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孔夫子的观点，人类社会大体有两种人，即治人者和治于人者；治于人者中主要是劳力者；而治人者则是劳心者，劳心者也有善恶之分。不言而喻，贪官污吏就都是治人者中的恶人了。这种人是社会机体中的毒瘤和病灶。救治的办法有两种，依法治恶就是反腐，以德治恶就是倡廉贪官污吏对于政权的危害有目共睹，举世皆知，这就使最高统治者不得不采取一些防范措施，把贪官危害的程度降到最低。其中训诫，教育，铭箴言、刻遗训等等，都是经常运用的手段。
西安碑林第六室西侧有一通《格言碑》，高1.6米，宽0.39米。其中不但有做人的格言，也有做官的格言，碑文写道：
有耻则砥德砺行，顾惜名节，一切非礼非义之事，盖而不为，唯恐有浼乎。平生若耻心一失，放僻邪侈无所不至：居乡而乡行有玷；居官而官常亏名节，不足人所羞齿，虽有他长亦不可赎。
此类碑刻固然有用，然而十分有限，因为它只能影响为官者的选择，而不能决定为官者的选择。当体制、机制和制度原本就存有作恶空间的时候，“廉政碑”的作用就十分有限了。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贪赃枉法有利可图，且能得手的时候，为官者就不会考虑通过创造政绩，获得升迁而后得到好处，那条路太艰难，太漫长，更不要说贪官作恶的成本很低，风险不大这些客观条件了。
河北保定的古莲花池有一通刻立于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的《政训碑》，碑文系监察御史徐骧在巡按保定时留下的训政诗文，由保定知府和清苑知县共同刻立于府衙的庭院中。
碑文共两部分，前为“政训”，后为“民隐”。其中“政训”部分就是训诫官吏的，以下四句话至今发人深省：“行政要知大体，驭吏要察隐微，使民要知甘苦，自奉要尝辛味”。
这位监察御史徐大人坚持的仍然是正面说服教育。不过，《政训碑》上的四首反映民情的“民隐诗”，却是写的让人感动，其中有“青山不动茆茨摇，妻儿缩项如蹲鸮，还愁败壁来猿猱，忍饥宵来三索陶。”这些诗句反映出民间家徒四壁，妻子儿女无衣无食瑟缩而居的悲惨境况。虽然民穷财尽，官府依旧“催租有吏来打门，索钱不得鞭儿孙。宁鞭儿孙莫犯婚，春来耕作无鸡豚”，对如狼似虎的官吏催租逼赋，敲诈勒索无恶不作的行径予以深刻揭露。
徐骧的用意在于以“民隐”之诗动之以“情”，以“政训”之辞晓之以“理”。让官吏们在体察民情的前提下，勤政为民，为政清廉，这样良苦的用心，尽管被府县官员刻石立碑，似乎十分重视，其实并没有人认真执行：树碑一通者，空话四句耳。所以，80年后的1644年，明朝就彻底完蛋了。
监察御史是管官的官，具体职责是“分察百僚，巡按郡县，纠视刑狱，肃整朝仪”（《唐六典》），因此，徐骧有权对地方官员加以“政训”。他是为皇帝，为国家负责。皇帝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自然更不在话下。所以，历代帝王无不要求各级官吏廉洁奉公，勤政爱民，使皇帝老子的天下长治久安。
五代时期，偏安四川的后蜀小皇帝孟昶（935—965年在位）为约束官吏行为，曾撰《戒石铭》颁行天下，全文是：
闻念赤子，旰食宵衣，言之令长，抚养惠绥。政存三异，道在七丝。驱鸡为理，留犊为规，宽猛得所，风俗可移。无令侵削，无使疮痍。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赋舆是切，军国是资。朕之赏罚，固不逾时。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为民父母，莫不仁慈。勉而为戒，体朕深思。
共24句，96字。《容斋随笔》的作者洪迈说“区区爱民之心，在五季（代）诸僭伪之君为可称也”，认为值得称赞，只是文辞不够精巧。于是，宋太宗赵光义即位后，只从其中选出4句，16个字，铭石勒碑，诏令各地刻在官府门前，称为《戒贪碑》，以儆各级官吏。这16个字就是：
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
明白无误地告诫官员，你们的俸禄都是纳税人的血汗钱；老百姓容易虐待，可是上天则难以欺骗。这“上天”既指上苍、神明，也包括皇帝老子自己。这16字箴言，可能由于言简意赅，容易入心入脑，警钟长鸣，因而到了南宋高宗在临安建都后，又再次敕命全国各地普遍刻立“戒贪碑”，并亲自题跋。据传，各地官府衙门的大堂前都有一个亭子，内竖《戒贪碑》，官吏们随时都能看见。碑首篆额为“太宗皇帝御制”，下刻黄庭坚所书铭文，6行，行4字，共24字；第三截刻宋高宗行书跋文12行，行八九字不等；第四截刻吕颐浩、权邦彦等所题跋文。南宋所刻《戒贪碑》到清代只剩下湖南道县和广西梧州两通。
这种《戒石碑》在明清两代仍大行其道。20世纪80年代，在福建漳浦县发现一通遗存在始建于唐代的县衙大堂中的《戒石碑》，横长方形，高0.35米，长2米，正面碑阳镌刻篆书“民之父母”四字，背面就是那16字铭文。据考证是明洪武三年（1370年），当时知县张理刻立。
