆銮舆。其大小约为真人真马的一半，制作精巧，装饰华丽。将如此贵重的交通工具摆放在陵寝附近，是为了供始皇的灵魂出行乘坐之用，使其像生前一样巡游天下。
西汉十一个皇帝的陵墓，沿袭了先秦时期“先王之葬居中，以左右为昭穆”（《周礼·冢人》）的“族墓”制度。从武帝开始，陵墓的布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武帝的茂陵远离祖陵，位于咸阳原的最西南端。武帝以后的诸帝陵杂乱无章地建在茂陵以东和安陵以西的区域之间，不再按照“左昭右穆”的传统礼制排列。标志着重视宗族关系的“族墓”制的破坏和以皇帝为中心的墓制的确立，反映了以突出皇权为特征的中央集权封建政治体制的进一步加强，是社会政治制度的变革在丧葬领域里的体现。
除文帝的霸陵是依山凿建的崖墓不起坟丘外，西汉的帝陵都有用夯土筑成的覆斗状坟丘，其高度和范围有一定的规制。《关中记》云：“汉帝诸陵皆高十二丈，方百二十步。惟茂陵高十四丈，方百四十步。”武帝在位日久，处在皇权登峰造极的西汉盛世，因而茂陵的规模也比其他帝陵宏大，在西汉诸陵中独占鳌头。汉帝陵园以坟丘为中心，周围筑有城垣，平面呈正方形，四面各开一门，称为“司马门”，门外立双阙。皇后与皇帝合葬，同茔而不同陵。后陵一般在帝陵的东面，陵园和坟丘都较帝陵为小，只有吕后的坟丘几乎与刘邦的长陵同大，这与她生前临朝称制、行使皇权的至尊地位有关。
臣僚陪葬帝陵，是汉代丧葬制度的一大特点，帝陵附近都有许多文臣武将的陪葬墓。在西汉帝陵中，长陵陪葬墓的数量最多，唐代诗人刘彦谦《长陵诗》云：“长陵高阙此安刘，附葬累累尽列侯。”至今尚存陪葬墓七十余座。跟随刘邦南征北战的开国元勋如萧何、曹参、张良、周勃等人，死后都陪葬长陵。武帝时期抗击匈奴的名将卫青、霍去病及诸多重臣，也被安葬在茂陵附近。陪葬墓的坟丘比帝后陵要小得多，规模不尽一致，视其生前地位的高低而定。陪葬墓的位置通常在帝陵的东面，是按照“尊长在西，卑幼在东”的礼俗安排的，体现了“主尊臣卑”的封建思想。
汉代重视守冢的风俗，创立了在帝陵附近建置陵县的制度。汉初，高祖刘邦曾下令派民户二十家为秦始皇守冢，为楚王陈胜等各派十家守冢。高祖十年（前197），太上皇崩，葬栎阳北原，在栎阳城内设万年县，开因陵设县之先河。但正式设置陵县则始于汉高祖的长陵，此后遂成定制。汉元帝以前的诸帝，即位后就开始修筑陵墓，同时徙民实陵邑，至皇帝死后葬入陵墓，陵邑即成为陵县，以陵名称之。陵县是专为皇帝守陵而建置的，县内设有陵令、属官、寝庙令、园长、门吏等职官，负责管理陵园，岁时祭祀。
西汉的陵县有相当的规模。武帝的茂陵县有“户六万一千八十七，口二十七万二百七十七”（《汉书·地理志》），户口之多居诸陵县之冠，所辖人口也超过一般县邑。陵县内的住户是从全国各地迁徙来的，他们并非一般的编户齐民，大都具有特殊的身份。据史书记载，徙民实陵的主要对象是：丞相、御史大夫、将军等现职高级官员；宠臣、公主、外戚；吏二千石，包括九聊、郡太守等；六国旧贵族的后裔，尤以齐国田氏人数为多，在陵县中势力也最大；关东富商豪强；群盗及倡优乐人等。这些人或位居高官，或家资巨万，或奇才异能，他们云集于长安周围的陵县，名义上是为皇帝守陵，实则为非为歹，寻欢作乐，使陵区附近成了热闹非凡的花花世界。班固在《西京赋》中曾这样描述陵县的繁盛景象：
若乃观其四郊，浮游近县，则南望杜霸，北眺五陵。名都对郭，邑居相承，英俊之域，绂冕所兴，冠盖如云。七相五公，与乎州郡之豪杰，五都之货殖，三造七迁，充奉陵邑。
汉元帝即位以后，废除了帝陵设县的制度。他认为“徙郡国民以奉园陵，令百姓远弃先祖坟墓，破业失产，亲戚别离”，劳民伤财，于国无益，于民无利。遂于永光四年（前40）诏告天下：“今所为初陵者，勿置县邑”。（《汉书·元帝纪》）明令不再设置陵县，并将原属太常管辖的诸陵县划归三辅，使其成为普通的县邑，不再具有供奉山陵的特殊功能。
西汉的陵寝制度承袭秦代，但也有一些新的变化。和秦代一样，诸帝陵园内设有供奉墓主灵魂的“寝”。《三辅黄图》云：“高园（即高祖陵园），于陵上作之，既有正寝，以象平生正殿路寝也；又立便殿于寝，以象休息闲晏之处也。”说明陵上的寝如同宫殿中的寝一样，有正寝和便殿之分。正寝是墓主灵魂日常起居饮食之所，摆放着座位（称神座）、床、被褥、衣物等，日常生活用品应有尽有。每天由宫女在寝内像侍奉活着的君主一样照料灵魂，早晨起来后整理被枕，预备好盥洗水和梳妆用具，一日四次按时进献食物。便殿附设于正寝的边侧，供墓主灵魂在此娱乐休息。与秦代不同的是，西汉将已故皇帝的宗庙建造在陵园外附近的地方，即“陵旁立庙”。宗庙和陵寝之间设有一条通道，叫做“衣冠所出游道”，或简称“衣冠道”。每月在宗庙里举行祭祀典礼时，将皇帝生前穿戴的衣冠从陵寝中搬出，沿“衣冠道”送到宗庙里去游历一番，象征着皇帝的灵魂享受祭祀，这种仪式称之为“月一游衣冠”。当衣冠出游时，有车骑之众护送，群臣前呼后拥，场面颇为壮观。
东汉的十二座帝陵，除汉献帝的禅陵在山阳（今河南焦作）外，其余的都在洛阳附近。从明帝显节陵开始，陵园四周不筑垣墙，改用“行马”（一种临时性的用竹木做的屏篱），寝殿和管理陵园的官府吏舍在陵园的东侧。和西汉一样，东汉帝陵附近也有很多大臣陪葬墓。
以朝拜祭祀为主要内容的陵寝制度，是东汉时期确立的。明帝以前，每逢元旦佳节，公卿百官、皇亲国戚及地方郡吏，都要聚会到京师朝廷，举行朝贺皇帝的仪式，称为“元会仪”。光武帝刘秀死后葬于原陵，其子明帝在即位的第二年举行元旦朝贺礼，鼓乐齐鸣，群臣朝拜，好不热闹。此时此刻，明帝想起死去的父亲再也看不到这样盛大的典礼，于心不忍，为表达对先帝的孝敬之情，乃亲自率领公卿百官将“元会仪”搬到原陵举行，向陵寝中的光武神座行朝拜和祭祀之礼，从地方郡国赶来的上计吏也依次向神座汇报各地的粮食价格、百姓疾苦、风土民情等事项，使先帝的在天之灵明察国之大事。这种仪式称之为“上陵礼”。与此同时，明帝还将原来每年十一月在宗庙中进行的最主要的“酎祭礼”也移到陵寝，按照上陵礼的仪式在陵寝举行。此后，在朝廷的祭礼中，上陵礼的地位大大提高，宗庙的地位则明显降低。上陵礼的推行，使宗庙失去了往日祭祖的重要作用。鉴于这种情况，明帝又对宗庙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他在临终时立下遗诏，主张废除西汉“陵旁立庙”的制度，取消为每个祖先各建一庙的旧制，把许多祖先的神主集中在一个祖庙里，实行“同堂异室”的供奉办法。
上陵礼的场面宏大，参加的人员很多，原有的陵寝设施和规模随着礼制的改革也要重新改造和扩大，以适应上陵礼的需要。上陵礼推行以后，陵寝设施的最大变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扩大寝殿，以便在此举行隆重的朝拜祭祀典礼；一是增设悬挂大钟的钟虡（即钟架）。过去只有朝廷和宗庙中设置行礼用的大钟，如西汉长安城内的高祖庙“有钟十枚，可受十石，撞之声闻百里”（《三辅黄图》）。东汉在陵寝举行上陵礼和饮酎礼，以鸣钟奏乐作为开始的信号，“钟鸣，谒者治礼引客，群臣就位如仪”（《续汉书·礼仪志》）。这样，陵寝就要像原来的宗庙那样，在大殿附近设置钟虡，悬挂巨钟，以备行礼之用。东汉的皇帝陵园都建有规模宏大的寝殿（或石殿）和钟虡，成为陵寝中的主要建筑。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政局的分裂割据，强悍好战的北方少数部族乘机入主中原，烽火不熄，战乱迭起，政权的更替像走马灯一样你来我往，改朝换代颇为频繁。在这种长期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中，盗墓之风甚嚣尘上，埋金藏玉的帝王陵墓成了盗墓者“光顾”的重点对象。封建帝王为了逃脱死后陵毁尸弃的厄运，不得不对传统的陵寝制度加以改革。
魏武帝曹操死后葬于高陵，不起坟丘，不建寝殿，地表不留痕迹。关于曹操的陵冢，历史上有许多奇传异闻，据说他为了预防死后陵墓被盗，设下了七十二座“疑冢”。真真假假，乱人耳目。
魏文帝曹丕出于防盗的考虑，生前就下诏留下遗言：“因山为体，无为封树，无立寝殿、造园邑、通神道……使易代之后不知其处”（《三国志·文帝纪》）。废除了秦汉以来的陵寝制度。文帝还将这份遗诏藏之宗庙，昭示后代不得更改。
