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碑是集文学、书法与美术为一体的艺术作品。可是，自古以来，人们更看重碑刻“史”的价值，而对于“文”则有所忽视。
首先，碑文除诗词本身就是文学之外，其他均属于文学中散文的范畴，碑文的撰写是一种泛文学化的写作，不乏美文的元素，甚至通篇皆可作美文来诵读。一般散体的碑文之后有韵体的“颂”，无论是几言，都属于诗的范畴。假如把碑文也算一种体裁的话，那么，散文与韵文相结合就是最大的特点。
碑文的书丹和镌刻是书法艺术。学习书法往往从临帖开始，研究书学也必须研究帖。可是，倘无碑，则帖何来？如果离开帖，还谈什么书法？因此，可以说碑乃是书法之源，而帖则是书法之流；碑是根系，帖是枝干，后世书法则是碑帖的花果。此其二。
第三，碑刻又属于美术范畴。碑体的造型设计，碑身的图案纹样，碑首、龟趺等处的雕刻技法等，这些都是美术。
总之，古碑作为历史文化遗存的物证，本身就是文物，而且具有文献价值，它又综合了文学、书法和美术，作为一件艺术作品，当然也具有审美价值。古碑中所谓“三绝碑”、“四绝碑”，就是上述价值的综合体现。
这些“三绝”、“四绝”的具体表现有以下几种情况：
撰文、书丹、题额三绝；
图画、诗文、书丹三绝；
撰文、书丹、镌刻三绝；
撰文、书丹、题额和碑主的事迹四绝；
撰文、书丹、题额和镌刻四绝；
图画、诗文、书法、刻工四绝等。
举例如下：
《蜀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在成都武侯祠大门内右侧的碑亭内。碑文系中唐时期著名政治家、宰相裴度撰写；柳公绰书丹。柳公绰是著名书法家柳公权的哥哥，曾任吏部尚书、兵部尚书，即是政治家，又是书法家；刻工鲁建，他是蜀中有名的石匠，所镌之字，忠实地表现出书法家的风格特点。该碑刻于唐宪宗元和四年（809年），世称“三绝”，名副其实。关于这通碑的“三绝”另有一说：
明代弘治十年（1497年），四川巡按华荣曾在碑上题跋云：“人因父而显，文因字而显，然则武侯之功德，裴柳之文字，其相与垂宇不朽也。”这位华大人的意思是孔明的功德，裴撰柳书的文字，并称“三绝”。
也有人嫌“三绝”还不够，这位就是清代道光九年（1829年）华阳举人潘时彤，这位举人老爷在纂修《昭烈忠侯庙志》时写道：文章、书法、刻技固精美，还要加上武侯之功德，合称“四绝”，这才庶几意尽矣。
苏州玄妙观的《老子像碑》。
这是全国仅存的两块半老子像碑中保存最完好的一块。碑上的老子像是唐代著名画家吴道子所绘，碑文则是唐代著名书法家颜真卿的手笔，像赞则是唐玄宗李隆基所作。皇帝、名家共同合作，号称“三绝”。
《老子像碑》约毁于宋初；南宋宝庆元年（1225年），由道士冯大同和刻工张允迪复刻成碑。现碑为翻刻。唐玄宗还有一首《过老子庙》诗。
唐玄宗的诗写道：
仙居怀圣德，灵庙肃神心。
草合人踪断，尘浓鸟迹深。
流沙丹灶没，关路紫烟沉。
独伤千载后，空余松柏林。
唐玄宗对老子情有独钟，开元二十九年（741年）曾下诏在两京和各州置玄元皇帝庙，并崇玄学，安排一些学子，令习《老子》、《庄子》，每年还有考试。天宝十四载（755年），将《御注老子》和《义疏》颁行天下。
《过老子庙》一诗所反映的破败、荒凉，使作者很是伤感，这就是他采取诸多措施竭力加以改变，以适当抑“儒”为代价，尽力尊“老”，“崇老”的心理和行为的依据。
