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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陈康祺的《郎潜记闻初笔》里，有几则关于当时文人活动的笔记，很有趣。
其222则《吴俗三好》，曰：“王渔洋谓吴俗有三好，斗马吊牌，吃河豚鱼，敬五通神，虽士大夫不免。恨不得上方斩马剑，诛作俑者。”王渔洋在康熙朝，是文坛领袖；官场也很得意，做到刑部尚书，相当于司法部长，好了得的。因此，文人意气，加上首长意志，加上法官意识，一旦激动起来，就会习惯性地以权势而非文人的口气说话。幸亏玄烨不曾授予他这把斩马剑，否则，不知江南地方该有多少颗士子的脑袋，斩于这把剑下？
康熙本人相当地欣赏他的诗作，录三百篇，曰《御览集》。皇帝为作家编书，这对一个文人来说，是极高的褒誉了。记得郭老晚年，唱和领袖的诗作，连篇累牍，甚是努力；可未见到毛主席对其作品（除了“抗战”时期的《甲申三百年祭》外），有什么只言片字的称道。相反，倒有“十批不是好文章”、“劝君少骂秦始皇”之类的讽喻。王渔洋则不同，诗写到被皇帝亲自编纂的地步，那还了得，有了这份殊荣，他不想当官也不行了。于是，翰林院侍讲、南书房行走、国子监祭酒，一纸一纸的委任状颁发下来，升官加饷，晋级提职，终于达到士子们做梦也想不到的境界了。
“学而优则仕”，是古今文人奉为圭臬的行动指南，所以，一个个苦读四书五经的士子，为之孜孜钻营，削尖脑袋，为之苦苦奔走，洞穿鞋底，博个一官半职，封妻荫子，也就不枉十年寒窗了。直到今天，这仍旧是很多作家不约而同的奋斗目标。最起码要在各级文联作协担当一个职务吧！当代作家心气比较高，文而优则仕，其目的不仅仅当个什么玩意儿，而在乎当了什么以后，追求那羊群里的骆驼，高人一等的感觉，立刻与原来论哥们儿的作家，不一个成色了。前排就座，学问见长，指手划脚，像模像样。当上了官，自然水涨船高，作品容易发了，书籍容易出了，自己也认为确是文坛扛鼎之辈了。当然，谁也不会相信，官位到手，学问就大，大权在握，文章就好，职务提升，才气就高。然而，他偏这么以为，捧臭脚的果然也就这样认为，这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当代版《笑林广记》了。
有幸与迟子建、林希一起领《小说选刊》颁发的奖。
所以，一个三流作家，或因缘时会，或风云际会，或瞎猫碰上死耗子，坐在过去应是一流作家坐的位置上，不等于就是一流作家。因为我们看作家，是看他的脑袋，不是看他的屁股，他屁股就是坐在金銮殿的宝座上，作品该屎还是屎。但是，这些人的自我感觉的错位，也真是让人痛苦。一下子，琴棋书画，全会了；一下子，上下古今，全通了；一下子，吹拉弹唱，也不外行了；一下子，东西南北中，到处可见他抓住麦克风，哇啦哇啦说得地动山摇了。这时候，就不能不生出“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悲哀。
每当遇到这样的壮烈场面，我禁不住想起莎士比亚说过的警句，不是所有闪闪发光的东西，都是货真价实的金子；想起鲁迅先生告诫他的儿子，不要做一个空头文学家的至理名言；想起艾青先生嘲笑过的，“是名作家而无名作品”的那些明公；当然也会想起如今很不吃香的斯大林早先说过的一句名言：职务提升了，不等于智慧也增加了。母牛下犊以后，自然会生出乳汁，但作家当了官，工资也许增加，才华是不会增加的；作品可能好出版，但不等于是好作品；评论或许要多一些，出镜率或许要高一些，那是冲着他身上的黄马褂而去的，一旦剥掉了这张皮，照旧狗屁不是。