西晋是一个短命王朝，历四帝五十二年。其陵墓建置基本上沿袭魏制，依山为陵，葬埋从简。晋惠帝于永平元年（291）“诏子弟及百官不得谒陵”（《晋书·惠帝纪》），取消了东汉创立的上陵礼。
东晋南渡，帝陵皆在建康（今南京）。南朝诸陵或在建康，或在丹阳。东晋和南朝的陵园制度有以下特点：陵墓大多依山而建，在山上开凿长坑为墓室，然后填土夯平，一般都有坟丘，但不很显著；墓室均为单室，室前建甬道，内设双重石门，陵前顺山势开设很长的神道，两侧立有石刻，如石兽、石柱、石碑等；由于受风水相墓术的影响，陵园的方向无一定规律，依山川形势而定。
六朝陵墓的石刻颇具特色，其造型设计和雕刻技艺在汉代石雕的基础上由粗简向精细发展，在我国古代石雕艺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东晋南朝苟安江左，朝代轮番更替，军阀混战此起彼伏，帝王陵园和千姿百态的石雕艺术珍品多毁于战火，只留下劫后之余的凄凉景象。
北方十六国时期，入居中原地区的匈奴、羯、氐、羌、鲜卑等少数民族君主，为了对付盗墓者，沿用他们本民族的旧俗，大多采用“潜埋”的方式，不起坟丘，不建陵园，葬所严加保密。后赵皇帝石勒死后，“夜瘗山谷，莫知其所”（《晋书·石勒载记》）。南燕皇帝慕容德尸体装殓后，乘夜深人静之际将棺柩抬出城门，“潜葬山谷”，神不知鬼不觉，第二天人们才知道皇帝已经安葬，其葬地已无人知晓，与石勒的葬法有异曲同工之妙。
北魏统一北方后，帝王陵寝制度也随之有所创新。北魏建筑大规模的陵园，是从文明皇后冯氏开始的。她出身于汉族，先后以皇太后和太皇太后的身份两度临朝称制，执政达二十五年之久。她协助孝文帝推行“汉化”政策，改革内政，并创立了一套鲜卑族文化、汉族文化和佛教文化相结合的陵寝制度。冯太后的永固陵，一方面承袭鲜卑族“凿石为祖宗之庙”的旧俗；另一方面又采用东汉以来在陵前建筑石殿、石阙、石兽、石碑的方式；同时结合佛教的信仰，在陵园内设置佛寺、斋室，将佛教文化引入陵寝制度。永固陵的设施，标志着北魏开始恢复久已荒废的陵寝制度和上陵的典礼。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在北邙山为自己营建长陵，并规定内迁的鲜卑人死后必须葬在长陵附近，这无疑是沿袭了鲜卑族传统的族葬习俗，与汉代帝陵以臣僚陪葬的制度显然有别。北魏的上陵礼也和东汉不同，东汉在每年的正月、八月定期举行上陵礼，北魏皇帝则逢改元、亲政等国之大事时上陵拜谒，带有向先帝神灵请示汇报的意思，当源于鲜卑族的原始礼俗。总之，北魏的陵寝制度包含有多种文化因素，体现了民族大融合的时代特点。
唐代的帝陵除昭宗陵和哀帝陵分别在河南渑池和山东菏泽外，其余十八座陵墓集中分布在陕西关中地区，统称“关中十八陵”。唐陵的建造采取两种形式：绝大部分沿用魏晋南北朝时期流行的“依山为陵”之制，在天然山峰的中部开凿墓室，“上摩烟霄，岗阜环抱，有龙蟠凤翥之状”（《昭陵图记》）；少数则继承秦汉时期“积土为陵”的筑陵方法，平地起坟，有高大的封土堆。在唐帝十八陵中，依山为陵者有十五座，积土为陵者仅三座。
陵园规模宏大，是唐代帝陵的突出特点。据宋敏求《长安志》记载，昭陵和贞陵周回一百二十里，乾陵八十里，泰陵七十六里，其余诸陵也多在四十里以上。陵园的布局自乾陵开始形成定制。玄宫（墓室）在山腰南麓，坐北向南，居高临下，是全陵的主体建筑。四周建有内外双重城垣，内城是陵墓的围墙，也叫“神墙”，四面各开一门：南曰朱雀，北曰玄武，东曰青龙，西曰白虎，朱雀门是陵园的正门。朱雀门外辟有笔直的神道，两侧排列着造型各异的石刻群。在陵园的南半部，分布着众多的皇室贵族和文武大臣的陪葬墓，昭陵陪葬墓的数量居诸陵之首，有二百余座。
唐十八陵石刻群堪称中国古代石雕艺术的宝库，数量之多和雕刻之精远远超出以前的陵墓石刻。雕刻手法既有圆雕，也有线雕和浮雕；题材多样，造型各异，有拄剑守陵的武士，高鼻深目的域外异族首领，千姿百态的奇兽异鸟以及记功述德的华表碑石等。在丰富多彩的唐陵石刻群中，唐太宗的昭陵六骏别具风韵。昭陵六骏是当年李世民南征北战时骑乘的六匹战马，名曰“飒露紫”、“拳毛□”、“白蹄乌”、“特勤□”、“青骓”、“什伐赤”，伴随李世民出生入死，深得主人喜爱。李世民当了皇帝后，为了纪念和表彰六骏的功劳，命工匠依其形态制成石雕，置于昭陵玄武门内东西两庑。相传六骏诸形出自唐代著名画家阎立本之手，雕刻艺术家们运用高超的技艺将其浮雕在高约一点五米、宽二米的石屏上，石屏上角有唐太宗自题的四言赞美诗，概括六骏的功勋，由书法巨匠欧阳询书写。昭陵六骏是在皇帝的御旨下由诸多名家集体创作的，画、雕、书均冠绝一时，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唐陵的陵寝结构不同于前代。东汉的陵寝建在一个地方，形成一组整体建筑，供奉墓主灵魂和上陵祭祀等仪式同在其中进行。唐陵则把陵寝分割开来，分建于三处，即神游殿、献殿和下宫。神游殿建在玄宫（即墓室）的门顶上，供灵魂游乐之用，相当于汉代寝旁的便殿；献殿也叫寝殿，是上陵朝拜或举行重要祭献典礼场所，建在陵墓前面的朱雀门以内，规模较大，相当于东汉的寝殿或石殿；下宫也叫寝宫，是供墓主灵魂饮食起居和守陵的宫人、官吏居住的，建在陵墓南部偏西约五公里处的地方。将陵寝分建于不同的地方，分别适应了上陵朝拜祭祀和日常供奉饮食起居生活的需要，突出了上陵典礼的重要性。
北宋的帝陵集中分布在河南巩县境内。除徽宗和钦宗被金人掳往北地死于他乡外，北宋的七位皇帝以及被尊为“宣祖”的太宗赵匡胤之父赵弘殷的陵墓均在这里。
宋陵没有继承“依山为陵”的唐制，都是在平地营建的，地面上起有封土堆。宋代取消了汉唐以来皇帝生前预筑寿陵的办法，皇帝驾崩后才开始营建陵墓，全部工程要在七个月之内完成。宋代礼制规定：皇帝死后七月必须安葬，如果在此期限内没有下葬，神主就不能送进太庙供奉。由于营建的时间短促，宋陵的规模远不及唐陵宏伟。
北宋的八座帝陵依同一制度建造，布局规整。陵台位于陵园中心，呈梯形；台下是安放棺柩的地宫，用石条砌筑；陵台四周有正方形的神墙环绕，每面正中开门，四角有夯筑阙台，上建楼观亭阁。陵域内除帝陵外，还有祔葬的皇后陵以及皇室贵族和当朝重臣的陪葬墓。皇帝母后临朝听政，在北宋历史上不乏其例，皇后政治地位的提高也反映在皇室葬制上。陵区内共有二十一座后陵，均单独起陵，陵园建制与帝陵同，只是规模略逊于帝陵，这是前代皇后未曾享受过的特殊礼遇。
宋陵的石刻颇引人注目。石刻群置于陵前神道两侧，诸陵石刻的种类、数量和排列顺序大致相同。沿神道由北向南依次为雄狮、宫人、武士、文臣、客使、羊、虎、仗马及控马官、角端、瑞禽、象及驯象人，最南端是一对望柱。仅列于帝、后陵前的石刻就有五百五十多件，加上陪葬的亲王、大臣墓，整个陵区内的石刻总数当在千件以上。这些石刻形象多样，造型浑厚，表现手法细腻，集中反映了北宋石雕艺术的风貌。
在陵寝设施上，北宋基本上沿袭了唐代的制度，有上宫和下宫之分。上宫即唐陵的献殿，亦称寝殿，为上陵朝拜之处，建在陵台之前、南神门（即司马门）以内。下宫也叫寝宫，供奉墓主灵魂，建在陵墓的北方偏西处，唐代的寝宫则建在陵墓的南方偏西处，两者有所不同。皇帝上陵朝拜时，既到上宫行奠献礼，又到下宫供奉，但所用的祭品和仪式有别：“凡上宫用牲牢、祝册，有司奉事；下宫备膳羞，内臣执事，百官陪位”（《宋史·礼志》）。上宫的供品和仪式要比下宫隆重，说明北宋皇室是很重视上陵之礼的。据李牧《宋朝事实》卷一三记载，作为供奉先帝亡灵的下宫，其设施大致是这样的：正殿安放龙□（轻便的柩车）、御座；影殿设御容（皇帝的遗像）；车幄置神帛（招魂用具）和皇帝生前穿戴的服饰；斋殿旁是守陵宫人的居处和陵使的官署，附近设有供奉饮食和浣洗的“南厨”、“浣濯院”等机构。
南宋为北宋亡国之余建立的偏安王朝，因北方的祖宗陵园沦陷，朝廷遂在距都城不远的绍兴另择陵地，将已故皇帝浅埋于此，称为“攒宫”，意为攒集梓宫之处，准备将来收复失地后迁回祖茔，重建陵墓。南宋的九个皇帝除末代三帝外，其余均葬于绍兴。陵园建筑大体沿袭北宋旧制，但规模远逊于巩县宋陵，既无高大的陵台，神道两侧也未置石刻。陵寝设施仿宋制建上宫、下宫，亦属权宜之策，无多创新。南宋王朝腐败无能，偏安一隅，不思进取，以国破山河碎的结局而告终。诸帝遗骨不但未能如愿以偿地返归祖茔，反而在亡国不久就遭到强人的浩劫凌辱，陵园毁于一旦。