吴道子（又称吴道玄）是唐代杰出的画家，史称“以天纵之才，穷丹青之妙，于画无所不能，尤善画人物，鬼神，穷形尽相，超然绝俗。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早年行笔差细，中年以后，则笔似莼叶条，人物有八面，生意活动。其敷彩，于焦墨痕中，略施微染，自然超出缣素。世谓之吴装，是益受……佛画之影响而加以变化者也。”（俞剑华《中国绘画史》第九章）
据说吴道子所画的“地狱”的恐怖，使屠夫和渔民看见后，因害怕而改了行。
颜真卿生于唐中宗景龙三年（709年），出身于有着深厚传统文化学养的士大夫世家。秉承家学，自幼嗜书，26岁中进士，官至刑部尚书、户部侍郎等。先后受到杨国忠、李国辅等奸相的嫉妒和陷害，多次被贬官。叛贼安禄山等诱逼颜真卿做伪宰相，受到义正辞严的痛斥，被囚三年，自撰墓志、祭文，终被叛贼缢杀，时年77岁。
颜真卿的字世称“颜体”，《多宝塔碑》和《颜勤礼碑》等是世代公认的经典范本和代表作。那么，颜真卿的字到底好在哪里？
主要在于独特的风格和结体的气势。清新刚健，大气磅礴，丰茂伟岸，笔势沉雄，端庄厚重，顿挫郁勃，纵横开阖，意象宏大，甚至颓笔飞白满纸，令人惊心骇目。可谓出神入化，炉火纯青。再看具体作品，例如《宋广平碑》，宋人黄庭坚说“奇伟秀拔”；《大唐中兴颂》，方正平稳；《李元靖碑》，正直遒婉；《颜家庙碑》，王澍说“风力遒厚”；《自书告身帖》，丰厚古劲，等等。这些评语说的都是“颜体”有独立的品格。正如《新唐书》本传所云“笔力遒婉”，其实是刚柔相济，虽显古拙，却并不沉滞艰涩，在刚性中有灵动，在险峻中举重若轻。“颜体”所展示的是大唐精神，盛世风采。这是一种时代风格，文化气质。
南京灵谷寺宝公塔前有一通《宝志法师画像赞碑》，塔系南朝梁武帝为高僧宝志所建，明初朱元璋改名为灵谷塔。塔是在513年宝志法师圆寂后建成的，同时建成的还有开善精舍。唐代改开善精舍为宝公院。出于对宝志大师的尊崇，特勒石铭碑，可惜，唐碑早已毁佚。
现碑为明代扬州古禅智寺本初和尚按原碑拓本重刻。现藏扬州博物馆内。碑上刻有唐代吴道子摹写、大画家张僧繇所绘的宝志和尚像，像赞为李白所作。
全文如下：
水中之月，了不可取。虚空其心（身），寥廓无主。锦幪鸟爪，独行（游）绝侣。刀齐尺梁，扇迷陈语。丹青圣容，何住（往）何所。
碑文为颜真卿书丹，这就成为一件由画家、诗人和书法家合作的作品，故有“三绝”之称。元朝又加刻了赵孟写的《志公十二时歌》。明朝初年，因兴建孝陵，将碑随寺一起迁入灵谷寺内。唐贤三绝碑毁于宋末元初的战乱；元代重刻，元末明初再毁；明代重刻，清顺治年间寺毁，碑亦毁，凡三刻三毁。直到乾隆皇帝下江南，巡幸灵谷寺，御书“净土指南”四字，镌刻在新碑的最上端。现碑为20世纪30年代重刻。唐贤三绝，再加上赵孟的“歌”和乾隆皇帝的字，可称“五绝”了。清代金陵著名文人甘熙在《三绝碑歌》一诗写道：
万物有成必有毁，世事几变成沧桑。
绀宇琳宫七十所，袈裟杖履徒渺茫。
栴檀旧像不可得，范铜何论荆公王。
昔年好古事重泐，额间宸翰增辉煌。
我怀旧迹发长喟，毡椎摩拓心彷徨。
胜国诸碑已磨灭，赑屃倒卧秋草黄。
抚此嶙峋一片石，屏风岭下歌斜阳。
真是感慨万端不可名状。
《御制大观五礼之记碑》是一通唐宋两代“合刻”的“三绝碑”。这“三绝”分别是：原为唐碑，碑身两侧留下的是柳公权的字，此为一绝；其二，碑身高大，又是一绝；其三，宋徽宗利用唐碑改刻成“五礼之记”碑，新题碑额“五礼之记”四字，也算一绝。该碑在河北省大名县大街乡双台村，现藏大名县石刻博物馆。
