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有拱璧以先驷马，不如坐进此道。
老子在他的《道德经》（《老子》）六十二章作如是说。原文是“立天子，置三公，虽有拱璧以先驷马，不如坐进此道”。意思是向领导者的献礼，用贵重物品，不如进献“道”这一最高理论。这恰与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的老子送孔子以言相合。孔子适周问礼，辞别时，老子送之曰：“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贵，窃仁人之号，送子以言。”说明在老子心目中，正确高深的思想理论是最好的献礼。
我很敬重这样的做法，于是，谨以一个普通公民的身份写此拙著献给各位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包括我们的企事业单位和行政各部门领导，以及一切立志从事管理工作的朋友。
我本是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业毕业，一生从事图书馆工作和教学的公共服务工作。在同事们的推荐和领导的器重下，曾任湘潭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图书馆馆长。有感于老子两任国家图书馆馆长，我曾努力向读者传授文献检索方法，编辑出版了多部有关著作，包括20世纪80年代初内部编印后来正式出版的《文科文献检索》、1989年出版的《查书读书写书手册》、1995年主编出版的约200万字的《社会科学信息咨询指南》。此外，我还长期在高校讲授这方面的知识。但在深入介绍经典文献方面，则非常遗憾，贡献甚微。退休后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图书馆任馆长时我才开始加倍努力，除在全院启动“南国学子成才创新读书工程”并开办学术讲座、介绍中外经典书目外，还尝试介绍传统经典文献，第一本就是《老子》，并做过讲座，发表过多篇论文。
老子太伟大了！中国出了个老子，不仅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也是全人类的骄傲。请看古今中外名人如何引用和盛赞老子其人其书：
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孔子适周问礼后谓弟子言（司马迁《史记》）
老聃则至公矣。
——《吕氏春秋·贵公》
不读《老子》一书，就不懂得中国文化。
——鲁迅
对付国民党的进攻，我们的方针“第一条，是老子的哲学‘不为天下先’”。
——毛泽东
中国文化的根在《老子》。
——李约瑟
重视和研究《老子》的文献多如牛毛。要研究就不能不认真阅读。为什么《老子》研究几乎各持一说？原来老子其人其书太不容易研究，涉及先秦方方面面的制度、思想、文献，都得读读。尤其是作注释时，“五经”（《周易》、《尚书》、《诗经》、《春秋》、《礼记》）自不必说，《仪礼》、《管子》、《论语》、《孟子》、《庄子》、《韩非子》、《墨子》、《左传》、《国语》、《战国策》、《山海经》以及《吕氏春秋》等都要读读。这一读，加上以前的心得，感觉先秦文献研究有很多可疑之处。《老子》的性质并不像专家们的传统说法，而是越看越像一部管理学著作，而且是管理理论基础即管理哲学著作，属我国第一部。他主要是在对领导者倾谈管理哲学心得，倾谈领导成效的最优化及其奥秘，故其字里行间到处都写着“人”字。围绕“人”这个核心因素，老子特别关注领导的高度、领导的深度和领导的力度。可以说，他以此作为对领导者的希望和衡量领导水平的重要标准。国家社会管理要达到和谐至治，老子思想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本书用马克思主义和现代科学理论对以往的注释、评论等成果作了全面的辨正，校正了不少人包括韩非子和当代一些大学者在内的误读。
研究古代文化的学术著作本来就很难出版，研究古典文献并作注释，又将减少很多读者，更何况我既不是国家官员，又不是哲学家、管理学家或领导科学专家，而不过是一个普通教师和图书馆工作者，也没有作过任何卓越贡献，写出这么个题目来，有出版社愿意出版吗？能有读者认同吗？但是，《老子》一书的性质确实如此，其真谛亦在于此。这样写似乎降低了过去《老子》高高在上的哲学专著的地位，但是，老子确实不像惠施、公孙龙那样专注于纯粹的哲学，而是最关心管理的学者，他用自己的哲学思想谈社会的管理，几乎每一章都是先谈哲学而后落实到管理上或者先谈管理而后用哲学来作理论说明。
管理的理论基础是管理哲学，没有哲学基础的管理思想是不牢靠的管理思想。老子远远超出同时代的其他思想家和学者，他的管理哲学主要有如“绪论”所说的九大方面。他深感管理的关键要素就是人，管理的核心就是对人的管理。因此，老子回答了“人到底来自哪里”的古老谜题；肯定了人的中心地位；认为要尊重人、爱护人（包括管理人和被管理人）；要以人为本搞管理，特别提出要“以百姓心为心”；管理人要修养自己；要善于研究人；要教人、育人；要善于管人、用人；要善于团结人，要搞好人际关系、国际关系，建立稳定社会、和谐社会、分配公平合理的社会；要善于向他人学习；要利用好他人的能力；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要使各行各业的管理有专人专职；要让百姓有自由、富足、舒畅的生活，让社会繁荣地发展。《老子》全书总的意思就是：领导者心里第一要装着人，第二要装着人，第三还是要装着人！仅如此还不够，他深刻研究了常常为一般管理者所忽视的衡量领导的三个重要标准：领导的高度、领导的深度和领导的力度，包括真正的高度在哪里，深在何处，最有力的是什么。
