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当代文学借助道家及受道家影响的文化资源对欲望进行重新叙述，建构了一种与传统相承而又有所区别的闲适欲望话语。尽管在20世纪中国文学是以启蒙话语、革命话语为主流话语的，但这并没有能够压制住闲适欲望话语的应时出现，可以说闲适依然是20世纪中国人追求的一种欲望方式。
一、闲适作为一种欲望方式
所谓闲适，一要闲，二要适。闲者，就是有空余时间；适者，就是能合乎自然，合乎人性。换句话说，闲适就是顺情适性，它强调的是一种自由自在的、契合自然人性的生活方式。在中国文化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人们还赋予闲适更多的内涵：它可以指一种安静平和、追求优雅趣味和风格的文人精神；可以指一种边缘的、独立的、隐士式的生存体验；也可以指一种浪漫而不狂热，有诗意而无激情，有品位而又与人世保持距离的人生态度；还可以指一种文学思潮，等等。
闲适观念主要起源于先秦道家文化。道家创始人老子把道、天、地、人同视为域中“四大”，认为它们都要以自然为法则，并提倡“见素抱朴”，“复归于朴”，“镇之以无名之朴”。后继者庄子进一步阐明：人民都不用智巧，本性就不至于离失；大家都不贪欲，所以纯真朴实，便能保持人的本性了。老庄有关人性的思想是以自然主义为理论基础的，注重恢复或保持人的本性，强调人性应该是自然天放的，要去掉刀削斧凿的人为痕迹。由此我们可以说，老庄实际上提出了“性自然说”，它是一种与孟子的“性善说”、荀子的“性恶说”完全不同的人性论。
老庄的“性自然说”的核心内容是提倡顺情适性，这种人性论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逐渐形成闲适文化传统。在魏晋时代，社会动荡，政治黑暗，老庄学说及其自然主义人性论得到了士大夫们的认同。向秀和郭象在注解《庄子》时就表达了顺情适性的逍遥思想：“物任其性，事称其能，名当其分，其逍遥一也。”张湛为《列子》作注时也认同顺情适性的思想，以求挣脱世间的拘束，忘却物我的分别，认为“役心智，未足以养性命，只足以焦形也”。
文人骚客则用文学作品表达顺情适性的人性思想。陶渊明的一生在他人看来可谓穷困潦倒，然而“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清贫、平静的田园生活于是变成了“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的一种快乐。陶渊明是将闲适实践得早、实践得好，也表达得好的一个文人，他的思想行为给后世以巨大影响，仿效者众多。北宋时期的苏东坡就对陶渊明钦慕有加，他在两次贬谪期间尤其追求闲适之乐，期间的诗词表达了对山林清幽之景、翘首出尘之姿的向往，寄寓着淡泊功名欲念、亲近自然、保持率真淳朴的性情志趣。到了明清，陶渊明就几乎化身千百，名士派、隐士派文人几乎都以闲适为高尚的生活趣味了。
在这里，我们将把闲适作为一种欲望方式来看待。闲适欲望浸透着中国人对完满人性的理解和预设，体现了一种从容不迫的生活态度、修身养性的个人选择以及自我满足的人生状态。闲适欲望不仅在文人雅士中受青睐，一般民众对它也渐渐有了一定的喜好。我们认为，文化（包括文学）是对欲望进行叙述，每个时代的文化（包括文学）都对欲望进行重新叙述，以引导人们对欲望进行选择和追求，从而达到社会和谐、稳定和发展的目的。
中国现当代文学对闲适欲望的叙述经历了三次高潮阶段，即10年代的鸳鸯蝴蝶派阶段、30年代的论语派阶段和90年代的闲适文学阶段。三个阶段共同描绘出闲适欲望话语的百年变迁轨迹，同时也形成各自不同的精神特质。
二、鸳鸯蝴蝶派：迎合市民思想趣味
