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政治的鼎盛，经济高度的发展，商业的繁荣及商业城市的兴起，为这一时期民间体育的广泛开展，创造了物质条件。无论是参加人数之多，还是活动项目之多，都是前代所不能比拟的，成为社会精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1）角抵
隋唐时期，“壮士裸袒相搏而角胜负”的角抵之戏非常盛行。《隋书·炀帝纪》中有“角抵大戏于端门街，天下奇伎异艺毕集”的描述，《隋书·柳彧传》亦有“近代以来，都邑百姓每至正月十五日，作角抵之戏，递相夸竞，至于糜费财力”的记载，这不仅反映出当时经济繁荣的景况，也证明隋代民间角抵活动已成一种习俗。
唐代民间角抵活动承隋遗风，日益渗透融合到传统节日习俗之中，盛行全国各地。如吴兴地区“七月中元节，俗好角力，相扑”（《吴兴杂录》）；五陵、鄱阳、荆楚之间于“五月（五日）盛集，水嬉则竞渡，街房则相□（扑）为乐”（《角力记》）。蜀中的民间角抵活动从正月十五上元节伊始一直持续到五月方罢，不但时间久长，而且声势浩大，场面壮观：“约至上元，会于学社山前平原作场……或赢者，社出物赏之，采马拥之而去。观者如堵，巷无居人。从正月上元至五月方罢”（《角力记》）。同今天一样，当时一些身在异乡为官、为商、为师、为客的人们，于节日之际难忘家乡习俗，开展包括角抵在内的各种活动以解乡思情。如《酉阳杂俎》记载，荆州人郝维谅在外地教书，“寒食日，与其徒游于郊外，蹴鞠、角力。”唐代民间俗好角力的风尚在传世绘画艺术中也时有体观。敦煌藏经洞里，藏有唐代幡画相扑图。画中人物赤身裸腿，形象逼真，就打扮而言，与今流行的相扑已无区别。
正由于角抵的普遍开展，隋唐时期角抵名手辈出，有的甚至起到了为国争光的作用。如隋文帝时，有西番人善相扑，打遍大隋无敌手，以致隋文帝发出了“大隋国无有健者”的悲叹。事实上，大隋江山地大物博，藏龙卧虎，隋文帝所用的可能只是宫中或京师的名手，最后还是诏来法通和尚与西番人角力卜使西番人大败亏输（《续高僧传》）。
封建时代，无奇不有。善角抵是一种特长，以之谋取职位未尝不可，但以此和皇帝打赌而得高官，却不能不称一奇。《旧五代史·李存贤传》载，“存贤少有材力，善角抵。初庄宗在藩抵，每宴，私与王郁角抵斗胜，郁频不胜。庄宗自矜其能，谓存贤曰：‘与尔一搏，如胜，赏尔一郡。’即时角抵，存贤胜，得蔚州刺史。”看来当时的官真不值钱。
由于角抵是自卫的手段，也是当时健身、从军、改变处境的条件之一，且技巧性很强，故在民间很受重视，不仅有师承，而且有的成为家传绝技。如《角力记》中就有“王愚子者，扬州人也……好相扑，少有对偶……有子号王八四，幼便受父训，拳手亦高”的记载。家传绝技往往给人以神秘之感，更促使人去探讨、去实践，对形成一地的风俗有相当重要的影响。“河南有庄宗之遗俗，故人多习焉”（《角力记》），显然就是皇帝喜爱角抵，人们备感神秘而争相学习的结果。
（2）拔河
今岁好拖钩，横街敞御楼。
长绳系日住，贯索挽河流。
斗力频催鼓，争都更上筹。
春来百种戏，天意在宜秋。
（张悦《奉河圣制观拔河俗戏应制》）
这首诗中所描述的和农业有关，具有庆丰收意义的拔河活动，在隋唐民间也有开展，如《隋书·地理志》记载：南郡、襄阳“又有牵钩之戏，云从讲武所出，楚将伐吴，以为教战，流迁不改，习以相传。钩初发动，皆有鼓节，群噪歌谣，振鹜远近。俗云以此庆胜，用致丰穰。其事亦传于他郡。”《封氏闻见记》亦载：“今民则以大麻□长四五十丈，两头分系小索数百条挂于胸前，分两朋，两钩齐相挽，当大□之中立大旗为界，震鼓叫噪，使相牵引，以却者为输。”唐玄宗曾解释拔河：“俗传此戏必致年丰”，并为拔河赋诗：“壮徒恒贾勇，拔拒抵长河……预期年岁稔，先此乐时和。”可见拔河在隋唐民间是很盛行的。统治者之所以将其引入宫廷娱乐，亦有从民俗、顺民心以求长治久安之意。
（3）竞渡
