寺、观、庙宇都有碑刻，属于寺庙档案。碑文所记都是关于建寺、修庙的经过和兴废情况以及发起人、集资者等等。这些寺庙碑的内容由于涉及到圣贤、神佛、宗教和信仰等重大事情，往往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其中有些碑刻在书学和书法史上具有很高地位，历代一直受到推崇。
《华山庙碑》是寺庙碑刻中时间最早的一通。全称是《西岳华山庙碑》，刻立时间是东汉桓帝延熹八年（165年）四月。西岳华山庙是我国历代帝王祭祀华山山神的场所，坐北朝南，正对华山主峰，距华山5公里。神庙初建于西汉，形成规模于唐宋，臻于完美在明清。特别是在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在毕沅任陕西巡抚时，受乾隆敕命“务必工程坚固，庙貌鼎新”，耗资12万两白银，把西岳庙的构建推到了历史最高峰。
庙内碑碣林立，其中《华山庙碑》，碑额篆书“西岳华山庙碑”6字分列两行。据传说明代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关中大地震时震毁。碑文所记系自汉武帝始，建立庙宇祭祀，并记载该庙前身集灵宫的规模、维修、祭山和祈雨等事。
1995年4月，在西岳庙内出土了《华山庙碑》残石三十多块，得字462个。该碑传世拓本中有两种为宋代的，两种为明代的，宋拓本一在日本，一在香港中文大学；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明初拓本。现庙中所立之碑系后来翻刻。《华山庙碑》是汉隶代表作。碑末有“遣书郎书佐新丰郭香察书”字样。有人考证书丹者是“郭香察”，可是，东汉人名中极少用双字，而《后汉书》中确有郭香其人，“察书”乃是“莅察中郎之书”的意思，究竟如何，仍是悬案。
碑额左右有唐大和三至四年（829—830年）李德裕等人的题名；碑阳从右向左开头几行的下部原空白处，还有北宋元丰八年（1085年）的跋。足见人们对此碑的重视。明清两代的评价有以下几则：
古妍雅秀，体制瑰伟，如沐雨新枝，愈挹愈灵。
——明·梁尔升
结体运意乃是汉隶之壮伟者。
——明·郭宗昌
磅礴郁积，浏漓顿挫，意味尤不可穷极。
——清·刘熙载
汉碑凡三种，一种方整，一种流丽，一种奇古。惟延熹《华山碑》正变乖合，靡所不有，兼三者之长，当为汉隶第一品。
——清·朱彝尊
字字起棱，笔笔如铸，意包千古，势压三峰，竹垞老人谓为汉隶第一，不自禁其惊心动魄也。良无欺哉！——清·方朔相反的意见也有，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认为：
汉分佳作绝多，若《华山碑》实为下乘，淳古之气已灭，姿制之妙无多。
《中岳嵩高灵庙之碑》。碑文内容就是他奏请北魏太武帝重建嵩岳新庙，获准后建庙的经过。
寇谦之在道教史上是一位有重大影响的人物。他本人就是中岳庙的道士。他自称道教的最高神主太上老君亲自授予他“天师”的地位，赐给他天书十二卷，并要求他“宣吾新科，清整道教”，即改革道教，宣传新教义。于是，寇谦之对五斗米道做了一番改革，主要内容是“除三张伪法，租米钱税，及男女合气之术”，改为“专以礼拜求度为首，而加之服食、闭练”。“三张”指张陵、张衡和张鲁。他们三人是祖、父、孙的关系。五斗米道原是早期道教的一支，因信教者须交纳五斗米而得名。寇把“三张”的教义称为“伪法”，入教要交“租米钱税”被取消，原提倡的“男女合气”的“房中术”也被取缔；提倡封建礼法，约束人心，另外辅之以炼丹、服气、闭穀（谷）等。寇谦之改头换面的道教又称为天师道。寇还制造了许多道书，托言太上老君的玄孙，教他“辅佐北方泰平真君（指北魏太武帝）”，得到宰相崔浩的推荐，向太武帝拓跋焘献经，受到尊崇和信任。特派人带着玉帛、牲畜到嵩岳祭拜，迎接寇谦之其余弟子出山。“于是崇奉天师，显扬新法，宣布天下道业大行”。（《魏书·释老志》）