两宋时期，北方地区相继出现了几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它们分别是契丹族的辽、党项族的西夏和女真族的金。这些异族首领称王称帝，雄踞北国，与宋朝抗衡争斗。其陵墓在保持本民族传统习俗的同时，也吸收了汉族丧葬文化的因素，体现出民族融合的特点。
辽代的开国皇帝辽太祖的陵墓位于内蒙古巴林左旗，号祖陵。据《辽史》和《窃备录》记载，祖陵的地面建筑十分宏丽，陵园内有很多殿堂设施。明殿依山凿建，殿南有膳堂，以备日常祭祀供享；明殿的东面是圣踪殿，内竖碑石，记太祖创业之功及游猎之事。与宋陵相仿，陵前列置石刻群，形象有人物和瑞兽等。朝廷每逢大事，皇帝即率臣僚上陵朝拜，祭奠祈祷。辽代的另外一处陵园坐落在巴林右旗，内有圣宗、兴宗、道宗三位皇帝与其皇后的陵墓。据调查发掘，陵园地面设陵门、参道和享殿等。地下是带墓道的墓室，用砖砌筑，分前、中、后三室，前室和后室又各在两侧设耳室，各室平面为圆形，顶部隆起呈半球状。墓道和墓室的壁面上布满彩绘壁画，题材有臣僚、侍卫、乐队、鞍马以及春夏秋冬四季山水图等。从墓室的形状和壁画的内容来看，辽代的陵墓是仿照皇帝生前以牙帐为居处的行宫建造的，带有浓郁的游牧民族风格。
西夏王陵区位于宁夏银川市西约二十五公里的贺兰山东麓。陵区范围东西约四公里，南北约十公里，内有九座帝陵和七十余座陪葬墓。由于西夏与宋朝交往频繁，受汉族文化影响较深，不仅“设官之制多与宋同”（《嘉靖宁夏新志》卷二），帝王陵墓也基本“仿巩县宋陵而作”（《宋史·夏国传》）。神宗李遵顼的陵墓已被发掘，其陵园布置大致是这样的：陵园的正南立双阙，阙间辟有神道，双阙以北的神道两侧各竖一座碑亭，亭北是外神墙、月城和内城。月城在内城之南，城内神道两侧立石象生；内城呈长方形，四角建角楼，每面正中各开一门，南门有三个门洞，门内为献殿。安葬灵柩的地宫在内城西北隅，地面上有塔式灵台，不难看出，西夏王陵虽然是仿照宋陵设计建造的，但还是表现出了一些与宋陵不同的特点。
金代帝陵在北京西郊大房山。《金史·海陵王纪》载：“贞元三年（1155）三月，命以大房山云峰寺为山陵，建行宫其麓……葬始祖以下十帝于大房山。”陵区原有规模宏伟的陵园建筑群，气势非凡。明代末年，清人起兵东北，节节逼近关内，严重危及明王朝的统治。因清是金人的后代，曾名国号为“后金”，明末统治者听信风水先生的谬说，于天启元年（1621）将金陵捣毁，企图以挖掘祖坟的所谓“厌胜之术”遏制清人，维持大明江山。金陵经多次毁坏，其原貌早已面目全非，陵区地面上仅能看到劫后之余的琉璃瓦片、汉白玉石残碑及石人、石马等遗物。
元朝的葬俗比较特殊，沿袭蒙古族传统的潜埋方式，皇帝死后实行“秘葬”，不起陵丘，葬地罕为人知。如元宪宗蒙哥在征战途中死于合州（今四川合川），诸王大臣用毛驴将其遗体运回漠北安葬，为了保密，护卫士卒沿途“见人辄杀”，被杀的无辜者竟达二万余人。史书记载，元朝皇帝的陵墓集中在漠北一个名叫“起辇谷”的地方，《历代陵寝备考》云：“起辇谷在漠北，元诸帝皆从葬于此，不加筑为陵，无陵名。”其具体地点何在，史书语焉不详，后人众说纷纭，成为历史上一个悬而未解的疑案。至于元朝帝陵的规制，就更是无从知晓了。需要说明的是，位于今内蒙古伊金霍落旗的成吉思汗陵，并非成吉思汗的确切葬地，而是后人为祭奠这位立下丰功伟绩的“一代天骄”而重新修建的纪念性陵园。
明代帝陵共有三处，即安徽凤阳的皇陵、南京的孝陵和北京昌平的十三陵。皇陵是明太祖朱元璋父母的陵墓。朱元璋称帝的第二年下诏，将他的老家凤阳定为“中都”，仿京师之制营造城池宫阙，并在其父母原来的坟墓上修建皇陵，历时十年始告竣工。皇陵的规制承袭北宋的帝陵，陵园内有城池、殿阁、厅堂等建筑群和大批精湛的石刻艺术品。朱元璋在位时曾多次回凤阳拜祭皇陵，大学士胡广在《陪驾祀皇陵》诗中描绘了祭陵的隆重场面：
圣立春巡日，
皇陵晓祀时。
千宫陪玉辇，
万旗拥龙旗。
孝陵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陵墓，坐落在南京紫金山南麓的独龙阜玩珠峰下。紫金山巍峨峻秀，气势非凡，被古人誉为“虎踞龙盘”之地。相传朱元璋登基不久，曾与大臣刘基、徐达、常遇春、汤和商议选择陵址，君臣五人将各自选中的风水宝地先写在纸条上，聚会时一齐从袍袖中拿出纸条相对，结果不约而同地都写着“独龙阜玩珠峰”，遂定陵址于此。孝陵的陵园四周有长达二十公里的垣墙环绕，园内主要建筑自北向南依次为宝城、明楼、具服殿、宰牲殿、左右庑、享殿、文武方门、神功圣德碑、大金门、神烈山碑、下马坊等。神道两旁列置石刻，计有文臣武将各四尊、华表二座、石兽二十四只。这些石刻技法简朴，形态稍嫌呆滞，但给人以静谧肃穆之感，是明初石雕艺术的代表作。孝陵的建制和布局颇多创新，对明清帝陵的格局有重要影响。
明成祖朱棣将国都从南京迁到北京后，选定今昌平县北的天寿山南麓作为陵地。自成祖朱棣以下，明代十三位皇帝的陵墓均建于此，形成一个总的陵园，统称“明十三陵”。陵区范围约四十平方公里，四周因山势筑设围墙。陵区南端中部有大红门，是整个陵园的总大门，门前有石牌坊、下马碑，门内有神道通往各陵。入门不远的神道中央立“长陵神功圣德碑”，由碑亭向北，神道两侧依次列置望柱、狮、獬豸、骆驼、象、麒麟、马、武将、文臣等石刻，石人石兽均用整块白石雕刻而成，各陵之前不再另立石刻。各陵的规模大小不一，但形制和布局大体相同。陵园布局以长陵为例：全部建筑共有三进院落，第一进有陵门、神库、神厨、碑亭；第二进有□恩门、□恩殿（享殿）等，“□恩”是祭陵感恩受福的意思，□恩殿面阔九间，与明朝皇宫（今故宫）内最大的奉天殿（清代改称太和殿）规模相同；第三进院落有内红门、石牌坊、五供座、方城、明楼等，方城之后是圆形坟丘，称为“宝顶”，下面就是放置灵柩的地宫。从已经发掘的定陵来看，地宫的形制类似宫殿，由前、中、后、左、右五间殿堂组成，全部用巨石砌筑，坚固严密，高大宽敞，皇帝和皇后的棺椁安放在后殿的石棺床上。
明代的陵寝制度与前代有明显的不同，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点：其一，陵丘由方形改为圆形“宝顶”。其二，取消寝宫的建筑，扩大祭殿的设施，同时也相应地废除了留居宫人侍奉墓主灵魂起居饮食的传统旧制。顾炎武在记述这一变化时说：“明代之制，无车马，无宫人，不起居，不进奉”（《日知录》卷一五）。其三，陵园的围墙由方形改为长方形，园内建筑分成三个院落。上述改革是从明太祖朱元璋的孝陵开始的，营建十三陵时以此作为定制。
清朝除末代皇帝溥仪没有建陵外，其他九位皇帝都有宏伟壮观的陵寝。陵区分布在两处，即东陵和西陵。东陵位于河北遵化的昌瑞山下，占地面积约二千五百平方公里，分为前圈和后龙两个部分，前圈是陵园建筑区，内有顺治的孝陵、康熙的景陵、乾隆的裕陵、咸丰的定陵、同治的惠陵五座帝陵和一百五十多座皇室贵族的坟墓；后龙是绿化区，林木葱郁，与红墙黄瓦的陵园建筑交相辉映。西陵在河北易县的泰宁山下，方圆约八百平方公里，陵区内有帝陵四座，即雍正的泰陵、嘉庆的昌陵、道光的慕陵和光绪的崇陵，此外还有四十余座皇室贵族的墓葬。
清帝的陵寝设施基本上仿效明制，陵园建筑亦有三进院落，所不同的是：第一进院落取消了神库和神厨，设东西朝房，祭祀时在此供奉果物茶点；第二进院落的□恩殿改称“隆恩殿”，东西配殿在祭祀时用做念经的场所。另外，宝顶的形状由明代的圆形改为前方后圆形。
清代是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东陵和西陵也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帝王陵园。辛亥革命推翻了延续数千年之久的帝王制度，埋葬帝王的陵墓也随之退出了历史舞台。
3.贵族官僚与平民墓葬
除高高在上的帝王之外，贵族官僚和普通平民是构成阶级社会的基本阶层，他们生前的社会地位不同，死后的墓葬形式也千差万别。
由于文献资料的缺乏，夏代的社会面貌目前还不十分清楚。分布在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一带的二里头文化中，墓葬有大、小之分，大型墓圹穴宽阔，使用漆棺，以精美的青铜玉石礼器随葬；小型墓土坑狭窄，仅可容尸，没有葬具，随葬品也只有简单粗糙的陶器。此外，不少尸体有人为致死的明显痕迹，被随意丢弃在垃圾坑里。这些墓主人生前当分属于不同的社会阶层，因而死后的待遇也相差悬殊。
