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可以不认账的，”村长把手抚着桌面，看得出他有点激动，那只粗糙的大手在微微颤抖，“我就说这是闹着玩的，这是在开玩笑！看他们能把我怎么着！”他看了我们一眼，狡黠地笑了。
村长自然可以不认账，群众也不能把他怎么着！——想来，出尔反尔是他这一行的职业要求，无关乎他的人品道德，因为在后来的兵团生涯中，我们将会看到另一个村长——届时是团长，他一言九鼎，奖罚分明，军靴踩得叭叭响，他友善、严厉，强调纪律和秩序。当然这是后话了，总之他把团长做得很像，跟现在的村长不是一个人。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是什么造就了这种奇怪的现象？老实说，我们也不知道。
总之，在村长还是村长的这两天——只剩下两天了，村子里乱糟糟的，大家都晕头转向，谁也看不到沿河村未来的走向。在经过一番艰难、困苦、惊险的讨价还价之后，谁都以为事情解决了，可是一觉醒来，原来它只是开玩笑！
而且事后回想，整个改制过程也是一笔糊涂账，直到那天黄昏，村民们点燃了一支炮仗，在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几个民兵腼腆地换上军装，一边嘻嘻哈哈、打打闹闹；直到他们跳上军车，紧一紧捆菜的绳子，然后“呜”的一声汽笛响，十几个小孩跟着车屁股跑；直到村民们手搭凉篷，看着军车和孩子们消失在漫天尘土和黄昏中——直到这一刻，村民们仍半信半疑，“这么说，现在我们是当兵的了？”
村长在走廊上来回踱步，又是不安，又是激动——无法表达这复杂的感情，他只好搓了搓手，骂了一句：“狗娘养的，这下玩大发了！”
就是说，全村上下，只有村长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们迈上了一条不归路。全村上下，只有村长还没有发疯，虽然局势早已失控，以至最后连他自己也没搞明白，军车怎么就上了路。就是说，一切都是在混乱之下发生的，村长一直坚持到最后。
村长该对这起“化装事件”负责吗？说不太好，这是一个谜语。我们一方面认为他半推半就，一方面也理解他的苦楚——后来当他回首往事，也觉得他在村长任上的最后几天不堪回首，像一场噩梦。他的意思是，他这村官当得很辛苦，首先他要平衡各方关系，上有经济指标，下有利益诉求，“我顾哪头？”问题还在于，他一个人说了根本不算数，村民们动不动就跟他要民主，鸡一嘴鸭一句的，反不及他当团长来得干脆利落。
“我还算个讲民主的人吧？”他认真地问。
我们都点了点头。确实，他性格妥帖、稳当，为人也还算厚道，平时很注意照顾村民的情绪——生怕出纰漏——干群关系算是处理得不错的。
“可是我告诉你们，坏就坏在这里！”他把手一挥，在团部（原村长办公室）踱了两步，“结果怎么样？结果失控了，变成团部了！”
团长说错了吗？没有。很多年后，我还记得他给我们上的这堂“民主生活课”，他痛心疾首地说：“这东西没用处，误事不说，而且没一点效率。”——很多年后我都记得他这句话，很多年后，每当有人大谈民主的时候，我一般是不说话的，因为我到过基层，我知道他们的难处。
总之那两天，我从来没见过像村长那样痛苦焦灼的人，一方面“化装行动”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一方面他又不分昼夜地找我们开会，论证这事是否存在哪怕一点点“政治上的正确性”——当然没有，这一点他比我们更清楚！他只是需要信心和帮助，尤其是我们三个人，两个硕士，一个博士，在他看来就是“知识分子”了，不用说“脑子够用”。
村长说：“再想想看，找出一点我就干！”