可在清初诗坛上，王渔洋是当之无愧的，是绝对的一流诗人，他力辟公安派的俚俗、竟陵派的纤仄，倡“神韵”说。在文学史上，凡能提出一种使别人“翕然从之”的文学主张，都非等闲之辈。他强调“兴会神到”，追求“得意忘言”，以清淡闲远的风神韵致，为诗歌的最高境界。此论对清代初叶的诗风产生过影响，说他是清初诗坛执牛耳的一代文宗，不算过分。王渔洋靠他货真价实的作品说话，底气充沛，有恃无恐，汪洋恣肆，毫无顾忌。他拥有这份资望、身份、地位，可以对他不喜欢的社会风气，不赞成的时代潮流，加以抨击；抨击不灵，加以棒喝；捧喝无效，祭起尚方宝剑，对作俑者严惩不贷。
王渔洋对“作俑者”很反感，挺有道理。这个带有贬义的词汇，常用来比喻一件不好事情的带头者，或一种不好风气的提倡者。查这个词，语出《孟子》：“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王渔洋的论点，孰是孰非，姑置勿论，但他将批判锋芒直指作俑者，却是很有识见的行为。在《郎潜记闻初笔》这部书中，其511则《长生殿传奇》，和541则《盛名为累》，看看这两则记闻中的“作俑者”，就可知道这类挑事带了一个坏头儿的人，是如何令人厌恶了。
一、“钱唐洪太学昉思升，著《长生殿传奇》初成，授内聚班演之。圣祖览之称善，赐优人白金二十两。于是诸亲王及阁部大臣，凡有宴会，必演此剧，而缠头之赏殆不赀。内聚班优人请开宴为洪君寿，而即演是剧以侑觞，名流之在都下者，悉为罗致，而不给某给谏。给谏奏谓，皇太后忌辰设宴乐，为大不敬，请按律治罪。上览其奏，命下刑部狱，凡士大夫及诸生除名者几五十人。益都赵赞善伸符，海宁查太学夏重，其最著者。后查改名慎行登第，赵竟废置终其身。”
二、“国初，庄廷、朱佑明私撰《明史》一案，名士伏法者二百二十一人。庄、朱皆富人，卷端罗列诸名士，盖欲借以自重。故老相传，二百余人中，多半不与编纂之役。甚矣，盛名之为累也。”
在《郎潜记闻二笔》里，其300则，说得更详尽些：“明相国朱文恪公，尝作《明史》。国变后，朱氏家中落，以稿本质千金于庄廷，廷家故富，因窜名己作刻之，补崇祯一朝事，中多指斥昭代语，归安知县吴之荣罢官，谋以告讦为功，藉此作起复地，白其事于将军松魁，魁移巡抚朱昌祚，朱牒督学胡尚衡，廷并纳重赂以免，乃稍易指斥语重刊之。之荣计不行，特购得初刻本上之法司，事闻，遣刑部侍郎出谳狱。”
在清代的文字狱史中，前者，是小事一桩，后者，株连之广，也算一件要案。文人们由于舞文弄墨的缘故，触怒当局，弄得龙颜大怒，而招灾惹祸，一般都是有“作俑者”揭发在先，皇帝老子才会动手在后。大多数皇帝，日理万机，忙得不可开交，不可能有太多的时间关注诗人作家，但是怕人提醒、告发、打小报告、咬耳朵根，那可就要捅马蜂窝了。
假如，那位没被邀去参加庆寿聚会和看戏的“某给谏”，本来就懒得凑热闹，正好，不请，也就不去应酬，关起门来睡大觉；假如，那天晚上，他应邀出席了，不但与剧作家洪异交流创作心得，谈得兴起，还与优伶们格外多干了几杯，带着浓重的醉意回府，一觉睡到天亮。我们试设想一下，他要不想扮演始作俑者这个角色，皇帝想找事端，也挑不起来。如果，我们若不把打小报告的“某给谏”，想象得太卑劣的话，他一定要把那次饭局的参与者，统统置于死地，似乎也没有多大道理。因为，他既然自认为应该有被邀请出席的资格，那么，显而易见，他和剧作家洪昇，和内聚班的班主及演员，和其他到会祝寿的文人雅士，有过从甚密的关系才对。至少，他们同属一个经常在一起活动的文化人圈子，是毫无疑问的。可以想象，他应该是和这些人时不时地在彩排啊，首演啊，碰头见面，互致问候。到了幕间休息的那一会儿，也会在剧场贵宾室里，一块儿喝喝咖啡，抽抽纸烟，上上洗手间，聊聊对演员、对剧本的初步观感之类吧！
