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可能早有感觉，当下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大多是主持自己、突出自己，随意抢话插话，卖弄自己的见识和机敏，经常咄咄逼人，一逞口舌之快。而杨丽萍无论面对什么样的主持人，无论对方提出多么尖锐的问题，跟她在舞台上“舞不惊人誓不休”的态度正相反，始终保持着一种特有的沉静、柔和与自然，有问必答，答必不凡。比如：有位主持人明显的只对私人生活感兴趣，三番两次的话里话外的提到她婚姻失败的问题，喋喋不休，使谈话变得琐细而沉闷。杨丽萍只正面回答问题，不理睬影射以满足主持人的好奇心。主持人终于忍不住正面提出来了：你怎么看待自己失败的婚姻？杨丽萍说，我不觉得自己的婚姻是失败的，婚姻有各种各样，凡经历的都是曾经存在过，都是有理由的，应该发生的。别人不了解当事人的感觉，怎么就能断定哪是失畋的，哪是成功的？我当时坐在电视机前，明显地感到主持人根本无法跟杨丽萍交流，尽管两个人面对面地坐着，杨丽萍的眼睛也在看着主持人，却已神游物外。两个人的精神品位根本不在一个层面上，无法对话。后来在报纸上见到有些记者围绕着艺术创作提出了一些很巧的问题，杨丽萍的回答也极为精彩。如：有人问，《云南映象》里有四分之三的演员是当地人，你怎么这样有把握相信他们能演好？这是不是对舞蹈以及舞蹈教育的一种挑战？杨丽萍说：“不是挑战，是还原。他们是在跳自己的舞蹈，其独特就在于演员和生活、和原生态贴近。这不是为了展示技艺，而是为了展示生命，这些东西不是能学来的，而是他们与生俱有的。”有人问：你的舞蹈出神入化，这里面有什么诀窍吗？她说：“我没有诀窍，只是一种认知。舞蹈其实是我们祖先在劳动中对自己精神的一种供养，通过这种供养达到精神上的满足。只要你的舞蹈真正满足了这种人性化的要求，它必然蕴涵着很多的能量。原生态的歌舞本来就是很人性的，本来就可以和人的心灵产生共鸣，它本来就不缺乏艺术品位，也不会缺少观众。”大家都认为你是为舞蹈而生的，自己怎样评价这样的认识？杨丽萍答：“舞蹈只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是我最佳的一种表达语言。我不会为舞蹈而死，那太极端，偏激是一种很弱的表现。生命有很多部分，我从来不去想舞蹈占有多大成分，什么都想清楚就太累了。如果我能讲清楚，就没有办法用舞蹈来表现了。就因为说不清楚才跳舞。”说得多好，真实，随意，不假思索便脱口而出。不是刻意地追求一种深邃，却有惊人的见解。她有自己的舞蹈，也有自己独到的思想，舞惊人，见识也惊人，其智能谋，其力能任。所以，她能创作出惊人耳目的《云南映象》，并借这场大歌舞形成了自己的舞蹈创作体系。有大气象，大智慧，自是不同凡响。
作家，你为什么不自杀
去年秋天，我应广西理工大学之请做关于当代文学的讲演。在讲演的后半段请听讲者提问时，有个人传递上来这样一张纸条：“现在的作家为什么不自杀、不发疯？这是不是没有大师的一个原因？”当着两千多人的面，我老老实实地承认不能马上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手里没有资料，待回去后写成文章，并寄给广西理工大学作为回天才与精神病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联系？这是世界上许多人都感兴趣的问題。
英国心理学家菲利克斯.波斯特博士积十年心血研究出了结果：精神病是心理活动和行为的异常表现，是一种需要治疗的病态。然而，创造性才华和病态心理这两个人类心理活动上的极端，竟有着某种联系。天才中多有精神疯狂症，而精神疯狂症又时常能激发灵感和创造性。因此，许多高智商的人患有精神病，高智商和精神病在遗传上有着双基因的可能性。