我们搜肠刮肚，根据自己所掌握的不多的一点经济学常识，以及对当前局势的判断，告诉他“冒险也许是必要的”，毕竟发展是硬道理，至于如何发展，上面也莫衷一是。两位师兄又举例说明，目前珠三角、长三角也都在摸石头过河，胆子大得很，总之犯错误是难免的——不犯错误如何搞得了“市场经济”，只能去搞“社会主义”！
村长茫然地问：“难道它们有那么矛盾？”
两位师兄摆摆手，告诉村长，“姓社姓资”那是上边的事，目前正在讨论，会有人给出标准答案的，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发展经济，让村民们过上好日子——
村长怯弱地说：“可是我不能去触底线。”
“你不试怎么知道那是底线？”
“那还用试？假冒军人那是犯法的事。”
“那你就等着村民们发动一场战争？！”
村长把头抵着墙壁，痛苦地摇来晃去，“我只是想搞经济——”这时一阵微风吹过，送来瓜果蔬菜腐烂的气息，浓郁得直使我们打喷嚏。
“谁不想搞经济？”两位师兄沉痛地说，“关卡也要生存，也讲效益。”
村长抬起头来，拍了拍脑门，说：“我这里乱得很——”
两位师兄叹了口气，“所以凡事不能深想，——”这也是胡道广的观点，不过两位把它说得上了一个层次，“我们这个时代尤其是，充满了各式各样的矛盾，它不支持深度思考！要紧的是先做起来，化装是唯一的一条折中之路，虽然它不妥当。”
村长把两位师兄看了看，开始对他们五体投地，他赞叹道：“到底是知识分子，胆子大，有见识。”
而与此同时，我的脑子早已一片糨糊，各种观念厮杀相抵，以至很多年后也没理清其中的头绪，只记得它的惊心动魄，那是怎样的时代啊，纷繁，热烈，激荡，真是“乱花渐欲迷人眼”，至今想起来仍觉得头晕目眩，手心盗汗。我跟两位师兄讨论，我承认他们理论上是对的，但是若把他们的理论付诸实践，则肯定是错的——
“那就先犯错，”他们激动地说，“让别人纠正去！”
村长一拍大腿站了起来，说：“好，我听你们的，杀头不过风吹帽——”
我吓了一大跳，突然想起导师的紧箍咒，汤老师一直不赞成学生参政议政，他并不是所谓的书呆子，可是坚持认为，要把知识限在一定的范围内，“否则准会出乱子”。有一次他告诫我们：“做你们分内的事，你们要是掺和到政治里去，先不说别的，政治首先就乱了套。”
我及时把这一点提醒两位师兄，他们烦躁得在屋子里走来走去，似乎不得已也在进行某种“深度思考”，最后无奈地告诉村长，这事再容他们想一想，毕竟“心急吃不得热豆腐”。
村长愣了一下，笑了笑：“我就知道！什么话都让你们说了，横竖都有个道道儿。”
那一瞬间，我们三人都有点尴尬，接下来便觉无地自容，这才反思自己这些天来的表现，其实并不比任何一个村民更有判断力，我们犹疑，彷徨，既天真又世故，既软弱又激进，总之翻手云，覆手雨——是怕承担责任吗？说不清楚。恐怕这一切的背后，皆是脑瓜子转不动，思想苍白紊乱，因而少立场，少决断。
尤其是我，毫不夸张地说，这世上就没有我不能理解的事，我一忽儿同情村长，反对“多数人的暴政”，一忽儿站在村民一边，认为村长是官僚，反正不管怎样，我总能找到说辞——也许玩文字游戏是我这一行的专长？
这是困扰我至今的一个问题。
总之，村长用他的微笑使我们看到了自己：分析问题头头是道，处理实际却摇摆晃荡！以至很多年后，我仍不能忘记他那微笑，淡淡的，优越的，高高在上的，很有涵养，也许他心里在说：知识分子就该打倒？
正胡思乱想时，胡性来跑进来了，汇报这两天化装的筹备情况，原来他刚从百里之外的军营考察回来，“情况不太好，”他说，“军车和军服都搞不到。”
村长看了他一眼，不置可否。
胡性来挠了挠头，“那就实施第二套方案？”
村长还是不言语。
胡性来只好继续汇报：“道广已去镇上买油漆了，旧军服村里总可以找到，不过样式跟现在的不一样，但是夜里嘛——”