其实，北魏太武帝是用道教作为缓解北方民族矛盾的工具。他自称拓跋氏是黄帝的儿子昌意的后代，自然也是汉人，道教崇奉老子，他也信奉道教，这就证明拓跋氏受天命，继正统是天经地义的事。所以“佛图形象及胡经（佛经），尽皆击破烧毁，沙门无少长悉坑之。”这后一条最厉害，把僧尼无论老少全给活埋了。抑佛崇道，表示亲汉，可谓大张旗鼓，不择手段。
碑文书法一向受到高度赞誉。被认为以隶法作楷书，是由隶向楷过渡的代表作。既带有浓厚的隶味，隶意，内柔外刚，方圆兼善；又不像成熟楷书那样法度森严，正襟危坐。结体较为自由，起落无拘无束。字形或长或扁，时大时小，有正有斜，变幻奇妙。康有为列该碑为“高品上”，称为“神品”，“如浑金璞玉，宝采难名”，“如入收藏家，举目尽奇古之器”，“真正书之极则，得其指甲，可无唐、宋人矣！”（《广艺舟双楫》）还有人称“北魏佳品极多，派别亦异，方圆奇正，皆自成军。而《灵庙碑》浑融方峻，奇逸雄强，融汉法以真行，寓华藻于朴实，真可谓无体不备，无美不收矣。”
《魏书·释老志》把寇谦之写成一个神人，说他预知个人生死，死前一日，对弟子说他呼吸困难，肚子痛得很。可是，言行并无异常表现，第二天早上就死了。一会儿工夫，口中有气体出现，状如烟云，从窗口飘出，至半空消散。寇的遗体逐渐伸长，弟子们量了一下，足有八尺三寸；三天后，又渐渐缩短，待入殓时再量，只剩下六寸，弟子们认为他升仙而去，并没有死。
在西安碑林第三室有一通造型奇特的《晖福寺碑》，在长方体的碑身下部两侧，呈向内凹陷的弧形，弧线的下缘归结在龟趺之上，碑体上部、篆额之下有“穿”，这样一来，上圆下弯，碑身总体造型匀称中有变化，巧妙中含庄重。实为古碑中罕见。
该碑刻立者是北魏的王庆时，《魏书》本传说他“性巧”，当时许多陵庙、宫殿等重要建筑物，都由他“监作”，虽年纪较大，仍不辞劳苦，与年轻人一样地干。碑型的设计显然出自他的手笔。
王庆时出身羌人中的贵族，虽然曾因故遭遇腐刑，官职和地位一直较为显赫，“拜尚书。转吏部尚书，仍常侍”。“进爵宕昌公”。可是好景不长，不但被撤职罢官，连朝服都没收了。贬为平民放还老家。在世宗宣武帝（499—515年在位）初年，曾“兼将作大匠”，即负责建筑工程。然而“未几，拜光禄大夫；复夺爵。”这样的命运遭遇使他更加“长于人事”，“竞于荣利，趋求势门”。他为文明太后、孝文皇帝及其父兄子弟祈福消灾，而在其故里雍州李润镇南北旧宅晖福寺内兴建三级佛塔并刻石树碑，就是为感谢皇恩，维护既得权势和利益的表现。碑文写道，王庆时不惜挥斥重金，举家馨香，于本乡南北旧宅，修建佛寺。“规崇爽垲，择形胜之地，临沃衍，据修岗，面修巚而带洛川，佩黄河而带龙门”，继而伐华山良松，采荆山美石，鸠工备料，大兴土木，历时三年，终于竣工。其寺院佛塔“崇基重构，层栏迭起，法堂禅室，通阁连晖，翠林绿流”美不胜收。碑额篆书“大代宕昌公晖福寺碑”，三行，每行三字。所谓“大代”，即由拓跋氏建立的北魏政权的别称，北魏王朝最早的编年史就叫《代记》（邓渊编）。
《晖福寺碑》刻立时间是北魏孝文帝（高祖）太和十二年（488年）七月一日，四十六年后的公元534年，北魏就灭亡了。晖福寺的辉煌殿堂和两座三级宝塔也随之灰飞烟灭，只剩下寺碑在风雨飘摇中形影相吊了。
时光的流失却并未洗掉《晖福寺碑》上面固有的灵光，当年，为祈福消灾刻立的古碑虽然未能挽救一代王朝的覆灭，可是，在多灾多难中仍然繁衍生息的乡民却一直把善良美好的愿望倾注到这通古碑身上。因此，当地乡民严禁椎拓，严加保护。
清末以来，先后有多人谈及此事，说山西澄县北寺村如来庙（建在晖福寺旧址上）中，乡人迷信，谓拓碑一次，数年大旱，或村中多死幼童。20世纪30年代有人在《记宕昌公晖福寺碑》一文中写道：
