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嘉
孔子云：“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几千年来，孔夫子的这一人生体验一直被世人奉为金科玉律。其实，天地悠悠岁月悠悠，人世风云变幻莫测，人与人不同，时代与时代有异，古圣先贤之言未必就那么放之四海而皆准，习焉不察信以为真的未必就一定是真理。几十年来孔夫子关于人生几个阶段的论断在心里早已深深扎根，从未怀疑过。尔今屈指算来，已近耳顺之年，将孔夫子所讲的公式往自个儿身上一套，忽然发现了问题：怎么非但没有耳顺，反而疑惑的地方更多了呢？难道是人的认识与社会的发展进步南辕北辙，如今的人们非但不是“四十而不惑”，反而是“六十而惑”了不成？
一
对于成长中的年轻人来说，“不惑”意味着成熟；对于思维已成定式的“奔六”之人来说，“困惑”则意味着落伍和不成熟，至少在许多情况下是如此。
A君是与我同龄的老友，其远在国外的儿子的请教，使他体味到了这种“落伍”的困惑和尴尬。
时下已经是信息时代信息社会，人们的智慧见识多在手指尖上显现出来。从前是“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如今是“一机在手掌，天下事全知”.这就是远非“紫衣黑袍”所能染饰得了的划时代的标志。A君的公子虽在国外喝了几年洋墨水，但读的书肯定没有A君多，A君和我一样，从儿时上学读书到年届六旬，一直都在和书本打交道。自谓回首平生，乏善可陈，唯一聊以自豪的，就是比别人多读了几本书，身上多了几许书卷气。不承想，他身上仅有的这一点儿优势，也几乎在其儿子的一次虚心请教面前丧失殆尽。
A君的儿子在国外学的是工科，读研究生选择的专业是什么“传感器遥控技术及其应用”，近年来人家几个同学一起发明了一项专利，是一项运用于手机客户上的专利。国内的市场优势不仅使任何人都不敢小觑，而且足以让任何人都动心思。这项专利问世后，发明者首先将眼光投向了中国市场，很短的时间里在上海牛刀小试，大获成功，于是便想迅速推向全国市场。儿子告知A君他想回国创业，与那项专利的发明者联手在家乡成立一个分公司，A君几乎是在一刹那之间知道了自己的无知。接下来的日子里，A君的头脑一直在为儿子感到困惑：在国外工作安定，收入不少，前景看好，回来冒那个风险干什么？现如今网络、手机方面的专利多如牛毛，成功的概率究竟有多少？那个东西能有多大多久的市场？接下来，又发生了一种新的困难：想和朋友们聊聊，可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这方面知识的贫乏无疑意味着自己的某种“落伍”，因为“落伍”而产生的“困惑”，无疑是一种真正的挥之不去的“困惑”。接下来，A君只有两手一摊，无可奈何地给儿子发微信，承认自己在这方面的知识盲点，爱莫能助，让他自个儿拿主意吧。
A君和我讲述这一无奈，我不由得想到自己正在思索的“六十而惑”的问题。在年届六旬之时，迫不得已而从内心深处承认自己的“落伍”，是一件很继续学习前进的事体，知耻而后勇嘛。
二
因为“跟不上”而落伍，固然使人困惑，因为“看不惯看不懂”而胆怯，同样使人困惑。
我原本是一个山里人。作为一个根在农村根在山区的城里人，必然会有地地道道的城里人所不曾有的特殊体验。
我能离开农村离开山区而在省城安营扎寨，居有定所，完全是沾了三十多年前结束动乱、恢复高考的国运。和我的同龄人一样，四年的大学生涯改变了我的命运。那时候大学毕业国家包分配，于是，尽管我没有任何后门，也没有找过任何人，却被顺利地分到了省城。