我急忙问：“油漆是怎么回事？把货车漆成军绿色？”
“正是！”胡性来朝我们伸了伸舌头，调皮地笑了。看得出他现在放松至极，完全是在帮忙。他最大的责任是避免了一场流血事件，至于军车是否上路，想必不是他关心的事！
村长点了点，说：“知道了，有情况及时汇报——”他朝胡性来挥了挥手，转头跟我们解释道，“让他们搞去吧，实在不行再漆回来，你们说呢？”
我们无奈地笑了，跟村长一样，开始抱着一副听天由命的态度，又含而糊之地聊了些沿河村各阶层的分布状况，诸如胡道广、胡性来等派别的立场，再次把村长佩服得五体投地，他直夸说得精辟：“嗯，这倒是你们擅长的。”
6
现在来介绍一下兵团的情况，严格地说，它跟村寨只是名称上的区别，这是一场不彻底的改革，混合着妥协，旧习惯，新希望，一路蹒跚走来，走得破绽百出，那叫一个惊心动魄！
然而有一点却毋庸讳言，兵团成立之初，确实给村寨带了可观的变化。这变化首先是秩序上的，也不知是否是错觉，从军车上路的第一天起，村里就洋溢着一股简洁、硬朗的气息，在经过短暂的混乱迷茫之后，村里的一切开始上头绪了，变得井井有条了，而且节奏明快，雷厉风行，到处充满了旺盛和生机。
就连空气也焕然一新，清新得使人无端想放声歌唱；庄稼也长势喜人，瓜果蔬菜绿油油的，微风吹拂之下，保持着挺拔矫健的姿势。
在团长的默许下，几个营长开始带兵训练。从走路、站姿、说话、神情，务必要保持军人的体面和神气。常常在小学校的操场上，我们看见村民们在练习“正步走”，他们是那样的新奇，兴致勃勃，夕阳的余晖照着他们年轻的脸孔，那脸颊上混合着阳光、汗水、尘土，使得他们看上去越发有生气。一样都是黝黑的五官，眼窝深凹，高颧粗唇，看得我们某一瞬间竟会生出一种幻觉，难道这是一群邻国的士兵？
个中或有忍俊不禁的，或有调皮捣蛋的，被营长一声断喝，不由分说走上前去，一脚踢出队列罚站去。士兵们都愣了一下，余下的继续正步走，呐喊声也越发嘹亮。
就是说，村民们变得听话了，守纪律了，较之从前的懒散饶舌，完全是脱胎换骨，重新做人！是的，他们放弃了平等自由，若自由只使人散漫、抱怨、萎靡不振，那么他们宁可选择被约束！说到底，这里头有艰难的取舍：平等诚可贵，自由价更高，若为健旺故，两者皆可抛！现在他们朝气蓬勃，对未来重又燃起信心和希望，这才是一切。
这里尤其要说说道广，自兵团成立以后，他整个人就像打了激素似的，浑身就有使不完的劲儿。连走路都要带小跑。我最喜欢看他指挥大合唱，总是在清晨，似醒非醒的时候，我的耳边就响起了那悠扬美妙的曲调：“东方红，太阳升……”这不是村里的小喇叭在广播，我知道，这是道广军训结束了，正领着他的士兵们在歌唱！
这时候，我就会从床上一跃而起，脸都来不及洗，我要去看看道广，看他怎样打拍子、领头唱，看朝阳怎样映红了他的面庞——那年轻的、充满朝气的面庞！看他唱到投入处，怎样闭上眼睛，看他把眼睛突然睁开，朝倚在树下的我微微一笑！我要走到近处，亲眼看，亲耳听，我要让歌声整个把我环绕，我也要微微闭上眼睛，整个人突然挺拔，有一股向上、向上、腾空而起的力量。
道广的拍子打得非常漂亮，手里拿着一根小树枝，权当指挥棒；他把身子轻轻摇晃，偶尔会踮起脚，两只手这边一按，那边一抬，歌声便在他的手指间起伏；有时，他会把手臂收拢、上抬，我看明白了，他是在托起心中的红太阳；突然，他把身子整个提起来了，手臂疯子一样挥舞，这是暴风雨来了，人类在和自然做搏斗，几番摔倒，爬起，再爬起；最后，道广把手臂猛地一收，小树枝高高戳向天空，他脸色苍白，大汗淋漓，歌声结束了，人类站在风雨之上。
所以你就不难想象，那阵子我为什么不睡懒觉，因为道广的歌声总催我起床；你也不难想象，当我倚在小学校的一棵老树旁，一边看他们，听他们，身心一阵痉挛般的激荡；当沉郁的《国际歌》在我耳畔响起，当我跟着他们一块唱：“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我竟泪流满面。