商朝的贵族墓葬在殷墟等地多有发现。这类墓葬有很长的墓道、宽敞的墓室和颇为讲究的棺椁葬具；墓内埋有殉葬的奴隶；墓底均带腰坑；随葬品丰富而精美，以成组的青铜礼器为主，各种形态的玉石雕刻品也颇引人注目。大贵族的墓旁还往往设置车马坑。
平民墓的规模远不及贵族墓，不仅没有墓道，墓坑也小得可怜。葬具一般为木棺，有的仅用草席裹尸。墓内用狗殉葬的现象比较普遍，埋在腰坑或墓穴的填土中，狗的脖子上还每每系带一枚铜铃。随葬品以陶器为主，多是死者生前使用的生活器皿。不少成年男子的墓中随葬青铜兵器，表明其生前当过士卒。殷墟的平民墓集中在同一墓地，排列有一定的规律，这种现象说明：商代的平民有严密的宗族组织，他们生前聚族而居，死后则葬入宗族墓地，实行合族而葬的族葬制度。
西周的墓制承袭商代。贵族大墓常常带有墓道，棺椁有严格的等级，随葬成套的青铜礼器。平民小墓的规制也基本上同于商代。
周代设有专管墓地的机构和职官。据《周礼》记载，贵族的墓地称为“公墓”，由“冢人”管理；平民的墓地称为“邦墓”，由“墓大夫”掌管。各类墓地事先都经过规划设计，有严格的制度。在贵族墓地中，“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为左右；凡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后。各以其族”（《周礼·冢人》）。生前有功者，其墓葬居前，以示褒奖；战死者“投诸茔外”，不得埋入公墓，因其战败无勇，不能享受与正常死亡者同等的待遇，以示惩罚。平民死后实行严格的族葬制度，墓大夫的职责之一就是“令国民族葬”，并负责处理侵占墓地的不规行为。
商周时代的各类墓葬都没有坟丘。中原地区出现坟丘式墓葬，约始于春秋晚期，正当孔子在世的时候。《礼记·檀弓上》记孔子云：
吾闻之，古也墓而不坟。今丘也，东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识也，于是封之，崇四尺。
这段话是孔子针对自己父母的坟墓而讲的，意思是说：在孔子之前的古代，墓上是没有封土的，孔子要周游列国，奔波于四方，为了便于日后识别父母的坟墓所在，就在墓上筑起了四尺高的封土堆，作为标记。同书记载，孔子曾对其门徒子夏说，他在各地亲眼看到了几种形状不同的坟丘，有的四方而高，像建筑的高堂一样；有的狭长而高，状若堤防；有的四方广阔而两旁向上尖削，如同覆盖的大屋顶；有的狭长而上尖，就像斧子的刃部，也颇类似于马鬣，谓之“马鬣封”，孔子对这种形状的坟丘比较欣赏。考古发掘也证实，春秋晚期确实出现了坟丘很高大的墓，如河南固始的一座公元前五世纪中叶的宋国墓，坟丘高达七米，直径五十五米。说明“不封不树”的传统墓制已经改变。到了战国时代，各地普遍流行坟丘式的墓葬，“世之为丘垄也，其高大若山，其树之若林”（《吕氏春秋·安死》）。不仅墓表堆起封土，而且还种上了树木。
墓表筑坟丘和植树，开始是为了辨识墓葬的位置，后来变成显示墓主人身份地位的重要标志。奴隶社会实行的是宗族墓葬制，死者的等级差别主要表现在地下墓室之中，诸如墓室的形制大小、棺椁的规格和随葬品的组合等。随着封建集权政体的建立和新的爵位等级制度的确立，新的坟墓等级制度也逐渐形成，其特点是在讲究地下墓室等级的同时，更重视地上坟丘外观的等级。《周礼·冢人》云：“以爵等为丘封之度，与其树数。”依据死者生前的爵位确定坟丘的高度和树木的数量。秦国在商鞅变法时规定：“小夫死，以上至大夫，其官级一等，其墓树，级一树”（《商君书·境内》）。用种树的多少标志坟墓的等级。《吕氏春秋·孟冬季》云：“饬丧纪，辨衣裳，审棺椁之厚薄，营丘垄之大小、高卑、厚薄之度，贵贱之等级。”通过坟丘的大小高低表现墓主人身份的贵贱等级。
随着坟丘墓的普及和发展，墓葬的名称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过去，各类墓葬统谓之“墓”，除此之外没有别的称谓。战国时代，墓葬的名称出现了“陵”、“冢”、“坟”、“丘”等多种别称。“陵”的原意是山陵，这时用做帝王墓葬的专称。“冢”原指高起的山顶，“冢，肿也，象山顶之肿起也”（《释名·释丧制》）。用冢来称呼墓葬，是因为它有山状的土堆。“坟”的原意是高起的土堆，“土之高者曰坟”（《礼记·檀弓上》郑玄注）。“丘”指土丘，“丘，象丘形也”（《释名·释丧制》）。用坟和丘作为墓葬的别称，也是因为这时的墓葬有封土堆的缘故。
秦始皇死后，少子胡亥在宦官赵高的操纵下，通过“矫诏”的手段登上帝位。为了掩盖肮脏的政治阴谋，维系靠权术获得的权力，秦二世胡亥与赵高“诛大臣及诸公子”（《史记·秦始皇本纪》），大肆杀戮臣僚和皇室宗亲。这些死于非命的秦代贵族，有的被作为殉葬者埋在秦始皇陵附近。考古工作者在始皇陵园的东部偏南处发现了十七座殉葬墓，从已发掘的八座来看，墓的形制分土坑竖穴和土坑洞室两种，均带有斜坡墓道，葬具为一棺一椁。墓主有男有女，尸骨零乱，表明大部分是被支解后埋葬的。从死者的年龄、尸骨状况及随葬物中刻有“少府”字样的宫廷用品推测，可能是被秦二世处死的公子、公主，还有秦始皇原来的某些近臣。这些政治牺牲品的坟墓简单，葬埋草率，与他们生前的贵族地位极不相称。
秦代低级官吏和无爵庶民的墓葬多有发现，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这批墓葬均为小型土坑木椁墓，有长方形的墓坑，不带墓道，随葬品以漆器居多，其次是竹木器、陶器、铁器、铜器和文书工具。其中四号墓出土木牍两件，上有墨书文字，内容是两名士卒于秦始皇二十四年（前223）写给亲人的家信，这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家信实物。
西汉的皇亲国戚和朝廷文武重臣死后，大都陪葬帝陵，这是皇上给予他们的特殊礼遇，以示君臣永不分离，一般贵族是享受不到此等殊荣的。这类陪葬墓在汉帝陵园中比比皆是，坟墓的大小和排列位置根据墓主生前地位的高低和与皇帝关系的亲疏而定。
汉墓一般都有封土堆，坟丘的高低仍然是死者身份等级的重要标志。汉代的法律明文规定：“列侯坟高四丈，关内侯以下至庶人各有差”（《周礼·冢人》郑玄注引《汉律》）。史书中对关内侯以下至庶人坟丘的规定高度没有记载，据清代学者孔广森研究，其高度分别为：关内侯三丈五尺，中二千石到比二千石的官吏三丈，一千石到比六百石二丈五尺，四百石到二百石二丈，庶人坟高一丈五尺，“似皆以五尺为差”，即自上至下以五尺递减。（《周礼郑注蒙案》）诸侯王的坟丘高于列侯，大致在五丈到八丈之间。《汉律》还规定，如果私自营建高坟大冢，僭越了法定的冢制，要受到法律的惩罚。东汉明帝时，桑民□阳侯因坟冢“过制”，被处以“髡削”之刑。（《潜夫论·浮侈》）尽管如此，奢侈逾制者在当时仍不乏其人。
汉代墓葬的等级不仅表现在坟丘的高低大小上，同时还表现在坟丘的形状上。皇帝的陵墓为正方形或长方形覆斗式，高级贵族和大官僚的坟墓多呈正方形。坟丘以方形为贵，可能是继承了战国时代的制度。
在封建社会，皇帝和贵族官僚的墓前每每立置石刻群，这种习俗是从汉代开始的。保存到今天的墓前石刻群中，以西汉霍去病墓前的一组石刻为最早。霍去病是汉武帝时代抗击匈奴的著名将领，屡建奇功，死时年仅二十四岁，陪葬茂陵。为了表彰霍去病的赫赫战功，武帝令将其墓冢建成象征战胜匈奴的地点——祁连山的形状，并在墓前竖石志功，“冢上有竖石，前有石马相对，又有石人”（《史记·霍去病列传》索隐）。现存石刻十四件，形象有马踏匈奴、力士抱熊、怪兽食羊、胡人、卧马、卧虎、卧象、卧牛、卧猪、鱼、龟、蛙等，造型浑厚古朴，是我国早期石雕艺术的代表作。东汉时期，许多贵族和各级官吏的墓前都竖立石刻，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曾经看到，曹操之父曹嵩的墓地上“夹碑东西，列对两石马，高八尺五寸”（《水经注·阴沟水》）。汉灵帝时的太尉桥玄墓前有高大的石柱、羊、虎、马、骆驼。（《水经注·睢水》）长水校尉蔡瑁“冢前刻石为大鹿状，甚大，头高九尺，制作甚工”（《水经注·沔水》）。桂阳太守赵越墓“有石柱、石牛、羊、虎”（《水经注·清水》）。安邑县长尹俭的墓前立石柱、石狮、石羊等。（《水经注·滍水》）这些石刻的大小、数量、种类不尽相同，其作用已不属表功性质，而是墓主等级地位的标志。