在历代官吏中，也确有一些自律比较严格的人。笔者在山西榆次老城的县衙大院内就看见一通翻刻的《官箴碑》。全文是：
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
民不服我能而服吾公；
廉则吏不敢慢，
公则民不敢欺；
公生明，廉生威。
这通翻刻的《官箴碑》，刊刻者是当时无极知县山东曲阜人郭允礼。据传，郭本人为官清廉，他把《官箴》以楷书写出，作为座右铭，镌刻上石，一则律己，一则明志，让人镶嵌在县衙大堂的墙壁上。后来，县衙倒塌。碑刻被当作废物，始而当饭桌，继而成棋台，直到1986年，才被重新立在县委大院内。
西安碑林第六室内也有一通同样的《官箴碑》”时镌刻的。
《官箴碑》的刊刻是官吏们自我约束的一种形式和手段。其实，官吏清廉与否，决定因素还是个人操守。写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
举一个例子：包公曾在广东端砚产地端州为官。他的前任每年借向皇帝进贡端砚的机会，总要多做一些，进贡后剩下的自己留着。不是自己用，而是当礼品送给朝廷权贵，为日后升迁铺路。包公上任后，每年进贡多少，他就下令制作多少。一个不留，一个不送。离任时，一块端砚也没带走。《宋史》本传说包公“虽贵，衣服、器用、饮食，如布衣时。”他还立下遗嘱，后世子孙为官，如有贪赃枉法者，开除家籍，死后不得入包氏大茔。他说，不按他的话办理，就不是他的子孙。
化解后达到的融合与团结。记载兄弟民族之间曾经发生过的这些关系的碑刻，可以称之为“民族团结碑”或“民族和谐碑”。
在书法界一向被奉为经典之作的“二爨子碑”，即《爨龙颜碑》与《爨宝子碑》，就是两通最早记录和反映民族关系的碑刻。只是书法界大都看重从碑版拓下的字帖，对碑文的字体啧啧称赞，而对碑文的内容和对于这两通碑相关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不甚了然，甚至没有兴趣，这不能不说是一件遗憾的事情。倘若对“二爨子碑”的来龙去脉有所了解，对碑文内容十分清楚，在这样的前提之下临习字帖，欣赏书艺，岂不是更好吗？
清代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春天，在距曲靖县城70里的一个名叫杨旗田的村庄，有个农民在耕田时挖出一块古碑，由于不识字，对碑的情况一无所知。但他认为这样一块有棱有角，平滑方正的大石头肯定能派上用场。于是运回家里，在上面做起豆腐来。
清代咸丰二年（1852年），曲靖知府邓尔恒从他所吃的豆腐上面发现有文字的痕迹，十分纳闷，不知这文字是怎么搞到豆腐上面的。于是把厨师叫来问询。厨师也一头雾水，说不清楚。邓大人便让厨师去问做豆腐的作坊。厨师只好趁再买豆腐的机会，问作坊主豆腐上面有文字是怎么回事。那位做豆腐的农民从来没注意过豆腐上有什么文字。就请厨师亲自来看他做豆腐的工具。厨师这才发现，原来作为挤豆腐浆用的案板是一块巨大的石碑。豆腐上的文字就是做好的豆腐放在石碑上面定型时印上去的。
厨师高高兴兴地回来向邓大人做了汇报。进士出身的邓尔恒听罢，立刻命令安排轿子欣然前往。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原来这是块一千四百多年前的古碑！
知府大人下令把古碑运回曲靖。做豆腐的农民哀求说家里世代做豆腐，用这块古碑已将近百年，请大人开恩。邓大人觉得这家人毕竟保存古碑有功，没给敲碎了砌墙铺路也算功德圆满。于是，留下若干银子算是买了下来。
曲靖知府到底是有文化的人，回到曲靖后，邓尔恒立即将碑文拓出，这才发现这通古碑的真正价值，并安排修县志的人，在重修县志时将碑文全部录入。此前，邓大人用隶书亲自题跋，跋云：
考晋安帝元兴元年壬寅改元大亨，次年仍称元兴二年，乙巳改义熙。碑称“大亨四年”，殆不知大亨年号未行，故仍遵用之耳。
这是对《爨宝子碑》刻立时间的一个考证。
晋安帝司马德宗是东晋第十个皇帝，在位22年，元兴元年壬寅是公元402年。这一年“改元”，《晋书》有记载，但没说改元的年号叫“大亨”。“次年仍称元兴二年”即公元403年；没错。第三年仍称元兴三年，即甲辰年，为公元404年；“乙巳改义熙”，乙巳是义熙元年，即公元405年。“碑称大亨四年”，是从元兴元年（402年）算起的；公元405年（乙巳年）改年号为义熙元年，刻碑的人不知道，并且也不知道“大亨”这个年号也从来未正式启用过，所以这才继续沿用着，竟把义熙元年称为“大亨四年”。
这个跋十分重要，没有这个说明，人们搞不清这“大亨四年”究竟是哪一年，那么，这通古碑的刻立时间就成疑案了。
邓尔恒去职后，《爨宝子碑》就从知府衙门移到了曲靖城内的魁星阁前；1937年，在曲靖第一中学校内建亭保护；1989年，扩建为博物馆。
《爨宝子碑》是墓碑。墓主的字为“宝子”。是东晋建宁郡同乐县（今陆良县）人，生于东晋孝武帝太元七年（382年），是爨部族的首领，世袭建宁郡太守，卒于东晋安帝义熙元年（405年），即所谓“大亨四年”，年仅23岁。此人天资聪慧，风度高雅，崇尚节俭，通达清旷。施政勤勉有方，百姓安居乐业。400字的碑文极尽赞美称颂之辞。