老子是周王朝的逆臣。他在年迈出关时写出这五千字的经典，确是出于他的良苦用心。他本想千方百计地维护周朝奴隶制社会的统治，而实际上却不时地流露出对百姓的同情，站到了以人为本、“爱民治国”的民生民本立场，站到了“无为而治”、民主管理的立场上。他的作为时代精神之精华的哲学是对前人的总结提炼，是崭新的、先进的文化思想，这使他不自觉地站到了新兴的地主阶级一边，代表着向奴隶制社会挑战的未来新兴社会即封建社会将要诞生的发展方向（“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他在分配制度方面，提出了过去未能发现的惊人的甚至很超前的“损有余而补不足”的追求公平（而非均平）的观点。他不自觉地批判了奴隶制社会及其奢靡腐败（如“食税之多”和取财“好径”等），同时还指出悟道修德是做一个好的公务人员的途径（如“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阐发了爱民如子的理念（如“皆孩之”）。他虽然说了一些很保守的话，但多数是至今还未过时的管理至理名言。他认为能把时代精神精华等优秀文化成果用于实践即本职化和现代化“则为官长”，才能当好长官。他自己就是运用先进哲学思想于管理的典范。他强调了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性并提出了一些建设措施，包括“和大怨，必有余怨”，要“执左契，而不责于人”。他的思想极合宇宙自然规律，他的胸怀也极博大，《老子》确实是对领导者的最好献礼。老子不厌其烦地对领导者讲的就是要以人为本，要善，要学好、用好辩证法特别是对立统一规律。总之，去其保守的一面，《老子》对国家社会、对黎民百姓、对领导者都是极有价值的。他的管理哲学思想是求改革进步的。因此，热议《老子》、确认老子思想在传统文化中应有的地位及其深远影响以及批判地继承其哲学和管理思想精华，是一个美妙的信号——标志着我们的社会在继续改革开放，在继续朝气蓬勃地向前科学发展。老子思想的进步价值，在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是看不出来的，而在今天和今后会越看越发觉其价值之重大。通读《老子》全书，人们自会觉得——
人！人！人！永远不能忘记这个管理的目的、管理的对象、管理的主体！这个管理的核心因素！
领导的高度！领导的深度！领导的力度！永远不能忘记这衡量以人为核心因素而管理的三大要求！这衡量领导水平的三个标准！
怎样才能如此？怎样才能最终达到和谐至治？老子以为人们“莫知其极”，以为他的言论“天下莫能知，莫能行”。其实，他已明白地提供了一些答案，另一些答案只是零星一点、隐晦一点而已。本书就是就其领导成效最优化解“极”作一点探讨。
卷首，我斗胆写了一篇较长的“绪论”，列举了今天研究《老子》的价值、对《老子》性质的看法、对老子思想精华的新发现、对老子管理思想的评价等。在对每一章进行解说时，都重新作了分析，那些没有从管理角度来研究《老子》的出了偏差的观点或是不提，或是不得已地作了分析矫正，最后在每章末尾用一首诗加以赞美或评判。
我自幼爱好国画，最喜家乡大画家齐白石的德艺。原打算退休后全力专注，以一别长期之业余研习。因从艺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加之在图书馆任馆长时有强烈的想为读者深入介绍古代经典的心愿，而南国商学院又鼓励、支持学术研究，并到函谷关老子写经、出关处调研过，几年弄出这么一本书稿，领导和同仁都鼓励、支持出版，然而，杀青之时不禁惶恐之至。管理哲理，事关大矣，小民之议，定多谬误，唯愿领导和读者批评指正！切切！切切！
全书参考引用了很多专家学者如任继愈、朱谦之、林语堂、于丹、何新、蒋信柏、周卫等的研究成果，特在此说明，并以一学生的诚恳心情致以深切的谢意。同时要感谢暨南大学出版社慨允付梓。至于正文空白处配以拙书拙画，纯属点缀，读者不必理会。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 朱建亮
2012年元旦
绪论
我国现存最早的即产生于先秦时代的著作有《周易》、《尚书》、《诗经》、《管子》、《老子》、《论语》、“三礼”、“春秋三传”等。其中，《老子》是什么性质的著作？《周易》、《论语》、《管子》、《吕氏春秋》等又是什么性质的著作？时代似在提醒学人：都得重新推敲。此前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出《老子》为我国第一部管理学著作的观点，近年阅读先秦及有关研究文献，读得越多就越确认《老子》的管理学著作性质，说它是现存最早的一部管理哲学著作也不为过。
《老子》是一部神奇的书。它光彩照人而不耀眼，言词如诗而不华丽，说理透彻而不咄咄逼人，劝世从容、真情历历。除其性质之外，其管理哲学、政治理想、结构、语言等之特色，其注释、地位、归类以及影响，作者其人其地位，似均可再行分析，每章均可发现新东西。全书的宗旨就是管理，管理的核心就是——人。因此，反复研读，就不难发现，其字里行间到处都写着大写的“人”。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过：“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重视实践、重视人、重视人的实践、重视人的社会生活，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以往哲学的根本区别之一。2500多年以前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哲学家老子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主张管理应围绕“人”这一“太阳”旋转，处处关注人特别是平民百姓，这是他的管理哲学与以往管理思想的根本区别，也与此前如《周礼》空泛的“仁义”管理思想和以“礼”为先的管理思想截然有别。
