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两晋南北朝时期，我国传统的体育风尚受到了猛烈的冲击并发生了明显的裂变。这种冲击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分裂割据的政治格局和战乱频仍的社会环境的冲击，二是各民族融合与斗争的历史大潮的冲击，三是玄学、佛教和道教三大思想文化的冲击。由于这些冲击，使得两汉以来已初步自成体系的体育风尚出现了显著的裂痕，造成了结构上的极端不平衡性。一些体育风尚因失去生存的基本条件和环境而趋于衰微，终至无人问津；一些体育风尚却因获得新生的沃土而兴盛起来，甚至走向畸形的繁荣。再加上各朝、各地与各族之间生活习俗方面存在的显而易见的差异，更使得这一时期的体育风尚呈现出错综纷杂而又风格独具的历史画面。
西晋王朝短暂的统一结束之后，接踵而来的先是黄河流域的分裂割据，继之以南北的隔江对峙。长达数百年之久的社会大动乱和几乎是连年不断的战争，极大地破坏了正常的经济秩序和生活秩序，人民不暇安居，导致了民间观赏娱乐性体育活动的萧条衰落。风靡两汉社会的蹴鞠活动在两晋南北朝时期即鲜见于史籍记载，似乎从社会生活中彻底消失了。与此相反，由于统治者的提倡和强制，直接为军事征战服务的民间讲武练兵活动却盛极一时，且愈演愈烈。当时北方各国不仅普遍推行“取士选材，必先弓马”的选官制度，而且在一般平民百姓中也经常进行武艺训练和比赛，最后发展成为兵农合一、军政合一的社会制度。即使在生活相对而言比较安定的南方，也有人建议以编户齐民的形式把所有的精壮男子组织起来，教以阵战、骑马、游水、挽强（开弓）、击刺之术，以便随时征调参战（《宋书·周朗传》）。那些因避战乱而举族徙入山林或坞堡的豪强地主，也往往拥有大量的部曲私从和依附农民，时时操戈习兵以武装自卫。军事体育活动的空前兴盛构成了两晋南北朝时期体育风尚的主要内容。
从西晋末年开始，西北各少数民族挟带着边塞草原剽悍强劲的阵阵雄风，大规模地内迁和入主中原，掀起了民族融合的历史大潮，使北方地区传统的尚武精神更加浓郁。当时内迁并在中原建立政权的主要是匈奴、羯、氐、羌、鲜卑等五个少数民族，史书上称为“五胡”。这些少数民族以前大多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精于骑射之术，喜欢较武角力，入主中原后对汉族的传统体育风尚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使骑射与角力风靡于北方社会。在民族交流和融合中，一些少数民族也比较注意吸收中原汉族先进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礼仪时尚，其表现之一就是汉族相沿成俗的大射、宾射和乡射等体育活动，很快成为各少数民族统治者公卿朝会和检阅军容时演礼、讲武的主要形式之一。总之，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既给北方带来了战乱动荡，也带来了奋发向上的勃勃生气，所谓“北方尚武”之说即产生于这一时代。