《爨宝子碑》题额“晋故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府君之墓”，证明此碑出土之处正是墓主安息之地。可惜已不可考，更遑论发掘了。
东晋后期一直受到来自北方各族的侵扰，所以，对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首领采取怀柔政策。因而在施政方面也相对宽松。例如，东晋朝廷禁止立碑，不过，远在云南任太守的部族首领爨宝子就能在死后立碑。可是，碑额并无“碑”字，而称“之墓”，这也许是针对朝廷禁令的一种“变通”吧。然而从碑文的书法、体裁等方面看，与中原文化并无二致，足见所受影响之深，关系之密。
从汉代起，云贵地区被称为“南中”，爨氏自三国时起就是“南中”的豪族，在南中一带称雄多年，州郡官吏中也多有出于爨氏家族者，并且历代世袭，爨宝子就是其中一位。
《爨宝子碑》的碑首为半圆形，碑身为长方形，通体没有繁复的雕饰，碑文却极富文采，是用骈体写成，古朴高雅，音韵铿锵。碑文的字体似隶非隶，亦楷亦隶，书界却对于碑文字体的界定颇有争议。康有为认为是隶书，另一些学者认为应归于楷书。这正反映了两晋时代书体从隶书向楷书的演变和过渡，这才兼而有之。康有为也讲“与魏碑之《灵庙》、《鞠彦云》皆在隶楷之间，可以考见变体源流”。评此碑为“端朴若古佛之容”，“朴厚古茂，奇姿百出”。
不过，书界对于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和所做的解释却截然相反。
有人说作者“想模仿分字而又不像，字体显得很不自然。”（裘锡圭《文字学概论》）也有人说作者想用新体的楷书来写，可又突不破旧体隶书的束缚，因而搞得不伦不类，陷于尴尬境地鸦还有人说作者本不善隶书，却勉强为之，功力不济，造成事与愿违，欲求工而反拙。
另一种意见认为上述说法不对。碑文的书风正是不拘一体，大胆创新的表现。认为它的结构安排独具匠心，有些字规矩严谨，有些字舒展宽松，有的拉长，有的压扁，极尽夸张变形之能事，这恰恰是对传统书体的挑战，是执意弄险，大胆探索的反映。
孰是孰非，还是见仁见智，各执一词为好：有争议的事物才更耐人寻味。
所谓“二爨”的另一碑是《爨龙颜碑》，现存云南陆良县城南14公里的贞元堡小学院内。碑额题“宋故龙骧将军、护镇蛮校尉、宁州刺史、邛都县侯、爨使君之碑”。其形制与中原传统碑刻并无二致，足见受中原传统文化影响之大。碑文作者是爨道庆。碑阴为职官题名。碑末刻有清人题跋三则，分别为1826年阮元跋，1832年邱均思跋，1902年杨佩均跋。刻立于南朝宋孝武帝大明二年（458年）。此碑湮没多年，于清道光年间被云贵总督、金石学家阮元发现，原在陆良蔡家堡的爨君墓前。特命知府张浩就地建亭予以保护，并亲自题写跋文。
碑文内容记叙爨氏家族三代的历史、世系，特别提到宋文帝刘义隆元嘉九年（432年）爨龙颜参与镇压益州（今四川成都一带）赵广起义的活动。
《宋书》对于赵广起义，在《文帝本纪》中只有一句话：“九月，妖贼赵广寇益州，陷没郡县，州府讨平之。”而在“刘粹传（刘粹弟刘道济附传）中则有详细记载。”
原来赵广是益州刺史刘道济属下一个小吏，因不满刘道济横征暴敛，于元嘉九年聚众起义，强行推举一位道士为蜀王，改年号、置百官，俨然一代王朝。人数多达十余万。元嘉十年（433年）正月围攻成都，后被击退；其间几胜几败。元嘉十四年（437年）四月赵广率众归降。被迁往京师。元嘉十六年（439年）再次谋反，被杀。在长达七八年的镇压过程中，《宋书》中没有提到还有远在云南的爨龙颜参与。碑文中提到，可见刘宋在镇压赵广起义时动员范围之广，调集军队之多。从另一方面也可见赵广起义波及面不小，规模也较大。碑文的价值正在于弥补了正史记载的阙如。
碑文书体在隶、楷之间，基本属于楷书。康有为称为“若轩辕古圣，端冕垂裳”，“下画如昆刀刻玉，但现浑美；布势如精工画人，各有意度，当为楷隶极则。”（《广艺舟双楫》）杨守敬称其“绝用隶法，及其变化，虽亦兼折刀之笔，而温醇尔雅，绝无寒气之态。”又说“上溯篆分之源，下开隋唐之经”，清人范寿铭云：“此碑与《嵩高灵庙碑》同时所树，南北两碑，遥遥对峙，淳朴之气则《灵庙》为胜，隽逸之姿则《爨碑》为长。盖由分八隶之始，开六朝、唐、宋、元无数法门。魏晋以来，此两碑实书家之鼻祖也。”康有为将其列为“神品第一”、“古今楷法第一”，称其“为雄强茂美之宗。”足见此碑对后世影响之深，风流余韵，至今未已。