按理，文人相轻，互相拆台，有可能；当面恭维，背后撇嘴，更可能；打小报告，给他们上一点眼药，也不是不可能。但不至于下毒手，或者，不至于想让他们一个个都完蛋。能够解释的理由，只是面子上下不来，一时之忿，题奏上去，谁知他请得了神，而送不了神，他知道康熙也看过这出戏，评价还不错，估计会给点颜色看看，但不致伤筋动骨，哪晓得后果却是严重得出乎他的想象。这一本，不但许多与会者遭殃，革掉顶子，永不叙用；而处于创作高峰期，正春风得意的洪异，也从此完蛋，被削籍除名，遣返回乡，再也写不出作品了。
这位才子太可怜了，肯定会求德高望重的王渔洋，在康熙那里为他缓颊，那是他的恩师啊！可皇帝发火，谁有勇气敢碰逆鳞？王渔洋也救不了这位高足，只能眼看他打铺盖卷离开京城。我想，当后来，“某给谏”得知回到杭州老家的洪昇，由于心情抑郁，百无聊赖，无法振作，以酒浇愁，最终也因酒醉落水而死，他会不后悔自己奏的那一本吗？否则，这位写《长生殿》的洪异，不知还会写出多少传世之作呢！
而那位告讦私刻《明史》案的主角，则是属于丧心病狂的始作俑者了。如果他拿到这部书，明知不妥，也不想害人，懒得告密，看看，放在书橱里，也就拉倒。我想，皇帝不会跑到琉璃厂书肆去翻找违禁书籍，找不到口实，自然没法掀起一场大规模的政治运动。世事之恶，人心之坏，就在“作俑者”存心挑起事端，好从中大捞一把。徐之荣是知识分子中的最可怕的一类。不惜以他人的头颅和鲜血，来染红自己顶子，也是古往今来，屡见不鲜的升官发财之道，他有什么理由不出卖同类呢？
他第一次跳出来告，被庄廷摆平了，因为出版家有钱，买通关节，将书中违碍处改了改，也就蒙混过关了。哪知道，他是那种咬住一口，死也不肯撒嘴的主。第二次又跳出来告，将未修改的原版书送上去，这一回，告成了。他之所以一告再告，吃准了皇帝对于文人压根儿的不放心，他抓住这部私刻《明史》中，对满清人关的不敬文字，无限上纲，告一个人还在心不死，留恋旧朝，妄想复辟那失去的王朝，这罪名还不够大？
老实讲，当时的清政府，君临天下，统治着偌大的还未完全控制的国家，不能不对被统治者中的知识分子，保持着高度警惕；尤其对那些具有反清复明意识的精英人士，正愁找不到机会来个一网打尽呢！好，正中下怀，于是，皇帝拍板，第一，“之荣卒以此起用，并以所籍朱佑明之产给之，后官之右佥都”。这也是所有“作俑者”为之奋斗的原动力。第二，很简单，一个字：“杀！”大批人头落地。这种食肉类知识分子，太恐怖了，我想我们也难免会碰上的。
私刻《明史》一案中，死得最冤最无辜的，莫过于那些列入编纂委员会的一班名流，有的知道自己挂名，有的甚至不知道自己挂名，庄、朱二人，也像现在的书商一样，以为挂上了这些大牌、大腕、大老、大人物的名字，一来显出学术品味，二来在市场上好卖。谁知道，大清皇帝正想杀鸡给猴看，要汉族知识分子夹紧尾巴做人，于是，这些名流，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一个个皆做了刀下之鬼。
重提《郎潜记闻》里的陈年往事，那位使许多人掉了脑袋的徐之荣，罪不容贷，即使千秋万代以后，也是要被人诅咒的。而那位“某给谏”，即使往好里想，他或许并不打算把事情搞到这种不可收拾的程度，但洪异和众人为之付出的惨痛代价，那真是太巨大了。冲这一份可恶，我忽然觉得王渔洋想要一把斩马剑诛作俑者的愤慨，倒变得特别容易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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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读《郎潜记闻》的同时，缪俊杰、崔道怡两位老朋友的一篇重头文章，《风雨文坛反思录》在刊物上发表出来。其中提到的共和国文坛的第一案的《我们夫妇之间》和那位来自解放区的作家萧也牧，使我浮想不已。不过，这实在是挺沉重的回忆，一点也不那么有趣了。