近十年来世界各地出现了“老子热”。《老子》在全世界被以多种文字翻译出版，数量之多、影响之广，仅次于《圣经》。其研究成果亦不胜枚举，约2000年以来出版发表了数百部研究专著和难以计数的论文。人们兴趣盎然地从不同领域、不同层面、不同角度审视之，可以说，《老子》研究业已成为一门十分热门的专门学问。许多哲学家、宗教学家、政治学家、管理学家、养生学家或其他学者包括当代大文人于丹、前任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以及林语堂、何新等人都对其作过深入的研究。除于丹《老子心得》、余元洲《老子新编》之外，还有任继愈《老子绎读》、震阳子《道德经注解》等，仅2000年以来就出版了共40多种。笔者的老师——已故著名目录学家、历史学家王重民先生在“文革”前出版过《老子考》一书，统计了历代研究《老子》的著作达402种。林语堂先生在《中国先哲的智慧》（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中说过去国外研究老子的多于研究孔子的，他说：“我胆敢说，在这些了解东方的学者中，致力于老子研究的，超过研究孔子的。”说《老子》成了“外文译本最多的书籍，包括12种英译本和9种德译本”。《老子》在国外确实很受重视。据蒋信柏研究，目前世界各地都掀起了一股学习老子思想的热潮，《老子》也因此风靡全球。据调查，在德国，几乎每个家庭都常备一本德文本《老子》；在日本，《老子》成为企业管理者的案头藏书，用以指导企业的经营和管理；在美国，一家出版公司花费13万美元购得这五千字的《老子》的英文版权（见《道德经·引言》，蓝天出版社2006年版），一美国音乐指挥家竟在指挥时身揣一本《老子》。据载，《老子》在全世界的出版发行量极大，仅次于《圣经》。蒋信柏说：“更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学者蒲克明甚至说‘《道德经》肯定会成为未来社会家喻户晓的一部书’。”2011年6月21日，连任联合国秘书长的潘基文在宣誓中援引《老子》的话说：“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报道说他“强调应将这种不朽的智慧应用到今天的工作中，在百家争鸣的思想中，找到行动上的统一性”。这些都是世界进步的标志。对于我国来说，则是实践科学发展观，继续改革开放的一个反映。
《老子》在古代也有不同版本，有长期流传的河上公本和王弼本，一般用王弼本，两者出入并不太大。20世纪70年代湖南长沙出土了马王堆帛书《老子》，多了一些语气词和某些改动。
一、今天研究《老子》的现实价值
既然已有上述《老子》研究热，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进一步研究《老子》？主要原因如下：
（一）热议《老子》和确认老子思想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是一个美妙的信号
老子思想及整个道家文化思想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有史以来从未得到正确的认定，特别是《老子》一书的性质始终未被确认。自汉武以来至清朝，因封建统治者“独尊儒术”，儒家思想或儒家文化在历史上一直受到尊重和肯定，受到广泛宣传和赞美，成为统治阶级唯一的统治思想，也成了历代察人选贤的唯一标准。“五四”时期及其后来很长时期，儒家思想受到批判甚至否定。在必要的重新清理我国古代传统文化以继承其精华的过程中，偏颇已得纠正。但是，我们应当防止走向全盘肯定和继承的趋势。毛泽东同志曾说“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孔孟儒家思想文化之长确应平心肯定和继承。不过，其他学派的思想文化也应一起研究和评价，并正确地给予其应有的地位，再也不能“独尊”某一学术流派了。事实上，儒、墨、道、法等诸家学派的思想都各有其长短。春秋战国时期，各派互相攻击以至否定，如墨、儒之争，这是当时的偏激现象。到战国后期，学者们对儒、墨、道、法等诸家学派的思想就已有正确评价、全面继承的倾向。这充分反映在集体创作的《吕氏春秋》一书中。该书在具体管理方面儒家思想较多，而在总的或宏观的管理理论方面却是老子思想居多，甚至认为“老聃则至公矣”（见《吕氏春秋·贵公》）。今天，我们应用马克思主义正确评价和继承这些传统文化。老子思想在管理和文化艺术等许多方面都对中华文明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周恩来同志在年轻时甚至曾“有明显的扬老抑孔的思想倾向”胡长明，大智周恩来，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可见老子思想确实有其过人之处。因此，对老子思想也要进一步开展全面深入的研究，以便全面继承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此过程中，各派思想中唯心的、形而上学的、反民主的东西也应抛弃，切不可一概照搬。同对于外国文化一样，照搬是要吃亏的。鲁迅说过“不读《老子》一书，就不懂得中国文化”。英国学者李约瑟也说：“中国文化的根在《老子》。”