该碑原为唐代魏博节度使何进滔的德政碑。系唐文宗开成五年（840年）皇帝为表彰何进滔，命书法家柳公权为其撰写碑文，铭石刻立。何进滔其人新旧《唐书》都有传。说他出身军人世家，曾在田弘正部下当兵，田弘正就是给狄仁杰立碑的魏博节度使。作战英勇，屡立战功，受到麾下将士拥戴。后来也曾任魏博节度使，前后十余年，士民安之，颇有政绩，开成五年（840年）去世。
就是这样一个并无奇功殊勋的人，唐文宗却为他立了一通至今仍是全国最重的碑之一。这个重量还是在北宋被磨掉原来的碑文后，又重新镌刻之后的重量：143.3吨。现在的龟趺之头系重新雕刻后组装起来的。原龟首下落不明，为托起新安装的龟头，特在龟头之下雕刻一个长方形的基座垫在下面。
树立这样一通重量级的墓碑，原因有二：一、魏博一向是藩镇割据的地方，中央政府往往鞭长莫及，难以实施有效统治，而像田弘正和何进滔这类忠于朝廷的地方官十分难得。皇帝下令树巨碑以示褒奖；二、是何进滔部下的主意而不是唐文宗的意思，文宗李昂晚年被宦官监视，每天只能饮酒求醉，赋诗遣愁，自称受制于家奴，比汉献帝还不如，而且继位七年就患中风，六年后病死，跟何进滔是同一年。以何的威望，其部下擅自僭越，立一通比皇陵墓碑还高大的超级碑是不在话下的。
过了二百多年，在宋徽宗政和七年（1117年），徽宗亲自制定的《五礼新仪》颁布，为昭示天下，特命大名府尹梁子美在北京（今大名东）立碑，由于一时间很难找到合适的碑石，梁子美竟把何进滔德政碑的碑文磨掉，改刻《五礼新仪》。所谓“五礼”即吉礼、嘉礼、宾礼、军礼和凶礼。吉礼是祭祀和节庆的典礼；嘉礼是皇帝即位和婚庆的庆典；宾礼是朝会和外交的典礼；军礼是阅兵、田猎、献俘等典礼；凶礼是丧葬的礼仪。礼是一种制度，各代不同。北宋留下的只有《元丰（宋神宗年号：1078—1084年）郊庙礼文》和《政和五礼新仪》两种。“五礼新仪”是徽宗于大观二年（1108年）下诏修编的，历时4年，故称“大观五礼之记”；修成的时候已是政和年间，故又称“政和五礼新仪”，碑额“五礼之记”四字为徽宗御笔。
徽宗亲撰碑文，目的在于通过颁布“五礼新仪”整顿社会秩序，调节人际关系，达到巩固政权、稳定统治的目的。碑文写道：
礼缘人情而为之节……所以正人伦、定尊卑、别贵贱也。固有君道焉，有臣道焉，有父道焉，有子道焉；夫唱而妇随，兄友而弟恭，莫不有叙，人伦正也。上不可以逼下，下不得僭上，大不可以凌小，小不可以加大，无得而逾，尊卑定也。朝廷邦国乡党遂序有典、有则、有伦、有节、有条而不紊，贵贱别也……夫人伦正，尊卑定，贵贱别，则分守明；分守明，则人志一；人志一，而好乱者未之有也。下不好乱，上不僭差，而天下不治者亦未之有也。
徽宗又在碑文中明确指出，“五礼新仪”是针对所有人的，自上而下都要遵守践行：
自躬而达天下，自朝廷而达于庶民，使士安于分，无见利忘义之心。人之所守，无犯令凌政之悖，四海以无拂，而天下如一家。争讼之端，庶几乎息；廉耻之道，庶几乎兴；而刑其措与！遗憾的是“五礼新仪”在思想和制度的层面上，并未能深入人心产生社会效益。由于没有贯彻实施的机制，即使勒石刻碑，耳提面命，也不过徒有形式而已，这很值得深思。
梁子美其人，《宋史》说他“纵侈残虐，然有干才”，是个有才缺德的人物，名声不太好，一直在做地方官。《五礼新仪》的碑文由他书丹，奸相蔡京篆额。这件事遭到大诗人陆游和金石学家赵明诚（李清照的丈夫）的非议。他们认为何进滔功德碑是唐碑，而且是大书家柳公权书丹，理应保留，不该磨掉。徽宗亲自制定《五礼新仪》是国家大事，不应由蔡京和梁子美之流的人物来办，有损皇帝盛名。可是，诗人和金石家都是人微言轻的小人物。碑还是刻成了，就立在大名府（北京）东门外，并且建了碑楼。
