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根文学滥觞于1982年，到1985年经过一批中青年作家的热烈倡导被推向了高潮。王安忆虽然没有提出什么有关寻根的理论，但她当时的创作实绩却显示出鲜明的寻根特色。这一次文学思潮力图“回到文学自身”，在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化里寻找思想和艺术资源，把几乎委顿的文学接上“文化之根”，并开始表现出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疏离。
走上寻根之路的各个作家的个人背景是不同的，王安忆有一个明显的创作转向过程。王安忆最初的创作如《雯雯的情绪天地》，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作品的意蕴较浅，人物形象较单薄。但在1984年之后发生了巨大变化，主要原因是她在美国的跨文化生活激活了她的艺术感觉，“美国之行为我提供了一副新的眼光……再回头看看中国，我们就会在原以为很平常的生活中看出很多不平常来”。正是在西方文化的参照下，王安忆感悟到了中国文化的独到之处，理解了儒家文化在当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批判和整合中的深层力量和变迁踪迹。王安忆本人对《小鲍庄》这篇作品一再说有遗憾，但毕竟还是有“奇怪的满足感”。“写着时，渐渐有些违背初衷，这也是真实的。”这说明她有了新的创造和发现。
我们通过对《小鲍庄》及其评论的再解读，试图揭示三个问题：一是仁义欲望和本能欲望的冲突表现以及正确把握欲望结构的方法；二是“君子”兼“少年英雄”涝渣的欲望结构及其被主流话语改造的过程；三是现代性欲望话语改造仁义欲望话语并建构当代历史文化的策略。总体来说，我们通过这种再解读，试图窥见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文化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叙事的进入以及隐藏在文本中的欲望叙述策略。在此先作声明，王安忆只有个别创作涉足文学寻根，且特别引人注目，这里没有把王安忆当作寻根作家的意图，至多将她划入寻根外围作家的行列。
一、对“仁义”的重新解读
“仁”的观念参与了中华文明在政治、文化、伦理道德等各个方面的建构，几千年来基本处于主流话语的地位，但在当代中国却中断了几十年。这种思想观念最早由孔子总结周礼和痛感“礼崩乐坏”而正式提出，并上升到社会政治伦理思想的核心和最高范畴。中国先哲发现了人的“非善性”之后，提出了自己的解决办法。人的欲望不可压制，总在寻找宣泄和膨胀的机会，先秦儒家创始人孔子用“仁”的理念对欲望巧妙地进行了话语转换。所谓“仁者爱人”，就是“仁”、“爱人”成为“人”的基本要求，但人有多种，怎样使“仁”成为所有人的自觉追求呢？于是孔子把人分为君子和小人两类，在君子之上还有贤人和圣人作为人更高的典范，而君子则是所有人在世间的人格理想。对于君子，孔子及后来的儒家思想家提出了一系列为人处世的要求。由“仁”这一美德转化为“君子”这一人格理想，实际上就是把道德规范变成了人的内在欲求。而对人的分类，实际上就是把欲望设置了等级，提倡和肯定高等级的同时，压制和鄙视低等级的欲望，这样使君子的内在欲求同时有了外在规范的压力。至于“义”，常常和“仁”合起来用，但有它的特定含义。“义”主要指道义，与“利”相对，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在儒家眼里，君子即人的理想人格，就要“重义轻利”，要“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仁”和“义”都是君子的人格特性和基本追求。