当代文献学专家李零先生在其2008年出版的《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修订本）一书中甚至认为，我国传统经典的排序正在变化，《老子》的传统经典地位在提高。他甚至说：“传统的经典概念，现在正在变化。我们的经典传到国外，译为英文的汉学典籍，可以提供一种参考。他们读得最多的首先是《老子》，其次是《易经》，再次是《孙子》。”他在清华大学作报告时说：“今天，如果让我推荐，我会推荐四本书，作为今日之经典。第一是《老子》，第二是《易传》，第三是《孙子》，第四是《论语》。”因此，要平起平坐地研究各派传统经典，不偏废地批判地继承其精华，这也是社会继续改革开放而欣欣向荣的标志。老子本想站在维护周王朝统治者的立场上，但实际上却背叛了周王朝，站到了新兴阶级、先进文化、社会前进方向的立场上。他的管理哲学思想是改革开放的、是进步的。他抓住了管理的核心——人。因此，热议《老子》和确认老子思想在传统文化中应有的地位是一个美妙的信号，标志着我们的社会在继续改革开放、朝气蓬勃地向前发展。
（二）研究老子思想是当前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的需要
老子是中国也是世界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和管理学家，在当时就享有盛名，并且在中国文化史上有其特殊的地位。老子的哲学思想“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精华之精华，两千多年来为各学术流派所继承和发展，是中国先秦时期唯一可与西方哲学思想媲美的思想。在老子的管理思想中，有“损有余而补不足”（七十七章）的伟大政治理想，比西方同类思想要早得多。过去人们仅知孔子“患不均”的思想，而未知老子亦有此高尚理想，更未注意孔子此“患不均”思想来自于“闻”（“丘也闻”），因他曾在老子那里学习、交流过，是不是“闻”于老子，这值得研究。老子忧当时“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这也确是很值得研究和称道的。他的思想虽然超前，但是合乎社会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过去人们之所以没有发现他的这一伟大理想，是因为研究的角度多放在哲学方面从而有此忽略，现在从管理学的角度来重新考察，情况就似有不同了。
老子的哲学思想在当时是比较系统的。他不信鬼神、不信“天命”、不占卜、不喜欢形而上学的东西。尤为可贵的是，他的哲学“道”（规律）是从宇宙自然中总结出来的，是与宇宙自然同在的，是合乎宇宙自然规律的，是比较科学的，而且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他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二十五章）。其中有着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其核心是对立统一思想。同时还有“系统论”思想的萌芽。他说：“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二十五章）；“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匀”（三十二章）；“天之道，其犹张弓欤？高者抑之，下者举之”（七十七章）。反映了系统的系统性、自我组织性、自我调节性。他强调要按“道”（包括“天道”、“大道”等在内）来管理国家和社会，给我们的启示就是：要按科学规律进行管理。他主张以人为本，最为看重的就是人，主张“爱民治国”（十章）、“以百姓心为心”（四十九章），这对当前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很有价值。他主张各诸侯国之间、上下之间、人与人之间，都要有淳朴之心，要“慈”、要“不争”、要“谦下”、要“让”、要“执左契，而不责于人”（七十九章）等，这些对于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也很有价值。他认为“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他主张领导人“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十章），“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十九章），不仅“功成不居”，而且对百姓“皆孩之”（四十九章）。这些对于教育我们的干部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升华人生观、反腐倡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科学指导经济社会的发展等，都有重要意义。如果都这么做了，我们的干部其思想境界将多么值得称颂！思想境界高尚的干部管理社会，社会将会是多么和谐！
（三）探讨并纠正过去《老子》研究中的某些欠妥的注释和理解