土人云（晖福寺）碑有神，能为祟，非昏夜不能潜拓。碑估恐其声之闻也，不敢用椎。咄嗟毡蜡，安有精本？
这样一来，就使《晖福寺碑》的拓本一纸难求。民国初年，当地驻军一位军官为筹措军饷，决定椎拓碑文，于是派人带着兵卒和拓工十余人前往拓碑，结果受到村民围攻，发生械斗，军人死一人伤多人，村民也有多人受伤。拓碑未成，仓皇逃离。村民为防止此类事件再发生，将碑推倒，并用油灰涂抹碑文。这是1919年四月六日的事。
第二天，这位军官派兵先包围全村，封锁路口；把昨天指挥围攻兵卒的人指认出来，施以酷刑。接着把村中青壮年拉出来，在兵卒的刺刀下强令他们将碑运往县城。由于碑体硕大，道路坎坷，第三天在运碑途中压死一位村民，多人受伤。余人惊恐，四散奔逃，士兵鸣枪警告也无济于事。只好安排士兵前来启运，直到四月十二日，历时一星期才将碑运到县城劝学所。此后，当地驻军雇来拓工，“任人椎拓而课其税焉”，守住碑向椎拓碑文的人收税。于是，“绝世瑰宝，乃大显于世。”（毛昌杰《君子馆类稿》）拓本一张售价2—5元。1920年以后，每本不过1元而已。物以稀为贵，此前的1916年正月初四，鲁迅先生在北京琉璃厂所购《晖福寺碑》拓本，竟花银洋6元之多。（见《鲁迅日记》）
《晖福寺碑》的书法艺术，自宋元以来备受推崇，有人评论：“北碑大半刚健挺拔，如俊鹘出驹，不可羁□。惟晖福寺碑温润敦厚，真采内涵……此书而近南派者也……信非溢美。”（毛昌杰《君子馆类稿·文抄》卷三）
康有为评价该碑有十大特点：“一曰魅力雄强，二曰气象浑穆，三曰笔法跳跃，四曰点画峻厚，五曰意态奇逸，六曰精神飞动，七曰兴趣酣畅，八曰骨法洞达，九曰结构天成，十曰血肉丰美。”盛赞碑文“书法高简，为丰厚茂密之宗，隶楷之极则。”
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八年，即《晖福寺碑》刻立六年后的494年，孝文帝在经过河南汲县（今卫辉市）顿坊店比干庙时，“亲为吊文，树碑而刊之”，即《吊殷比干墓文刻石》，又称《太和碑》。关于比干，《史记》里只有几句话：“纣愈淫乱不止。……比干曰：‘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争。’乃强谏纣。纣怒曰：‘吾闻圣人心有七窍。’剖比干，观其心。”（《史记·殷本纪》）
据说比干封在比地，名干，生于公元前1092年，卒于公元前1029年。是殷朝最后一个国王纣王的叔父。一直协助纣王治理国家、管理朝政，使殷强大起来。比干对纣王自恃功高、花天酒地，置国家于不顾，使殷朝逐渐衰落，十分痛心，有时强行进谏三天三夜接连不断。纣王恼羞成怒，将比干剖腹挖心，曝尸三日。
传说比干的遗体乘马南下，想到新地（今河南新乡一带）重新安上一颗心。途中遇一老妇正在采摘野菜，比干问所采菜名，答曰“空心菜”。比干问菜无心可活，人无心可活否？老妇说活不了。比干听罢，遗体从马上跌下，此时狂风暴雨骤然发作，把比干遗体埋成一座坟墓，至今墓园内还有一种三个叶片的空心植物，柏树也朝坟墓这边躬身致敬。
从前，人们常说武将战死沙场，文臣祸从口出，即所谓“文死谏，武死战”。比干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因向君主进言而遭遇杀身之祸的谏官。一向作为忠臣的代表受到后人的崇敬。就在他死后一年，周武王灭掉了殷纣，立即为比干大修陵墓，并举行隆重的祭祀仪式。北魏太和十八年（494年），孝文帝下诏，在比干墓前建庙；唐太宗是一位最重视发挥谏臣作用，也最善于纳谏的皇帝，为给谏臣树立榜样，特封比干为太师，谥号“忠烈公”，并为比干大修祠墓；宋仁宗、元仁宗也先后大修祠墓；明代弘治七年（1494年）明孝宗特命卫辉知府金舜臣为监工，对比干庙进行一次空前规模的修缮。占地一百三十余亩，各类建筑十余座。墓高20米，直径50米，占地二十余亩。历代碑刻64通。其中最著名的是北魏《太和碑》、陈宣帝的《祭文碑》、唐代《贞观碑》、元代《延佑碑》和清代的乾隆诗碑。