马克思说过：“一切发展中的事情都是不完善的。发展只有在死亡时才结束。”这一切都只能视作不完善的必然了，但是经过50年岁月的沉淀，中国文学的发展，确实是到了由过去种种的幼稚、浮躁、浅薄、狂热，应该渐渐被沉静、理智、求实，以及历史的辩证法所代替的阶段。公道自在人心，这说法也许不甚科学，但研究正面和反面的教训，有人坐定下来考虑写文学史的问题，或者，将以前写过的文学史，如今觉得有必要重写的时候，我想，这是文学成熟的表现。
于是，那些论理应该忘记，但又不能完全忘记，已经淹没了太久的故人旧事，有可能浮出水面。只是可惜，桃花依旧，人面何处，就不能不令人怅惘。我不知道萧也牧这个名字，现在还有多少人记起。他可以说是全国解放以后，第一位因作品受到批判的作家。假如这也可以上《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的话，我想他可以享受这样的“荣光”。
如果说，杜甫写诸葛武侯的“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诗句，是对未能施展抱负和才华的人的一种发自内心的惋惜，那么用之于萧也牧，当无不可，这颗过早陨落的流星，真使我们叹息不已。如果不是命途多舛，蹭蹬半生，按他所展现出来的创作实力判断，绝对有可能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然而，他像春天飞来的第一只燕子，才带来一丝不稳定的春色，便遇到了首次文艺整风的疾风暴雨。于是，他还未来得及写出锦心绣口的文字，那“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的落英缤纷、狼藉凋零的局面，便将他的才华彻底埋葬了。这也是阶级斗争的必然，从那时起，中国作家的命运，便系于作品的命运。常常因为作品的被批判，作家也就跟着一败涂地，萧也牧的文学生命力，尤其脆弱，简直不堪一击，一棍子打下去，便永劫不复，再也直不起腰来。这类徒唤奈何的终身遗憾，就成了此后许多作家难以逃脱的伤心史。
也许，这是历史发展的辩证法，总得有人付出代价，让后来人获得教训。像我，当时只能算是一个文学青年，初试笔锋，不也搭上50年代的“右派”末班车，从此碧落黄泉了吗？但幸运的是劫后余生，我们赶上了“文革”以后的新时期文学，而萧也牧没能熬过十年浩劫，便是永远地沉没。
前不久，我为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编选一部《中国短篇小说五十年集》的时候，回顾半个世纪来林林总总的创作，老实说，在审视共和国成立初期的那些公式化、概念化、标语口号、图解政治之作，屡屡被那些不忍卒读的小说，搅得昏头涨脑之际，萧也牧发表在1950年1月份《人民文学》杂志上的《我们夫妇之间》，不能不说是一篇出类拔萃的佼佼之作，即使50年后读来，那种温馨的情调，细腻的笔触，内心的探求，人性的描绘，还是令人怦然心动的。在那里，我们读的是人，而不是荷载革命的符号。
我回忆起50年前翻开这期刊物的体会，那时我是一个文学青年，对解放区文学，如同看那四个吊兜土布军服的来自解放区的干部一样，浑身上下，只有一种色彩，那就是革命。但是阅读经验告诉我，这篇跳出解放区文学模式的作品，与我们以前所读过的外国文学的经典著作，中国文学的优秀作品，在审美意义上有更多的共同点、接轨处，不禁颇感意外了。初读时，真有如见故人般地亲切，这篇作品给爱好文学的我们，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信号，小说是可以这样写，也应该这样写。
我想，如果那时的读者、作家、评论家和文艺界领导，有今天的这一份宽容精神，沿续着这种大家熟知的文学道路发展变化下去；当然，革命的，来自解放区的，为工农兵服务的文学实验，也并行不悖地坚持下来，相互促进，共同提高，经50年的努力，中国文学的现状也许更令人鼓舞，不会出现十年“文革”期间，全中国只有一个作家的世界文化史上留下的大笑柄。