我们既要继承现有一切学者对《老子》所作的正确注释和理解，也要探讨并纠正过去某些欠妥的注释和解读。例如，过去人们多以为老子是个二元论者，以为“道”既是规律，也是物质本原，其实并非如此。“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二十一章）。这两个“物”字，人们多解释为“物质”，其实还可理解为“东西”或“对象”。“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四十二章）有人以为万物是从“道”那里生出来的。其实应理解为：“道”一诞生即“一”，“道”一诞生就是对立统一规律，“道”就是“一”。它生而反映着“无”中生出一个混沌状态的天地原始这个统一体，因此是“一”。这个天地原始又有一分为二的物质存在，是阴阳对立的，阴阳二气交合即夸克交合、中子质子交合等而生多物。后来又由多物相互作用而产生千差万别的东西。现代先进的宇宙学关于宇宙大爆炸的理论与老子的思想有着惊人的相似性。或者说，老子似乎猜到了宇宙大爆炸的混沌初开的那一瞬。这也回答了“人到底是从哪里来的”这一古老谜题。
又如，“和大怨，必有余怨。安可以为善？”（七十九章）这里的“安可以为善？”多解释为“怎么可以称得上好？”其实，这是因为一般没有注意这个“必”字。“和大怨，必有余怨。”这是规律。“安可以为善？”应理解为“怎么办才好呢？”这样解释才与下文吻合。下文是“是以，圣人执左契，而不责于人。有德司契，无德司彻”，即希望“求大同，存小异”。老子认为和大怨，必有余怨。可存小怨而不去计较。“执左契，而不责于人”，就是“怎么办才好呢？”的答案。然后他讲了普通的由浅入深的道理：“有德司契，无德司彻。”这就好比掌握债券而不紧逼人家还清，这是有德，是管理人应有的品德；“司彻”是指和解时像收税人一样斤斤计较地紧逼人家缴税，这是无德，管理人不能无德，不能太过分。
又如，把“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五十六章）中的“知”理解为“知道”的“知”；把“天网恢恢，疏而不失”（七十三章）中的“天网”简单理解为“法网”；把“小国寡民”、“结绳而治”理解为老子的最终政治理想等，这些都是误解。
另外，“不尚贤”之“贤”是指“贤人”还是“贤名”？“朴散则为器”是指原始状态化为万物还是指“道”与管理诸方面结合而产生具体的管理原则、方法？还有历来对“无为而治”、“损有余而补不足”、“治大国，若烹小鲜”的解释也不透彻，后者连韩非子也理解不深，如此等等，都需深入探讨。
特别重要的是，要从一个新的角度——管理哲学著作的角度重新解读《老子》，不光是某些语句，而是几乎每一章都要重新解说。
此外，本研究的焦点更在于重新确认《老子》的性质，即我国第一部管理哲学著作；确认这个老子是司马迁提到的三个老子中的哪一个；谈谈老子为何要著一部管理哲学著作；探究他的管理理论基础“道”的来源；评论一下老子的管理哲学思想及其特点，以及其未受重用的原因和对后世的影响等。
（四）就领导之高度、深度、力度研究《老子》的领导哲学思想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研究老子的管理哲学有一个重要发现，即老子很讲究领导的高度、领导的深度和领导的力度。他的这些思想散见在各章，但可以看出，他明显注意和强调这三个衡量领导水平的标准。
第一，领导要讲究高度。这主要是从思想理论高度、政治理想高度以及宏观整体的高度去进行领导，而不能就事论事、以枝节末流的理念去把握复杂事物。所谓思想理论高度，就是指导管理者的思想要有其正确高深的理论基础，首先是要有正确的哲理。老子之所以在一章就开宗明义地议论“道”的概念，并在全书强调“道”的作用，强调要“悟道”、“尊道”、“用道”，就是强调高深的理论是领导者开展一切管理工作的指南。至于从政治理想高度进行领导则是最为关键的。如前所述，老子提出“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公平分配的远大政治理想，就是希望领导者要有此理想并用以引领百姓，而不能只宣传近期目标。“损有余而补不足”，“以有余而奉天下”，上下有共同的政治理想，就能上下同心，上下同心即有统一的目标，即向往新兴的社会制度，如此才能和谐奋进。同志即同心同德的程度决定和谐奋进的程度。从宏观和整体的高度去进行领导，就是要掌握和运用好“系统论”思想。老子显然认为，只有这样，百姓才会心服，才会感佩，才会齐心协力跟领导者走。可见，这一切思想都很超前。
第二，领导要讲究深度。这主要是要把面上的一般的领导与深入细致的引导相结合。要从关爱百姓做起，要从小事做起，要从深入群众做起，要多做不声不响、不知不觉的民生之事，甚至深入高深的专业做工作。老子说领导者要“以百姓之心为心”，时刻以人为本，以百姓为本，想百姓之所想，急百姓之所急，务百姓之所务，如此领导才会有深度。老子说“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六十三章）。又说“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六十四章）。这些都是希望领导者不要光在上面作号召，而尤应在下面、在深处进行领导，希望领导者的一切决策从百姓中来、到百姓中去。特别是“太上，不知有之”（十七章），即认为最高明的领导者，老百姓不知其存在。领导活动是悄然进行的，而且不只是形式的、组织的，更重要的是思想的、情感的。这个要求在当时也是相当高的，也只有我们党才是这样做的。周恩来就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他说：“领导群众的方式和态度，要使他们不感觉我们是在领导。”“无处无我而又看似无我。”那种浮在表面的领导者，往往仅仅停留在台上作动员，到处发号令，或宣读政策，或广播讲话，或强力推行政策。以周恩来为典型的我们党的大多数领导者则能如春雨“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把路线、方针、政策化为群众的思想灵魂，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把领导活动融化在群众的创造活动、文艺活动甚至日常生活之中。