《太和碑》全称“魏孝文帝吊殷比干墓文刻石”，宋代元祐五年（1090年）又重刻一次，碑阳楷书，28行，行46字；碑阴4列，各28行。据《魏书》载，刻立于太和十八年（494年）十月一日。这一年，孝文帝曾两次经过比干庙：年初，“经殷比干之墓，祭以太牢”（杀牛祭祀）；第二次是十月，“经比干之墓，伤其忠而获戾（获罪），亲为吊文，树碑而刊之。”碑身四面刻字，碑阳正文是魏碑字体，瘦硬峻峭，为南北朝时期书法家崔浩所书，一向与“龙门二十品”齐名。碑文为魏孝文帝亲撰，颂扬比干忠心正直，敢言诤谏，抒发了对忠臣的敬仰与怀念，幻想比干驱龙驾凤，遨游人间仙境。在碑文中感慨地写道：“呜呼介士，胡不我臣！”（为什么不是我的大臣）
比干墓前有一座碑亭，碑头刻有“宣圣真笔”四字，碑身正面镶嵌一块残石阴刻“殷比干墓”四字，传说是孔子用剑刻写，称为“剑刻碑”。孔子称赞比干为“三仁第一”。殷商末年有三个仁者，即微子、箕子和比干。比干位居三人中第一。据说，“剑刻碑”是历史上孔子留下的唯一真迹。
《贞观碑》刻立的“祭比干碑”，正面刻写封比干为太师，谥号“忠烈公”的诏文，背面镌刻当时凭吊比干墓的官员姓名。碑文不长，兹录于后：
道丧时昏，奸邪并用。暴君虐主，正直难居。虽识鉴存亡，讵遣凶残之累；智周万物，不离颠沛之间。然则大厦将崩，非一木能正；天道去矣，岂一贤之能全！奋不顾身，有死无二；蹈斯节者，罕有其人；所以惨怆风烟，靡寻余迹，暄凉邱垄，空有其名；虽古今殊涂，年代冥寞，式遵故实，爰赠太师，谥忠烈公。请酌少牢，以陈薄礼。游魂仿佛，昭此嘉诚。（贞观十九年）
碑文议论宽广，见解深刻，盛赞比干在危难之际敢于坚持操守，直言进谏，宁死不屈的高尚品质。表达了对比干的无限崇敬之意。碑文内容充实，论述精辟，具有很深的历史意义。现存该碑为元代重刻。比干庙系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在书法界影响最大的是魏孝文帝的《太和碑》。可是，原拓本已失传。现在流行的最佳拓本是北宋元祐五年（1090年）吴处厚的重刻本。
康有为把此碑定为“高品上”，推崇该碑是“瘦硬峻拔之宗”，“真书之鼻祖”，形容其“若阳朔之山，以瘦峭甲天下。”甚至说此碑问世之后，统一了山东一带的书法风格。
总而言之，可以说比干其人，千古钦敬；比干庙碑，垂范后世。
《龙藏寺碑》在河北正定隆兴寺内。又称“正定府隆兴寺碑”。碑额正书“恒州刺史鄂国公为国劝造龙藏寺碑”15字。系恒州刺史王孝仙奉命劝奖州内士庶万余人修造龙藏寺后，立碑纪功。碑上没有书丹和镌刻者姓名。刻立于隋文帝开皇六年（586年）十一月五日。现在位于大悲阁月台东侧，碑首呈半圆形，六条盘龙相交，苍劲有力，雕刻细致，具有早期雕龙的古朴风格。
建寺树碑的王孝仙在《隋书》中无传。有人考证他就是北周宣宗时上柱国鄂公王杰的儿子，王杰在《周书》中有传。说他“少有壮志，每以功名自许。善骑射，有膂力。”官至宣州刺史，位进大将军。“虽不习吏事，所历州府，咸以忠恕为心。以是颇为百姓所慕。”（《周书》卷二十九）本传最后写道：“子孝仙，大象（北周静帝年号，579—581年）末，位至开府仪同大将军”。仅此而已。
《龙藏寺碑》为什么又称“《正定府隆兴寺碑》呢？”
原来隆兴寺因建在后燕慕容熙的龙腾苑旧址上，故名“龙藏寺”。在唐朝之后的五代时期，遭到严重破坏。北宋初年，住持和尚对宋太祖说被毁坏的佛像背后有“遇显而毁，遇宋而兴”的字样。“显”是“显德”，后周末代皇帝周世宗柴荣的年号（954—960年），后周是五代的最后一个朝代。宋太祖认为这是祥瑞之兆，下令大兴土木，重新建庙，取名“隆兴寺”。
