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帝王和高级官僚及其他有身份的人死后，依照他们生前的事迹行为和品德评定一个称号，以概括其一生的功过是非，这个称号叫做“谥”或“谥号”。谥法即评定谥号的原则和方法。
谥法始于西周。《逸周书·谥法解》云：“维周公旦、太公望开嗣王业，攻于牧野之中，终葬，乃制谥叙法。”周公旦和太公望为周初开国大臣，相传谥法是由他们两人创立的。秦统一后，谥法被废。秦始皇初并天下，与群臣议定典章，制曰：“朕闻太古有号毋谥，中古有号，死而以行为谥。如此，则子议父、臣议君也，甚无谓，朕弗取焉。自今已来，除谥法”（《史记·秦始皇本纪》）。始皇认为死后议谥是对死者的不恭，失君臣、父子之义，遂下令废除了西周以来的谥法制度。汉兴，重新恢复谥法并立为定制，历代均沿袭不改，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一项重要的礼制。
谥号是用一些特定的字来表达的，有百余种之多，常见的如文、武、成、康、昭、穆、宣、平、景、桓、庄、厉、幽、炀、哀等。谥号的含义有褒贬之分，以表达对死者的褒扬、贬斥或哀矜。同一谥号往往兼容多种相近之义，如“文”的含义有经纬天地、道德博闻、学勤好问、慈惠爱民、忠信接礼等，“武”之义包括威强敌德、克定祸乱、刑民克服、安民立政等，凡具有上述品德之一者即可谥“文”或“武”。谥有“善谥”与“恶谥”之别，善者莫大于文、武，如历史上功德赫赫的周文王、周武王、汉武帝等贤君强帝之谥；恶者莫过于厉、炀，如臭名昭著的周厉王、隋炀帝等昏君暴帝之谥。少年夭折或受制于人的幼帝，每每谥以殇、哀，以表哀矜之情，如汉殇帝、唐哀帝等短祚之君。“闻其谥，知其行”（《礼记·乐记》），根据一个人死后的谥号，可大致推知其生前的作为。
周代谥法仅限于天子、诸侯、卿大夫等贵族阶层，一般平民死后是没有谥号的。天子之谥由臣下议定，“天子崩，大臣至南郊谥之，以为臣子莫不欲褒称其君、掩恶扬善者，故于郊，明不得欺天也”（《白虎通》）。诸侯的谥号由本国的卿大夫拟议，然后上报王室审核，天子派代表在葬礼上宣布。《通典》记其制云：“诸侯薨，臣子迹累其行，以赴告王，王遣大夫会其葬，因谥之。”卿大夫的谥号由礼官“太史”和“小史”具体掌管，“太史掌小丧赐谥，小史掌卿大夫之丧赐谥读诔”（《通典》）。
谥号一般在人死之后议定，但也有生前定谥的特殊事例。春秋时期，卫国发生内乱，卫灵公被迫流亡异国他乡，后得到大臣北宫喜和析朱□的鼎力相助，返国重新执政。卫灵公为报答他们的勤政之功，分别赠赐善谥“贞子”、“成子”，以示褒奖，而这两位大臣得谥时尚健在于世。（《左传》昭公二十年）此外还有死者生前自定谥号者，如楚共王临终之际，深感在位期间的所作所为有辱社稷，自请定恶谥“灵”或“厉”，以示罪己。大臣感其自谦，遂以善谥“共”予之。（《左传》襄公十三年）
周代贵族的谥号通常为一字，偶尔使用二字，也有多至三字者。《礼记·檀弓下》记载，卫国大臣公叔文子卒，其子请国君拟定父谥，君曰：“昔者卫国凶饥，夫子为粥，与国之饿者，不亦惠乎！昔者卫国有难，夫子以其死卫寡人，不亦贞乎！夫子听卫国之政，修其班制，以与四邻交，卫国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谓夫子贞惠文子。”公叔文子一生功勋卓著，兼有贞、惠、文三种美德，一字之谥不足以概括其功德，故赐予三字之谥。这种谥例在当时颇为少见，属特殊情况。