19世纪中叶以后，因为外国列强的侵入和欺凌，中国一批仁人志士开始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开始了中国的现代性建设，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道家文化，越来越被社会的主流思潮所看轻和鄙视。五四以文化激进主义的姿态打出反封建的旗帜，儒家文化被认定为旧文化，作为批判的对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诞生。由于意识形态建设的需要，对传统文化加紧了批判和清除，包括儒家文化在内的传统文化实际上逐渐成为封建性的代名词。
当我们站在20世纪80年代前期这个历史的时间点上，环绕我们周围的文化语境是什么呢？有两点是很明确的，也是我们理解那个时代的关键。一方面，传统文化在文化传承和现代性追求的层面上都已经与我们疏远，在人们的心目中是负面的，是应该抛弃的东西。尽管毛泽东曾经提出“古为今用”，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的文化方针，但在实际操作上，特别是在“文革”时期，却批判有余，曲解有余。另一方面，历史刚刚开始解冻，思想解放的潮流涌动着，正飞快地改变着人们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可以说，马克思的重新解释、五四传统的重新接续、西方文化的重新进入、传统文化的重新探讨，正好组成了那个时代的文化景观。
寻根文学的出现，鲜明地扛起为文学接续“文化之根”的旗帜。“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对于儒家传统文化，各个作家的看法是不一样的，有的甚至认为“中国的文化形态以儒学为本。儒家的哲学浅薄、平庸，却非常实用。孔孟之学不外乎政治和伦理，一心治国安邦，教化世风，便无暇顾及本质上是浪漫的文学艺术。”王安忆创作的《小鲍庄》讲述了有关仁义的故事，着重表现了儒家的仁义观念在当代民间社会的影响和变迁。它对仁义的多角度透视，使我们的文学重新有了对儒家文化的审视和关注。虽然作家自称有反讽的意味，“但我细看作家描写涝渣的笔墨，似乎不太像笔带讽意”。王安忆讽刺的不是真的仁义，而是假的仁义，这样的说法更符合作品的实际效果。
《小鲍庄》发表之后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对它的专题评论先后有三十多篇。各种分析对小鲍庄主题和内容的解读很有意味。有用原罪、赎罪意识解读作品的（陈思和），有用自我实现解读涝渣命运的（畅广元），有用人道主义解读作品的仁义观念的（洁泯），不一而足。“仁义”如何在批评家那里得到解读和阐释，隐藏着时代的知识文化背景和对“仁义”的价值判断。“仁义”被迫用来自西方的话语进行解释，是因为它已经失去了自己解释自己的权利，也就是说失去了曾经拥有的话语合法性，并且在80年代前期它依然没有获得话语重建的力量。同时也隐藏着这样的文化态度，仁义要被西方标准改造，才有谈论的意义。
二、小鲍庄：仁义与本能的冲突
王安忆在《小鲍庄》中着重写了仁义。作品所表现的小鲍庄的生活显然是在社会主义时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中国广大农村精神世界的改造是巨大的，但作品里的农村却保留着传统的文化形态，社会主义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在他们的心目中处在非常边缘的地位。在现实中这样的农村不能说没有。仁义在这里成了主要的表现对象，是寻根文学的策略，是王安忆的叙述策略。在这里，包括儒家文化在内的传统文化重新回到中国当代文学中来了。这篇作品贯穿了作家对仁义观念和欲望在当代的表现形态和可能性的思考。在作品中，一些批评家看到了“仁义”的虚假性和病态性，进而开始了对“仁义”的讽刺和否定，到底应该怎样理解和判断这一问题呢？
我们先看一下仁义的正面表现。作品中小鲍庄人是非常讲仁义的。“小鲍庄真是个重仁重义的庄子，祖祖辈辈，不敬富，不畏势，就是敬重个仁义。”仁义的内涵包括爱别人、帮助人、同情心、守信义、见义勇为、舍己救人等。鲍仁山家里的要生孩子，他家既来了女人，也来了男人，这种帮忙和关照是出于仁义；鲍五爷死了孙子，成了老绝户，村里人流泪和保证供养是出于仁义；大姑把捡来的弃婴抚养成人是出于仁义；小翠流落到小鲍庄，为鲍仁山所收留是出于仁义；鲍秉德不忍心把疯妻离了，也是出于仁义。就是这样讲仁义的村庄，人们同样做一些看来不仁义的事，这是批评家批判和否定仁义价值的缘由。其实这应该从欲望实现的层次上去分析和看待。一些在批评家看来是“仁义”的虚伪性和病态性的地方，实际上是仁义与本能的冲突表现，这里应该把仁义和本能区分开来，不能搅混在一起。不能因为仁义之外的原因，而将仁义的合理内核抛弃了。