转眼三十年过去，国家的发展变化之大，令人不敢想象。抚今追昔，倍感自己的幸运。那个时候大学生是香饽饽，国家包分配，到处受欢迎，不像如今完全市场化，毕了业得靠自个去找工作；那个时候到分配单位一报到就有单身宿舍住，熬它几年就能分到一套福利房，虽然面积不大，却不用花多少钱，不像如今住房得全靠自己想办法，而房价又近乎天价，让人看得眼晕头疼。在为自己赶对了年头而暗自庆幸的时候，山区老家的亲戚、朋友、乡亲们却先后找上门来，话题几乎都是托我帮忙给他们的刚毕业的孩子在城里找份工作。
面对一个又一个的故老乡亲，看着他们诚实而又无奈的求助的眼神，想象着他们拮据紧巴而又谋求改变的家景，再审视一番城市接纳乡下人的现实，我的心头不由得一再收紧，为之迷茫不已。作为在共和国红旗下生长起来的新一代，小时候最让我们为之憧憬为之怦然心动不已的，便是美丽动人的“缩小三大差别”特别是缩小城乡差别。几十年过去，农村人想要转为城里人，简直是谈何容易。别的不说，单是几千元、上万元一平米的住房，对刚刚解决了温饱为了供孩子上学，他们已经花完了自己几十年的积蓄，有的甚至为之举债。但即使如此。他们还是把自己改变命运的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还是要想方设法让孩子成为和自己不同的城里人。
面对这一切，我所能做的，就是不管他们心里是否清楚，也要一遍又一遍地陈说连自己也觉得枯燥无味的一定要直面现实、一定要考虑到以后所面临的实际的购房困境之类的话，劝他们是否考虑一下重新选择就业的地点，是否让孩子们回到家乡去创业。他们之中，有被我的言词所打动，深思熟虑以后退而求其次的，有不以为然、转而改求他人、最后折羽而归的，也有不管不顾不屈不挠就是要让孩子做城里人的。我心里清楚，不论是哪种情况，家长和孩子们都会认为我和他们不是一条心，不肯真心实意地帮助他们。无论家长和孩子们作何感想，他们每个人的身影几乎都深深地留在了我的记忆当中，挥之不去。
不知多少次在沉睡中醒来，苦苦地想着这些人和事，几乎是越想越乱越没有头绪。城乡差别，古已有之，是否可以称之为于今为甚呢？似乎又不能简单地这样下断语。然而，那些置身于农民工、打工仔队伍中的老乡、亲戚们的身影，他们的简陋到不能再简陋的住宿条件，他们的付出和所得，他们的要求和期盼，却又让我不能不为之困惑。在潜意识的深处。我无疑是同情他们的；在自己的理想中，我以为社会应当支持他们的正当追求；而在实际上，我却又爱莫能助一筹莫展。看不惯也得看，看不懂继续想，人生是如此之无奈，又何来“耳顺”之清闲心境？
三
只是讲述自己的体验感受，未免有点絮叨。何不放开眼界，追寻一下古人？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三国时期的枭雄刘备是被人们大书特书的大人物。不人的心目中，刘备也是一位公认的不世出的伟人。这个虽然说起来也是帝王后裔，但实际上早已经沦落到社会底层，只能靠“贩履织席”为业的体力劳动者，凭借其远大的志向、惊人的毅力、不懈的努力、过人的心机，历尽艰难困苦，形成自己的优势，争得了堪与曹操的“天时”、孙权的“地利”相抗衡的“人和”，终于出人头地，在四川成都建立了蜀汉政权，成就了一番大事业。