我浑身簌簌发抖，只好蹲下来，怕肉身再撑不起心中新生的力量——“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我一边唱，一边扭头看向朝阳，霞光中不得不眯起眼睛，这时我看到了一个女学生的形象，跃然于霞光之上，她一头飒爽短发，长得有点像罗莎·卢森堡，神情平静，目光坚定。
这是我理想中的自己，一个女神的形象。她生在一个很遥远的年代，全世界都污垢不堪，她却出淤泥而不染。她天生负有使命，追求进步、光明，愿为理想而献身。她看到世间有太多的不公正，因此越发相信真理、公义、进化论、理想国！她一点都不怀疑！
你看她也在唱：“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她面带微笑，那样的自信昂扬，年轻的脸上熠熠闪金光。我把脸捂起来了，不敢再看她。有什么办法呢？时代不一样了，现在我再做不到她那样纯洁、无私，正大，我内心有太多的人类的蝇营狗苟、小情小调，我也不敢回头看道广——我怀疑自己是爱上这家伙了。
确实，这是道广最好的时光，在他的指挥下，整个村寨都被歌声所环绕，村民们沉浸在一种乐天、向上的氛围里，他们情绪饱满，热情高涨，不唱歌的时候心里也有歌声。大家被一种看不见的东西所引领，穿梭于菜田和果园间，浇水的、施肥的、喷农药的、采摘的……各有分工，有条不紊。他们的动作是那样的灵活，富有节奏，充满舞蹈的韵律！与此同时，军车每隔两天就上路，满载果蔬发往广州！
我和两位师兄惊叹不已，对此不能做出合理的解释，因为那阵子，我们自己也神魂颠倒，一头扎进村寨的建设中，而且生怕落后，跟着村民奋起直追！两位师兄成了团长的左右臂，定规划、做统计，整天忙得昏天黑地；闲暇之余，他们又加入我所在的宣传队，帮忙写横幅，刷标语，诸如“时间就是金钱”“大干快上”“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向深圳看齐”……都是我们的手笔，字写得也许不漂亮，可是每当看见自己的劳动成果，充斥于村寨的各个角落，挂在树杈间，刷在墙壁上……我们是多么自豪啊！
团长更是意气风发，恨不能“一个身子掰开八瓣用”！他说话高声亮语，看见人就远远地打招呼，而且那阵子，他最喜欢跟人握手——其实多此一举，因为都是熟人，但是作为一种情绪的表达，我们都心有同感。不管看见谁，他便大踏步地走上前去，捉过人家的双手便摇来摇去，一边不忘鼓励加油：“同志，好好干！”他因声如洪钟，那口气就像咆哮。说完这一句，他也不及停留，再次大踏步地甩开膀子跑远了，他的手臂漂亮地摆动，步履是那样的坚实、有弹性，既像一个训练有素的军人，也像长跑运动员。
就连万元户胡性来也受到了感召，置他的小作坊于不顾，加入集体生活里来了。有一天，他急匆匆地跑来找我们，嘴里嚷着“再也不能这样活了”——原来是，他太孤独了！是啊，此情此景，再心系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是可耻的。他要跟大家共同致富，若做不到这一点，那就宁可回头再当一个穷人，总之，他要跟村民们在一起，成为他们中的一分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那天说到动情处，性来竟然眼泪涟涟，哭得跟个小孩儿似的，他不放心地问：“我是不是回来得太迟了？他们会不会接纳我？”
两位师兄给予了肯定的答复：“浪子回头金不换啊，性来同志，欢迎你回到穷人的队伍里来，带领大家共同致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