《龙藏寺碑》是该寺的“四绝”之一。其他三“绝”之一为重塑于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彩塑观音坐像，高3.4米，头戴宝冠，项饰璎珞，敞胸露臂，双手扶膝，一足踏莲，一足跷起，屈膝搭在左腿膝上，右手绕过右膝轻抚左腕。姿态优雅，恬静祥和；俨然散淡悠闲的贵族少妇。据说鲁迅先生非常欣赏这尊坐像，北京的故居就存有一张这尊观音坐像的照片。第三“绝”是北宋初年分七段浇铸，外贴金箔的观音菩萨青铜立像。高21.3米，千手千眼，方面大耳，长眉垂目；第四“绝”是莲花千佛像，铜铸的三层莲花宝座上，每一瓣莲花都铸有一尊小佛，共1000尊，每层莲座上又有两两相背而坐的四尊毗卢佛像，三层共12尊，整座铜像形成千佛绕毗卢的金字塔造型。当然，名气最大、影响深远的要数《龙藏寺碑》，该碑龟趺螭首，碑首为九条盘龙缠绕，耸立千年，纹丝不动。
《龙藏寺碑》最大的价值是在书法方面的影响和地位。
欧阳修说：“字画遒劲，有欧（阳珣）、虞（世南）之体。”
清代杨守敬《平碑记》云：“国朝包慎伯（世臣），尤极重之，定为智永书。余按永师名贵谨严，此瘦劲宽博，故自不同，不第无确证也。细玩此碑，平正冲和处似永兴（指虞世南），婉丽遒媚处似河南（指褚遂良），亦无信本（欧阳询）险峭之态。”
“《龙藏寺》足继右军，皆于平正通达之中，迷离变化不可思议。”（包世臣《艺舟双楫》）。
“其书方正有致，为唐初诸人先锋”。（清·孙承泽）
最为推崇备至的是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
《龙藏寺（碑）》之“虚和婉丽”。“古质奇趣，新体异态，乘时独出，变化生新，承魏开唐，独标俊异”。“可出魏碑之外，建标千古者也。”“安简深穆，亦有洞达之意。”统合分隶，并‘吊比干文’……诸派，荟萃为一；安静浑穆，骨鲠不减曲江（指唐·张九龄），而风度端凝，此六朝集成之碑，非独为隋碑第一也。“为隋世鼎足佳碑”。“如青琐连线，生香异色，永兴（虞世南）传之，高步风尘矣。”如金花遍地，细碎玲珑。秀韵芳晴，馨香溢时，然所得自齐碑出。变化，加以活笔，遂觉青出于蓝耳。
总之，康有为把《龙藏寺碑》列为“精品”。书界普遍看重的是该碑书法在魏碑和唐楷之间承上启下的实绩。
《龙藏寺碑》有碑亭，矮小逼仄，很不起眼，没有向导，难以发现。碑亭为三面砖墙，一面（正面）栅栏，普通游客没人关注；业内人士只能望碑兴叹而已。
名碑如何开发，使其既有社会效益又有经济效益，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课题。
现在所见到的《龙藏寺碑》最早和最好的拓本是明朝初年的拓本。又经历六七百年的风吹雨打，碑版上能辨认的字越来越少了。
在寺庙碑刻中，湖南长沙的《麓山寺碑》，是长沙最早的佛寺，建在岳麓山半腰。门额题“古麓山寺”，对联是“汉魏最初名胜，湖湘第一道场”。前后二殿，前殿毁于1944年，后重建；后殿为观音阁，也是1955年重修。现在前殿院内有明清碑刻数通，右侧院墙上，镶嵌着近年线刻的画像碑，有历史名人、佛祖观音等。《麓山寺碑》原立何处不清楚。
《麓山寺碑》刻立于唐玄宗开元十八年（730年），当时李邕53岁，正值盛年，该碑是他在书艺上最成熟时期的代表作，也是书家得意之作。额题“麓山寺碑”四个字为方篆阳文。碑文为行书，内容是历述麓山寺自晋至唐各代修建庙宇和住持禅师传法的情况。全文一千四百余字。
