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文化的建构过程中，儒家文化遭遇到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普遍王权的瓦解动摇了儒家文化的正统地位；二是儒家重义理轻功利、重和谐轻竞争的价值观念与国民逐渐接受的现代思想观念相抵牾；三是一些政客伪儒借儒学招牌欺世盗名，败坏了儒家的声誉。这些危机均源于中国社会内部，它们与来自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上的强大压力相结合，最终撼动了儒家文化在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然而，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儒家文化已经深入到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成为中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因而这个“幽灵”并不会寿终正寝，而是或隐或显地参与到中国现代文化的建构中。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情况也不例外。
一、对儒家文化的寻根脉络
对儒家文化的寻根贯穿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其中在五四时期及20世纪20年代、三四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更为突出，且呈现出不同的话语面貌，有时着重批判儒家文化的负面因素，有时则侧重寻找儒家文化的正面价值。
在五四时期及20年代，对儒家文化的寻根突出地体现在“乡土文学”中。在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启迪下，一批乡土作家如许杰、王鲁彦、王任叔、许钦文等人带着对故乡和童年的回忆，用隐含乡愁的笔调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他们通过对乡村社会或边远地区的生活状况、风俗人情、奇异情调的描绘来寻求民族文化心理之根，展现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他们的兴趣不只是展现乡村生活、风俗的奇特景观和美学价值，还在于揭示中国文化的本根所在和主要特征。由于受到五四启蒙思想的教育和熏陶，他们对儒家文化并不褒扬，而是揭露它的封建性和落后性。小说试图告诉人们：几千年的封建文化犹如细胞一样，遍布于农民的思想、生活和习俗之中，是造成农民愚昧、麻木、保守、迷信、奴性等精神特质的重要原因，是导致国民劣根性的重要根由，以致他们只能在“吃人”与“被吃”的社会里苟且地活着。要疗救农民的精神创伤，改变国民的精神面貌，就必须从根本上铲除整个封建文化体系，深入开展反封建的思想革命，而这正是乡土作家们创作的基本目标。在这些作家看来，所谓“封建文化”很大程度上就是指儒家文化及统治阶级对它的利用。儒家文化在汉代以后与封建政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兴衰荣辱与共，五四时期以后，文化层面的反封建就是指反儒家文化，也包括反道家文化，启蒙主义者正是从切身的经历和体验出发揭批儒家文化的负面因素。
在三四十年代，国内局势动荡不安，抗日战争更是促成了中华民族大动员、大抗争，也使部分作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发生了转变。一些作家对儒家文化的寻根开始侧重表现它对于国人生活的正面价值和积极作用，有些作家甚至用儒家文化来构建理想的人生形式，京派作家是比较突出的代表。这样就形成了两种不同特征的乡土文学：一是以沈从文为代表的，以崇尚原始生态、歌颂民间生活、美化自然风光为特征的田园浪漫主义的乡土文学；一是以鲁迅为代表的，以知识分子探索和改造国民性为特征的启蒙主义的乡土文学，两种乡土文学在对待儒家文化的态度上截然不同。沈从文在谈及《边城》的创作动机时说，他要表现的是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这种用人情美和人性美来构建民族品德的理想，实际上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改造和吸收，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儒家文化的影响，同时融汇了道家文化精神。儒家部分，包含着孔子的仁爱思想、孟子的性本善思想以及儒家历来倡导的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京派小说本身还体现出从容节制的古典式审美倾向，这与儒家的中庸思想也是一脉相承的。沈从文写的大多是“乡下人”，他们热情、勇敢、忠诚、正直、善良，德行品性纯洁、高尚，又合乎自然，这正是儒家和道家正面价值的合璧。除了京派作家之外，在老舍的《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等一批作品中，我们同样能看到作家对儒家文化的正面叙述。