在梁启超提倡“新小说”稍后的20世纪初，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创作也日渐繁荣，从而形成中国现当代文学闲适欲望话语的第一次高潮。对于鸳鸯蝴蝶派小说的闲适价值取向，民初杂志《礼拜六》第1期表达得非常清楚：“买笑耗金钱，觅醉碍卫生，顾曲苦喧嚣，不若读小说之省俭而安乐也。……读小说则以小银元一枚，换得新奇小说数十篇，游倦归斋，挑灯展卷，或与良友扺掌评论，或伴爱妻并肩互读，意兴稍阑，则以其余留于明日读之。晴曦照窗，花香入坐，一编在手，万虑都忘，劳瘁一周，安闲此日，不亦快哉。”这段话指出了该杂志（鸳鸯蝴蝶派作品）与买笑、觅醉、顾曲具有同等的娱乐价值，能够提供一种闲适的生活方式，而且有其他优于前者的地方，如卫生、省俭。从这一流派的杂志名称中也能看出他们对闲适欲望的追求倾向，如《游戏杂志》、《香艳杂志》、《眉语》、《情杂志》、《销魂语》、《消闲钟》、《滑稽画报》、《笑报》、《爱丝》、《荒唐世界》、《快活林》等，这些杂志的休闲娱乐倾向一目了然，《礼拜六》甚至打出“宁可不娶小老嬷，不可不看《礼拜六》”这样的广告语。
鸳鸯蝴蝶派小说的闲适欲望话语形成了自己的精神特质，突出表现为对市民阶层的思想趣味的迎合和认同。鸳鸯蝴蝶派报刊众多，由于生存需要而展开激烈竞争，于是纷纷以迎合市民的欣赏习惯为出版宗旨。《礼拜六》周刊经常刊登一些读者写的“礼拜六》是我的情人”、“礼拜六》使我害了相思病”、“礼拜六》是我的良伴”等捧场文章，对读者进行煽情和诱导。有些报刊为引起社会的关注，针对读者组织一些征集活动。如《红玫瑰》提出“向女子求婚时，用什么方法，是最能得到胜利的”这一类无聊的问题，让读者回答，并且“答案的性质，须趋向于滑稽的”。鸳鸯蝴蝶派提倡一种自我享受、自我陶醉的生活方式，追求心理的彻底放松，身心的极度和谐，生活的舒服闲散，它与紧张、压力、复杂和焦虑是相对立的。所以我们说，鸳鸯蝴蝶派对闲适欲望的叙述不仅是对市民阶层思想趣味的迎合和认同，同时也是对市民欲望的有意识的引导。
鸳鸯蝴蝶派小说大都取材于都市社会中的病态现象，但其着眼点不是引起疗救的注意，而是注重题材的新闻性、秘闻性、传奇性和趣味性，这就使得他们的小说具有娱乐性和消遣性。从美学渊源上看，鸳鸯蝴蝶派小说的这种追求是受到中国传统小说的启发的。中国传统小说一向以“志怪”、“传奇”为主，所谓“怪”和“奇”，其实都不是“正经”的东西。虽然书中总脱不了一些“劝俗”的提示，但它还是先得使人们“惊奇”、“奇怪”，然后才能收到“劝俗”的效果。“奇”和“怪”就是供人们茶余饭后消遣的东西，具有新闻性、秘闻性、传奇性和趣味性，这正是市民的思想趣味所在。
鸳鸯蝴蝶派小说根据题材可分为言情小说、黑幕小说、侠义小说等，其中最能显示它们创作成就和风格的是言情小说。在思想艺术特征上，这些言情小说与中国古典言情小说相比，同中有异，以异为主。例如，在人物设置上与明清才子佳人小说有相同之处：男主人公常常是知识分子，虽然身份由状元变为才华横溢的作家或文人，其实仍然是才子的化身。女主人公则是深通诗书礼义的名门淑女或大家闺秀，外表总是“弱柳扶风”、“齿白唇红”，其实依然是传统“佳人”的翻版。但是，它们确实也有不同之处：小说所提倡的爱情基础已由才子佳人小说中的“郎才女貌”转变为“品行、容貌、性情、才情”，其中又以品行为最重要。鸳鸯蝴蝶派小说还对中国传统文学的大团圆结局表示反感，大都打破了才子佳人小说所编织的“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神话，大量作品揭露了包办婚姻给男女青年造成的内心痛苦和爱情悲剧。吴双热的代表作《孽冤镜》写苏州世家公子王可青与贫家女子薛环娘的爱情悲剧。作者在“自序”里说：“孽冤镜》胡为乎作哉？