用艾森克个性问卷作？）对艺术家、作家进行测试，发现作家在概念过度包涵、怪异思想上和精神病人极其相似。
菲利克斯波斯特博士按现代精神病理学的分析方法，研究了人类历史上三百名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得出的结论是：
政治家中有百分之十七的人患有严重的精神病理毛病，如希特勒、林肯、拿破仑等，他们中有嗜杀如狂的恶魔，也有美国历史上出类拔萃的总统。
科学家中有百分之十八，如高尔登、门德耳、安培、牛顿、哥白尼、法拉第等。
思想家中有百分之二十六，如尼采、罗素、卢梭、叔本华等。
作曲家中有百分之三十一，如瓦格纳、柴可夫斯基、普契尼、舒曼、贝多芬、莫扎特等。
画家中有百分之三十七，如梵高、毕加索等。
小说家中有百分之四十六，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福克纳、海明威、普鲁斯特、劳伦斯、卡夫卡、司汤达、福楼拜、莫里哀、托马斯-曼，等等不胜枚举。艺术家是波斯特研究中的“重灾区”，他解剖了五十名文人，除莫泊桑以外都有轻重不同的精神病！惨啦，文人为什么这么倒霉呢？这与所从事的创作职业有关，敏感易冲动，或雷霆震怒，或极度狂喜，或愤世嫉俗，或精神分裂，容易发作，也容易压抑，容易狂傲，也容易绝望。所以世界著名作家自杀的特别多：芥川龙之介、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茨威格、法捷耶夫、叶赛宁、杰克.伦敦……几乎可以列出一个近百人的大名单！难怪大学生感到奇怪，现在的作家为什么没有自杀的？也许他们心里真正想说的是现在的作家没有写出惊世之作，不具备发疯和自杀的资格。
其实，许多精神病患者的天才，恰恰是在一生中最健康的时期创作出他们最好的作品，他们是在完成了伟大的事业之后才得精神病的。真正在疯癫中走上创作巅峰的似乎只有梵高，他自小就有些神经质，从一八八八年开始，以每三天一幅的速度创作了一千三百幅画后突然发疯，住进圣保罗精神病院。曾手持剃刀想割断他的朋友、同是印象派大师的高更的喉管。后来在狂怒中只把自己的耳朵齐根切下，寄给了他钟情的妓女。也就是在他疯得最厉害的时候创作出了传世杰作幽蓝的《蝴蝶花》。
那么，现在的文人为什么自杀和发疯的少了呢？
波斯特是这样解释的：“现代社会里文人艺术家们精神不健康者明显减少，原因是他们都变得很现实，不再像十九世纪或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同行们那样为理想而奋斗，因此就少了许多苦闷和烦恼。”又岂止是文人，政治家、科学家、思想家也同样变得很实际了，难得再令从右至左分别为作家周大新、蒋子龙、迟子建、徐小斌、钱保国。
有发神经病的。他们现在比较普遍的病是因养尊处优而过于肥胖。
天才的疯子或疯狂的天才越来越少，对于人类社会不知是幸耶？悲耶？
有“感，，就“动”1995年6月27日，台湾的“作家协会”理事长程国强先生，为从大陆来的作家访问团举行欢迎酒会。主人先致辞，几句热诚的友好的礼节性的又必不可少的开场白讲完了，话锋一转，今年是反法西斯胜利五十周年，再过几天就是“七七事变”纪念日，今晚我们要大唱抗战歌曲。
紧跟着一位小姐离座，大厅里立刻激荡起高亢、悲怆的《我的家在松花江上》的歌声。
众人情绪为之一振，心底升起一股诚恳的激情。相互间的隔膜、拘谨和生疏感渐渐消失了，找到了一种心契和神会。
大家都熟悉的抗战歌曲继续唱下去，大厅里的气氛变得热烈、火爆。共同的民族情感，共同的记忆，使大家亲近了。