八九十年代，对儒家文化的寻根开始于“寻根文学”。寻根作家对中国传统文化持有双重认识和态度：一种是继承鲁迅“改造国民性”的五四文学传统，挖掘和批判传统文化中的劣质之根和民族精神中的惰性因素；另一种则是寻找中华民族得以延续和发展的文化优根，即发现民族传统文化中有助于当代文化建设的思想精神质素，后一种寻根对当代中国文化和国民精神的建设来说，逐渐显示出其重要性和迫切性。寻根文学包含着对儒家文化的寻根，有些寻根是对儒家文化进行批判，甚至摒弃，如李杭育欣赏的是“非规范文化”，因而对儒家文化大加鞭挞，认为“儒家的哲学浅薄、平庸，却非常实用。孔孟之学不外政治和伦理，一心治国安邦，教化世风，便无暇顾及本质上是浪漫的文学艺术”。这种批判是出于对五四启蒙思想的认同，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历史的车轮转过了六十多年，我们在新的历史阶段应该以更加冷静的心态对待儒家文化，全面而客观地认识它，努力发掘民族文化传统得以延续数千年的精神力量所在。这项工作在20世纪90年代得以开展，人们对民族传统文化的研究逐步深入，并努力把儒家文化从它与封建政治制度的复杂关系中剥离出来。
《白鹿原》对儒家文化的寻根就是其中一个典型，它在社会上和文学界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可以看作是八九十年代文学对儒家文化寻根的集大成者。陈忠实对儒家文化的感情更多地倾向于肯定，小说人物白嘉轩为了坚守儒家文化的正统观念，承受了精神痛苦和肉体痛苦也不改变初衷，而关中大儒朱先生更是体现了儒家人格精神的巨大魅力。白鹿村人为什么能经受住历史的折腾而顽强地生存下来，秘密就在于儒家文化对中华民族性格的塑造以及它在20世纪中国历史过程中的现代转换。其他如王安忆的《小鲍庄》写了一个以儒家文化为基本精神的村落，仁义是村民们共同的生活准则。郑义的《远村》、《老井》则通过对中国农民的生活形态和心灵形态的探究，表现了困苦农民身上的顽强生命力。郑万隆的“异乡异闻系列”（如《老棒子酒馆》等）则表达了对英雄人性和侠肠义骨的肯定。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小说”则多方展现了好德尚义、淳朴善良的古老民风，以及自然美与人情美的结合。这些作品一方面表现了儒家优良传统对中国人的精神、心理的塑形和影响；另一方面也写出了儒家文化与现代社会的各种冲突，作家们对儒家文化现代转换的焦虑心态。
二、反叛与认同
在20世纪的中国，由于各种文化之间存在着差异、矛盾并相互碰撞，加上作家们的文化立场和文学主张也不尽相同，对儒家文化的寻根也就难免形成张力。张力主要表现为两种：一是儒家文化在遭到反叛的同时，也被潜在或公开地认同和赞赏；二是儒家文化与源于西方的现代文化基本上处于冲突状态，但它有时也会被现代改造或话语转换。
先看第一种张力。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新旧文化、新旧文学的分水岭，新文学正是以反对儒家文化、反对由儒道佛孕育出来的古典文学为正式起点的。一切儒家的伦理道德此时均被判定为罪恶深重、落后腐朽的历史包袱，应该被彻底地反叛和抛弃。在文学领域，就《呐喊》和《彷徨》的精神内涵而言，可以看出其价值趋向是批判性的，而批判的矛头直指儒家文化。“呐喊》和《彷徨》的基本主题，是表现儒家文化与中国人的精神状况之间的关系，或者说表现了儒家文化对中国人的精神桎梏和毒害。”鲁迅笔下的农民、知识分子因为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而变得压抑、麻木或精神分裂。鲁迅通过这样的人物形象系列表达了“改造国民性”的思想诉求，“狂人”从“写着仁义道德”的史书上看到的是满纸的“吃人”二字，这种观察视角和结论正是五四启蒙者们所共同拥有的。
那么，鲁迅对儒家文化是一味地反叛吗？他们之间没有相通点吗？非也。从鲁迅的一生可以看出，鲁迅在激烈地批判儒家文化的同时也接受了它的内在滋养。这不仅体现在他的伦理观念和道德选择上，体现在他的世界观的各个层面，也体现在他的精神至上主义的思维模式中。儒家的核心思想是“仁”，“仁者爱人”要求人们注重自身的心性修养，是儒家的道德规范，又可用作道德判断的标准。鲁迅十分注重个人修身，严于解剖自己，对别人“心以为然的，便只是‘爱’”；他对父母恪尽孝心，对弟弟周作人竭诚帮助和非凡忍让，对朋友始终抱着“敢卖自己而不卖朋友”的信念，对广大民众毕生关怀并意欲唤醒他们沉睡的意识，所有这些行为选择不能不说是受到儒家道德的深刻影响。鲁迅毕生致力于国民性改造和国民精神救助，为思想启蒙运动呕心沥血，他追求的目标就是通过改造人的思想（心）来实现社会的变革和历史的进步，并且坚信人心是可以改变的。鲁迅信奉精神至上主义：一是强调人格的作用，其价值范畴是“修身”；二是强调思想的历史功能，其价值范畴是“心”的思想道德功能；三是强调“心”对“修身”的决定作用，人格、心性的可塑性以及人格塑造、心性养成的极端重要性。这一思维模式在本质上显然与儒家心学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是十分接近的。此外，鲁迅的忧患意识和使命感也和儒家的忧患意识和使命感十分接近。他的忧患对象不是西方人常忧患的那种地狱、人世和天堂的人生选择，而是对历史进程本身的忧患。它是一种以大同理想为前提的历史寻觅，以群体目标为最终的价值归宿，而不是西方那种立足于个体的人生忧患。鲁迅的使命感也是为了完成社会变革、历史进步和民族振兴，这正与儒家“以天下为己任”，“修齐治平”的济世情怀相一致。