李邕本人资质聪明，个性倔强，从他撰文并书丹的《麓山寺碑》来看，确有一股凌厉的气势，每个字的右上角均微微耸起，颇有傲岸不羁之气。他学“二王”，而又不全守“二王”之法，稳健中有飘逸，整饬中含灵巧，庄重里隐恣肆，严谨内蕴藏着灵动。书评家说他所独创的行楷“以荒率为沉厚，以欹侧为端凝”。点画扎实，体势雄健，骨力沉劲，气韵浑厚。而他自己则说“似我者俗，学我者死”。也许正因如此，唐人说他“文章、书翰、正直、辞、辩、义烈皆过人，世谓六绝。”（《朝野佥载》）唐玄宗天宝年间，在北海太守的任上，因一桩案情受到诬陷，被杖杀在郡，时年七十余。据说由他撰写的碑文不下百余篇。所得报酬超过万金。即使被贬在偏远的地方，朝廷中的达官显贵和天下寺观，也都带着金银财宝前往求文。人们纷纷议论，自古卖文获财者没有人超过李邕。
在楷书的唐碑中，除李邕的《麓山寺碑》，还有一通就是唐初虞世南撰文并书丹的《孔子庙堂碑》。
《孔子庙堂碑》又称《夫子庙碑》、《孔子庙碑》。刻立于唐太宗贞观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碑额篆书“唐孔子庙堂碑”六字，阴文。现存西安碑林第三室，系宋代建隆至乾德年间（960—967年）重刻。据说原碑高4米，宽1.5米，在贞观年间（627—649年）毁于火。武则天当政的长安三年（703年），命宰相王旦重刻。之后又失。因此，传世拓本极为珍贵。西安碑林中的《孔子庙堂碑》是宋太祖时由王彦超摹刻的，称为“陕本”或“西庙堂碑”；山东城武另有一个摹本是元代翻刻的，称为“城武本”或“东庙堂碑”。书界认为“城武本”比“陕本”要好。
虞世南（558—638年），今浙江余姚人，所处的时代正是隋末唐初，《旧唐书》本传说他“性沉静寡欲，笃志勤学……经十余年，精思不倦，或累旬不盥栉。善属文，……同郡沙门智永善王羲之之书，世南师焉，妙得其体，由是声名藉甚。”本传还说，虞世南看上去是个瘦小懦弱的人，连穿的衣服都撑不起来，可是，“志性抗烈，每论及古先帝王为政得失，必存规讽，（使皇帝）多所补益”。唐太宗曾感慨地说：大臣们若都像虞世南，何愁天下治理不好！由于虞世南敢说真话，深得唐太宗敬重。有一年彗星出现，唐太宗认为是不祥之兆，很是不安，虞世南却说：假如皇上无义无德，即使出现麒麟凤凰，也无补于事；如果政通人和，即使有灾星，也不会造成危害。不过，希望陛下不要自以为功劳高过古人就骄傲自满，也不要以为天下太平就松弛懈怠，一如既往地勤政爱民，虽有彗星出现，也不必担忧。唐太宗给虞世南的评价是“五绝”：
一曰德行，二曰忠直，三曰博学，四曰文辞，五曰书翰。
贞观十二年（638年）去世，享年81岁。唐太宗得知，“哭之甚恸”，下诏特准陪葬昭陵，并对别人说：虞世南跟我像一个人一样，没有一天不关心我，爱护我，处处想着我的成败得失，真是当代的名臣，做人的楷模啊！现在去世，我身边再没有这样的人了。
多年后，唐太宗曾在梦中见到虞世南，第二天下制，搞一次隆重的纪念活动，召集500个和尚到虞家做道场，并为其造天尊像一座，又画一幅画像悬挂在宫中的凌烟阁。
撰文书丹《孔子庙堂碑》的时候，虞世南已经六十多岁，他的书法不但成熟，而且达到巅峰。因此，历代书家一致公认《孔子庙堂碑》是唐初碑刻中的杰作。宋人黄庭坚有诗云“孔庙虞书贞观刻，千两黄金那购得。”明代王世贞说“《孔子庙堂碑》，青箱中至宝而已。噫！当时已珍贵如此，况千载之后……”清代冯班谓“虞世南《庙堂碑》全是王（王羲之）法，最可师。”（《钝吟书要》）还有人说虞书“筋骨胜肉”（清·刘熙载），“风神凝远（清·杨守敬）。”据传《孔子庙堂碑》刚刚刻立，就出现了“车马填集碑下，毡拓无虚日”的现象（见《庚子消夏记》）。碑文的内容记述唐高祖李渊封立孔子后裔孔德伦为褒圣侯，并重新修建孔庙的事。
《孔子庙堂碑》在书法史上的崇高地位和对后世的深远影响，启示我们：大书家必是大学者；学作书，当先学做人。
唐朝从“安史之乱”之后，山河破碎，满目疮痍，战乱此起彼伏，朝廷焦头烂额。整治乱世，武将比文臣更能派上用场，因此，郭子仪这样的将领，就成为历史舞台的重要角色了。
《郭氏家庙碑》就是这样一个重要物证。