南方江淮荆楚之地在秦汉时代向称“其俗尚气力而多勇悍”（《晋书·伏滔传》）英雄豪杰辈出，奇材剑客不绝，尚武之风丝毫不亚于北方，但自晋室永嘉南渡后，在政治上居于统治地位的门阀士族官僚集团主导了南方社会风尚的发展方向，尚武习俗日见衰颓，文弱之风逐渐蔓延。门阀士族推崇玄学，时尚清谈，以不涉俗务、纵情声色相自矜，常衣高冠华带，持玉柄尘尾，或为新亭燕集，或作楚囚对泣，鄙薄弓马武事，排斥庶族武夫。一些贵族世家子弟更是日日交游玩乐，夜夜纸醉金迷，“无不熏衣髳面，傅粉施朱，驾长簷车，跟高齿屐，坐碁子方褥，冯斑丝隐囊，列器玩于左右。从容出入，望若神仙”，以至于不学无术到“射不能穿札，书才记姓名”的地步，“骨脆肤柔，不堪行步，体羸气弱，不耐寒暑”（《颜氏家训·涉务篇》）。因此，适合于门阀士族交游宴饮的围棋、投壶等活动在南方日益兴盛，风行于朝野上下。而骑马射箭之术和蹴鞠、击鞠等活动在士大夫中间日趋衰微，几近绝迹。其间虽然也涌现了一些“闻鸡起舞”、“拔剑击柱”、志在规复中原的慷慨悲歌之士，但很快即因与时尚相悖而意志消沉，或发出“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等无可奈何的长叹，或退隐家中，以“弄儿床前戏，看妇机中织”排解愁绪。东晋以后的宋、齐、梁、陈各代开国君主虽大多起家赳赳武夫，也不敢对这种世风时尚稍加裁抑，甚或自甘沉沦，入彀其中。一些纵横疆场、叱咤风云的名将，在凭借军功跻身显贵之列后，也竞相附庸风雅，对座清谈，弈棋弹琴，更无往日雄风。如南齐大将柳世隆青年时屡立军功，晚年却专以清谈弹琴为务，自夸其一生以“马矟第一，清谈第二，弹琴第三”（《齐书·柳世隆传》）。南方的文弱之风与北方的武盛之习形成极为鲜明的对照。
备受士族官僚集团推崇的玄学，本是魏晋之际在一些愤世嫉俗、悲观失望的文人学士中间兴起的一种消极颓废思潮，号为“正始之音”。玄学代表人物在思想上主张“以无为本”，“以静为原”，在行为上主张纵酒行乐，放浪形骸，从而对以运动为主要手段的体育持否定态度，对操兵习艺、强身健体的尚武精神抱蔑视心理。在西晋末年社会动荡不安之时，由于王衍等大官僚的倡导和力行，玄学清谈之风盛行于上层统治集团中间，并转化为一种极为腐朽的生活方式，影响遍及大江南北。玄学的风靡虽然造就了当时以游玩行乐为主要目的的弈棋、投壶活动的繁荣，但对其他传统体育风尚却是空前沉重的打击。如玄学大家阮籍青年时也曾有过“壮士何慷慨，志欲吞八荒”的壮烈胸怀，也曾有过弯弓倚剑、驰骋天下的功名之心，后来却嗜酒成痴，弈棋无度，以至于动辄“呕血数升”，在虚无主义的清谈玄学中走向了死亡。
两汉之际传入中国的佛教，在两晋南北朝时期经统治阶级的鼎力扶持，获得了惊人的发展，所谓“南国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之诗句，反映了佛教兴盛一时的状况。当时的佛门风尚与后世大不相同，崇静卑动，安神养性的倾向十分明显，故寺院里多打禅静坐的僧侣，而绝少舞刀弄棒之徒。而佛教徒的打禅静坐可以说是一种气功调息修炼方法，丰富了传统导引养生之术的内容。但崇静卑动的观念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广大佛教徒以运动为主的体育娱乐活动的开展，也对民间体育风尚产生了不可低估的消极影响。
两晋南北朝也是道家与道教大出风头的时代。他们所宣扬与奉行的导引行气以求延年益寿、修仙炼丹以期长生不老的教义和方法，对生活在战乱年代的人们具有强烈的诱惑力，故深受社会各个阶层的普遍欢迎和好尚。道教的风行使传统的导引养生理论与实践迈向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但在某些方面也误入荒诞妖妄的歧途。其正反两方面的作用几乎是平分秋色，难分上下。
古人云：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分”是暂时的历史现象，“合”是必然的发展趋势。两晋南北朝时期各种传统体育风尚的明显裂变与大起大落，标志着我国文明的历史正进入一个极为重要的转折时期，预示着文化昌盛、体育繁荣的隋唐盛世的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