鲁迅并不是唯一的个案，其他如老舍、路翎等一大批作家都在各自的作品中表现出对儒家文化的某种赞赏和认同。在儒家伦理中，“五常”指仁、义、礼、智、信五种最普遍的价值，它们不仅是人们日常遵行的道德价值规范，而且是人们常用的道德评价系统。诚如孟子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这就是儒家名教的作用，即道德评价的威力，这些普遍价值也因此能够深入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在老舍笔下，中国劳动人民勤劳朴实、正直善良，他们虽然地位卑下、生活艰辛，但都有着一副古道热肠，特别讲仁义、重孝悌、守信用、讲气节。《骆驼祥子》中的祥子等人身上就有着这种道德价值观的体现：祥子在堕落之前是一个本分正直、忠厚善良、勤劳朴实，并且讲究信用、负责任的劳动者。祥子起早贪黑地挣钱，生病连药也舍不得花钱买，但是当他遇到由于饥饿而虚脱的车夫老马时，却毫不犹豫地顶着寒风买回十个包子相赠。与祥子、虎妞同住一个大杂院的小福子，尽管平时受到虎妞的欺负，但当虎妞难产时依然真诚相助。长篇小说《四世同堂》描绘了在抗日战争特殊的环境中，一条小胡同中十几户普通家庭的生活。曾经是那么谦和、柔弱、中庸的国民文化性格，在民族危机的重压下，逐渐转变成一颗坚硬无比、熠熠生辉的钻石，从而捍卫了个人尊严和民族尊严。书中人物钱默吟是一个温文尔雅的老诗人，待人谦恭，与世无争，然而当日本侵略者把他投进监狱，把他的家投入血泊时，他终于惊醒，他思想中的忠君爱国、为民请命、舍生取义的一面被激发出来，终于由隐士一跃成为为信念而杀身成仁的志士。
路翎的长篇小说《财主底儿女们》也表现出对儒家文化的正面寻根。小说写的是一个大家族的衰败，但和同样写大家族衰败的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大为不同。巴金对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封建制度大加控诉，揭露了它对人的心灵、生活的残害。而在路翎的笔下，儒家文化的正面价值逐渐显现出来：家长蒋捷三不再具有绝对的权威和专制性格，不再拥有造成下一代悲剧的能量。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蒋少祖的形象塑造和心理变迁：他早年在新文化运动的感召下攻击传统文化，但最终回到民族文化传统（儒家）上来，并把它作为自己的精神归宿。他坚信“中国底文化，必须是从中国发生出来的”，质疑“为什么要崇奉西欧底文化，西欧底知识阶级”，并认为“中国人民必须有自己底道路！爱好或尊敬孔子，……爱好孔子，因为他是中国底旷古的政治家和人道主义者，可以激发民族底自信心和自尊心，并不是说就要接受礼教！这就是批判地接受文化遗产这一命题底现实意义”。可见，蒋少祖对待儒家文化的态度和五四启蒙主义者迥然不同，民族主义思想已经显露出来，而且文化态度也变得更加理性和客观，能够辩证地分析儒家文化的价值与缺陷。这与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学界的主流思潮非常接近。
三、冲突与改造
再看第二种张力：儒家文化与源于西方的现代文化虽然基本上处于冲突状态，但它有时也会被现代改造或话语转换。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革命文学”逐渐取代“文学革命”而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潮。从表面上看，历史的不断裂变，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风行，似乎终结了儒家文化与孔孟学说的历史命脉，并清算了它们在人们心目中的正面形象。然而历史并不是如此简单，儒家文化与启蒙话语、革命话语进行了巧妙的对接，前者的精神内涵被后者进行了悄悄的改造和话语转换，并内化为后者的组成部分。
儒家文化有一套严整的“内圣外王”之道，注重个人道德修养和人格规范构建。孔子提出“圣人”、“君子”和“小人”的人格等级，其中，圣人是至善至高的理想人格；君子比圣人的人格目标要低，但常人只要经过严格的道德磨砺还是能够实现的；小人则是为儒家所鄙夷的。孔子对三种人格的设置实际上是对人的欲望流向的安排，从而把追求“善”叙述为人生的内在欲求。这样，人们既要把成为君子作为人生目标，还要不断修身、内省以实现这个目标。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知识分子不再具有古代“士”阶层之于一般民众的优越感，而是对照工农找到了自身精神上的差距，开始内心的反省和道德的修炼。在鲁迅的《一件小事》、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等作品中，这种思想倾向表现得非常明显。在杨沫的《青春之歌》中，林道静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长为革命战士，这个过程也是不断进行内心反省，通过克服思想精神上的弱点来适应革命需要的过程。这种道德磨砺正是儒家通过“修身”成为君子，并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模式。只不过，“君子”的具体内涵已经演化为“革命者”，“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具体目标也演化为“无产阶级革命”、“实现共产主义社会”。