郭子仪（697—781年），今陕西华县人，从公元755年“安史之乱”起，已经58岁的郭子仪就受命南征北战，东讨西伐，先任朔方节度使，在河北一带打败史思明；唐玄宗跑到四川，唐肃宗即位，任关内河东副元帅，配合回纥兵击溃叛贼，收复京师长安，因功升为司徒，封代国公。肃宗慰劳郭子仪军队时说：“国家再造，卿（之）力也。”之后又晋封为汾阳郡王。代宗李豫即位后，叛乱又起。叛军纠合回纥、吐蕃攻唐，郭子仪首先致书回纥军：你们曾不远万里，赶来帮助我们打败安禄山，收复长安、洛阳，今天你们怎能抛弃老朋友，又帮助叛贼，这是多么愚蠢的行为啊，对回纥又有什么好处？回纥军首领不相信郭子仪还在统军作战，要求战场上见面。部下担心回纥有诈，要郭子仪带500骑兵随从。郭子仪坚持只带几十人，而且不穿戴盔甲，见了回纥军首领就说：你们各位跟我患难与共很久了，我们曾经并肩作战，休戚与共，今天突然抛弃友谊，到这里来做什么？对方丢下兵器下马拜见郭子仪说：您果然还是我们的老前辈啊！郭子仪设宴招待他们，并终于说服了回纥，与唐军联合共同抵御吐蕃。公元780年，唐德宗即位后，赐号“尚父”，进位太尉、中书令，同时解除兵权、撤掉地方军政长官的兼职。第二年因病去世，享年85岁。死后赠太尉，陪葬建陵（唐肃宗的陵墓），按一品官的级别坟高一丈八尺，德宗又昭准再增高一丈，“以表元功”。
《新唐书》本传说郭子仪对皇帝忠诚，对部下宽厚，作为高级将领，坚持赏罚分明，宦官鱼朝恩嫉妒郭子仪，总在皇帝面前说坏话，始终未能得逞。于是，使人盗掘了郭子仪父亲的坟墓。事后，郭子仪去京师长安，朝廷内外都怕郭子仪恼羞成怒，大闹一场。进宫见了皇帝，皇帝对他表示慰问，郭子仪流泪说：我长期在外带兵，不能禁止士卒残害别人的坟墓，今天，别人倒掘了我家的坟茔，这是老天惩罚我，不是人为的祸患。并未报复鱼朝恩。
《郭氏家庙碑》就是在这个时候，即唐代宗李豫广德二年（764年），给他父亲修建家庙时刻立的。碑额由代宗李豫亲笔用隶书题写《大唐赠太保兴国贞公庙碑》。碑文由颜真卿撰写并书丹。碑文内容记叙了郭子仪的家世以及官爵武功。碑阴分为三截，镌刻郭子仪兄弟子孙的名字和官职。
关于郭子仪，人们了解最多的是京剧和地方戏曲中的保留剧目《打金枝》。
《打金枝》的剧情是：汾阳王郭子仪八旬寿辰时，子女全来拜寿。唯独郭暧所娶肃宗李亨女儿升平公主不去参加。郭暧一怒之下打了公主。公主哭着跑回宫里向父母告状。郭子仪也认为事态严重，于是把儿子捆绑起来，押进宫里请罪。肃宗以郭子仪是立有战功的统帅，儿女的事与朝政无关，不应干预，反而给郭暧升官晋爵，并与皇后一起劝说小夫妻言归于好。
关于戏曲曾有这样两副对联：
想当年那段情由未必如此，
看今日这般光景或者有之。
曲是曲也，曲尽人情，愈曲愈妙，
戏其戏乎，戏推物理，越戏越真。
不过，真要较真，《打金枝》还真的经不起推敲。
郭子仪八十寿辰是公元776年，唐代宗大历十一年，这时“安史之乱”已平，当朝皇帝是代宗李豫，而不是肃宗李亨。
戏里说“打金枝”事在肃宗朝，那应是“安史之乱”爆发的第二年，肃宗至德元年，756年，这一年郭子仪60岁；不应过80岁寿辰。
公元756年，郭子仪是兵部尚书，还没进封汾阳郡王。进封汾阳郡王、朔方等州节度行营、兼兴平、定国副元帅，是唐肃宗上元二年，761年的事，这一年唐肃宗逝世，代宗继位。
从戏里升平公主的唱词看：“禄山贼破潼关烽烟四起，只逼得先王爷驾幸蜀西。多亏了汾阳王勤王讨逆，挽回了中兴业一统华夷。宫娥女将红灯高高挂起，等候了驸马爷转回宫闱。”应是肃宗朝的事。还有，郭子仪倘过的是60岁生日，那么这一年，即肃宗刚刚继位的756年，京师长安尚在沦陷中。郭子仪正带兵与叛贼作战，不可能在宫中举行隆重的生日庆典。
总之，按史实考察剧情，基本对不上碴口。观众只接受这么一个故事：批评公主自恃高贵不懂礼教，歌颂皇帝家国并重顾全大局就行了。