予无它。欲普救普天下之多情儿女耳，欲为普天下之多情儿女，向其父母前乞怜请命耳，欲鼓吹真确的自由结婚，从而淘汰情世界之种种痛苦，消释男女之间种种之罪恶耳。”这段表白大致可以看作鸳鸯蝴蝶派言情小说共同的创作诉求。正是出于这种创作诉求，鸳鸯蝴蝶派小说比较真实地描写了市井生活的风貌，反映了市民阶层反对封建主义、争取自由平等的内在要求，加之又注重趣味性、娱乐性和消遣性，因而很受市民阶层的欢迎。把鸳鸯蝴蝶派与当时的“新小说”加以对比，便能清楚地看出鸳鸯蝴蝶派在欲望叙述上的不同之处：“新小说”具有强烈的政治功利性，被用来开发民智，甚至于“发表政见，商榷国计”，而鸳鸯蝴蝶派在创作倾向上不谈政治，不涉毁誉，专注于休闲。
应该说，鸳鸯蝴蝶派小说确实发挥了文学的基本作用，只是在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它的这种创作倾向与主流社会思潮发生了尖锐冲突，因而遭到五四启蒙主义者的批判也就不足为怪了。在新文学与通俗文学争夺文化阵地时，鸳鸯蝴蝶派几乎成了封建文学的代名词，受到了郑振铎、周作人、沈雁冰、鲁迅、瞿秋白、胡适等人的批判，作者被斥为“文丐”、“文娼”、“封建余孽”。在此后的二十多年里，该流派多次受到新文学营垒的冲击和批判，报刊阵地和读者面有所缩小，但仍然在市民阶层的读者中流行。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个文学流派才在中国大陆上最终失却生存的土壤。
三、论语派：追求幽默和性灵
20世纪30年代，闲适欲望话语主要通过论语派散文来扩散影响，从而形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闲适欲望话语的第二次高潮。高潮滥觞于20年代，周作人1921年提出“美文”概念，之后一直用平淡的谈话风格孜孜于美文创作，成为闲适散文的自觉提倡者。30年代初，林语堂一跃成为闲适散文的主要提倡者。尽管20年代他身上还有着许多匪气，但到了30年代却大为变化，正如他自己所说的：“近来识得袁中郎，喜从中来乱狂呼。”林语堂主张“宇宙之大，苍蝇之微，皆可取材”，其实就是追求一种闲适欲望的满足，而且造成了“轰的一声，天下无不幽默和小品”的声势。在林语堂的影响下，《逸风》、《天地人》、《西风》、《谈风》、《文饭小品》等刊载小品文的杂志纷纷问世，将小品文创作的热潮继续推进下去。
论语派在闲适欲望叙述上的精神特质表现为对幽默和性灵的热烈追求。论语派主张超政治、超时代、近人生的文艺观，公开追求宁静平和、超然物外的古典境界，热衷于“幽默”和“独抒性灵”。1932年9月，林语堂在《论语》“创刊号”上发表了《论语社同人戒条》。“戒条”共十条，鲜明地体现了《论语》的宗旨，其中第一条是“不反革命”，就是要以不谈政治相标榜，而第四、五、六条中说“不拿别人的钱，不说他人的钱”，“不附庸风雅，更不依附权贵”，“反对肉麻主义”，等等，都是用幽默的话语流露出趣味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一面。林语堂反对涉及“党派政治”的“载道派”，自命为“言志派”，是“性灵派”与“语录体”的继承者。
如何才能形成闲适格调呢？林语堂要求作者“先有深远之心境，而带一点我佛慈悲的念头，然后文章火气不大盛”。也就是说，作者无所挂碍，胸怀宽厚，才能写出闲适的幽默文字来。林语堂的闲适就是通过“幽默”来实现的，他把幽默看成是“冷静超远的旁观者”，对现实淡然处之，“不会怒，只会笑”，“常常笑中带泪，泪中带笑”。他把幽默按格调分类，认为庄子是阳性的幽默，以议论纵横取胜，陶潜是阴性的幽默，以诗化自适著称，而在中国文学史中这样的幽默不绝于诗文，林语堂对此极为赞赏。他认为幽默格调既要有自然清淡的情调，又要有闲适的笔调。自然清淡就能体现出幽默的本色，而不应以滑稽炫奇取胜，而闲适笔调就是“闲谈体”、“娓语体”，林语堂的文章就是这两者的有机结合，他随意而谈，政治病亦谈，西装亦谈，甚至牙刷亦谈，真是微乎其微，去经世文章甚远矣。