“二爨子碑”都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唐朝初年，在云南洱海一带分布着6个较大的部落，通称为“六昭”，其中最南边的称为“南昭”。南昭归附于唐朝。唐玄宗继位后曾封南昭首领皮逻阁为云南王，后来在唐朝支持下统一了“六昭”，并迁都到太和城（今大理城南7.5公里处）。南昭王共传十三代，其中有十王是受唐朝册封的。南昭最强盛的时期是第五代王阁罗凤时代，刻立于唐代宗大历元年（766年）的《南昭德化碑》就是最有力的物证。《南昭德化碑》号称云南第一碑，在大理原太和城遗址，距大理7.5公里。碑文撰写者是一位从战俘跃升为帝王师的清平官（宰相）郑回；书丹者是流寓当地的唐朝御史杜光庭，杜既是书法家又是诗人。该碑竖立在太和城的南门外，南昭灭亡以后也被推倒，埋没在乱石荒草中。后来当地人不知为何物，称为“磨刀石”；又传说是“神石”，石屑煎服可强身健体、祛病消灾。直到一千多年后的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才由著名金石家王昶访得，其碑文最早见于明代白族文人李元阳编著的《云南通志》中；清代嘉庆三年（1798年）由按察使李享特建亭保护，民国元老李根源命人重新竖起来。现在碑文大部分漫漶不清，可辨认者仅七百余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碑文涉及到一段重要的历史事件，这就是南昭与唐朝的关系，特别是“天宝战争”的起因和经过。
这场战争的导火索是由唐朝的姚州都督张虔陀点燃的。张虔陀贪而好色，曾对南昭王阁罗凤的夫人行过非礼之事，严重伤害了阁罗凤的自尊。此外，张还向阁罗凤勒索财物，遭到拒绝后恼羞成怒，暗中向朝廷告状，说阁罗凤有反叛之心。阁罗凤于是给唐玄宗写信揭露张的罪恶，又派使臣“连表控告”，均告失败。阁罗凤一怒之下，铤而走险，发兵连克姚州等37部，张虔陀兵败服毒自杀。
这时唐朝派出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率军征讨南昭。阁罗凤立即遣使赴唐，向皇帝谢罪，为张虔陀的事道歉，并表示愿遣返战俘，重修姚州城。同时也警告唐朝：“今吐蕃大军压境，若不许我，我将归附吐蕃，云南将非唐所有。”可是，鲜于仲通全不理会，统率6万大军直扑太和城。阁罗凤则诱敌深入，夜袭唐营，鲜于仲通全军覆没，连儿子也死在西洱河边，侥幸只身逃脱，南昭走投无路，只好与吐蕃结为“兄弟之国”。
鲜于仲通惨败后，宰相杨国忠又奏请玄宗，派出10万大军再征南昭，阁罗凤凭险固守，以逸待劳，在唐军粮尽欲退之际，在吐蕃的支援下，乘势反攻。10万唐军无一生还。“德化碑”写道：“白日晦景（影），红尘翳天。流血成河，积尸雍（壅）水，三军溃衄，元帅沉江。”可见其惨状之烈。
恶战之后，阁罗凤命人把唐军阵亡将士集中安葬，表示南昭仍不忘唐朝旧恩，并为日后修好预留余地。这就是今天“天宝公园”内的“大唐天宝战士冢”，即高8米，直径8米，基方约30平方米的所谓“万人冢”。当年的碑刻全部毁于文化大革命中。
明朝万历年间，云南总兵邓子龙有一首悼念唐朝阵亡将士的诗，他写道：
唐将南征以捷闻，谁令枯骨卧黄昏。
唯有苍山公道雪，年年披白吊征魂。
所谓“以捷闻”是指奸相杨国忠把鲜于仲通的惨败说成“大捷”。鲜于不但未被追究，反被调回京城任京兆尹。已经做了38年皇帝的李隆基当年65岁，也许真的老糊涂了。而打败唐军的阁罗凤只有38岁，刚做南昭王仅两年。
这一年就是唐玄宗天宝十年，公元751年。
“德化碑”中颇有几段精彩的文字，不可不读。其中表现阁罗凤在愤激和无奈之下，披肝沥胆，慷慨陈情，令人心存感动：
嗟我无事，上苍可鉴。九重天子，难承咫尺之颜。万里忠臣，岂受奸邪之害！即差军将杨罗巅（派往唐朝的使者）等连表控告。岂谓天高听远，蝇点成瑕，虽布腹心，不蒙矜察。
在颂扬阁罗凤的文治武功时，也写得生动华丽，淋漓尽致：
越隽再扫，台登涤除。都督见擒，兵士尽掳。于是扬兵邛部而汉将大奔，回旆昆明，倾城稽颡。可谓绍家继业，世不乏贤。昔十万横行，七擒纵略，未足多也……于是，威慑步头，恩收曲靖。颁诰所及，翕然俯从。我王气受冲和，德含覆育。才出人右，辩称世雄。高视则卓而万寻，运筹则决胜千里。观衅而动，因利兴功。事叶神衷，有如天启。故能攻城挫敌，取胜如神。以危易安，转祸为福。……然后修文习武，官设百司；列尊叙卑，位分九等。阐三教，宾四门。阴阳序而日月不怂，赏罚明而奸邪屏迹。通三才而制礼，用六府以经邦。信及豚鱼，恩沾草木。
文中虽然不乏夸饰溢美之词，然而，一位“随世运机，观宜抚众；退不负德，进不惭容”，“仁而有勇，孝且兼忠；怀驭众之长材，兼事君之劲节”的明君英主的形象却呼之欲出。怪不得唐玄宗把自己的一个女儿嫁给皮逻阁的孙子凤迦异为妻。
在西藏拉萨市大昭寺门口，有一通高5.12米的古碑，造型古朴，庄严肃穆，碑文为汉藏两种文字，这就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唐蕃会盟碑》，又称《甥舅会盟碑》，刻立的时间是唐穆宗长庆三年（823年），因此也叫《长庆会盟碑》。那么，为什么又称《甥舅会盟碑》呢？
原来，早在唐太宗贞观十五年（641年）就曾以文成公主嫁给吐蕃的松赞干布。松赞干布在唐高宗即位的永徽元年（650年）去世，年仅36岁。30年后，唐高宗永隆元年（680年），文成公主也去世了。到唐中宗神龙元年（705年），吐蕃又来求婚，唐中宗便以雍王之女金城公主嫁之。中宗景龙三年（709年）十一月，吐蕃派大臣前来迎娶。第二年（710年）正月，皇帝亲自送行，并将设帐宴请送别的始平县改为金城县，其乡改为凤池乡，其里改为怆别里。并语重心长地下制曰：“金城公主，朕之少女，岂不钟念？但为人父母，志恤黎元，若允乃诚，祈更敦和好，则边土宁晏，兵役休息。遂割深慈，为国大计，筑兹外馆，聿膺嘉礼，降彼吐蕃赞普……”