汉制，皇帝及列侯以上贵族皆有谥。除高祖刘邦和光武帝刘秀两位开国皇帝外，其余诸帝的谥号均带“孝”字，如汉武帝谥“孝武”、汉文帝谥“孝文”等。在汉代皇帝中，高祖刘邦的谥号比较特殊。传统的谥号并无“高”字，刘邦驾崩后群臣议谥曰：“帝起细微，拨乱世反之正，平定天下，为汉太祖，功最高”，宜以“高”为其谥，尊号“高皇帝”（《汉书·高帝纪》）。贵族大臣之谥多为一字，功德显赫者则赐二字之谥，如萧何谥“文忠”、张良谥“文成”、霍去病谥“景桓”、霍光谥“宣成”等。
汉魏六朝时期，谥法的基本原则是“生有爵，死有谥”，主要依据死者生前的官爵定谥。达官贵人的谥号后常常附以王、公、侯、伯、子等爵称，如王琳谥“忠武王”、王宏谥“文昭公”、柳庆远谥“忠惠侯”、刘善明谥“烈伯”、沈君理谥“敬子”等，谥号皆与爵位并称，保留了周代谥法的一些特点。
按照传统的礼制，贵族和高级官僚才有资格享用谥号，且须经朝廷议定颁赐。但从汉代开始，社会上一些有名望的人死后，其子弟和门生故吏常常不经过朝廷而私自议定谥号，“私谥其君父及诸名士”的现象时有发生。东汉硕儒夏恭博学多艺，名扬天下，“讲授门徒常千余人”，年四十九卒，诸儒共谥曰“宣明君”（《后汉书·文苑列传》）。名士朱穆父子俱获私谥，“初，穆父卒，穆与诸儒考依古义，谥曰贞宣先生；及穆卒，蔡邕复与门人共述其体行，谥为文忠先生”（《后汉书·朱穆传》）。汉末名士陈寔德高望重，天下称颂，朝野咸服，年八十四卒于家，全国各地前往吊唁致哀者达三万余人，“共刊石立碑，谥为文范先生”（《后汉书·陈寔传》）。东汉以后，私谥蔚然成风，获谥者多是品德高尚的文人才子或不齿功名利禄的著名隐士。东晋大诗人陶渊明早年为官，后因不满官场腐败弃职归隐，陶醉于大自然之中，写下了《桃花源记》等不朽名作，死后时人谥之“靖节徵士”，以彰其德。南朝著名隐士刘歊“博学有文才，不娶不仕，隐居求志，遨游林泽，以山水书籍相娱，精心学佛。及卒，亲故诔其行迹，谥曰贞节处士”（《梁书·刘歊传》）。私谥不同于朝廷颁赐的谥号，它是由民间人士自行议定的，代表了民间对某人的评价，因而在社会上颇受推崇。
唐代以后的谥法有严格的制度，皇帝和三品以上的文武大臣死后有谥。皇帝的谥号由朝臣会同礼官共同议定，昭告天下，著于史册。约从唐武则天开始，常常将皇帝的谥号镌刻在玺印之上，称为“谥宝”，安葬时随灵柩一起埋入陵墓。在已发掘的五代前蜀皇帝王建的永陵和明神宗的定陵中，曾发现过这种谥宝的实物。大臣封赠谥号的程序比较复杂，各代的制度不尽相同。唐代三品以上的官员死后，先由死者的故吏录其行状，申报尚书省审核，尚书省审毕移送太常博士，博士官依此为根据拟议谥号，再将初拟的谥号报尚书省审议，最后上奏皇帝，由圣上钦定颁赐。宋代由尚书省、太常礼院会同博士拟议亡故大臣谥号，上奏皇帝钦定。明代文武大臣之谥，由吏部、兵部、礼部会同翰林院议定，具体程序是：吏部、兵部考录其一生实迹，礼部据此将其品行定为上、中、下三等，送翰林院拟谥，请旨颁赐。清代对谥法犹为重视，内阁掌管大臣封谥。先由内阁典籍依亡臣品行拟八谥或六谥以上，内阁阁臣从中选择三至四个谥号，进呈圣上御览，钦定其一。
