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猎即打猎。这项活动本是游牧民族建立政权或以农业为主后为取乐、练兵、保持民族习俗而开辟苑囿所进行的体育项目，几乎历代王朝均设有此制，只是其规模、目的略有不同罢了。辽、金、元建立政权后，由于此项活动颇能体现本民族能骑善射、崇尚武勇的特色，故更为之所喜欢，历代盛行。
辽、金政权，均十分重视田猎，规定每年有秋猎和冬猎。最高统治者一般都能征善战，武艺精熟，常醉心于田猎活动，借以活动身体，练兵习武。辽、金皇帝经常率部出猎，他们有的能力射猛虎，如金熙宗于皇统四年（1144）“畋于沙河，射虎获之”；也有的能一箭双鹿，如金章宗于明昌五年（1194）“猎于豁赤子，一发贯双鹿”。充分显示了他们高超的骑射技艺。作为练兵的手段，有时田猎的规模非常大，常是人数逾千，穿府过县。如金废帝完颜亮正隆六年（1161）的一次田猎活动，即自中都（令北京）出发，至河南府，征调猎手达两千人。
元代田猎还专门置有猎场，“城南二十里，有圃，曰南海子”，“元时为飞放泊”，“方一百六十里，海中殿，瓦为之。曰幄殿者，猎而幄焉尔”。场内住有侍奉田猎事宜的猎户，每于冬春之交，“天子亲幸近郊，纵鹰隼搏击以为游豫之度，谓之飞放”。据《马可波罗游记》所载，元代的田猎规模比辽、金更有过之，在一次围猎中，人数竟多达两万，并有经过训练的猛犬、狮、豹和鹰隼等协助追捕猎物。可见作为一种习俗在时人心目中的地位。
除上述活动外，辽、金、元政权由于和汉民族有着较为频繁的交往，有的甚至一度成为中原地区的统治者，受文化融合趋势的影响，在不同程度上也吸收了中原地区的体育文化。如蹴鞠、捶丸、秋千、武术等。据《元史·阿沙不花传》记载：“不花平章政事有近臣蹴鞠帝前，帝即命出钞十五万贯赐之。阿沙不花顿首言曰：‘以蹴鞠而受上赏，则奇技淫巧之人日进，而贤者日退矣。将如国家何？臣死不敢奉诏’。乃止。”尽管蹴鞠被视为奇技淫巧，但皇帝对之还是喜爱的。《日下旧闻考》亦云：“踢球一事，自金元以来即有之”。
捶丸宋元时很盛行，元代有以“宁志斋”名其书屋的一位老者著有《丸经》一书，对宋、元之际捶丸游戏的场地、用具及方法等做了详细记述，并云捶丸是“训将练兵之技”，对富有尚武传统的辽、金、元人来说，不会不加问津的。且《丸经》一书之所以产生于元代，也已很能说明问题了。
在汉代，“秋千本山戎之戏”，传入中原地区以后，深受人们尤其是妇女的喜爱，在全国各地都很盛行，并演变成为清明节或寒食节的传统体育项目。显然辽人也吸收了这一传统体育习俗。每逢清明节，便换上绚丽的服装，登上系有彩带的秋千，于空中往来涤荡，有若仙女临风，故时称半仙之戏。据《析津志》记载：“清明寒食，宫廷于是节最为富丽，起立采索秋千架，自有戏蹴秋千之服，金绣衣襦，香囊结带，双双对蹴”。“中贵之家，其乐不减于宫闼，达官贵人，豪华第宅，悉以此为除祓散怀之乐事”。而民间也不让宫廷府第、达官豪门，“上自内苑，下至士庶，俱立秋千架，日以嬉戏为乐”。真是“都门好，闺闼打秋千，窄袖手摇蝴蝶影，短襟足破鹭鸶烟，云际耸香肩”。一派秋千巧笑的美丽景象。
尽管辽、金、元的体育活动也多种多样，但由上述看来，骑射、角抵、长跑、马球、田猎仍是其体育习俗的主要部分。作为一种文化，虽然并无民族界限，但它的产生或其流传的地域性，亦即人们对它的偏爱，却又强烈地反映出这些人和这些民族的个性。从骑射、角抵、长跑、马球以及田猎这些体育项目的特点——运动的剧烈、竞争的激烈、对抗的直接等来看，它们之所以深受辽、金、元人的喜爱，无不与这些政权建立前的民族生活方式、尚武精神等息息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