刘备称帝那年，史称章武元年，其时他刚好六十岁。在世人所谓的耳顺之年。刘备登上了皇帝宝座，不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一种巨大的成功。但是，做了皇帝以后的刘备，心境并不好，因为他的结义兄弟关羽关云长被东吴的孙权用计杀害了。为义弟关羽报仇雪恨，便成了蜀汉皇帝刘备念念在兹的第一桩心事。尽管蜀汉朝廷中的大小官员纷纷出面直言劝阻，刘备却根本听不进去。此时的刘皇帝，不仅未能做到“耳顺”，而且倒像是“耳塞”了一般，执意要起倾国之兵大举伐吴。多年跟随刘备忠心耿耿的大将赵云，再三进言，劝刘备分清国贼与私仇，以规复汉家天下大业为重，养精蓄锐，首先讨伐国贼曹魏，刘备置若罔闻；丞相诸葛亮心知多言无益，只能独自长吁短叹，哀伤同事法正死得太早，致使无人能阻止主公的一意孤行。
东吴国主孙权深知自己的力量不及蜀汉，得知刘备即将大举讨伐东吴，立刻派人前来求和，竭尽甘言卑词之能事。如果能做到见好就收，这无疑是刘备重新选择的一次绝好机会。但是，愤怒中的刘备根本不予考虑，以致又一次丧失了改正错误的机会。
刘备伐吴的后果众所周知：东吴启用陆逊为大将，火烧连营七百里，使刘备的复仇之梦彻底化成了泡影。随后，败走白帝城的刘备在悔愧交加之中重病不起，临死前最后上演了一次白帝城托孤。
刘备死于章武三年，活了六十三岁。就这个大人物而言，显然就不是什么“六十耳顺”，而是六十而刚愎自用。在人生的道路上，刘备一生不知经历了多少艰难困苦，不知有过多少次九死一生，不论是袁术的大兵压境，还是吕布都能够从谏如流，因而便一次次化险为夷。回想刘备当年三顾茅庐、延请军师诸葛亮的虚怀若谷，联系刘备夺取蜀地之后重用法正等人，团结当地派系力量的言行举止、恢弘气度，很难想象几年之间刘备就像是完全变了一个人。战战兢兢、临深履薄的当口由失败走向了成功，君临天下、一言九鼎的时候则遭遇了空前无法挽回的羞辱。究竟是巨大的成功让他忘记了轻重缓急，还是感情用事迷失了他的心智？对此，古人曾经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在明清之际大思想家王夫之的眼里，刘备不过是一个善于伪装自己、欺世盗名的伪君子而已，刘备称帝以后悍然兴兵伐吴，雄辩地说明了刘备尽管是中山靖王之后，尽管被汉献帝尊称为皇叔，但在他的内心深处压根就没有天下国家的意识。说穿了，刘备大举伐吴的困惑完全是缘于其成功后极度膨胀的个人私欲。然而，这真的是刘备年届六旬而犯下不可挽回之过错的根源吗？天知道！
四
讲到古人的六十之惑，就不能不提及才华横溢而又仕途多舛的大文豪苏轼。作为豪放派词人的代表人物，苏轼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等不朽词作脍炙人口，早已经成了严格意义上的中国符号。而这里要说的，不是苏轼的豪放，而是他的苦涩。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若问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在《自题金山画像》一诗中，苏轼用黄州、惠州和儋州这三处流放贬黜之地，总结了自己多舛的人生。由于政见不同，苏轼一生饱受坎坷，屡经流放。且说年过半百的苏轼流放到惠州以后，曾经写过一首有名的诗作，其中有这样两与权贵不屈不挠相抗争的以苦为乐的奋斗精神。据说这一深受人们喜欢的诗作不胫而走，很快便传到了宰相章惇的耳中。苏轼的不屈不挠，立刻引起了章惇的强烈反感。于是，哲宗绍圣四年（l097年），苏轼又被流放到了海南儋州。这年，苏轼刚好六十岁。
如今的海南已经是国际旅游观光之岛，人流如织，寸土寸金，而在宋代则是令人望而生畏的发配流放犯罪官员的蛮荒之地。素来豪放不羁的苏轼在接到流放海南儋州的圣旨以后，也顿时心灰意冷，以为自己此生必将葬身海南，了无生还之望。在与朋友王敏仲的书信中，苏轼毫不掩饰地写下了自己真实的心境：“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昨与长子迈诀，已处置后事矣。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次便作墓。”