古代谥法除依据死者生前的爵位、官品封赐谥号外，还有所谓的“特赐谥”。即某人生前虽无爵位或官品低微，不具备赠谥的资格，但如果有特殊的功德，经皇帝特许恩准，朝廷可破例赠赐谥号。特赐谥始于六朝时期，获谥者多是一些名望超群的在野人士。南朝道教思想家、医学家陶弘景，早年在齐朝为官，梁灭齐后隐居山野，梁武帝多次礼聘坚辞不出，朝廷每有大事辄遣使入山咨询求教，时人誉为“山中宰相”，终年八十高寿，朝廷特谥“贞白先生”。与陶弘景同时代的文史大家裴子野，德才兼备，精通诗赋，长于撰史，提倡“劝善惩恶”的为文原则，颇受时人推崇，死后朝廷特赐谥号“贞子”。
特赐谥不依常法，有违古礼，但它能起到笼络人心的作用，因而受到封建统治者的首肯和重视。宋代礼制明确规定，虽无官爵，然若“蕴德丘园，声实明著”者，亦可特赠美谥。（《宋史·礼志》）明代谥礼云：“若品官未高而侍从有劳，或死勤事特恩赐谥者，不拘常例”（《明会要》卷一九）。清代严守古礼，官至尚书大学士方可获谥，国史三品以上乃得立传，“名位稍卑，例不得谥”。曾有大臣上疏，请“不必拘定品级”赠赐特谥，“以鼓忠义之气”，朝廷因循旧制，没有采纳。（《池北偶谈》）六朝以来的特谥礼俗至清代终被取消。特赐谥不同于私谥，两者虽然都具有褒奖在野名流和忠义之士的特点，但前者是经过朝廷恩准的，代表了官方对某人的评价，其性质同于依据常法的正谥。
古代还有追赠谥号的现象。追谥大致有以下三种情况：
其一，有些布衣出身的帝王，早年家贫身贱，父母亡故时尚未发迹，自然与显示尊荣的谥号无缘。现在黄袍加身，君临天下，想起长眠在九泉之下的父母不能与自己同享富贵，委实愧对祖先，无奈天命有常，回生无术。为报答严父慈母的养育之恩，遂大肆扩建祖茔，隆礼追赠先考先妣尊号美谥，以表孝子之心，荣宗耀祖。如汉高祖刘邦即位时，其母已命归黄泉多年，追赠以“昭灵夫人”的美谥。（《汉书·高帝纪》）
其二，少数功勋卓著的大臣，不仅本人荣获美谥，其先祖也每每被追赠谥号。如明朝开国元勋常遇春，随太祖朱元璋南征北战，为创建明朝立下了汗马功劳。洪武初年常遇春暴卒军旅，谥“开平王”，并追赠其曾祖谥“庄简”、祖谥“安穆”、父谥“靖懿”。常遇春因功高而被圣上谥及三代，自唐宋以来未之有也，殊荣空前。（《明会要》卷二〇）
其三，一些命运不佳的文臣武将，死后依官品理应封谥，但由于政敌作梗等原因而未能获得谥号，含恨入土。数年乃至数十年后，时过境迁，政局变化，后嗣君臣念其旧功，乃平反昭雪，追赠美谥，以告慰在天冤魂。此类情况历史上屡见不鲜，兹不赘举。
谥法是对帝王和贵族官僚一生行为的总结和概括，具有盖棺论定的性质。《逸周书·谥法解》云：
谥者，行之迹也；号者，功之表也，车服，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细行受小名。行出于己，名生于人。