赵树理的文学创作曾经被树立为解放区革命文学的发展方向。他的创作动机主要是“劝人”和解决社会问题，有着比较鲜明的功利意识。但这种功利意识与商业社会以利益为目标的功利意识、个人主义的功利意识是截然不同的。这种功利以“义”为行为标准，以“善”为终极指归。这种功利意识的文学观显然与儒家的文学观相通。儒家对美的本质和文艺特性的认识有两种倾向：“一个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强调对人的个体人格的造就，它所理解的文学的社会功能常常带有追求人的价值实现的内在目的；另一种是以荀子为代表的强调文艺的政治功能，它常常从政治统治的角度来认识文艺的教化作用，有时甚至把文艺视为治理政治和人民的工具。”赵树理来自农村，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农民作家，而农村和农民都是传统儒家文化最为深厚的载体，因而我们认为，赵树理在接受革命文学指导的同时也接受了儒家文化正面价值的深厚影响，并自觉或不自觉地对儒家文化进行了话语转换。赵树理说：“俗话常说：‘说书唱戏是劝人哩’，这话是对的。……凡写小说的，都想把自己认为好的人写得叫人同情，把他自己认为坏的人写得叫人反对。你说这不是劝人是干什么？说老实话：要不是为了劝人，我们的小说就可以不写。”这里，赵树理把自己的创作目的说得很清楚，就是“劝人”，劝人向善。“说书唱戏是劝人哩”，虽是俗话，却是对儒家文学观的发挥。儒家认为，文艺的本质是善的，而善的就是美的；文学的功能重在教化，重在个人“善”的道德品质的造就。赵树理上面的表白正和儒家的文学功能观本质上相一致，只不过他要把它改造为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革命文学的组成部分。而且，他的“劝人”显然不是像“士”或知识分子那样去教育民众，知识分子这时已经失去教育别人的资格，取而代之的是政党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便是与中国传统、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
儒家讲求以“仁”为本的忠恕之道、博施济众的品德、安贫乐道的处世态度、矢志于道的追求精神以及重义轻利、舍生取义的勇气和胆识，这些思想价值在革命文学等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经过巧妙的话语转换，都内化为革命者和正面人物的优秀品质。如十七年文学中，梁斌《红旗谱》中的朱老忠，为朋友两肋插刀，表现出患难与共、乐于助人的侠义精神。柳青《创业史》中的梁生宝，一心扑在集体上，显现出公而忘私、大公无私的美德。再如乡土文学作家刘绍棠的《蒲柳人家》，何大学问和一丈青大娘为搭救日莲，成全她与周擒的婚事，不顾家境贫寒，硬是拿出四亩地来帮助他们，表现出一种牺牲自己而成全他人的高尚品格。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等改革小说中的主人公都具有忧患意识，如乔光朴等改革者自觉地联系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来看待自己眼前的工作。他们视野开阔，胸襟广大，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小说”对当地人的人性美德作了充分的发掘，如《天狗》中的天狗表现出淳朴、善良、勤奋、进取、助人为乐的美好品德，他不但在生活上与师傅、师娘一家人有着悲喜交集的感情牵连，而且在致富道路上与全村人形成了一种团结互助的人际关系。以上这些人物所表现出来的美好品德、高尚精神，其实都来自民族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的滋养，是历史悠久的儒家文化的正面价值在现实中的影响和表现。在小说中，他们的生活、情感是与20世纪中国社会文化相伴随的，他们的思想行为因而被解释为现代社会的新风尚、新精神。但究其实，乃为儒家文化在现代社会的话语转换，是儒家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有益成分相互碰撞的结果。
中国现当代文学对儒家文化的寻根及其张力，给了我们深刻的启示：对待儒家文化及其他传统文化，不能采取彻底否定和全然抛弃的做法，而应当与西方等外来文化相互阐发，从而以综合创制的方法来完成中国文化的现代建构，同时完成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