南宋以后，楼毁碑倒，断为十余块，掩埋于荒草乱石中。直到明嘉靖二十七年（1584年）才由知府顾玉柱派人掘出。掘出之后的《五礼碑》碎块堆放在一起，在露天中一直经受着风吹雨淋。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提议把这通封建帝王御制的典型的宣扬封建礼教的碑彻底砸烂，红卫兵和革命造反派浩浩荡荡开到双台村（当时是双台大队）。他们发现这通镌刻着封建礼教的御碑，原是一堆巨大的烂石头。既已被打翻在地粉身碎骨，他们也懒得再踏上一万只脚。于是扬长而去。《御制大观五礼之记碑》躲过了一劫。
直到1987年，当地政府决定拨款把这通历经磨难的千年古碑修复起来。特征地15亩，从旧大名府南门外迁到现址。1989年，省文物局拨款16.5万元，专门用于修复古碑。先将残碑碎块一一摆开、刷洗、辨认、编号，然后按序号排列组合，用水泥接缝，补缺，再用夹板、钢筋和螺栓固定起来，定型后拆下来，为防震裂，特别加上三道铁箍，为使碑身稳定，又在背后装上两根支架。古碑又重新站立起来了。
现在的碑版上，宋代碑文已经漫漶不清。碑身两侧原唐代开成五年柳公权的书丹仍可辨认，柳体的刚劲秀丽不减当年；唐代在碑版周边镌刻的精美花纹和图案仍保留尚好，大唐风采依稀尚存。
同一巨碑，两朝经营，而今，风流已被雨打风吹去，只剩下满目疮痍供后人凭吊了。
在广西柳州柳侯祠里，有一通《荔子丹碑》。原名《罗池庙亨神碑》，也称《柳州罗池庙碑》。这也是一通“三绝碑”，碑文韩愈所作，苏轼手书，再加上柳宗元的事迹，故称“三绝”。韩愈的《柳州罗池庙碑》主要记叙柳宗元在任时的政绩。
柳宗元在这远离京师偏僻落后的地方，很尊重当地百姓。鼓励生产，轻徭薄赋，居民们很快就住有新房，行有新船，宅院整洁，六畜兴旺，家庭和睦，邻里友善，陈规陋习革故鼎新。柳宗元跟僚属们饮酒时说：我虽被时局抛弃来到这里，可是，跟你们相处得好，将来我死了，希望你们在罗池边为我建座庙。三年后，柳侯去世，庙建成后，曾有一个过客在庙里饮酒发疯，结果刚出庙门就死了。又过一年，柳侯的僚属来到京师长安，请我撰写碑文。柳侯在日，为百姓做好事，死后仍能警示祸福，可谓还有神灵啊。我写下碑文和颂辞给柳州人民，用以歌颂和祭祀。接着简介柳宗元，说他“贤而有文章”，曾在朝廷做官，地位显赫，可是，不久就遭贬谪。碑文之后是颂辞。现存拓本与《苏轼文集》和韩愈原文略有出入，全文如下：
荔子丹兮蕉黄，杂肴（蔬）兮进侯（之）堂。侯之船兮两旗，度中流兮风泊之，待侯不来兮不知我悲。侯乘（白）驹兮入庙，慰我民兮不颦（兮）以笑。鹅之山兮柳之水，桂树（之）团团兮白石齿齿。侯朝出游兮暮来归，春与猿吟兮秋与鹤飞。北方之人兮为（谓）侯是非，千秋万岁兮侯无我违。福我兮寿我，驱厉鬼兮山之左。下无（苔）湿兮高无干，粳稌充羡兮蛇蛟结蟠。我民报事兮无怠其始，自今兮钦于世世。
括号里的字是与拓本有出入者。
柳宗元（773—819年），今山西永济人。是唐代著名文学家和哲学家。在唐顺宗永贞元年（805年），参与主张革新的王叔文集团，由于顺宗在位仅一年就去世，王叔文的革新失去支持仅仅半年就失败了。新皇帝唐宪宗李纯即位，柳宗元被贬到今湖南永州，这时柳宗元33岁。在永州十年，经历了母亲病逝，王叔文被杀，10岁女儿病死，他本人患脚气病，一度健康状况极差，思想悲观，曾欲自杀。直到唐宪宗元和十年（815年），才下诏将柳宗元召回长安。二月到长安，三月又被贬为柳州刺史，直到六月下旬才到柳州任所。四年后的819年，宪宗大赦天下，同意召回柳宗元，可是，诏书还在路上，柳宗元就去世了，年仅47岁。遗下两男两女，长子4岁，次子在其父死后才生；两女也都年幼。长子后来由柳宗元的朋友、诗人刘禹锡抚养成人。柳宗元的文集也是由刘禹锡编辑成书的。