欲望结构是多层次的，在一般人（正常人）那里，求生（食）、性（色）、安全、种的延续等欲望是最基本的，是本能。其次才是仁义。对仁义的肯定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几乎成了集体无意识，也是人们的基本欲望，是一种内在欲求。但是在很多时候，仁义欲望是要让位于比它更基本的欲望的。只有彻底的君子，真正的圣人，才会把仁义作为最基本的欲望，而压制其他欲望的复位。
在洪水到来时，对于鲍五爷，无人过问，却只有涝渣为救他而死，有人不禁质疑：“我不明白庄中那么多重仁义的大人为什么竟然没有一个在洪水袭来时想到鲍五爷而把行大仁义的机会让给一个稚子。我更不明白他们还居然能面无惭色地为这个死去的仁义孩子送葬。”其实在这里，小鲍庄人求生的本能战胜了仁义的欲求，不经历现场的混乱和危险，指责他们的不义和怯懦是没有意义的，也是不负责任的。当小鲍庄的大人们后来发现涝渣为仁义而死，悲痛地去送葬，也是出于真诚的敬佩。鲍秉德的妻子每次怀的都是死胎，人们暗地传着怪话，一旦这女人疯了，怪话也就没有了，因此，有人说小鲍庄人，“为了维护仁义，可以传播莫须有的流言飞语，同样为了仁义，又可以自行终止这种传播”。其实前者是出于对种的延续的维护，是本能在起作用；后者出于对弱者的同情，是仁义在起作用。还有鲍秉德打妻子，是出于对断子绝孙的恐惧和对个人自尊的本能维护。拾来的挨打，则是出于家族安全的考虑。从现在看来，这些是不符合人道的。小鲍庄人显然还属于那个过去时代的人，他们的本能还没有被现代文明所改造。他们虽然讲仁义，但他们并不是真的“君子”，“君子”只是他们的文化要求他们达到的目标，真的“君子”事实上只有一个，就是涝渣。
小鲍庄人对性或爱情的追求也体现了仁义与本能的冲突，这时本能欲望优先于仁义欲望。中国儒家传统文化总体上说是压抑“性”本能的，但在现实生活中，一些人打破了这种外在规范，所以拾来和二婶可以不顾仁义之村人们的反对而结合，小翠可以鼓动文化子冲破礼教的束缚，鲍秉德可以在疯妻死后不久就再娶，但在内心他们还是感到了礼教和仁义的压力。只有小翠是一个例外，她是有个性解放、恋爱自由观念的女性，她的精神是属于现代社会的。她和涝渣一样几乎是按自己的天性来活着，她对知识的好奇和感悟能力进一步完善了她的个性，她对爱情的追求最终也有了满意的结果。她还和鲍仁文一样，是主动追求自我实现的人，只是目标不同而已。
三、涝渣：君子与英雄
谈涝渣不能不提到小鲍庄的祖先——治水不成的官，因为是他选择了小鲍庄的地理位置，也决定了它的历史文化走向。更重要的是在小说中，治水不成的官和涝渣都是小鲍庄仁义的代表，是村庄历史建构的关键人物。“一头一尾，一个象征着小鲍庄苦难的开始，另一个象征着小鲍庄苦难的结束；一个象征着人类的原罪，另一个象征着人类的赎罪。”涝渣用自己的仁义和生命拯救了小鲍庄，改变了小鲍庄的命运。
涝渣的仁义和小鲍庄其他人的仁义是有所不同的，不是表现在它的内涵上，而是表现在欲望结构和层次上。在涝渣那里，仁义是最基本的欲望，是和本能一样的欲望，它比求生欲望、性欲望、安全欲望、成功欲望等都重要。而其他人的欲望层次就不一样，其他人的欲望层次首先是求生（食）、性（色）、安全等，然后才是仁义（即爱与被爱）、成功等。在小说中，作者让涝渣从一降生下来就与常人不同，在他的心中置入了仁义的欲望，使生理需求让位于伦理需求，使伦理成为本能的一部分，而且是最重要的一部分。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涝渣的行为就很好理解了。他尊老，用天真的热诚冰释了鲍五爷的怨隙；他敬兄，把读书求学的机会让给哥哥；他爱友，不愿为一时的输赢伤了小伙伴的心；他爱一切生命，当哥哥给他逮来叫天子时，玩了半天就放生了。他的一些做法连大人都不能理解，如鲍五爷对他故意输给小伙伴就感到不解，就是因为他们欲望的结构层次不一样。