第三，领导要讲究力度。这一点，很多研究管理的学者都有同感。可惜的是，有的学者有时会失于片面和偏差。老子认为，要从有形（即实在的）和无形两个侧面全面研究领导的力度。其中，无形的力度是他最为关心的方面。老子主张的柔性领导就是他认为非常有力的领导，这最能体现领导的力度。老子认为仁、义、礼制也很重要，权力、制度也是很有力量的。要政通力达，必须借助组织上的努力，利用权力和制度。但更重要的是要有道和德。以道和德为基础，仁、义、礼制才能被自觉地恪守和发挥作用。所以他说要“尊道而贵德”。又说“治大国”，要“以道莅天下”（六十章），这样政策法令不会扰民，来自下面的“鬼”也“神”不起来，无法捣乱。这些是基于其这样的哲学思想：“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无有入无间”（四十三章）；“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七十八章）。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上，他主张“无为而治”（即实行民主管理），“以百姓心为心”的民主管理是最有力量的，而且也是最能发展生产力的；主张“行不言之教”，多以榜样代替说教。这大概就是许多朝代前期经济社会繁荣昌盛而又和谐安定的缘故。因此，领导者在充分发挥权力作用的时候，千万不要忘了非权力因素的影响。
二、《老子》作者其人
孟子说：“读其书，颂其诗，不知其人可乎？”意即要读者了解作者。研究《老子》，也应研究老子其人。
司马迁《史记·老庄申韩列传》提到三个老子。其一云：“老子者，苦楚县（今河南周口市鹿邑县，古楚之地）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这就是说，这个老子的本名叫李耳，他曾任东周国家图书馆馆长。他担任此职，其时颇长，《史记》有“居周久之”说明。后因他的管理之道和聪明才智虽得到当政者的重视和赞誉，但终未被采纳，加之发生了长达数年的王室之争，于是一度辞官回家。时间不长，其妻子病逝。后来，他再次被召担任国家图书馆馆长。这是王崇静先生《老子的传说》研究的结果。王崇静先生说，老子第二次出任此职，发现图书馆遭到破坏，部分藏书被人带走了，于是重新收集、修复、整理了文献。到了70岁，年老体衰，加之看到了周王朝的衰微，于是他毅然辞职离周。
关于老子的官职“周守藏室之史”，有人解释为图书管理员，有人不作解释，于丹认为是兼管图书、档案、文物的一个不小的官，不只是一般的图书管理员。老子是东周国家图书馆馆长是可以肯定的。根据老子所处周代的礼法制度《周礼》记载，周代有多种“史官”，如“大史”、“小史”、“内史”、“外史”等，“守藏室之史”理解为国家图书馆馆长，于丹的解释基本是对的。不过，神器、档案、图书应是分开管理的，官职也不是很大。《周礼·春官宗伯第三》载，“天府：掌祖庙之守藏与其禁令”。可见，其守藏有神器、档案、图书。文献学专家李零在《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三联书店2008年修订本）第七讲里说老子曾在周王室图书馆里“当差”，说“孔子不但参观过周、鲁的图书馆，而且还请教过在王室图书馆当差的大学者老子”。说老子是“大学者”，这没错，说是一般“当差的”，恐怕不对。正因为是大学者，才有可能是馆长。如果是一般当差的，就只能是“徒”，不会是“史”。何况那里只有两个史官，“徒”却有二十人。因此，老子是国家图书馆馆长无疑。《汉书·张衡传》章怀注：“老子为守藏史，复为柱下史，四方所记文书皆归柱下，事见《史记》。言东观经籍多也。蓬莱，海中神山，为秘府，幽经秘录并皆在焉。”
这个图书馆的图书来源之一是各地贤能之士所创作和贡献的。《周礼·地官司徒第二》载，“乡大夫之职：各掌其乡之政教禁令。正月之吉，受教法于司徒，退而颁之于其乡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考其德行，察其道艺……以岁时入其书。三年则大 比，考其德行、道艺，而兴贤能者。乡老及乡大夫帅其吏兴其众寡，以礼礼宾之。厥明，乡老及乡大夫、群吏献贤能之书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内史贰之”。“内史贰之”是指内史掌管副本。南宋状元姚勉在《状元殿试卷》中也肯定了周代将献书集中到国家图书馆的做法和士不奔争的风气：“所献之书，虽登于天府，所仕之地，则不出其乡闾，故天下之士，皆知所以自重，而无所谓奔竞之习。”又《周礼·春官宗伯第三》载，“天府”有不少官员。“上士一人，中士二人。府四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老子任“史官”，即“守藏”室之史官，就是国家图书馆馆长。周代“守藏室”属于“天府”，是国家图书馆，各诸侯国则为“平府”，属省市级图书馆。《吕氏春秋》记载图书资料可以从“平府”查到。如荆庄哀王时，申公子培之弟说“读《故记》”知“杀随兕者”，“王令人发平府而视之，于《故记》果有，乃厚赏之”。从老子思想的博大精深来看，其也不可能只是一般的管理员，而应与国家图书馆馆长这个职位相吻合。《尚书·多士》记载：“唯殷先人，有册有典。”就是说殷代的先人已有册典，册典即图书。《书》两千多篇其实每篇独立成册也是图书，与一般的档案已有差别，更何况当时还有如《连山》、《坤乾》、《周易》、《诗》、《周礼》、《夏时》、《夏书》、《韶》、《武》、《诔》、《九丘》、《八索》、《建言》以及各种乐书，仅诗就有三千多首，各诸侯国《书》为两千多篇。故要有“史”、有“徒”，即有馆长和馆员来管理。