林语堂的闲适欲望叙述还与“独抒性灵”有关。1933年，林语堂从公安竟陵派的文章谈起，着重阐述他的“性灵说”：“于清新可喜的游记外，发现了最丰富、最精彩的文学理论，最能见到文学创作的中心问题。又证之以西方表现派文评，真如异曲同工，不觉惊喜。……性灵派以个人性灵为立场，也如一切近代文学之个人主义。”在中西互相阐释中，他表达了对这种“性灵说”的推崇。1936年，他再次从灵感问题谈起，阐述其“性灵说”：“神感问题既解决，性灵问题亦自迎刃而解。神感一时之境地，而性灵赖素时之培养。一人有一人之个性，以此个性Personality无拘无碍自由自在表之文学，便叫性灵。”他把“性灵”二字看作是近代散文之命脉，认为它抑或足以矫正当时文人空疏浮泛雷同粗陋之弊，并且认为“性灵”二字将启现代散文之绪，得之则生，不得则死。他正是以这种“性灵”的立场和价值标准来观察人间社会，提倡小品文，闲适在其中得以展现出来。
然而，在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的30年代，闲适散文实际上也起到了麻痹人民群众、导致青年逃避现实斗争的不良作用。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文学阵营对论语派的文学主张进行了必要的批判，其中鲁迅本人相继发表了《小品文的危机》、《从讽刺到幽默》、《小品文的生机》、《杂谈小品文》等一系列文章，认为论语派的幽默文学脱离了社会斗争，必然堕入传统的“说笑话”和“讨便宜”，所谓“闲适”、“性灵”情趣的小品文，实质上是“将粗犷的人心，磨得渐渐的平滑”。由于脱离轰轰烈烈的民族斗争和社会斗争，闲适欲望话语在现代文学中遭遇困境也就在所难免了。
四、90年代的闲适文学：向往自然简朴的生活
90年代的闲适文学造就了中国现当代文学闲适欲望话语的第三次高潮。以文化守成姿态出现的闲适文学从80年代渐渐兴起，到90年代蔚为大观。一些报纸、杂志纷纷以“周末”、“月末”、“副刊”、“增刊”等形式增设专栏。大批严肃文学作家纷纷投身随笔写作，不少人专为“随笔”专栏撰稿。来自包括小说、诗歌、戏剧、影视、理论、新闻界的行家高手以及其他五花八门的能爬会爬格子者，都曾在闲适这块园地里潇洒过。
90年代闲适欲望话语的主要代表是汪曾祺和贾平凹。如果说汪曾祺是最初的开拓者的话，贾平凹则为它的兴盛立下了推波助澜之功。他们的闲适作品大多表现出一种过来人宠辱不惊的平淡冷静，一种透悟了世道的豁达澄明，一种摆脱了利害关系的直言不讳。他们在闲适欲望叙述上的精神特质表现为对自然简朴生活的肯定和向往。
80年代初中期，启蒙主义与主流意识形态成功合谋，并占据时代话语格局的主导地位，汪曾祺则以他的小说和散文表现出与它们的疏离姿态，对“悠闲”、“淡泊”的生活表现得非常热衷。由于个人经历、气质、社会背景等方面的原因，汪曾祺养成了“随遇而安”的性格，认为“逆来顺受”太苦涩了，“随遇而安”更轻松一些。他似乎具有发现生活乐趣的天赋，他对小时候做过的各种游戏、唱过的儿歌、吃过的各种风味小吃都能记忆犹新，在晚年的作品中娓娓道来，悠闲气息扑面而来。他只写小桥流水一类的文字，希望“把散文写得平淡一点，自然一点，‘家常’一点的”。汪曾祺对以往经历的挫折和不幸也能淡然处之，他寄情于书画，沉醉于对简朴的日常生活的体味之中。他说：“这些年来我的业余爱好，只有写写字、画画画、做做菜。”这样的汪曾祺已然超脱于名利世界了，俨然一个闲适的得道隐者。