唐玄宗开元十七年（729年），玄宗派遣使者去吐蕃拜见金城公主和赞普。由于一直以来，唐蕃之间仍然摩擦不断，这次赞普欣然请和，并情辞恳切地向玄宗说：“外甥是先帝宿亲，又蒙降金城公主，遂和同为一家。天下百姓普皆安乐。”接着解释一番边境冲突是边将所为，“外甥以先代文成公主，今金城公主之故，深识尊卑，岂敢失礼？又缘年少，枉被边将谗构斗乱，令舅致怪，伏乞垂察。”又说“外甥蕃中已处分边将，伏望皇帝舅远察赤心，许从旧好，长令百姓快乐。如蒙圣恩，千年万岁，外甥终不敢先违盟誓。”渴望互谅互让的殷殷之情，祈盼团结友好的拳拳之心，溢于言表，掷地有声。
十二年后的开元二十九年（741年），金城公主去世了。
唐穆宗长庆元年（821年），吐蕃遣使请盟。长庆三年（823年），吐蕃赞普赤祖德赞为纪念唐蕃会盟而刻石立碑。碑身为方柱形，碑阳及两侧以汉藏两种文字刻载会盟全文和蕃方十七位参与会盟官员的姓名、官职；碑阴以藏文刻载唐蕃友好关系历史和此次会盟的经过及意义。碑文写道：
自今而后，屏去兵革，宿忿旧恶，廓焉消除，追崇舅甥，曩昔结援。边堠撤警，戍烽韬烟；患难相恤，暴掠不作；亭障瓯脱，绝其交侵。襟带要害，谨守如故，彼无此诈，此无彼虞。呜呼？爱人为仁，保境为信；畏天为智，事神为礼。有一不至，构灾于躬。
这样信誓旦旦的碑文，至今仍大部分清晰可辨。真正堪称千年以来，汉藏两族人民团结友爱的历史物证。
云南还有一通清康熙十八年（1679年）出土的宋代古碑，刻立于大理国段素顺明政三年（北宋开宝四年，971年），在民族关系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大理立国于五代（907—960年）时期，从公元937年到1254年被元朝忽必烈所灭，长达316年。几乎跨越了北宋和南宋的全程。赵宋王朝和大理的关系比较稳定，百年无战事。
关于大理和段氏，有一段文章写得十分精彩，由于出处生僻，不易涉猎，现摘引如下：
乐土以居，佳山川以游，二者尝不能兼，惟大理得之。大理，点苍山西峙，高千丈，抱百二十里如弛弓，危岫入云，段氏表以为中岳。山有十九峰，峰峰积雪，至五月不消，而山麓茶花与桃李烂熳而开。东汇洱河于山下，亦名叶榆，绝流千里，沿山路而长，中有三岛、四洲、九曲之胜。春风挂帆，西视点苍（山）如蓬莱、阆苑，雪与花争妍，山与水竞奇。天下山川之佳莫逾是者。且点苍（山）十九峰中，一峰一溪飞流下洱河。而河崖之上，山麓之下，一郡居民咸聚焉。四水入城中，十五水流村落，大理民无一垄半亩无过水者。古未荒旱，人不识桔槔。又四五月间，一亩之隔，即倏雨倏晴；雨以插禾，晴以刈麦。名“甸溪晴雨”。其入城者，人家门扃院落捍之即为塘，甃之即为井。谓之“乐土”，谁曰不然？
——明王士性《广志绎》
《广志绎》成书于明代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就在这一方人间“乐土”，段氏演绎了一幕民族团结的正剧。
先是南昭政权被权臣杨干贞篡夺，而后，段氏又推翻了杨氏政权。在大理国段素顺明政三年（971年），为当年立国的段思平刻立了《与三十七部会盟碑》。
段思平是个传奇人物。传说大理喜洲院榜村有户白族人家老而无子，一直祈求上苍赐子。
不料在院内栽下的李树结了一只硕大无比的果实，落地碎裂后出来一个小姑娘。长大后，一次在水中沐浴，发现一段木头逆流而上，与姑娘擦身而过，姑娘抱住木头便产生了交媾之感。
回家不久便生下二子，取名段思平，段思良。
段思平长大从军，屡立战功，官至通海节度使。功高盖主，杨干贞十分忌恨，必欲除之而后快。于是，在一次段思平回大理之时，趁机派兵捕杀。段思平闻讯逃脱，得一农夫救助，藏在乱草堆中躲过追杀。后来乔扮成猎人逃离大理。在途中的小旅舍里，用随身的猎犬换了一把利戟；又在一处湖边得到一匹神马。在饥渴难耐时，摘食野果，果核上隐约有“青昔”二字。段思平恍然有所悟，拆开二字乃是“十二月二十一日”，于是，回到通海后，立即招兵买马，又联合东方三十七个部落（主要是彝族）回师曲靖，歃血盟誓，进军大理，一路势如破竹。杨氏政权顷刻瓦解，由于杨干贞贪残暴虐，内外怨怒，仅仅存在8年，就被段氏所灭。不过段思平还是网开一面，算是以德报怨。大理城破，杨干贞被俘，不但未杀，反让他出家当了和尚，家属也未遭杀害。这可能与段氏崇奉佛教有关。在三百多年的22位君王中，竟有9位禅位为僧。这算是一个旁证吧。
段氏政权与宋朝也保持着良好关系。宋仁宗皇祐四年（1052年），叛臣侬智高兵败逃到大理，段氏毫不犹豫地杀了他，并将头装匣送往京师。
《段氏与三十七部会盟碑》。碑文从左至右分为上下两截，上截正文11行，一百四十余字；下截为人名，行书，多简笔和别体，没有标题。1961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存曲靖第一中学校园内。碑文记叙大理国主、三军都统、皇叔布燮段子珍（白族），奉宋太祖之命，与彝族37部联兵打败盘踞滇东之敌，平定众镇叛乱后，召集37部首领在石城（今曲靖）颁赐积赏，共约盟誓，永远合作等史实。这次会盟事件史书无载，碑文可补史籍不足，对研究古代大理国很有价值。此碑刻立不久湮没土中，康熙十八年（1679年）出土，先立在石城遗址，再迁城外武侯祠，道光末年移置奎阁壁间，1937年才移存现址。