有人说，涝渣追求的是“自我实现”，这是不符合涝渣的实际的。虽然五四以来“仁义”的核心思想没有被抛弃，而是用话语进行了转换，被纳入人道主义、社会主义现代话语形式，但内涵毕竟完全相同。小鲍庄是传统文化一度主宰的村庄，在涝渣心目中想到的并没有“自我”，中国儒家文化不谈“自我”的价值，而是强调用仁义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涝渣是孩子的特例，他是天生的“君子”，是本能的“君子”。涝渣如果不死，一直发展下去显然会成为“圣人”。看到这一点其实很重要。涝渣不是普通的孩子，这样的孩子是作者用话语造就的，是把仁义化为内在欲求，以至化为本能的孩子。有人说：“我实在不喜欢这样谦谦礼让，缺少儿童活力的小君子。”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们现在的价值观变了，我们已经变为正常欲望的人，变成尊重个人价值的人和把个人价值看得高于集体、社会价值的人。
涝渣是“君子”，是“潜在的圣人”。他的作用在作品中被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他用自己年幼的生命救赎了村庄的众人，改变了大家的命运。他们摆脱苦难命运的方式是各种各样的。鲍五爷在洪水中结束了孤苦的生活；鲍秉德在疯妻被洪水淹死之后续娶并得子；鲍仁文从涝渣那里获得灵感，并获得了被主流社会接受的机会；紧接着建设子当上了工人，文化子与小翠的爱情没有了障碍，有情人终成眷属；连一向被人瞧不起的拾来，也因为打捞过涝渣的尸体而获得自尊。涝渣死后被评为少年英雄，也让整个村庄得到了意外的荣耀，有了接触外界的机会。
涝渣在救赎别人的时候，自己由小“君子”被改造为少年“英雄”。在这一改造过程中，很多地方读来觉得滑稽，王安忆对意识形态和仁义的反讽意味也由此流露出来。“王安忆含蓄地完成了对这种以仁义为核心的文化价值观的话语解构”，其实对于当代的意义，它更重要的是对意识形态的操作方法的解构。涝渣死后，鲍仁文把他的事迹写成报告文学，投稿到报刊，终于得到了地区党报的重视。涝渣被改写成“鲍山下的小英雄”。之后省报记者也来了，对鲍仁平（涝渣的学名）做好事的动机进行了追问，对他成长过程的教育和影响进行了追问。在小鲍庄人看来，涝渣就是讲仁义、懂事的孩子，再没有其他的特别。而在省报的报道里，涝渣被说成受了老革命鲍彦荣的精神影响。于是在这里，仁义被忽略被改造，被纳入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空间中。再后来，鲍仁文要把涝渣的事迹写成一本书，代表地方意识形态的最高权威的县委书记拜访了英雄的父母，涝渣被省团委正式评为少年英雄，他的坟迁到村子的正中央，并树起“永垂不朽”的纪念碑。这种做法打破了死人只能葬在人的居住地之外（如山上）的习俗，英雄以新的形式参与了小鲍庄人每天的生活。作为英雄的涝渣成了小鲍庄人（还有其他村庄的人）精神建构的力量，成了人们欲望追求的现实标尺。
其实，把做“君子”转化为人的欲望，与把“向英雄学习”变成人的欲望——两种话语转换的策略是相同的。当“英雄”从普通人中挑选出来的时候，英雄本人就要面临巨大的压力，人们对他的一言一行也要注视和考验，英雄的现实行为和他的“英雄形象”也会出现反差。所以，意识形态总喜欢把死去的“好人”树立为英雄，这就避免了很多麻烦，也容易维持“英雄形象”的同一性。对于涝渣的“英雄”形象的塑造也不例外。
四、“文疯子”：反抗者和改造者
“文疯子”的真名叫鲍仁文，“文疯子”只是小鲍庄的村民送给他的绰号。送他这么个绰号，当然表现了小鲍庄人对他的行为的价值判断。他对大家来说是一个异己分子，是一个与大家不同的人，而且他的这种不同是一种不正常状态。他的存在侵犯了他们从祖先那里承继过来的为人处世的价值观念，对他们的生活构成了潜在的危险，这种危险还没有大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但得防着他，免得自己的孩子“向他学坏”。