不过，司马迁在《史记》里提到三个老子。一是李耳，二是老莱子，三是一位太史。是哪一个当了这个国家图书馆的馆长？后一位在时间上比前两位晚出，又是“太史”，可以不去研究，且李零先生在《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第九讲也认为“太史”不是管理图书的，又比较晚出，故可以排除。因为写《老子》的是“守藏史”，司马迁《史记》也记载，孔子曾想把自己写的《春秋》入藏于老子工作的国家图书馆，只不过老子未许。我们要研究的这个老子是前两位中的一位？还是这两位同为一人？李零认为前两个老子同为一人。他写道：“他们的‘老’，都不是姓氏，而是表示年龄很大，说明此人是以老寿而称。古书说孔子曾向前两位老子请教，事情怎么这么凑巧，他们不但时代相近，同样是楚人，同样是道家，而且对话也时有混淆，学者怀疑，他们也许是同一人。这种可能性很大，我个人倾向这一看法。因为老聃以李为氏，他被称为‘老子’，其实是‘老李子’。现在我们知道，楚国的李氏，它的‘李’字同秦文字不同，不是从木从子，而是从来从子，来、李古音相同，都是来母之部字。老莱子可能就是老来子，即老李子。”此说颇有见地。老子就是李耳（亦即老莱子），是国家图书馆馆长。
顺便一提，正因为老子是周朝国家图书馆馆长，笔者写此拙著，其实有点职业情感因素在内。笔者曾担任过湖南湘潭大学图书馆、广东华南师范大学图书馆、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图书馆三个图书馆的馆长。且本书多尊已故大学者任继愈先生的《老子绎读》，除因其见解多属精到之外，也因为他曾是新中国原国家图书馆馆长。笔者想好好向他们学习，继承和宣传他们的管理思想和治学精神。另外，研究文献也是笔者的本分。笔者曾不怕为人耻笑地说过，当馆长的要研究文献，以便开展深入的专业服务，故一直做着这种努力。
三、从内容看《老子》属管理学著作
0事物往往具有多重性质。关于《老子》的性质，如古奥难懂的《周易》一样，学术界众说纷纭。有人说《周易》是哲学书，有人说是政治书，有人说是历史书或养生书，对《老子》也有多种不同的说法。人们一直多说是哲学书，说“堪称哲理第一书”，有的甚至说“是中国的第一部纯哲学著作”。后来又有人说是政治书或养生书。于丹沿用传统说法，指出是政治书。她写道：“《老子》是中国第一部哲学著作。《周易》也是一本哲学著作。”之所以说《老子》是中国第一部哲学著作，是因为《周易》的经文中讲的是占卜，直到孔子和他的弟子写出了系列阐释《周易》的篇章（按，此说有误），才将《周易》系统化了，成为一部哲学著作。所以《周易》成书虽在《老子》之前，而被提高到哲学著作的地位，却在《老子》之后。“《老子》首先是一部政治哲学著作。”关于《周易》，笔者在20世纪80年代写文章时就认为它是一部工具书，是占卜用的工具书，即“卜筮之书”（故未遭秦火）。关于《老子》，笔者认为是我国第一部管理哲学著作，属管理学，而不是纯哲学著作，也不是政治哲学著作。其间有微妙的差别。在这里，之所以要提到《周易》，是因为研究《老子》可用同样的方法。拙意认为确认一个事物的性质，要据其主要属性，即讨论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什么。确认《周易》和《老子》也应这样，必须认真进行语义分析，不能因为它讲了什么、涉及了什么就随便确定它主要是一部什么书，而应该根据它主要讲了什么、要达到什么目的来评判。俗话说：“锣鼓听声，说话听音。”《老子》虽讲了大量的哲学道理，但目的是落在管理上，故应将其定位为管理学著作。管理学研究的范围很广，《老子》是讲管理哲学的，重点讲领导者及其如何领导的问题。我们若用工具书的三大特点与《周易》匹配，刚好相吻合，故《周易》是工具书。如果用管理学著作的特点与《老子》匹配，也是相符的。《老子》如要被确定为哲学书、政治书也可以，但只能排在二、三位，甚至也可以说是兵书。毛泽东就说过“《老子》这部书……对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大变革的一些现象特别是战争的规律作了概括和总结，所以它也是一部兵书”。毛泽东这个“也”字用得非常准确。真正纯粹的哲学书也有，那就是上博楚简《恒先》。据李零先生研究，这是一篇“古代的道论，即在中国真正够得上称为哲学著作的东西。它以先后的概念讲‘道’，讲天地万物的创生，以及形、名之间的关系”。例如，其简文说“先有中，焉有外。先有小，焉有大。先有柔，焉有刚。先有圆，焉有方。先有晦，焉有明。先有短，焉有长”，总是在矛盾对立中分先后，然后推众先之先，称为“恒先”，即终极的先。他说马王堆帛书《道原》也提到这个词，是“道”的别名。《道原》有“恒先之初，迵同大虚，虚同为一，恒一而止”。《老子》的“道经”一章和“德经”一章就为类似的哲学思想。“恒先之初，迵同大虚”即《老子》的“道经”一章（即《老子》三十八章）之“无”，“无，名天下之始”。“虚同为一，恒一而止”即“德经”一章之“一”，“昔之得一者……”。而《老子》极少纯讲哲学，这部书应确认为管理学著作。如果说《老子》主要是一部养生书，则应全面讲饮食起居用时等，而不应讲管理国家社会的方方面面，尤其不应讲管理目标、用兵、治民、外交等，不应讲“天下莫不知，莫能行”（七十八章）。如果说《老子》是一部政治书，则不够全面，因为书中只讲了治国方略，而基本没有大讲政治思想，虽有治国的理想但没有讲实现的途径，没有讲如何解决“乱世”的问题等。当然，说它是一部政治哲学著作也有一定的道理，但笔者认为将其确认为管理哲学著作较妥当，具体确认为领导哲学著作则更妥当。
（一）《老子》的宗旨在于管理