汉墓的墓室形制和内部构造富于变化，种类很多，常见的有木椁墓、土洞墓、空心砖墓、砖室墓、石室墓和崖墓等。木椁墓的墓室一般是长方形的竖穴土坑，坑内筑木椁，规模较大者常常设有墓道，墓主多为贵族和官僚。土洞墓又称洞式墓，墓室是横穴土洞，构造简单，规模不大，小地主和平民阶层多使用这种墓。空心砖墓是在横穴土洞内用空心砖砌筑墓室，墓主多为中小地主。砖室墓的墓室用小型长方砖砌筑，墓的大小不一，贵族和大官僚的砖室墓规模宏大，按照他们生前居住的府第设计墓内布局。石室墓的墓室用石料构筑，规模很大，墓主多属贵族官僚。崖墓是在山崖或岩层中开凿墓室，结构坚固，墓主多是一些达官贵人。在上述各类墓葬中，流行最广的是土洞墓和砖室墓。
高官显贵和地方豪强还常常用壁画、画像石、画像砖装饰墓室。有的在墓室四壁绘制彩画；有的在墓石上雕刻画像；有的在墓砖上模印图画。这种习俗兴起于西汉晚期，盛行于东汉。画面题材多样，内容丰富，可归纳为以下几类：（1）反映墓主庄园经济活动的场面，如农耕、采桑、放牧、射猎、纺织、酿造等；（2）显示墓主的仕宦经历和身份，如车骑出行、任职治所、幕府、属吏、讲学授经等；（3）表现墓主生前的豪华生活，如楼阁、宅院、粮仓、庖厨、宴饮、乐舞百戏等；（4）忠孝节义的历史故事，如忠臣孝子、节妇烈女、古代圣贤等；（5）神话故事，如东王公、西王母、伏羲、女娲、仙禽神兽等；（6）祥瑞图，如麒麟、芝草、神鼎等；（7）天象图，主要是象征天空的日月星宿和云气等；（8）图案花纹。这些绚丽多姿的图画，从各个方面生动地再现了当时的社会生活风貌，是了解汉代风俗和绘画艺术的宝贵资料。
汉人崇尚厚葬，因而坟墓中的随葬品比前代更为复杂和多样化。随葬品的种类有食物、衣物、器皿、生活用具、装饰品、武器、书籍、钱币、印章等。有的富贵人家还将死者带入坟墓的各种物品的名称和数量书写在竹简编成的簿册或长方形的木版上，埋入墓内，这种记录随葬品的清单称为“遗策”或“□方”。西汉前期，贵族官僚主要是以实用的贵重器物随葬；西汉中期以后此风大变，盛行用陶制的粮仓、灶厨、水井、楼阁庭院、牲畜圈栏、田地、车船等模型和家畜家禽俑随葬，贵重的实用物品则日渐减少。这种现象说明，随着汉代庄园经济的发展，达官贵人对随葬品的观念有了显著的改变。他们认为，将庄园中的全部动产和不动产都制作成象征性的陶质明器埋入墓中，比那些数量有限的贵重器物显得更有意义，更能全面展示他们所拥有的财富。用陶质明器取代实用器物随葬，是古代葬俗的一次重大变革。
东汉墓还常常埋有“买地券”和“镇墓瓶”。买地券是购买墓地的契约，多刻在长条状的铅版上，是一种象征性的证券，将其置于墓内，使死者对墓地的“所有权”不被侵犯。这显然是将现实社会中的土地买卖关系移植到了鬼魂世界。镇墓瓶用陶土烧制而成，瓶上有朱书文字，其作用在于使活人家宅安宁，使死者冢墓稳定；以“天帝使者”的名义为活人解罪，为死者祈福，安慰并约束亡灵。镇墓瓶的出现与当时社会上流行的道教巫术有关，带有浓厚的宗教迷信色彩。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墓葬制度基本承袭汉代。贵族官僚一般使用砖室墓，和汉墓相比，墓室的平面布局趋于简化，面积缩小，但细部结构和设施却有一些新的变化，使其更像现实生活中的居室。有的大墓模仿贵族官僚生前居住的深宅大院，隧道顶部洞开天井，直通地面。天井愈多，愈显得门多宅深，院落重重。
供死者使用的随葬品主要是陶瓷制作的饮食器皿和日常生活用具，常见的有杯、盘、碗、果盒、熏炉、唾盂、虎子（便壶）等。与过去不同的是，随葬品中瓷器的数量激增，南方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与当时制瓷手工业的发展和瓷器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广泛使用有直接关系。贵族阶层用陶俑随葬的现象依然普遍，俑的形象有男女侍者、步卒、文吏、武弁及吹鼓手等，组成墓主人生前出行时显示威严的仪仗队。汉末至魏晋，达官贵人喜乘牛车，他们将这种癖好也带进了坟墓，常用陶制的牛车模型随葬，并以牛车为中心与陶俑组成仪仗行列。
约从西晋开始，坟墓中经常放置陶制的“镇墓兽”，其作用是驱祟避邪，使死者免遭恶魔野鬼的侵害。为死者驱祟避邪的习俗由来已久，《风俗通》云：在周代，地下有一种名叫“罔象”的恶魔，喜食死人肝脑，人莫能禁，惟有“方相氏”可以制服它。死者下葬之际，方相氏先入墓圹，驱除罔象；人们还将方相氏的形象立于墓侧，以保护死者。除方相氏外，罔象还畏惧虎和柏树，墓旁置石兽和种植柏树的习俗即由此而来。与此相似的说法是：秦穆公时，陈仓人掘地获一怪兽，其状若羊，此人欲将其献给官府，途中遇见两位童子，童子告诉他：这种怪兽名“癅”，常在地下吞噬死人脑髓，如果将它杀掉，用柏树的东南枝捶其首，地下的死者就可以安然无恙了。从此以后，人们就在墓地广植柏树。（《封氏闻见记》）这两个故事说明，驱祟避邪的习俗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其方法亦多种多样。秦汉以后的镇墓兽盖源于此。西晋的镇墓兽往往只有一件，作四足直立状；北魏时则成双成对，作卧伏状或蹲坐状。南朝贵族墓前多放置狮子、麒麟、天禄等石刻神兽，或镇墓避邪，或取意祥瑞。
隋代流行以土洞为墓室，贵族官僚的大墓亦不例外。入唐以后，土洞墓已降为低级官吏或平民使用。唐代对各级官僚坟茔的占地面积和墓冢的高度有明确规定，据唐人杜佑《通典》记载：一品至五品官的墓地依次为方九十步、八十步、七十步、六十步和五十步，坟高依次为一丈八尺、一丈六尺、一丈四尺、一丈二尺和九尺；六品以下墓方二十步，坟高七尺。墓阔和冢高与官品的高低成正比，等级昭然。
从考古发掘的情况来看，唐代贵族官僚的大墓均采用斜坡式墓道，接近墓室的部分有一段很长的隧道，隧道顶部开天井，两壁设龛。天井和壁龛的数量与墓主的爵位官品相联系，爵位官品愈高，则天井和壁龛愈多。一般官僚的墓室多为单室，二品以上高官的墓室除主室外还设有简单的前室。从初唐到盛唐，贵族官僚墓普遍绘有壁画，构图和布局有一定的规制，通常是在墓道前部两壁绘青龙、白虎，墓室顶部绘日月星辰，四壁绘鞍马、骆驼、牛车、列戟、步骑仪卫、属吏、男女侍者和乐舞伎等，形象地再现了墓主生前的奢华生活情景。
隋唐墓中的随葬品以陶俑为主。俑的形象多为出行时的仪卫队列和家居时的奴婢侍者，乐舞俑、游嬉俑、人身兽首的十二生辰俑和各种动物模型也比较普遍。约从武周开始，陶器多施彩釉，釉色以黄、白、绿三彩为主，色泽艳丽，造型精美，今人称之为“唐三彩”，是价值连城的艺术珍品。唐人笃信佛教，取材于佛教世界的天王俑取代了传统的武士俑，镇守在墓门两侧，怒目圆睁，脚踩伏兽鬼怪，扬臂挥拳，颇具威严。镇墓兽则演变为头有角、肩生翼或手握蛇的怪兽，面目狰狞可怖。
宋代北方地区的墓葬，最富有特色的是一种仿木建筑结构的砖室墓。墓内多用壁画和砖雕装饰，画面的内容主要是表现墓主生前居室和日常生活，以夫妇饮酒作乐的“开芳宴”图最为常见，还有宣扬封建礼教的孝子故事图等。北宋末年，丰富多彩的杂剧表演图也被移植于墓室砖雕上，使死者在冥冥九泉之下继续享受现实社会生活中的乐趣。江南地区仍然流行传统的竖穴土坑墓和简单的长方形砖室墓，与北方有别。宋墓的随葬品以瓷器和漆器为大宗，其中不乏制作精美的艺术珍品。
元墓略同于宋墓。仿木建筑的砖室墓在元代已接近尾声，结构日趋简单，壁画和砖雕的内容亦无创新之作；竖穴土坑墓和长方形砖室墓仍广泛流行。
在封建社会日落西山的明、清时代，墓葬仍有严格的等级制度。如明代礼制规定：公侯茔地方一百步，坟高二丈；一品至七品官的茔地依次为方九十步、八十步、七十步、六十步、五十步、四十步、三十步，坟高依次为一丈八尺、一丈六尺、一丈四尺、一丈二尺、一丈、八尺、六尺；庶人墓方九步，坟高没有规定，当低于六尺。此外，公侯至五品以上的官吏墓地还设有围墙，其高度亦有规定，公侯围墙高一丈；一品至五品的围墙高依次为九尺、八尺、七尺、六尺、四尺。（《明会典》）一般官僚地主的砖室墓采取密封棺材，防腐措施又有发展，因而有的墓不仅尸体完好，而且衣冠服饰和书籍、字画等易朽物品也保存良好。平民百姓限于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墓葬和随葬品都十分简单。
4.墓地与风水