就是这么一个人，一个被看作“文疯子”的人，后来在小鲍庄人的命运改变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在批评界，对于鲍仁文的看法基本上有三种。一种看法认为鲍仁文是一个向往现代文明的人，但又知之不多，显得可笑，他力求摆脱旧路而不能。这里显然把他看作一个无关紧要的人物，是受现代文明熏陶的一个人，但又离真正的现代文明很远。另一种看法认为鲍仁文是受了标准的文学观念熏陶的人，他既想让新四军战士鲍彦荣按照他的写作意图就范，又在拾来与二婶的关系上对活生生的人性视而不见。这种看法指出了人物的行为方式与当时的时代思潮的联系，却对人物的行为动机缺乏同情。还有一种看法认为鲍仁文是小鲍庄上唯一敢明确重视个人价值的人，是努力满足自我实现的人。这三种看法都接触到了问题的一部分，对《小鲍庄》的主题分析很有认识价值，但由于历史的局限性，这种看法又显得远远不够。
其实，鲍仁文是对小鲍庄进行现代改造的关键人物之一。对于涝渣的关键作用，人们已经注意到了，但对这么一个“文疯子”的关键作用却忽视了。只有看到了鲍仁文的作用，我们才会更深切地认识到《小鲍庄》这部作品的意义，不仅仅是对儒家仁义观念的现代寻根和解读，更重要的，它是对当代社会文化发展的寓言书写，展现了中国当代现代性建设的踪迹和缺失。
鲍仁文参与了把小鲍庄由仁义欲望转化为现代性欲望的过程，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追求自我实现的过程中，他和主流意识形态一起，通过对涝渣的功能解读和话语转换，改造了封闭、平静的小鲍庄，开始建构小鲍庄新的历史文化。不可否认，在这一过程中，他是一个不自觉的摸索者。在作品中，他首先是传统仁义观念和传统价值观的反抗者，后来才变成它们的改造者。
作为反抗者，鲍仁文生活在仁义之村，却毫不含糊地表示：“我不能像众人那样过下去。”他的处世原则是“别看别人怎么过，只管自己，就行”。他发誓“先著书，后成家”，他拒绝了他大和他娘为他说的媳妇，整天忙于写稿，地里草盛苗稀，因而遭到众人的耻笑。他敢在武疯子大发淫威的时候，驳斥长辈的空安慰，敢在鲍彦山面前为文化子读书说情。鲍仁文的反抗，遭到了仁义之村的抵制和嘲笑。
作为改造者，他在改变自己的同时也改造着这个宁静的村庄。他用他所知晓的现代文明，用他手中的笔，并借助现代传播媒介重新叙述小鲍庄的人和事。他写鲍彦荣参加新四军的经历，写鲍秉德与疯妻的故事，写拾来与二婶的故事。在那样的时代，他只有用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来作为自己的话语形式和价值标准，无法对这一标准作出自己的判断。中华民族自19世纪下半叶以来，一直在追寻现代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更是加快了现代性建设的步伐，当时的表述是建设工业化、现代化的国家，同时进行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塑造。不仅改造国家、社会，而且改造人的精神、价值观以及各种思想观念。鲍仁文无疑在小鲍庄不自觉地开始了这一建设历程，随着国家意识形态的变化，他使用的话语也在改变。在涝渣死后，他的自我实现和对小鲍庄的改造最终得到了社会的认可。也就是说，他借助主流意识形态的力量，并与国家行政机构和传媒一起，通过对涝渣及涝渣之死的现代阐释，改造了小鲍庄人的欲望形态，置换了仁义的表现形式。
尽管从小说内容来看，这种改造没有得到人们的实质性的理解和同情，作家王安忆也在字里行间对鲍仁文等人的行为流露出反讽之意，但至少形式上，在小鲍庄人的心中树立了一块石碑，涝渣被封为“英雄”，他死后“永垂不朽”的纪念碑立在村子的正中央，且在村子的最高处，这就是现代性改造的见证。还有一点，文化子“常常跑到鲍仁文那里去，借书看，和他拉呱”。对鲍仁文的话，文化子“全懂”，“全领悟”了。文化子向鲍仁文的靠近，也向我们传达了一个信息，小鲍庄人心理结构的宁静被打破了，大潮开始慢慢涌动。当然，这种现代性建设的意义和缺失应该说都是历史性的，随着历史进程而不断变化。当我们和作家一起对意识形态的改造感到困惑和滑稽的时候，我们对历史的喜剧也有了更深的领悟，于是我们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