按照老套路，这种欢迎宴会很可能会变成一种客客气气的应酬，从礼节上说大家不能不见面，同时每个人心里又都明白，见面后有许多话题要回避。不敏感、不用回避的话题只剩下一个：谈文学。在这种时候文学往往是做作的，莫非一见面就谈文学，一握手就抓创作，把艺术当下酒菜？使作家们处于一种卡夫卡所说的违反自然的状态，“像变了质的动物”。感谢那抗战歌声，使大家一下子有了生气，有了豪气，精神上也放松了艺术原本就有一条妙用，让人放松。
只有放松了，作家们的相聚才变得真诚而有意味。
在另一次酒会上，酒过三巡，菜过五昧，司马中原端着酒杯站起来了，一身中式蓝布裤褂，一排紧密的疙瘩襻系得严严整整，精神烁烁：日本是什么东西我难道还不知道吗？分裂了还不是得认曰本做干妈，李登辉如果把台湾大卸八块，我们不管就不是人……西装挺括，风度优雅的萧飒接过话头，一个叫麦盘得的英国人，曾把西藏比喻成中国的后门，把台湾比喻成中国的前门。我们一个门都不能丟，更不能让它成了别人的门！他们激昂充沛的民族意识，受到众人的击节赞赏，杯中的酒一饮而尽。
有人这样挖苦（也许是恭维）艺术家：“他们经常是激烈的（偏激的）或具有破坏性的轻率的和急躁的。”我却以为，现在的有些艺术家正因为失去了这样的“激烈”，哪怕是“偏激”，而变得太过聪明、讲究实惠、工于心计、八面玲珑，表面上四平八稳谁也不得罪，暗地里拨弄是非、拉帮结伙。鲁迅不“激烈”吗？不“偏激”吗？然而那是多么冷静的“激烈”，多么深刻的“偏激”！艺术不是公认被当做“医治精神疾病的药剂”吗？当今的艺术自身是不是得了萎缩病、软骨病？不能医治精神，反给人们添病。没有胆气，没有激情，没有义愤，没有热忱和力量，软骨人写软骨作品，不能让小人惧怕，或许艺术本身也变成了小人。难怪有人忧虑，文学正在变成一个没有希望的世界。
司马中原和萧飒二位先生都是六十多岁的老者，平素心性平和，气度从容。但有爆发，有兴之所至畅所欲言的时候，这才是真性情，才是真实的作家。
有时敢于大笑大骂、坦荡无私，反而体现了一种人格的成熟。当代文学不也正需要这种成熟的人格气韵吗？
大陆的作家访问团六月三十日中午到达香港，当晚参加了香港作家协会举办的庆祝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的大型酒会。酒会历时近三小时，作家、诗人们轮流上台，读一首抗战的诗，唱一首抗战的歌。我所熟悉的著名的抗战诗和抗战歌都听到了，还有一些是不太熟悉的，一次真正的抗战文学的大餐。酒会自始至终，格调昂扬，壮怀激烈。文人们义张勇发，动情动容地喊出唱出了抗战文学的一种精神：反对侵略战争。这是一种精神反抗，是文学的崇高使命，也是文学的人性使命。
在座的有许多是五十岁以下的人，以现代人的视角和情感感受了五十年前的那场战争。经历过那场战争的人，感受自然更强烈。既然精神还能碰出电光石火，该碰的时候为什么不碰？生命既然还有内在的激情，该燃烧就燃烧。
我为作家们这份情怀所感动。我也欣赏别人的这份“感动”，珍惜自己的“感动”。中国文化里从来都不缺少民族意识和天下意识，虽然当今天下一切都是商品经济，但不等于一切都是在做买卖，一切都可以用金钱意识来取代。
事实是金钱意识正日益被强化，它不仅意味着名利双收，还安全可靠。当代文化中的民族意识、天下意识正人为地被淡化，似乎这样就离“政治”远了，躲开了敏感的问题。于是，历史变成了一堆堆与国家、民族关系不大的香艳故事，现实变成了一出出为了金钱争斗不休的闹剧。
人为地躲避什么，是文学不成熟的表现。不能对生活变得“感”而不“动”，“感”而不会“动”，“感”而不敢“动，“感”而不愿“动”。甚至是不“感”不“动”。
然而当今的文化环境又极其圆熟地保护了这种不成熟，这就是为什么文学精神的委顿和环境的疲软正好配套，互为因果。我为港台作家的民族情怀所动，想记下一点感想，孰料愈扯愈言不及义，还是赶紧停住为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