古人非常重视选择葬地，颇有讲究，形成了一套充满迷信色彩的理论和方法，精通此道和以此为业者民间称之为“风水先生”。所谓“风水”，实际上是古代相地术的俗称。古人迷信，每逢营造之事，在兴工动土之前都要察看附近的地貌环境和山川形势，看它是否得“风”得“水”，以择吉避凶。清人范宜宾《葬书注》云：
无水则风到而气散，有水则气止而风无，故风水二字为地学之最重。而其中以得水之地为上等，以藏风之地为次等。
“风水”之义，于此可窥知一斑。
古代相地术的名称很多，除风水外，又称“相宅”、“堪舆”、“青乌术”、“青囊之术”等等。“相”即察看；“宅”即住所，有阳宅和阴宅之分，活人的房屋叫阳宅，死人的墓穴称阴宅。“堪”通勘，义为勘察；“舆”在这里指地，古人素有“谓天为盖，谓地为舆”之说。“青乌”相传是汉代的相地家，后来也成了相地术的别称。称相地为“青囊”者，可能是由于晋人郭璞所著堪舆书名《青囊中书》的缘故。
在上古时代，科学与迷信就像一对不可分离的孪生兄弟一样形影相随。相地术的出现，与地理学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在生产力低下的原始社会，人类对自然环境的依赖性很强，营建村落邑宅时，每每选择土地广阔肥沃、水源丰富、阳光充足等自然条件优越的地点。这样，勘察地形就显得异常重要了。《周易·系辞下》云：“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迹，与地之宜。”这一传说反映了我国原始先民对观天察地的重视。古代的天文地理之学即肇源于此。
出于营建宅邑的目的而勘察地理环境，本来与神学没有瓜葛，但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古人的思维脱离了科学的轨道而陷入迷信，认为地理环境与人事相通，关系到鬼神对人类宅居的福祸。择得吉地，则宅邑平安，人丁兴旺，子孙多福；错择凶地，则居室不宁，衰败萧条，殃及后代。到了后来，不仅活人的居处必须细勘，就连死人的葬地也要慎察吉凶。如此发展，相地术中的科学成分遂日益淡薄，代之而起的是各种光怪陆离的迷信之说，沦为地地道道的神学把戏了。科学的酵母却培育出一株枝繁叶茂的神学之花，很值得今人从文化史的背景去深刻反思。
在上帝天命观居支配地位的商周时代，选择墓地一般通过占卜的方式进行，死者的最终归宿取决于神的意志。这种方法虽然也属于神学把戏，但尚未表现出阴宅福祸子孙后代的风水观念。将阴宅与人事联系起来的堪舆之说，约始于战国秦汉。战国秦惠王同父异母弟名疾，滑稽多智，号曰“智囊”，死后葬于渭南章台之东，墓地是他生前亲自选定的，曾预言：“后百岁，是当有天子之宫夹我墓”，是一处吉祥宝地。至汉初营建宫殿，“长乐宫在其东，未央宫在其西”，果如其言。因他的墓地在渭南樗里乡，时人俗称之“樗里子”。（《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樗里子是见诸史籍的最早言阴宅风水者，被后世风水先生奉为开山之祖。汉将韩信素有大志，早年身为布衣，贫困交加，母死虽无力厚葬，但他选择了一处视野开阔的“高敞”之地安葬母亲，“令其旁可置万家”，显示出与众不同的气势，已包含了风水的观念在内。司马迁后来访察名人遗迹，在韩母冢前徘徊良久，对韩信葬母的“异志”感慨不已。（《史记·淮阴侯列传》）东汉袁安的父亲死后，母亲命他外出择求葬地，道逢三位书生，他们得知袁安的意图后，遂指点一处，云：“葬此地，当世为上公。”话音未落即“须臾不见”。袁安方知是神人点穴，乃将其父安葬于此。这处神定的风水宝地果然给袁氏家族带来了好运，不仅袁安后来位至三公，其子孙亦官运亨通，“累世隆盛焉”。（《后汉书·袁安传》）
汉代神学泛滥，占龟、占筮、占星、看相、求仙、封禅等迷信活动甚嚣尘上。这种社会环境为相地术的神学化提供了温床，其理论玄秘离奇，进一步堕入了迷信术的行列，主要表现为：认为阴宅的位置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前程；与阴阳五行理论相结合；把营建宫室墓穴的人事与天体运行相联系，产生了“黄道”、“太岁”、“月建”等忌讳。同时还出现了一批专论相地之术的书籍，见之著录的就有《堪舆金匮》《宫宅地形》《周公卜宅经》《图宅卜》等。精通堪舆之术的风水先生亦应运而生，最为有名的是所谓的“青乌先生”（又名“青乌子”），其生平不详，只知道他生活在汉代，相传著有《葬经》一书，被后世堪舆家尊为正宗。
魏晋以后，勘定阴宅成为相地术的主要内容，堪舆著作也每每以《葬经》命名。这个阶段的风水学说，除继承汉代的阴阳五行和天人感应等理论外，特别重视勘察山川形势，讲究墓穴的方位、向背、排列结构等。其中以山川形势最为重要，诸如山脉的位置、水流的走向、林木的荣枯等，尤其看重所谓的“气”。山川为有形之物，其精华是蕴含于其中的无形之气，山气刚，川气柔，“刚柔相荡而地道立矣”（《葬经翼》），二者和谐方为上吉，这是选择葬地的总原则。
占山之法，重在观势，它直接关系到人间的贵贱荣辱乃至国家的兴亡。晋人郭璞《葬书》云：
势如万马，自天而下，其葬王者；势如巨浪，重岭叠嶂，千乘之葬；势如降龙，水绕云从，爵禄三公；势如重屋，茂草齐木，开府建国；势如惊蛇，屈曲徐斜，灭国亡家；势如戈矛，兵死刑囚；势如流水，生人皆鬼。
在风水先生的眼里，山势的作用是何等的重要！明人缪希雍在《葬经翼》一书中，提出了识别“吉山”与“凶山”的具体标准：凡烟气腾绕，皮无崩蚀、色泽油亮、草木繁茂、流泉甘洌、土腻石润者则为吉山，葬之可大福大贵；反之，若云气不生、崩摧破裂、色泽暗淡、草木凋零、水泉干涸、石枯土燥者则为凶山，断不可葬于此，否则将导致无穷的灾祸。
堪舆家还认为，选择葬地除勘识山势外，还必须详察附近水流的情况，水的作用甚至比山更为重要。《元女青囊海角经》云：
穴虽在山，祸福在水。所以点穴之法，以水定之。山如妇，水如夫，妇从夫贵。如中原万里无山，英雄迭出，何故？其贵在水。故曰有山取山断，无山取水断。夫石为山之骨，土为山之肉，水为山之血脉，草木为山之皮毛，皆血脉之贯通也。
水既为山之血脉，其重要性就可想而知了。
按照风水先生的说法，有山有水且山势水形俱佳者方为上乘宝地，是最理想的葬身之地。青乌先生的《葬经》历来被奉为“后世阴阳之祖书”（金代丞相兀钦仄语），其中对山与水的关系有这样的论述：
山欲其凝，水欲其澄。山来水回，逼贵丰财（注：逼贵者，贵来速也。）；山止水流，虏王囚侯；山顿水曲，子孙千亿；山走水直，从人寄食（注：言为人傭奴也。）；水过西东，财宝无穷；三横四直，官职弥崇；九曲委蛇，准拟沙堤（注：沙堤者，言宰相出必筑沙为堤，冀无崎岖以碍车轮也，后人因之以沙堤为宰相故事耳。）；重重交错，极品官资。
由此可见，山水交会之处并非都是风水宝地。山势与水形均须符合堪舆家所规定的某种标准，相得益彰，如此即可富贵满门；如果在山水相悖之处误定阴宅，那就要大难临头了。
依堪舆之说，祖宗坟墓的地理位置是否合乎风水，与后嗣子孙的福祸命运有直接的关系。古人在这种说教的蛊惑下，选择葬地时就不能不考虑到风水的因素。东汉以后的许多墓葬，上自帝王陵园，下至平民小墓，或背倚山峰、面临平川，或溪流回绕、林木葱郁，其地形环境颇合风水之要求。这种现象显然与堪舆术的广泛流行有关，风水谬说对古代葬俗之影响，可谓大矣！
在我国古代史籍中，记载了许多有关相墓与风水的轶闻趣事，兹举数例如下。西晋有善相墓者，对时人羊祜说：“你的祖坟有帝王之气，不可随意动土。”羊祜置若罔闻，在祖坟边凿土建物。相墓者得知后仔细观察了一番，郑重其事地告诉羊祜：“你的举动冲散了王气，真龙天子已与羊家无缘，但还是能够出一位折臂三公。”事情的结局果然不出这位风水先生的预料，羊祜在一次出行时堕马折臂，后位至三公。（《晋书·羊祜传》）东晋学者郭璞博才多艺，尤精堪舆之术，曾著有《葬书》。有一回郭璞替某家安排葬地，当朝皇帝素闻郭璞大名，也想看个究竟，遂微服前往。这位圣上天子混迹于人群之中观察良久，待事毕之后上前对主人道：“你为什么要把亲长葬在这块‘龙角’之地呢？此为大凶，将招致灭族之罪。”主人不知其为圣上，答曰：“郭璞云此处是葬龙之地，不出三年。当致天子亲临垂询。”帝闻其言，甚感惊异，对郭璞的神机妙算佩服得五体投地。（《晋书·郭璞传》）五代前蜀国皇帝王建，未发迹时葬父，棺柩入穴便自动跳起，有神人自穴中出，谓王建曰：“这里是出真龙天子的风水宝地，你身为布衣小民，岂可葬父于此！”王建置之不理，再次下棺，棺又跳起，经过三次反复，最后终于如愿安葬。结果，被时人鄙视为“目不识书”的“无赖”王建，凭借这块宝地，居然登上了大蜀皇帝的宝座。（《十国春秋》卷三五）这些故事虽然荒诞离奇，不乏编造附会之嫌，但它从不同的侧面说明了风水观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及其社会影响。