《隋书·地理志》云：“屈原从五月望日赴汨罗，土人追至洞庭不见，湖大船小，莫得济者，乃歌曰：何由得渡湖，因尔鼓棹争归，竟会停止，习以相传，为竞渡之戏。其迅楫齐驰，櫂歌乱响，喧振水陆，观者如云，诸郡率然，而南郡、襄阳尤甚。”这项具有竞技性和娱乐性的传统竞渡活动，隋唐时期仍十分活跃。不但在端午节普遍举行，而且，江南风俗尤甚，“春中有竞渡之戏，万舟并进，以急趋疾进者为胜”（《旧唐书·柳亚传》）。张悦《岳州观竞渡诗》描写了岳州（今岳阳）举行竞渡的景况：“画作飞凫艇，双双竞拂流，低装山色变，急掉水华浮……并驰常诧速，非畏日光遒。”许多地方官也很热衷此事，予以倡导和扶持。如柳亚坐镇淮南，于“端午日，盛为竞渡之戏，诸州征伎乐，两县争胜负，彩楼看棚，照耀江水，数十年来，未之有也”（卢子《逸史》）。崔涓在杭州，于“端午日竞渡于钱塘湖，每先数日即于湖畔排列舟舸，结络彩槛，东西延袤，皆高数丈，为湖亭之轩饰。”（南唐·刘祟远《金华子杂编》）其场面之隆重、规模之大，于此可见一斑。由官府组织的竞渡活动还有优胜品奖：“郡县村社竞渡，每岁端午，官给彩缎，俾两两较其迟速。胜者加之银碗，谓之打标。”（《南唐书》）这就更增强了竞渡的竞争性。这种群众性的体育活动，也是唐代文人讴歌的对象，诸如：“雷奔电逝三千儿，彩舟画楫初射晖。喧江雷鼓鳞甲动，三十六龙衔浪飞”（李群玉《竞渡时在湖外偶成章》、《全唐诗》卷五六八）。以及张建封《竞渡歌》：“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棹影斡波飞万剑，鼓声劈浪鸣千雷。鼓声渐急标将近，两龙望标目如瞬。坡上人呼霹雳惊，竿头彩挂虹霓晕。前船抢水已得标，后船失势空挥桡”等都是对竞渡活动热烈场面的真实描述。
（4）蹴鞠
蹴鞠这项中国古代的足球运动，随着唐代制作技术的改进，由“军中常戏”普及到了民间，并成为民间节日风俗的组成部分。如荆州百姓郝维谅，于“武宗会昌二年寒食日，与其徒游于郊外蹴鞠”（《酉阳杂俎》续集），王维《寒食城东即事》“蹴鞠屡过飞鸟上，秋千竞出垂杨里”（《全唐诗》卷一二五），诗句所描绘的长安郊外体育活动的场景，说明蹴鞠已是寒食节民间体育活动的内容之一。
这个时期，蹴鞠活动形式多样，除两队角逐、竞争激烈的踢法及“白打场户”式的一般表演性踢法外，还有“一般场户”式踢法，从一人场至十人场不等，参赛人各自独踢，在身体各个部位变换花样；“趯鞠”，则是以踢球高低定输赢；再就是只用一个球门的比赛，球门设于场地中央，门在上而网在下，有一定高度。参赛两队分立门的两侧，左队将球踢过球门，由右队的一名队员接住球（用一定姿式）并传给球头，然后由球头再踢过去。这些踢法就竞赛性而言，运动方式显然落后，但可以不受场地限制，随处可踢，故在民间较为流行。如“张芬曾为韦皋行军，曲艺过人，常于福感寺趯鞠，高及半塔”（《酉阳杂俎》），就是比赛踢高的蹴鞠活动。
蹴鞠活动也深受唐代妇女喜爱，痴迷程度丝毫不亚于男子。如金陵女妓王眉山，球艺精湛，远近闻名。一次她乘车路过一个球场时，看见别人踢球，技痒难忍，上场参赛，动作自如，技艺娴熟，令观者惊羡不已。
（5）围棋
作为消闲斗胜，磨炼性情、陶冶情操的围棋活动，唐代民间虽不如宫廷和文人中开展普遍，但好尚者亦不乏其人。《旧唐书·王守澄传》载：“初元和中，守澄为徐州监军，遇冀城医人郑注……注敏悟过人，博通典艺，棋弈医卜，尤臻于妙，人见之者，无不欢然。”唐代围棋国手王积薪，“每出游，必携围棋短具……道上虽遇匹夫，亦与对手”，就是广采民间围棋精华而成为“棋待诏”的。
围棋在佛门之中也很盛行，“一行公本不解弈，因会燕公宅，观王积薪棋一局，遂与之敌。笑谓燕公曰：‘此但争先耳，若念贫道四句承除语，则人人为国手’”（《酉阳杂俎》）。一行可能对围棋确具天才，一看便能与高手对垒，但若以为找出一点基本规律就可成为国手，未免小瞧了围棋学问的深奥。其实一行之所以进步较快，只不过是他的悟性较高而已，作为空门中人，确是其特长。张乔《味棋子赠弈僧》说：“黑白谁能入天元，千回生死体方圆。空门说得恒沙□，应笑终年为一片”，可见围棋在僧人中是很流行的。