唐穆宗长庆二年（822年），当地人民为纪念他，在罗池旁建了庙，宋徽宗追封柳宗元为文惠侯，并把罗池庙改为柳侯祠。韩愈的《罗池庙亨神诗》就是在庙建成后写成。苏轼手书的时间不清楚。《柳州罗池庙碑》刻立时间是南宋宁宗嘉定十年（1217年），由于韩诗的第一句有“荔子丹兮蕉黄”，此碑也称《荔子丹碑》。
现在湖南永州的柳侯祠内也有一通《荔子丹碑》，为横长方体，平额无座，共4块，均高2.4米，宽1.32米，厚0.21米。是清顺治年间重刻的；明代也有翻刻碑，立在愚溪庙。都是从柳州《罗池庙碑》摹刻来的。
在宋代的“三绝碑”中，江苏徐州的《黄楼赋碑》的名气也不小，这是由于《黄楼赋》为苏辙所写，书丹上石者是苏轼，而篆额者是北宋著名书家毕仲询。
提起黄楼，有一段十分感人的故事：
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年），苏轼被任命为徐州太守，七月十七日黄河决堤，八月二十一日，淹到徐州城下。九月，水深二丈八尺，一度高过徐州城内的街道。苏轼奋不顾身率领官民抗洪抢险，严防死守，保卫城池。他有几十天不回家过夜，住在城墙上的棚子里。富人纷纷逃难，被他劝阻，以免引起人们惊惶。苏轼又亲自跑到军营，请求援助，可是军队只听皇帝的命令，在苏轼的恳求和感召之下，指挥官同意帮助。于是，军民合力，在苏轼指挥之下，奋战45天，在十月初五，终于把洪水挡住。
为防洪水再来袭击，苏轼上奏朝廷，请求拨款，重修堤防，加固城墙。在皇帝特颁圣旨嘉奖之后的第二年二月，拨款三万贯，粮食1800石，员工7200人。在城南修了一条木坝；在加高加固的城墙上历时半年修建了一座高百余尺的黄楼，取“土实胜水”之意。
神宗元丰元年（1078年）九月初九，举行盛大落成典礼，全城万人空巷。楼为二层，状如宝塔。登楼远眺，心旷神怡，正所谓“楚山以为城，泗水以为池”。（《太虚以黄楼赋见寄作诗为谢》）苏轼在《书子由黄楼赋后》写道：
子城之东门，当水之冲，府库在焉。而地狭不可以为瓮城，乃大筑其门，护以砖石。府有废厅事，俗传项籍（字羽）所作，而非也。恶其淫名无实，毁之，取其材为黄楼东门之上。元丰元年八月癸丑，楼成。九月庚辰，大合乐以落之。始余为之记，而子由之赋已尽其略矣，乃刻诸石。
这碑就立在黄楼之内。后来，苏轼被朝廷流放，所有苏轼撰写碑文的碑刻均奉命砸毁。当时的徐州太守只把这通碑投进护城河里。十年后，朝廷却又来搜集苏轼的墨迹和手稿。当地另一位太守名叫苗仲先，就把《黄楼赋碑》打捞出来，并偷偷地把碑文拓下数千份。事后，苗太守又向同僚宣布：“朝廷禁止苏轼碑文传世的法令还没取消，我们却又把《黄楼赋碑》打捞出来，这是违法的，赶紧把碑砸了。请你们谅解我的记性不好”。《黄楼赋碑》被毁之后，碑文拓本的价钱不断攀升，苗太守因此发了大财。
北宋还有一通“三绝碑”，即《相州昼锦堂记碑》，由欧阳修撰文，邵必篆额，蔡襄书丹，三人都是名噪一时的大文豪，故称此碑为“三绝”。相州即现在的河南安阳市。昼锦堂是北宋号称“贤相”的韩琦所建，在今韩琦庙内。《昼锦堂记》是文学家参知政事（副宰相）欧阳修写的一篇议论性文章，专为韩琦建昼锦堂所写。
《宋史》本传说韩琦“天资朴忠，折节下士，无（论）贵贱，礼之如一。”“尤以奖拔人才为急”，倘若大家一致认为可用的人，即使他个人不喜欢，也照样录用，所以，很得人心。性格沉着稳健，喜怒不形于色。有人曾担心他位高权重，可能给自己带来灾祸，甚至危及身家性命，他却说为君主应尽忠竭力，把生死置之度外，至于成败，只能由天。怎能预先就想到可能不成功，就停下来不努力去做呢？