秦汉以后，堪舆之风渐盛，以相墓为业的风水先生如鱼得水，由于社会的广泛需求，其阵容日益壮大。《古今图书集成·堪舆部名流列传》记载了秦至明代的著名堪舆家，据笔者粗略统计，各代人数大致如下：秦二人，汉一人，晋三人，隋一人，唐十三人，宋四十四人，元一人，明三十人。既为“名流”，自然是当时该行业中名冠天下的出类拔萃者，那些没有资格“垂名青史”的鱼虾之辈当多如牛毛。从上述统计数字中似可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相墓的习俗在中国封建社会呈愈演愈烈之势，而尤以唐、宋、明三代为盛。从史籍记载的情况来看，古代风水先生的成分是比较复杂的，在他们当中，有位高权重的贵族官僚；有饱读诗书的文人学士；有身披袈裟的佛门子弟；有飘飘欲仙的山野道人；更多的则是游手好闲的寄生之徒，包纳了社会上的各个阶层。他们玩弄“天机好处从来秘，不教俗人知奇异”的堪舆把戏，穿梭在山林川泽，游荡于墓冢之间，指东画西，占吉卜凶，危言耸听，故弄玄虚，以骗取钱财。闽西谚语云：“风水先生指一指，石匠师傅累半死。”其神通可谓广大！
在中国历史上，皇帝信奉风水迷信者亦屡见不鲜。明成祖朱棣定都北京后，在选择陵址时是很下了一番功夫的，曾派人四处寻觅吉壤宝地。最初分别选在口外的屠家营和昌平狼儿峪，因大明皇帝姓朱，与“猪”谐音，猪遇“屠”和“狼”那还了得？是为不祥之兆，均以犯讳而被否定。随后又选在北京西郊的燕家台，但由于“燕家”与皇帝死称“晏驾”谐音，有诅咒圣上之嫌，亦被否定。直到永乐七年（1409），礼部尚书赵羽工推荐了一位名叫廖均卿的江西籍风水先生，他遍察京都附近的山势水形，认为昌平县北的黄土山重峦叠嶂，气势非凡，是安葬龙体的理想场所。经明成祖亲驾目测，遂决定在此营建陵园，并以雅化俗，将黄土山更名为“天寿山”，即后来的明十三陵所在地。
清朝的顺治皇帝亦通堪舆之术，皇室陵园之一的东陵陵址就是他亲自选定的。据《清稗类钞·方伎类》记载：清室入关后，顺治某日与臣僚狩猎于河北遵化，当行至有“凤翥龙蟠”之势的昌瑞山下时，停辔四顾，惊叹道：“此山王气郁葱非常，可为朕寿宫。”言毕取出佩癆掷之，谕侍臣曰：“癆落处定为穴，即可因以起工。”臣遵其旨，筑孝陵于此，开营建东陵之先河。后有善相墓者，仰观东陵形势，对顺治皇帝的堪舆“绝活”佩服得五体投地，颇为惭愧地说：“虽命我辈足遍海内求之，不克得此吉壤也。”有的清儒还附会说，大清江山之所以能延祚二百余年之久，与东陵风水甚好有直接关系。
堪舆风水说为什么能够在中国盛行两千年而不衰呢？这是因为，它所宣扬的“富贵官品，皆由安葬所致；年寿延促，亦由坟垄所招”的封建迷信思想，迎合了人们求福避祸的心理。皇帝希望国祚长久、万寿无疆，贵族官僚幻想永享荣华富贵、累世隆盛，普通老百姓则盼望能过上太平康宁的日子，这些美好的愿望都可以通过一孔吉穴得以实现，人们何乐而不从呢？因此，风水说一经出笼，就受到了社会各阶层的普遍青睐，成为封建神学的宠儿。作为堪舆术的本身，无疑是迷信荒诞的神学游戏，但它曲折地反映了古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风水说根植于华夏之邦这块多灾多难的土地，显示出了顽强的生命力。当世界历史已经步入现代化的今天，在我国一些落后的农村地区，风水迷信沉渣泛起，堪宅相墓之风重新抬头。探索导致这一现象的社会原因，确乎是很有意义的。
5.墓碑与墓志
墓碑和墓志是两种性质相近而又不完全相同的墓葬附设品。
先谈墓碑。
碑出现于先秦时期。早期的碑有三种，其作用各不相同：一是立于宫门前测识日影的竖石；二是宗庙院内拴系用于祭祀的牲畜的石柱；第三种就是墓碑。前两种统称为“庙碑”，后演变成纪功颂德的刻石。墓碑与此不同，最初是木头做的，古书中称之为“丰碑”。《礼记·檀弓》郑玄注云：
丰碑，斫大木为之，形如石碑，于椁前后四角竖之，穿中于间为鹿卢。下棺以癇绕，天子六癇四碑，前后各重鹿卢也。诸侯四癇二碑，大夫二癇二碑，士二癇无碑。
周代王公贵族下葬时，因墓穴很深，棺柩须用辘轳系绳（即郑玄所说的“癇”）缓缓地吊放，安装辘轳的支架就是碑，葬仪完毕后将碑埋入墓穴。这种木碑的实物在凤翔雍城秦公一号大墓中已被发现，时代为春秋晚期。
早期墓碑的主要功能是贯索引棺，上面没有文字；后来，人们在碑上刻写墓主的姓氏、爵里及卒葬日期等，以纪念逝者。到了汉代，墓碑的形式和作用都有了很大的变化：石碑逐渐取代了原来的木碑；过去的墓碑是埋在墓圹中，这时则移到了地面，立在墓前，以表识墓所。东汉墓前竖碑已蔚然成风，墓碑成了贵族炫耀显赫身世的重要手段。世家大族每每延请名流硕儒撰写碑文，歌功颂德之辞溢于碑表。《后汉书·郭林宗传》云：“林宗既葬，同志者立碑，蔡邕为其文，谓卢植曰：吾为碑铭多矣，唯郭有道无愧色。”蔡邕是东汉著名学者，曾替人撰写了大量碑文，他自己也承认其中多溢美不实之辞。当时不仅达官贵人的墓前都竖碑立石，普通庶民也多有墓碑，甚至连早夭的幼童也有墓碑，如《蔡邕集》中就著录有《童幼胡根碑》。从流传下来的东汉墓碑铭文来看，为死者立碑的除家属外，还有死者的同宗邻里、亲朋好友、门生故吏和地方官等。这时，墓碑的形制已渐趋固定，制作也颇为精细。
魏晋时期战乱频起，国事艰难，民不聊生，封建统治者有鉴于此，遂提倡节丧薄葬，力图扭转秦汉以来的厚葬之风，墓碑亦在禁绝之列。魏武帝曹操以天下凋敝，明令禁止墓前立碑；西晋武帝诏曰：碑表私美，助长虚伪侈靡之弊，应严加禁断。由于朝廷三令五申地禁止，竖碑立石之风遂销声匿迹。魏晋以后，墓碑又重新流行开来，并一直延续到现代。
古代墓碑的结构和各部分名称是这样的：碑的上部称碑额或碑首，呈尖状或圆状，尖的叫“圭首”，圆的叫“晕首”，上面每每浮雕以龙、麒麟、天禄等瑞兽的纹饰。汉碑用一块完整的石版雕成，大约在南北朝以后，碑额和碑面分用两块石版凿制而成，刻碑文的一面称“碑面”，其背面叫“碑阴”。碑石厚重，为防止沉陷，用一块石料依碑的宽度和厚度刻成一个突起的槽，将碑嵌入其中，称为碑座，又叫“碑趺”。由于碑座常刻成乌龟状，故碑趺又称“龟趺”。
与墓碑相似的还有墓碣。碣原本作“楬”，周代已有，《周礼·蜡氏》云：“若有死于道路者，则令埋而置楬焉。”楬的原始形状是一小木桩，用于书写死者的姓名，与早期墓碑类似而作用略有不同。后来楬也改为石质，才通用“碣”字。《后汉书·窦宪传》李贤注云：“方者谓之碑，圆者谓之碣。”可见碣的形状与墓碑相差无几，刘勰《文心雕龙》曰：“自后汉以来，碑碣云起。”说明碑、碣不分，两者往往并称于世。在唐代，墓碑和墓碣是有区别的，《唐六典》卷四载：
五品以上立碑，螭首龟趺，趺上高不过九尺；七品以上立碣，圭首方趺，趺上高不过四尺；若隐论道素，孝仪著闻，虽不仕亦立碣。
使用碑、碣依死者生前的官品而定，高官用碑，小官用碣，品行超群的平民百姓亦可破例用碣。由此可见，古代的墓碑有一定的等级制度，其形状、规格和花纹装饰因人而异，是表现死者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志。
古代墓碑上一般都刻有文字。碑文主要铭记死者的姓氏和身份，字数不多。《清通礼·凶礼》规定：
品官墓碑书某官某公之墓，妇人则书某封某氏；八、九品以下及庶士碑文曰某官某之墓，无官则书庶士某之墓，妇称某封氏，无封则称某氏。
有的碑文除上述内容外，还有悼念死者的长篇文字，这种碑文也称“碑表”，表是颂扬、表彰之义。北宋文学巨匠欧阳修的《泷冈阡表》就是墓表中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行文流畅，笔触凝重，深切地表达了他对亡故父母的真挚感情。与众不同的是，唐代女皇武则天陵前神道上的墓碑却没有文字。也许是这位叱咤风云的女强人觉得寥寥碑文不足以概括她一生非凡的经历，千秋功过任后人去评说吧！人们面对这座巨大的无字碑百思难得其解，不知它究竟蕴涵着多么深妙的寓意。武则天的别出心裁之举，可谓一字不著而尽得风流！