在云南大理市西北不足1公里的苍山中和峰下，有个小圩镇，这里原是大理国的都城，在古城三月街场旁有座碑亭，碑亭里矗立着一通由两块青石相接而成的古碑，这就是《元世祖平云南碑》，又称《世祖皇帝平云南碑》。
为什么在忽必烈死后10年才刻立追颂他平定云南、奠定统一全国的伟大功绩的纪功碑呢？
原来，忽必烈是成吉思汗的孙子，蒙古大军在1234年灭掉金国后，发动了对南宋的战争，遭到南宋军民的顽强抵抗。于是决定先征服“西南诸蛮”，完成对南宋的战略包围，形成南北夹击之势，以加速灭掉南宋实现全国统一的进程。于是蒙哥大汗命其弟忽必烈统率10万大军于1252年远征大理国。为避实击虚、以少胜多，忽必烈从宁夏入甘肃，经六盘山、沿甘、川、藏边界人烟稀少的高山峡谷，分三路南下，过大渡河，又经行山谷两千余里，至金沙江，乘皮筏过江后，到达距大理城仅四百余里的地方。1253年12月，兵临城下，三百多年未经战事的大理国，一朝醒来发现神兵天降，懦弱的国主段兴智选择了投降：主张抵抗的大理国相高祥逃逸，不久被擒杀。忽必烈为稳定局势，对大理国采取怀柔政策，没有屠城；进军途中也亮出禁杀的旗帜，因此没有遇到殊死抵抗。战后，仅留一大将驻军大理城，安排一位宣抚使与国主段氏“同安辑大理，遂班师”，大理国主仍被封为大王，统领云南八路“乡兵”。中国历史上，首次在云南建立行省。其后的二十余年，段兴智带领这支队伍转战云南、贵州，远征湖南，为忽必烈建立统一的元帝国立下了汗马功劳。
1271年，忽必烈改国号为大元。
1281年，忽必烈的爱妻去世。
1285年，忽必烈的儿子，他指定的继位人病死。
在谋求国内的统一和发展的同时，忽必烈对中亚的战争没有任何进展，两次远征日本均以失败告终，对南亚的战争损失惨重。这些都沉重地打击了忽必烈。1294年，在位35年的元世祖病逝，终年80岁。
忽必烈平定云南后，云南也并不安定。他的孙子元成宗刚刚即位，1297年九月就发生了八百媳妇叛乱。1300年，元成宗派大将刘深率军两万征讨。1301年为征讨八百媳妇划拨军费九万二千余锭，兵力不足，“发四川、云南囚徒从军”。就在这一年五月，又发生土官宋隆济叛乱，叛军攻城夺寨，杀掠甚众；六月，宋隆济攻贵州，知州张怀德战死。1302年，大将刘深因征八百媳妇不力而被罢官，转过年三月，又因征八百媳妇丧师而被诛；八月，朝廷继续增兵云南；十月，“发云南叛寇余党未革心者来京师”，这是对叛乱分子实行攻心改造的举措。1304年，宋隆济被他的侄子生擒，并入朝献俘，朝廷特升其官。这一年，全国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地震、水灾、大风、冰雹，此起彼伏。元成宗“以灾异故”，不得已而“诏天下恤民隐，省刑罚”，减免租税。（以上引文均见《元史》《高祖本纪》和《世宗本纪》）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有人建议元成宗，在大理城刻立忽必烈的功德碑，其目的和意义就不言而喻了。
碑文由翰林院臣程文海撰写并书丹，以粗石为框，龟趺为青石雕成，体积巨大，形象生动，当地俗称“乌龟碑”。碑额为半圆形大理石，左右雕双龙捧日图，碑额篆书《世祖皇帝平云南碑》八个字。碑文至今仍可辨认。
此碑主要记述忽必烈平定大理国，建立云南行省的史实和功绩。对于研究元史和大理国史具有重要价值。在如何对待其他少数民族的政策和策略方面，对后世也有启迪和镜鉴意义。
在内蒙古赤峰市的翁牛特旗，有一通内蒙古自治区最高大的墓碑，这就是碑首正面篆书题额的《大元敕赐、荣禄大夫、辽阳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柱国、追封蓟国公，张氏先茔碑》；碑首背面镌有八思巴文的同一题款。
墓主张应瑞原系汉族，原籍河北清河，自三世以下加入蒙古族籍。从元世祖到元惠宗（1271—1368年）在近百年之间，为元朝尽忠效力，特别是对蒙古族中的弘吉剌部有突出贡献。在一次叛乱中，该部驸马被杀，张应瑞也被下狱，虽遭酷刑而不屈，逃到京师报告，朝廷即刻派兵镇压，严惩叛贼，张氏因功受封、被赏，使用蒙古族名字的儿孙们也都受到重用，担任过重要职务。
张应瑞82岁去世，元朝为表彰其功绩，特追赠蓟国公，其夫人也跟着荣耀，由清河郡夫人加封为蓟国夫人。汉人入蒙籍，且为元政权作出过重大贡献，反映出元朝在民族关系总体上较为紧张的情势之下，也有相对协调与融合的一面。元惠宗为纪念张氏祖孙世代的功绩，特下诏召集文人学士为张氏撰写碑文，请当时著名书法家书丹，特从北京房山县石经山采石刻制，千里迢迢运到翁牛特旗梧桐花乡国公府张家墓地。
我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几个所谓“盛世”，也都是民族大融合的重要历史时期。