然而，萧也牧像邻居家一只啼鸣得太早的雄鸡，其不适时的行为，在一个规范的社会里，肯定不会带来什么吉运的。现在读了缪、崔二君的文章，从他们所提供的背景材料看到，当时对萧也牧发起第一次批判的“积极分子”，主要是和他拥有同样革命身份的、同样来自解放区的一些作家和评论家。可能是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或许这篇在他们看来是离经叛道的小说，使他们难以接受，而受到更多的青年读者欣赏，好评如潮，不胫而走的盛况，说不定益发激怒了他们。但是，选择这篇已经距发表时间一年有半的作品进行批判，人们显然难以理解，如果是一篇果然如此成问题的小说，在过去的15个月里，声严色厉的批判者都干什么去了？
很清楚，当1951年的5月，毛泽东发动了那场批判电影《武训传》的政治运动，给他们一个可以发动攻击的机遇。萧也牧被当作牺牲品，送上批判的祭坛，绝不是偶然的，而是早就有目标，只不过没有等到适当时机罢了。不过，我猜想，运筹帷幄的毛泽东在运动初期，萧也牧的这篇作品，并未纳入他的视野。他对小说作品的宽容度，要比康生，要比当时执掌文艺界的领导，显得从容不迫些。最好的例子，就是对《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他不认为是大毒草，也不主张给王蒙划为右派。当然，最终，毛泽东不会把文艺界或文学界的动向置之度外的，这也是可以肯定的。
但运动刚刚开始，最高决策者自有他斗争的战略部署，其批判的针对性很明确，是思想界、学术界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人民日报》社论所指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像萧也牧这类小资产阶级情调的小说，离反动尚远，并不在批判的范畴之内。但是，“积极分子”们所表现出来的特别高昂的斗争热情，引起最高领导层的注意，文艺界的批判便由边缘地位推到了运动的中心位置，首当其冲的主角，是萧也牧，随后，全面铺开，引发了一场对诸多作家和作品展开批判的运动。
第一个吹响批判大进军号角者，是《人民日报》刊登关于《武训传》的“社论”两旬以后，即1951年6月10日，《人民日报》的“人民文学”副刊上，发表了陈涌的《萧也牧创作的一些倾向》，正式对萧也牧创作倾向进行点名的直接批判。批评了作者进城以后写的《我们夫妇之间》、《海河边上》，认为是“依据小资产阶级观点、趣味来观察生活，表现生活”。
按照历来政治运动的规律，批判对象确定以后，那些更多的庆幸自己未成为批判对象的人，便要努力做积极分子。在知识分子群中，面临这种只有痛批才能自保的严峻时刻，有人说违心的话，有人做违心的事，便是不以为奇的了。而且，很快就能找到解释的逻辑而若无其事，而心安理得。所以，如火如荼的批判，急风暴雨的斗争，像舞台一样，提供给参与者一个表演自己的机会。个别知识分子的两面性、投机性、庸人哲学、苟且主义形成的某种人性上的扭曲和畸裂，以至穷凶极恶，也是历次政治运动不断扩大化，殃及无辜，制造冤假错案，产生许多悲剧的根本原因。
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冯雪峰，为什么会在稍后几天的《文艺报》上，发表化名为“读者李定中”的那篇文章。这篇《反对玩弄人民的态度，反对新的低级趣味》，光题目的口气就够吓人的，仿佛作者举着胳膊在批斗会上，声嘶力竭地喊口号，至于吗？具有相当文学水平的冯雪峰，会不懂得？只不过一篇小说嘛！但“严厉批评和火爆热辣的意见，引起文坛震动”。同时，对陈涌文章也批判，指责为“软弱无力”，这也是政治运动中常常出现的怪圈，“左”会遇上更“左”，更“左”会遇上极“左”，最后就只能以“左”得丧失理智，不可收拾而告终。