下面再谈墓志。
简单地说，墓志就是下葬时特意和棺柩一起埋在墓穴内的刻石，上面刻写死者的姓氏、生平梗概和卒葬日期等。
与墓碑不同的是，墓志一开始就是石质的，而且始终埋在墓圹之中。墓志也不像墓碑那样有严格的等级制度，贵贱皆可用之。使用墓志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标识墓穴所在，以免后人因陵谷变迁而无法寻觅祖宗的葬身之处。墓志在古代也称为“埋铭”、“圹铭”、“圹志”、“葬志”等。
墓志的出现晚于墓碑，约在西汉时期。《西京杂记》卷三载：
杜子夏葬长安北四里，临终作文日：“魏郡杜邺，立志忠款，犬马末陈，奄先草露。骨肉归于后土，气魂无所不之。何必故丘，然后即化。封于长安北郭，此焉宴息。”及死，命刊石，埋于墓侧。
这是古书中有关墓志的最早记载，但迄今尚未发现西汉墓志的实物。河南洛阳出土的东汉延平元年（106）贾武仲妻马姜墓志，虽不自名为墓志，但所记内容已与后代墓志相近。种种迹象表明，汉代是墓志的滥觞期，墓志的形状和文体尚无定例，与墓碑的界限亦不十分严格。由于当时盛行在墓前立碑，因而很少将志石埋进墓穴。
魏晋时期是墓志发展史上的第二个阶段——转化期。由于国家严令禁止墓前竖碑，盛极一时的墓碑开始从地面上消失，并逐渐转入地下。这时，埋入墓穴的小型墓碑的数量增多，其形式和碑文内容都与原来地面上的墓碑相同，只是形体缩小而已。但就其性质而言，此类小型墓碑已属于墓志的范畴了。这一转化在形制、文体、刻制工艺等方面对墓志的发展有极大的影响，促进了墓志的正式定型化。
南北朝时期进入了墓志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阶段——定型期。墓志的名称已正式出现，形制和文体等也都相对稳定成型。山东益都出土的南朝刘宋大明八年（464）《对怀民墓志铭》，自名“墓志”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墓志实物。
定型后的墓志一般由两块正方形青石上下相合而成。上石为志盖，用篆书题刊“某朝某官墓志”，亦称“篆盖”；下石为志底，刻写志文。南北朝以后，墓志制作精致考究，有的线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等守护神形象和花卉图案纹饰；有的志盖雕成神龟形，首尾四足出露，龟背中间题死者之名。志文的内容也逐渐形成一种固定的文体，其格式一般为：首先叙述死者姓名、籍贯和家世谱系；再述其生平事迹及官职履历，并颂扬其政绩德行；最后记其卒葬年月和葬地；志文后是四字韵语的“铭”，以表达对死者的悼念哀思之情。结构完整、带有韵语的志称为“墓志铭”。南北朝至隋代的墓志上皆不署撰述和书写志文者的姓名，唐以后才在志文标题下署明撰者和书者的姓名及官衔。唐宋时期的许多墓志铭出自文学大家之手，文辞典雅优美，情文并茂，成为当时文坛上万口传诵的名篇佳作；一些书法巨匠也运笔于志石之上，创作出不少流传千古的书法艺术珍品。
埋藏在古冢荒丘中的不计其数的墓志，就像一座座地下石质档案库，保存了极其丰富而翔实的历史资料，对研究古代官制、世系、地理、事件、风俗、文学、书法、艺术等，都具有重要的价值。
6.葬具
殓藏死者遗体的器具称为葬具，即通常所说的棺材，它是墓葬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葬具出现得很晚，是葬俗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从现有的考古资料来看，在距今两万年左右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我国的远古先民已有埋葬死者的习俗；但直到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葬具才进入丧葬领域。早期的葬具多是日常生活中使用的陶质器皿，如仰韶文化中盛装幼童尸体的瓮、罐、尖底瓶等所谓的“瓮棺”；随后人们才用木材制作专门用于殓葬死者的棺椁葬具。
古代文献中也有关于葬具的起源和发展的记述。《周易·系辞下》说：上古之民的葬仪非常简单，人死之后“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用茅草裹尸掩埋，无葬具可言；“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随着社会的进步，出现了木制的棺椁。《礼记·檀弓》说：尧舜时代用陶质瓦棺，夏代将烧土砌于瓦棺四周，商代使用棺椁。古人的这些说法与考古发掘的实际情况大致相合。
棺椁是两种不同的葬具。直接装殓尸体的器具叫“棺”，俗称棺材；围砌或套在棺外的设施叫“椁”，亦称外棺。因两者配套使用，故往往相提并论。
周代形成了完备的棺椁制度。周人隆礼，颇重葬仪，对不同死者所用棺椁的数量、质地、装饰等，有许多繁缛的等级规定。据《礼记》记载：天子棺椁四重，诸侯三重，大夫二重，士一重，庶民有棺无椁；椁木的质地因人而异，“尊者用大材，卑者用小材”，天于柏椁，诸侯松椁，士杂木椁；天子棺饰“水兕之革”（水牛皮），其他贵族的棺材用五颜六色的丝织物装饰。这些规定体现了“贵贱有仪，上下有等”的周礼精神，是现实社会的等级关系在丧葬领域中的反映。
在地域辽阔、民族众多的古代中国，殓葬尸体的棺椁受死者生前的族属、宗教信仰、生活习俗和文化传统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
汉族地区继承了商周以来的传统葬制，主要使用木质棺椁。棺木的质地比较讲究，通常选用梓木、楠木，樟木、柏木等细密坚固的优质木材。棺材的形制多呈长方匣状，由棺盖和棺身两部分构成，尺寸大小视死者的躯体而定，以适中为度。天子的棺材多用梓木，椁室犹如生前所居的宫殿，故帝王棺椁有“梓宫”之称。贵族官僚的棺椁多由朝廷赙赠，有严格的等级制度。民间丧葬用棺视其家资自定，富者置棺不惜千金，精雕细作，髹漆绘彩，极尽奢华；穷者薄板白棺，简易粗糙；家贫如洗者往往以草席裹尸了事，形同裸葬。
汉族除木棺外还有以石为棺的。西安西郊曾出土一具隋代石棺，长二米有余，高、宽各约一米，棺体仿照住房建筑，作歇山式屋顶，用石板砌筑而成。死者名李静训，系贵族之女，年仅九岁。河南洛阳发现过一具北宋崇宁年间的画像石棺，用整块青石雕凿而成，棺盖上部正中刊刻墓志铭，志额篆书“洛阳张君墓志”六字，棺体四周线刻墓主升仙、孝子烈女、攀枝骑兽童子、牡丹花盒等图案，颇为精致。
佛门实行火葬，其葬具别具一格。《水经注》说：“佛涅癈后，香花供应，盛以金棺。”这种金棺在我国已有发现。一九八五年，考古工作者在清理唐代庆山寺（寺址在陕西临潼）舍利塔基精室的过程中，发现了一组颇为罕见的金棺银椁葬具，金棺长十四、宽七点四至四点五、高九点五至六点五厘米，棺体饰鎏金护法狮子和团花宝球等，棺内置两枚绿色玻璃瓶，盛有水晶制成的米粒状佛骨舍利代用品；银椁长二十一、宽十二至七、高十四点五至十厘米，饰鎏金浮雕菩萨和珍珠玛瑙宝花等。一九八七年又在法门寺（寺址在陕西扶风）地宫内发现了唐朝皇室供奉真身佛指舍利的八重宝函（即棺椁），分别用檀香木、鎏金、玉石、水晶、白银、黄金等精制而成，宝函层层相套，最里边的金塔内珍藏着佛祖释迦牟尼的真身舍利。这些宝函精美绝伦，堪称稀世珍宝。普通佛门弟子是享受不到此等待遇的，遗体火化后将骨灰盛进瓷罐或别的容器中，葬具十分简单。
和汉族相比，边远地区少数民族的葬具更为多样。春秋至明清，异族聚居的东北、西南等地以石为葬，石质棺椁非常盛行。古代巴蜀之民常常用数米长的独木挖制葬具，形似舟船，称为“船棺”。云南祥云曾发现一座战国时期的木椁铜棺墓，铜棺用七块铜板拼合而成，尚可拆卸，棺表鎏金，镶嵌面具、鸟兽、云彩等图案，巧夺天工。汉代广西、贵州一带的少数民族，人死之后将尸体放进铜鼓中，或头部套以铜釜、铁釜，入土下葬，甚为奇特。元代蒙古贵族丧葬，“棺用楠木二片，凿空其中，类人形大小，合为棺，置遗体其中”（《春明梦余录》），与汉族棺椁有别。有些深居山林的部族因地制宜，利用竹子、树皮、兽皮等制作棺材殓葬死者。古代少数民族还有其他一些怪异的葬具，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