帝王有明君、昏君，为臣有忠臣、奸臣，谥号因而亦有美、恶之分。古人议定谥号“必核其人之生平，未尝专著其美而讳其恶”（《陔余丛考》卷一六），遵循一定的道德规范，一般说来是比较公允的。古代君臣的谥号虽以美谥居多，但辱受恶谥的昏君奸臣也不乏其人。然而，有些人一生并非清白如玉，亦非恶贯满盈，而是有功有过，功过参半。对这类人如何评定谥号呢？通常是予之两个字的“复谥”，一美一恶，美表其功，恶惩其过。东晋大将谢石官至都督，屡立战功；然性好贪财，聚敛无厌。谢石死后朝廷议谥，礼官曰：“因事有功曰襄，贪以败官曰墨，宜谥墨襄公。”帝从其议，遂以“墨襄”为谥。（《晋书·谢石传》）北朝大臣郑义卒，尚书上奏议谥：博闻多见曰文，不勤成名曰灵。乃谥郑义“文灵”。（《北史·郑义传》）魏晋至隋唐时期此类谥号屡屡见诸史籍，如魏于忠谥“武丑”、杨炎谥“平厉”、陈执中谥“荣灵”等。一个人的谥号兼有美恶二义，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对其一生功过作一分为二的评价，可谓公允。
然而，古人的谥号并非完全与死者生前的行为相称，名实不符乃至颠倒是非的情况时有发生。唐初权臣封伦为人奸诈，阳奉阴违。他为了显示节俭，穿粗衣，居陋舍；私下却四处索取贿赂。政治上更是两面三刀，暗地里劝唐高祖李渊早立太子，挟制太宗，并鼓动太子李建成谋刺太宗；当高祖议立太子时，表面上却竭力劝阻。太宗为其所惑，视为心腹，赏赐累万。贞观元年（627）伦卒，追赠“司空”，赐美谥“明”。十七年后东窗事发，罪暴身后，太宗下诏夺封伦司空之赠，改谥为“缪”，以彰其恶。（《旧唐书·封伦传》）五代后周齐王宪，身为贤王而冤死，加恶谥“炀”，后人为之鸣屈不迭。南宋奸臣秦桧，卖国求荣，死后居然获美谥“忠献”，五十多年后才改为恶谥“缪丑”。清朝谥法与前代不同，谥号多溢美之词。清人赵翼云：“古时三品以上例皆赠谥，而其人之贤否不同，故考行易名，不能无褒贬。近代大臣身殁，其应赠谥与否，礼部必先奏请，请而得谥，其人必为朝廷所眷惜之人，其谥自有褒无贬也”（《陔余丛考》卷一六）。由此可知，清代谥法的特点是著美讳恶，大臣谥号有褒无贬，无公允可言。
作为丧葬礼制的谥法，之所以能在中国沿袭数千年之久，受到历代封建统治者的重视，其中不是没有原因的。
首先，谥法是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重要手段。历代统治者对谥法的适用范围作了严格的等级规定，谥号向来被视为帝王将相的专利，中小官吏和平民百姓是没有资格享用的（私谥和特赐谥例外）。贵族官僚生前以爵位、品秩标识等级，死后则用谥号显示尊荣。谥号与爵称、官品一样，都是体现贵族官僚身份的重要标志，所不同的只是生死有别罢了。
其次，谥法具有扬善抑恶的社会功能。古代谥法的基本原则是“大行受大名，细行受小名”，一个人谥号的臧否主要取决于他生前的所作所为，善有善谥，恶有恶谥。同时，谥号又是盖棺论定的，“行出于己，名生于人”，无论生前有多大的权势，也无法干预后人对自己的评议。多行善政，有功于国，有德于民，就会以美谥垂名青史；如果反其道而行之，将被恶谥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凭后人唾骂。因此，谥法虽然带有浓厚的封建礼教色彩，但它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约束上层统治者的行为、惩戒贪官污吏的积极效果，这一点值得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