宋英宗有病，太后垂帘听政。由于英宗举措失常，造成母子关系紧张，英宗抱怨太后对他“无恩”。作为宰相的韩琦感到事态严重，就对英宗说：父母慈爱，子女孝敬，这很平常；唯独父母不慈爱，而子女仍然尽孝道，这才难能可贵。陛下对太后可能还未达到大孝的程度。父母哪有不慈爱子女的？英宗认为有道理。
韩琦在做地方官的时候，赶上饥荒，而郡县官吏仍然催逼租赋，百姓不堪其苦。韩琦下令减免，并驱逐了一批贪残的官吏，淘汰了数百多余人员。大大减轻了百姓负担。使一百九十多万饥民免于饿死。所以，韩琦活着的时候，百姓就为他立了生祠。契丹国主也崇拜韩琦，听说韩琦长得像他的父亲，就以其父为原型画了一张像挂在宫里。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年），68岁的韩琦去世。皇帝为之恸哭，“辍朝三日”。
在家乡相州建昼锦堂，也可见其高风亮节。古人把富贵后回故乡称为“衣锦还乡”，比喻白昼穿着锦绣衣衫荣归故里。可是韩琦却不以威风排场为荣，也不以高官显爵为贵。他建昼锦堂就是向家乡人表明这样的心态。欧阳修紧紧围绕“昼锦”二字层层发挥，先说衣锦还乡，古人无不如此，可是韩琦却不以前人所夸耀者为荣，而是以此为戒，志在建功立业，安邦定国，从而有力地否定了那种“荣华富贵，衣锦还乡”是古今所同的庸俗思想。这就对那些只图个人荣华富贵的官迷，作了强有力的针砭。
《相州昼锦堂记碑》刻立于北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这一年韩琦58岁。碑文为大书法家、尚书礼部侍郎蔡襄书丹，尚书刑部郎中邵必题额。据说碑上的每一个字，都是从写出的10个同一个字中筛选出来的，即“择其不失法度者，裁截布列，连成碑形。当时谓之百衲本。”（《广川书跋》）每个字4厘米见方。被宋人称为“本朝第一”，后人称“三绝碑”。由于碑阴刻有司马光的文章，颂扬韩琦，所以也有人称为“四绝碑”。
“昼锦堂”早已不在了。所幸明代画家董其昌的《昼锦堂图》现存吉林省博物馆。这是一幅青绿山水长卷，绢本，宽41厘米，长1492厘米，前段为画，昼锦堂依山傍水，周遭林木丰茂，丹碧相映，远岫清空，夕阳照树，极江湖平远之致。后段是欧阳修的《昼锦堂记》，行书。有清乾隆、嘉庆和宣统三个皇帝的“御览之宝”印章。据考证，《昼锦堂图》可能是董氏50岁（1604年）以后的作品。距韩琦去世已经五百多年。这就证明董其昌也未见过“昼锦堂”，所画《昼锦堂图》不过以意为之耳。有画上董其昌的题款可证：“宋人有《温公独乐园图》，仇实甫有摹本，盖画院界画楼台，小有郭恕先，赵伯驹之意，非余所习。兹从董北苑，黄子久法写《昼锦堂图》，欲以真率当彼钜丽耳。董玄宰画并题。”
新建的昼锦堂在韩琦庙内。韩琦庙是韩琦去世后被宋徽宗封为魏郡王而建，始建年代不详。元大德二年（1298年）重修；昼锦堂原在高阁寺一带，明朝弘治十一年（1498年）移建于韩琦庙内。1968年堂与庙均毁于大火。西院有新建碑亭一座，内存《昼锦堂记碑》和乾隆十三年（1748年）刻立的《重修宋忠献王昼锦堂碑亭记》。据《安阳志》记载，原碑早已亡佚。元代至元年间（1264—1294年）重刻，元碑也一度亡佚，直到顺治年间（1644—1661年）才发掘出来。
韩琦有《昼锦堂同赏牡丹》一诗，兹录于后：
牡丹亲植锦堂前，回首光阴二十年。
一见开颜如有旧，三来经赏岂无缘？
竞新品目应输洛，独守单平似信天。
欲寄朝云皆大笔，愿搜豪句饰妖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