清代康熙、乾隆两朝，由于制定和执行了一些有利于民族亲善和睦的政策和策略，留下了不少可圈可点的历史篇章。其中，康熙皇帝三次亲征，平定噶尔丹之乱，就是一个华彩乐章。
噶尔丹是蒙古族中准葛尔部的首领，杀死其兄，篡夺政权，自立为“汗”，之后势力不断壮大，对清朝中央政权构成威胁，就连向朝廷进贡时，在进京的路上“沿途抢掠，殃民作乱”。噶尔丹不断率军东征西讨，制造战乱和麻烦，康熙帝曾派特使前往噶尔丹处传谕说：“朕统御宇内，胞与为怀，愿率土共享太平，无战争离散之苦，彼此协和，各得其所”。要求噶尔丹“仍遵朕旨”，与各部“同归和睦”（《清圣祖实录》卷一百三十六）。可是，噶尔丹阳奉阴违，一意孤行。康熙只好率军亲征。噶尔丹采用“驼城”战术，使成千上万只骆驼缚足卧地，背加箱垛，箱垛上覆盖蘸水的湿牛毛毡，环列如城堡，士兵躲在箱垛后面发射火铳和箭镞。清军火炮猛烈轰击，终于把“驼城”撕开一个大口子，其余骆驼也大半炸死，清军骑兵一拥而上，杀入“城”中，噶尔丹一败涂地，趁夜遁逃。
这是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七月的事。
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又率军10万兵分三路，御驾亲征。在茫茫戈壁滩上，康熙帝写下一首《瀚海》诗：
四月天山路，今朝瀚海行。
积沙流绝塞，落日度连营。
战伐因声罪，驰驱为息兵。
敢云黄屋重？辛苦事亲征。
表明大动干戈实乃出于无奈，只有含辛茹苦御驾亲征。这次战役，由于清军神速为噶尔丹始料未及，失声惊呼：“是兵从天降耶！”随即尽弃其庐帐器械，甲胄及老弱病残，拔营夜逃。清军穷追不舍，噶尔丹和他的妻子同全部骑兵下马步战，组织反击，冒着清军炮火猛冲，锋势甚锐。清军也下马步战，白刃格斗，死伤相当。清军一将领发现噶军阵后人马不动，估计必是家属辎重。于是，兵分两路：一路侧击噶军；一路攻其后阵的家属和辎重。噶军发现家属牲畜和辎重遭袭，军心动摇，在清军夹击下，仓皇溃逃，从山“巅坠崖下者，河沟皆满，”噶尔丹妻子也中炮身亡，噶氏仅以数十骑逃逸。
此后，康熙多次劝降，噶尔丹并无降意。康熙诏谕：“今岁即不擒汝，来岁当复发兵追讨，必不中辍。”于是，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亲赴宁夏，两路进军，噶尔丹在众叛亲离、走投无路的情势下，“寝食俱废，反复思维，无计能逃”，于当年闰三月十三日服毒自杀。
为了纪念平定噶尔丹叛乱的胜利，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御制《平定噶尔丹纪功碑》两通，分别立在呼和浩特市席力图召寺和离此寺不远的崇福寺（又称“小召”）。两碑均用汉、满、蒙、藏四种文字四面镌刻，碑文云：
天心洪佑，剪逆推（摧）凶，困兽西窜，膏我军锋，一鼓而歼，漠庭遂空，磨崖刻石，丕振武功。
两碑在表彰两寺喇嘛在平定噶尔丹战役中的功绩的文字表述上略有不同。席力图召的纪功碑仍立在大殿前侧；“小召”的纪功碑现移置于内蒙古博物馆内。
清代有关民族关系的碑刻最集中的地方是河北省围场蒙古族满族自治县。这是由该县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的。
河北省围场蒙古族满族自治县原有清代皇帝狩猎的围场七十二处，周长千余华里。开辟于康熙二十年（1681年）。每年都举行“秋狝习武，绥服远蕃”的盛典，成为制度，“垂为家法”。每次都请西北各民族的王公大臣和贵族参加，在跟随皇帝秋猎期间，清帝例行赐宴、赏赍、奖励有功的大臣贵族和将士，并通过会盟、封爵、赏赐和联欢等各种活动，密切与各族王公和上层人物的关系，增强亲和力、向心力，巩固中央政权的统治。
现将围场的各碑分述于下：
《入崖口有作诗碑》在隆化县大坝乡石片村以北围场庙宫以南，位于伊逊东崖口。此崖口东西两侧山势险峻，壁立千仞，层峦叠嶂，气象森严。伊逊河水蜿蜒流出崖口。诗的全文如下：
朝家重习武，灵囿成自天，匪今而斯今，祖制垂奕年。巉岩围叠嶂，崖口为之关。壁立众山断，伊逊奔赴川。秋狝常经过，每为迟吟鞯。双峰开霁烟，一水流潺溪。翠叶复黄葩，高低入影妍。去年发洛伊，伊亦有崖口；三涂及七谷，较此复何有！一得考功诗，膻芗传至兹。我为是崖叹，表章将待谁？
落款是“辛未秋八月，木兰秋狝，入崖口有作。乾隆御笔”。
辛未是乾隆十六年（1751年）。
诗中说每年举行秋狝大典，到围场来射猎，目的是重视习武，以垂祖训。同时描写了崖口的山川胜境，高峰云蒸霞蔚，山上翠叶黄花，河水奔流有声，美景如诗如画。即使素负盛名的伊水、洛水（都在河南省，二水在偃师县汇合，也有崖口），较此处也有逊色。对于崖口胜景因无人知晓而未能加以吟咏深表惋惜。因而发出：我不表彰还等待谁的感叹。
同一年，在围场石桌子乡碑梁沟与隆化县城子乡碑梁村交界处，碑梁梁顶“御路”的东侧，即原“卜克围场”的卜克达巴罕之巅的平坦处，又刻立一通诗碑，这就是《于木兰作诗碑》。碑的正面镌刻《于木兰作》古诗九首，左右两侧分别镌刻《过卜克达阪》和《过卜克达阪叠旧岁韵》两首；碑阴则是七言绝句《过卜克岭行围即景四首》。都是乾隆的汉字御笔，没有满、蒙、藏文。