贾平凹的作品对传统农业文化持积极肯定的态度，这种文化下的生活是一种以静为标志的自然简朴的生活，它与工业文明下以动为特征的躁动繁华的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商州初录》等作品中，贾平凹讴歌了农业社会的商州风光和商州人，赞美了商州传统的淳朴民风，以及商州人“以自然为本，里外如一”的特点。在商州那里，“山之灵光，水之秀气定会使你不知汽车的颠簸，一到那里，你就会失声叫好，真正会感觉到这里的一切似乎是天地自然的有心安排，是如同地下的文物一样而特意要保留下来的胜景”，这和电气化、机械化、自动化的外部世界大不相同。贾平凹本人还追求道禅“静”、“虚”的境界，把自己住的村子称为“静虚村”，并作《静虚村记》。所谓“静虚”，贾平凹解释不是什么消极避世，而是一种思想艺术境界更高层次的成熟。他说：“做到神行于虚，才能不滞于物；心静才能站得高看得清，胸有全概，犹如站在太空观地球。”老子说：“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两种观点、境界何其似也！《静虚村记》主要写了作者与村民们最普通的日常生活：吃饭、喝水、聊天、种菜、养鸡等，这些似乎没有什么高雅可言，然而经过艺术处理，“静虚村”便成了人间的世外桃源，处处充满诗情画意，一切都那么宁静、温馨。可以说，“静虚村”正是作家追求与农业文明及其生活方式相适应的闲适欲望的表征。
闲适欲望话语在20世纪90年代兴盛有多方面的原因，有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的，也有内在心理动机方面的。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领域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和人民生活的显著改善，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渐渐冲破政治意识形态的全面控制而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闲适欲望逐渐为人们所接受和向往，并作为人生的正面价值来认同。受世俗时尚的感染，知识阶层也一改传统的严肃面孔，加入到崇尚闲适欲望的生活潮流中。特别是一些文人、作家本身就是这种世俗情怀的倡导者，此时在商业操作的推动下更加自觉地追求闲适的满足。此外，闲适欲望的活跃还受到大众心理动机的深刻影响。人们在经历了种种的观念碰撞和巨大的心理冲击之后，急切地需要温情和抚慰，需要摆脱物质功利的无形捆绑，需要在严肃、竞争、认真的生活重负下寻找到一种自由的审美的生活方式，而闲适文学正迎合了这种闲适欲望欲求。
总而言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闲适欲望话语在20世纪经历了三次高潮阶段：10年代的鸳鸯蝴蝶派阶段、30年代的论语派阶段和90年代的闲适文学阶段。三个阶段共同描绘出闲适欲望话语的百年变迁轨迹，同时也表现出各不相同的精神特质：鸳鸯蝴蝶派表现为对市民阶层思想趣味的迎合、认同甚至引导；论语派表现为对幽默和性灵的热烈追求；90年代闲适文学则表现为对自然简朴生活的肯定和向往。这些闲适欲望话语都与起源于先秦道家文化的闲适文化传统有着继承性关系。因而我们认为，闲适文化传统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既有继承又有发展，从而为中国人的欲望选择提供了更多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