围棋在唐代妇女中也很流行。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出土的唐代妇女弈棋绢画（《新疆出土文物》1975年），说明唐代边远地区也流行围棋活动和妇女弈棋之风。
（6）散乐百戏
散乐百戏包括戴竿、走绳、斛斗、旋盘、蹋球、顶碗、角抵以及山车、旱船等，是宫廷中主要供皇帝及达官贵人观赏的娱乐项目。其实这些活动在隋唐民间也相当流行。统治阶级常征召散乐百戏艺人进京表演，有时用以娱乐，有时则含有向外国或少数民族政权炫耀大国文化，显示大国威风的味道。如大业二年（606），“突厥染干来朝，炀帝欲夸之，总追四方散乐，大集东都。”“以绳系两柱，相去十丈，遣二倡女，对舞绳上，相逢切肩而过，歌舞不辍。又为夏育扛鼎，取车轮石臼大瓮器等，并于掌上而跳弄之。并二人戴竿，其上有舞，忽然腾透而换易之。”“每岁正月，万国来朝，留至十五日，于端门外，建国门内，绵亘八里，列为戏场。百官起棚夹路，从昏达旦，以纵观之。”大业六年（610）也曾“于天津街盛陈百戏，自海内凡有奇伎，无不总萃”（《隋书·音乐志下》），由此可见当时民间散乐百戏活动的兴盛。
唐代散乐百戏活动之风更盛，其中尤以唐玄宗朝表现为甚，为省去征召的麻烦，皇城内广设教坊、戏场，以满足统治者娱乐的需要。如唐玄宗仅于开元二年（714）就设置教坊五所，内教坊在宫廷里，是宫廷艺人练习音乐，歌舞和百戏的场所，外教坊长安、洛阳各两所，是官府表演歌舞、音乐和百戏的场所。此外，宫廷中还有“梨园”，主要从事歌舞、杂剧、杂技及各种技巧等活动。
此时的杂技表演难度已十分大，如绳技表演，表演者“自绳端蹑足而上，往来倏忽，望若飞仙，有中路相遇侧身而过者，有著履而行从容俯仰者，或以画竿接胫高六尺，或蹋肩蹋顶至三四重，既而翻身直倒至绳，还往曾无蹉跌”（《唐语林》）。“重肩接立三四层，著履背行仍应节。危机险势无不有，倒挂纤腰学垂柳”（刘言史《观绳技》）。可谓对这一惊险而美观的活动的描写。再如戴竿，表演者“戴百尺竿，竿上施木山，状瀛洲、方丈。令小儿持节，出入歌舞于其间，不辍。”表演者所需的力量与平衡能力可想而知。此种活动也有女人参加。唐玄宗在看了教坊王大娘的表演后，曾让唐代著名的理财家、当时年仅十岁“以神童为秘书正字”的刘晏就此事咏诗，他应声而出：“楼前百戏竞争新，惟有长竿妙入神。谁谓绮罗翻有力，犹自嫌轻更着人”（《唐诗纪事》卷二五）。
有人说这些散乐百戏自安史之乱后，“伶官分散，外方始有此技，军州宴会时或为之”（《唐语林》），似是说民间流行的散乐百戏来自宫廷，其实是本末倒置，由隋代民间散乐百戏内容看，宫廷的来自民间，只不过由于诸多条件的限制，宫廷里的表演技术更加升华罢了。至于以这些技术游街串巷而谋生的“职业艺人”的大量出现，则已是商品经济更发达、更活跃的宋代以后的事了。
总之，散乐百戏就其群众性而言，是中国古代民间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遗憾的是，千百年来，它一直是以供皇帝及达官贵人观赏取乐而出现的，受儒学等级思想的影响，一直未能在各阶层中普及，殊不知，由于中国古代竞争性体育项目较少，或经常出现断层，如马球、足球等，而散乐百戏却为各代统治阶级所共需，从而得以延续发展。也正是由中国古代的俳优、戏子、艺人等所创造的散乐百戏，构成了中国古代体育的特征，即以技巧性、非对抗性、非竞争性体育为主。我国目前的杂技、技巧等运动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而足球、田径等大项则显得落后，大概与此不无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