现在，已弄不清楚冯雪峰雷霆万钧似的化名出击，是他觉得这样违心之言，与他这个名字连在一起，不是一件很光彩的事呢？还是他认为自己“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党内身份，对萧也牧的威慑力过于强烈，而使他经受不住呢？我真心希望这位文学前辈，当时抱有的是后一种想法，但愿如此。
紧接着，在延安整风时期就领教过口诛笔伐的丁玲，那时尝够被斗挨批滋味，尝够不公正待遇，现在转而以不公正的态度对待他人，也很难理解这位文学前辈究竟所为何来？我想她在30年代，是文学创新的勇士，其实应该能够体谅萧也牧的文学尝试，即使真正错了的话，也是艺术探索中的无心之错，他不过希望解放区文学有一点突破，但他不可能奢望自己在新中国文学萌芽期，能有力量去制造一种与党对立的倾向，这帽子扣得也太大了一点。
应该说，曾经在延安被批得体无完肤的丁玲，好像能够设身处地为萧也牧的孤立无援、众矢之的、十手所指、十目所视的局面，想一想才是。这种不知道明天，不知道下场，甚至不知道上天该怎样惩罚她的痛苦处境，她是有过亲身亲历的体会的呀！但想不通她执笔为文，站到这次批判行列中，目的何在？出于捍卫文学的革命性，义愤填膺？还是出于求得这场斗争中有一个好的表现？或是出于她领袖群伦的指导欲望不宜保持沉默？在《文艺报》上，也发表了她的批评文章，题目是《作为一种倾向来看——致萧也牧的一封信》。
这是一篇定性的文章，等于是一纸判决书，给萧也牧画了一生的句号。经过这样剑与火的“洗礼”以后，他成为一只不再唱歌的鸟，创作活动完全中止，处于销声匿迹的状态之中，在文坛几乎不为人知。虽然，他在嗣后的编辑岗位上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几部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长篇小说，都有他付出的心血。经他编辑出版的工人作家的小说集，都有他未署名的精心撰写的编者前言。他还培养出来一些相当有水平的年轻编辑……但他始终努力使所有的读者，遗忘他的名字和他的作品，一直到“文革”当中，终于在迫害中屈辱地死去。
因为编这部《中国短篇小说五十年集》，收入了他的《我们夫妇之间》，按照体例，文前刊有他的小传：
萧也牧（1918—1970）浙江吴兴人。曾就读于吴江大学附中，1937年入山西民族革命大学，先后在晋察冀边区牺盟会五台山中心工作，做过地区报纸《救国报》、《前卫报》编辑，担任过张家口铁路分局工人纠察队副政委。1949年相继在北京、天津工作，发表了《我们夫妇之间》、《海河边上》、《锻炼》等中、短篇小说。被批判后，到中国青年出版社工作。主要著作有《萧也牧作品选》。
所以要把这份小传抄录在这里，也是出于对这位赍志而殁的未得施展才华的作家的敬意和纪念。斯人已去，文字长存，他和他的作品，在当代文学史上，我想是不会抹煞的，因为这是和一段文学进程联系着的。
我想，用秦兆阳的一段文字，来结束这篇文章，也许最能代表人们怀念萧也牧的心情了。
“呜呼也牧！生如力耕之犊，殒如风中之烛，未竭忠诚之心，遽遭无妄之咎。生之年汝知我而我不汝知，死之后我知汝而难通款曲。每念及此，怅惘而痴。但愿历史教训永志不忘，历史遗毒立即消亡。”
顺便说一句，1951年，那些最早对萧也牧，对《我们夫妇之间》进行批判讨伐的“积极分子”，到了1957年，角色互换，不幸又成为别的“积极分子”进行批判讨伐的对象。
老天爷也真会开一些很残酷的玩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