这里，苏轼的心中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困惑，而是彻底的绝望，心里所思所想的，只有死亡一件事。你看，他在与长子分手之时，已经处置了后事，无疑把这次分手视作最后的生离死别；来到海南，第一件事便是购置棺材，第二件事便是为自己选择墓地打造坟墓。这不是彻底的绝望又是什么？
为人豪放的苏轼是大宋王朝真正的忠臣，“雷霆雨露，皆是君恩”的道理他不会不懂。为什么一听说贬黜到海南便万念俱灰呢？孔子云：“六十耳顺”，在苏轼身上，人们看到的却是另外一种截然相反的情景。
人是环境的产物，苏轼也不例外。出生在相对富饶的四川的苏轼，多年来对于孤悬海外的荒岛海南岛心中一直存有莫名的恐惧，而宋代也把放黜海南作为对犯罪官员的最严厉的惩罚。于是，一向达观的苏轼至此也不能免俗，只能做好最坏的准备。人们的彻底绝望，往往是在遭遇躲不了又解不开的大困惑产生出来的。
苏轼在海南居住了三年，又为海南的淳朴民风所深深感染，以至于在他被获准离开海南时，又动情地写下了《别海南黎民表》一诗：“我本海南民，寄身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平生生死梦，三者无优劣。知君不再见，欲去且少留。”这时的苏轼，又已经把自己看作海南的一分子，竟多少有点儿依依不舍了。由苏轼而想起了另一位大文人，他就是三国时期吴国的虞翻。虞翻不仅才高八斗，在文坛享有盛名，而且武艺高强，健步如飞，可日行二百里。早年追随小霸王孙策，在山中遇险，虞翻把马让给孙策，自己徒步追随保护，令孙策感佩莫名。孙策死后，虞翻因为性格的原因，几度得罪了孙权，在奔六十岁的时候，被孙权流放到了当时的蛮荒之地交州。虞翻当时的处境，大概和苏轼流放到海南时的处境相似。
虞翻固然认为交州有可能就是自己的埋骨之地，但是却没有彻底绝望。到了交州，他立刻把自己的一腔心血倾注到训注《易经》《老子》《国语》和收徒讲学上，醉心学问使他的生活紧张而又充实。
《虞翻别传》载：完成《＜易经＞注》，虞翻专门上表，称述自己为《易经》作注的动机。从家学渊源谈起，道其视为《易经》作注为使命，并指出“索览诸家解不离流俗，义有不当实”，而郑玄“所注五经，违义尤甚者百六十七事”，若任由其“行乎学校，传乎将来”，“臣窃耻之”。虞翻动情地说道：“自恨疏节，骨体不媚，犯上获罪，当长没海隅，生无可与语，死以青蝇为吊客，使天下一人知己者，足以自不恨。”
公元222年孙权称帝，虞翻上疏祝贺，文字不长，铁骨铮铮，沁人心扉：
陛下膺明圣之德，体舜、禹之孝，历运当期，顺天济物。奉承策命，臣独抃舞。罪弃两绝，拜贺无阶，仰瞻宸极，且喜且悲。臣伏自刻省，命轻雀鼠，性輶毫厘，罪恶莫大，不容于诛，昊天罔极。全宥九载，退当念戳，频受生活，复偷视息。臣年耳顺，思咎忧愤，形容枯悴，发白齿落，虽未能死，自悼终没，不见宫阙百官之富，不睹皇舆金轩之饰，仰观巍巍众民之谣，傍听钟鼓侃然之乐，永陨海隅，弃骸绝域，不胜悲慕，逸豫大庆，悦以忘罪。
虞翻在交州生活了十多年，最后死在了交州，享年七十岁。相形之下，虞翻既没有苏轼的绝望，也没有苏轼的困惑。苏轼是典型的文学家，虞翻是坚定的思想者。
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