《郭氏家庙碑》是颜真卿56岁时的作品，当时因受宰相元载的构陷，罢官闲居。因此撰文时从容不迫，自然流畅，书丹时郑重其事，一笔不苟。碑文自有一股雍容疏朗，遒劲郁勃之气。书评家称“颜书如登高临深，巍巍翼翼”，并非妄语。
寺庙碑中也有造像碑。
西安碑林第七室东侧夹道南侧露天存放的《圆通寺碑》就是一通造像碑。《圆通寺碑》又称《奉元路圆通观音寺记碑》、《皇甫景元等造千佛像碑》和《千佛碑》。碑阳有元代至正十一年（1351年）真书的碑文，撰文者为陕西廉访司廉访使翰勒海寿，壁峰禅师石宝金书丹。
这通碑一直存有争议，争议的焦点是刻立时间，从碑文看是元碑无疑，从碑的整体风格，特别是碑的四面龛内造像及碑阴所雕140龛坐佛年代来看，差异明显，当非元代雕凿。这从现存文献记载也得到证实，碑侧原有“武成二年（560年）四月”的年款和“邑子皇甫景元”等造像者的题名，已经严重剥蚀漶泐难以辨认，不过仍然能够证明《圆通寺碑》并非刻立于元代。
现在的问题是：该碑的刻立者和刻立时间是否为“皇甫景元”和“武成二年”呢？
显然不是。第一，皇甫景元所题名在碑侧，这是不合常规的。那么，刻碑的时间就不应是“武成二年”，应当更早一些。这“更早”的时间，专家们认为是北魏正光年间（520—524年），旁证是今天关中一带遗存的北朝千佛造像碑至少在百通以上，从北魏宣武帝时期（500—516年）起，有大量造像碑涌现，仅在药王山就有一批，从碑首为减地盘龙高浮雕手法，碑身两侧为六螭下垂形式，碑首日月轮和莲花图案的构图，以及敷搭式袈裟和下裳遮覆龛下并略有开张布局方式与风格特色，都跟北魏正光年间的造像碑非常接近。它们应属同时代的作品。
还有，皇甫景元选择碑侧题名，表明当时整个碑身完好无损，且记事、题名等文字几无空地，这才不得已而为之。这样一来，结论就成为：碑体系北魏正光时期雕凿，而碑阳的碑文为元人镌刻。前后间隔六百余年。这600年间此碑命运如何？
原来，北周武帝宇文邕建德六年（577年），为增强国力，强征僧侣当兵，没收寺院土地，下诏严禁佛道两教，毅然独尊儒术，开展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废佛”运动。4万座寺院改为俗宅，300万僧尼或入伍或还俗。寺院的佛塔、碑刻均在扫荡之列。这一规模空前的“废佛”运动直到宇文邕“驾崩”的578年北周宣帝上台方告结束。此时的《圆通寺碑》碑文可能已被凿毁，并埋没于地下。
从《奉元路圆通观音寺记碑》碑文可知，元代至元（1335年）以后，该碑所在地有个僧人何禄氏，由于虔诚修持，声望日高，于至正二年（1342年）一个日食之夜，佛祖显灵，何禄氏率领众人在显灵之处掘得石菩萨一尊，方知此处“旧为寺基”。接着，又出现元朝封在陕西的安西王“感梦”一事，于是，安西王“命比丘如海同发善心，为修造主，”“合众施为殿藏阁寮，前庖后寝，凡费六百万，工始于癸未（1343年）之春，迄庚寅（1350年）之秋，历七年而后成，檀樾李万成又施三百万，为二佛、六菩萨、十八大士群卫之像。遂为一方具瞻。”这时，元顺帝又把陕西廉访司廉访使翰勒海寿和高僧壁峰禅师石宝金招入京师大都（今北京），在安西王授意之下，运作撰写、书丹和立碑诸事，刚好就地取材，把发掘出来碑文已经漫漶的造像碑利用起来，重刻新撰写的碑文。碑阳焕然一新，而碑体仍为旧物。现在碑阳的内容，详述了“神奇灵验”活动的缘起和全过程。
清末民初，圆通古寺毁圮，“寺有碑记，凡五百五十余字，碑之阴刻佛像百余尊，委榛莽间，将取作修渠之用。余惜其为数百年古物，乃移之高楼村北极宫内”。这是陕西一位名儒先贤宋联奎（1870—1951年）在《苏庵杂志》一书所记。
宋联奎说“数百年古物”是根据碑阳的碑文末有“大元至正十一年（1351年）岁次辛卯二月甲寅日立石”而言的。也不算错。
《圆通寺碑》所承载的历史文化内涵可谓多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