碑阳的九首诗中第一首和第九首更显重要，第一首是：
天文漏分野，地志缺开县。博览《山海经》，荒略一二见。
上林牟内地，木兰辟塞甸。中外久一家，敬奉金瓯奠。
诗里说围场这个地方太不起眼，天文书中漏掉了地域划分，地方志也没有建县的记载，通读了《山海经》之类的图书，这荒凉边远之地也仅略记一二。其实这里同内地的上林苑一样美丽，塞外的围场跟京郊没有两样。边疆和内地很久以来就是一家人，让我们共同举杯祝愿江山一统固若金汤吧！
第九首作者写道：
枫叶绘叠峻，杨丝锁曲隩。动静无穷观，知仁有余乐。佳景四时宜，最宜乃金昊。曷其可久耽？言旋勤政要。
意思是层层山峦枫叶如画，弯曲的河岸杨柳如烟，无论动态的还是静态的景物都令人目不暇接，仁者和智者都有享不尽的乐趣。这里一年四季都风光无限，最美的时节还是秋天。然而，我怎么能长久地沉湎在美景之中呢？还是赶快回朝办理国家大事要紧。
《过卜克达阪》写于八年后的1759年，镌刻在碑身右侧。原来这一年乾隆派兵西征，平定新疆大卓木和小卓木的叛乱，盼望尽快传来捷报。所以，诗中说往年常从东崖口入围狩猎，今年从西崖口入围应是第二次。二十天的秋狝快结束了，两个叛匪头子也该被擒了。继承习武，我也要勤学苦练，正确指挥必须尽心竭力。在路过卜克达阪时，我曾占卜过凶吉，希望早日传来平叛的佳音。
碑阴的四首即景诗写于1759年，与碑右侧的《过卜克达阪》是同一年。其中第四首与其他几首关系更为紧密，作者写道：
卜克诚然协瑞符，新疆田牧创长图。尔时原未废游猎，临大事当有若无。
乾隆在围场县还有两通刻立于同年同月的碑，即《虎神枪记碑》，均为“御制并书”。《虎》碑在新拨乡骆驼头村的月亮湾西山坡上。正面汉文，背面满文，左侧藏文，右侧蒙文。此碑对面的东山坡上，有一天然石洞，洞中石壁上有四种文字的摩崖石刻，内容是：“乾隆十七年秋狝，上用虎神枪殪伏虎于此洞”。
碑文记述乾隆十七年（1752年），带领文武百官、少数民族首领、王公大臣及皇子皇孙到围场打猎，蒙古各部云集影从，随围射猎，乾隆用虎神枪射杀一只老虎的事。碑文提到国家开始兴盛于东方的土地上，累世和谐昌明，特别是整顿武备，彰显功烈的原则，始终坚守而不废弛。意即通过行围肄武，达到巩固国家统一和确保领土完整的目的。
《古》碑在新拨乡岱尹上村岱尹梁之北。碑文记叙了乾隆帝在木兰围场行猎时，发现了古长城的斥堠屯戍的旧迹和遗址，探询当地的蒙古族，认为确是秦国和燕国长城的遗迹。据考察，围场境内有两段长城，北线自内蒙古赤峰迤逦而下进入围场东北，再转入今天的丰宁满族自治县，全长385华里；南线长城在围场境内，东西走向不足20华里，有断断续续的土筑古城遗址。乾隆这首诗证明两千多年前，塞外广大地区早已列入中国版图，设置了郡县。此碑为我们研究燕秦时代的重要军事设施和长城的情况，提供了重要依据。
在围场县半截塔乡要路沟村西北后洞沟以南的土山顶上，有一通《永安湃围场殪虎碑》，是一通七言古诗的诗碑，刻立于1761年，描述了永安湃围场的地理环境和自然风光以及围猎的情景，乾隆帝用祖传神枪一发打中猛虎，随从顿时“咋舌脱帽”，惊服其神勇。乾隆却说这只是偶然，不足为奇。又叙述了君臣以树木为帐，以草地为席，以烤熟的鹿肉遍赏各族首领、王公大臣，共享美餐，一派祥和的景象。最后强调要世守灵器，坚持武备，一同珍藏，不可松懈。
这是正面碑文，碑侧为《永安湃围场作》诗一首，为七言律诗。写于21年后的1782年。记叙了乾隆古稀之年来到木兰围场，扬鞭飞马，一箭射中一鹿，随围的各族首领、贵族欢呼雀跃之事。最后说群臣欢宴我还能出来狩猎，可到了古稀之年已很少奔走活动，这次围猎只见到一只鹿，一箭射中，比以往射中上千只还要难得啊！诗中隐约流露出年事已高，今非昔比的无奈和自慰。
在围场县腰站乡碑亭子村后山上，也有一通刻立于1774年的七言律诗诗碑《永安莽喀诗碑》始讫工，今岁上围经过兹地，阅之则已丰碑深刻，屹屹崇岗矣！”
诗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即围场所立凡乾隆的御碑，都是他敕令刻立的。当见到“丰碑深刻，屹屹崇岗”时，他是备感欣慰，非常自豪的。
乾隆之后的清帝中，唯有嘉庆在围场留下一碑，是嘉庆帝的一篇御笔短文《木兰记碑》，刻立于1807年。碑顶为四春式，作四龙戏珠状。碑额上浮雕二龙戏珠，额题满汉文“御制”二字，须弥式碑座上雕刻覆莲图案。碑文也是两种文字。关于木兰围场的记叙，内容完备翔实。充分反映了康、乾以来国内各族人民空前团结的盛况，揭示了清廷把木兰秋狝垂为“祖宗家法”，安抚边境视为国家大纲的政治谋略。碑文特别强调“守成之主，不可忘开创之艰；承家之子，岂可失祖考之志？木兰秋狝，为亿万斯年世世子孙所当遵守，毋忽之常经。”所以，嘉庆帝说他每年都来木兰行围，自知骑射水平不及祖上，但也不能不振作精神，不敢怠惰偷安，这才不致辜负先帝的教诲。可是，一代不如一代的清帝越来越不争气，终于在列强坚船利炮面前，不能与时俱进而日薄西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