《老子》特别提示说：“言有宗，事有君。”（七十章）就是说言说要有宗旨，办事要有主次。《老子》的宗旨不是要让人懂得那些深奥的哲理，而要让人主要是管理者懂得如何管理。讲管理为主，哲学、养生次之。其书八十一章除极少数章外，几乎每章都落到管理上。基本模式是先讲一通哲理，最后落音于管理。只有少数篇章是先讲管理后用哲理说明，如三十五章等。例如一章虽纯属哲理，但讲述了管理要用的理论基础“道”；而二章就开始讲管理了，说管理者要“处无为之事”；三章讲“圣人之治”，管理者“为无为，则无不治”；四章又讲管理要用到的“道”这个管理理论基础首先在于“用”到管理上，“而用之或不盈”，即用之不竭；五章讲管理者要少发言论，“多言数穷，不如守中”；六章讲管理之“道”，“绵绵若存，用之不勤”；七章讲管理者要“后其身”、“外其身”，“故能成其私”；八章讲管理者要“几于道”（使管理达于道），包括“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九章讲管理者要“功成身退”；十章讲管理者“爱民治国，能无知乎？”（即管理能不用权术计谋吗？）如此等等。
（二）《老子》研究了管理的对象
《老子》研究管理的对象即国家社会。他说的“治大国”（六十章有“治大国，若烹小鲜”）、“托天下”（十三章有“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爱民治国”（十章）、“邻国相望”（八十章）等，以及在六十五章特别指出“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都说明他要传播的是治国之道，要管理的对象是国家社会。
（三）《老子》希望达到的管理目标是以人为本、和谐至治，即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
老子始终是站在民主的立场上来观察、研究和评论管理的，认为“小国寡民”和谐相处是至治之极（八十章）的重要方面。学界一直以为“小国寡民”是老子的政治理想，这是值得商榷的。老子有政治理想，即公平分配的社会制度、和谐发展的经济社会。
（四）《老子》提出了管理的主体（即管理者）
老子认为管理的主体是“王”（十六章有“公乃王”）、“君”、“天子”（六十二章有“立天子”）、“侯王”（三十二章有“侯王若能守之”）、“人主”和圣人。不过圣人只是“佐人主者”（三十章有“以道佐人主者”）。并且认为统治者又分四等，人民都有不同的对待态度，在十七章说：“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
（五）《老子》研究了管理国家的多个方面
除研究管理的主体即管理者——“人主”、“侯王”等外，还研究了管理的对象，包括人民——“民”、“百姓”等，涉及人事关系（如八章“处众人之所恶”）、教育、司法、赋税、军事、外交关系、预测、管理方法论等。其中每一个方面多有展开研究，只是详略不同而已。例如，关于教育，在十九章提出“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的教育思想，三章提出要“使民不争”，“使民无知无欲”，六十五章甚至提出“将以愚之”的方针。这种方针当然是不可取的。另外，二、四十二、四十三章对教育理论亦有所涉及；关于司法的内容在五十七、七十三、七十四章谈及；关于赋税的内容在七十五章；关于军事的内容在三十、三十一、三十六、五十七、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章；关于外交的内容在六十一章；关于处事的内容在二十二、二十四、六十三、六十四、六十六章；关于看待功名的内容在二、九、七十七章；关于预测的内容在五十四章等。
（六）《老子》提出了管理的思想方法论，即“道”
很多管理学著作讲管理思想方法时常用较大的篇幅。《老子》分上下篇，讲“道”不少。一至三十七章为“道经”，三十八至八十一章为“德经”。老子开篇就讲“道”，因为“道”用于管理就是管理的理论基础，这与管子的思想相吻合。管子说：“欲王天下而失天之道，天下不可得而王也。得天之道，其事若自然；失天之道，虽立不安。”“道经”是讲管理人应掌握的思想方法论，也就是管理哲学，这是管理的理论基础，即“众妙之门”。他认为，这个理论基础就是效法自然的“道”，是管理国家的人应该掌握的，其核心就是辩证法尤其是其中的对立统一规律。“德经”讲管理人应如何运用“道”这个辩证法管理国家。换句话说，“德”就是运用“道”管理国家社会各个方面的表现。他认为永远应按“道”来管理国家社会的方方面面，并认为这就足够了，他对离开“道”讲仁、义、礼、智比较藐视，以为礼、智愈多，社会愈乱。
（七）《老子》有其管理的原则
《老子》最根本、最核心、最概括的管理原则是“无为”。他认为“道常无为”（三十七章），“上德无为”，“无为而治”，要“为无为”。认为“无为而无不为”，并引“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五十七章），“无为故无败”（六十四章）。“无为”就是管理的根本原则。
（八）《老子》讲治国、战争、司法、外交、教育等具体管理的内容很多
《老子》中，讲用兵要“奇”、要“哀”，战胜要以丧礼处之；讲司法要专职，又说：“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孰敢？”（七十四章）若是哲学著作或养生著作，怎会写下这样的话语，这分明是一部管理国家社会的管理哲学著作。
四、确认《老子》为管理哲学著作更具体
《老子》在战国时期就曾广为流传，在很多学者的心目中，这是一部管理哲学著作。具体说来有如下例证：
（一）孔子见老子时已认识到老子的“道”是用于管理的，只是认为难以推行
在《老子》问世之前，老子在接见孔子时，他们就相互交换各自的管理思想，只是观点各不相同。《孔子家语》载，“孔子见老聃问焉。曰：甚矣，道之于今难行也。吾比执道，而今委质以求当世之君而弗受也。道之于今难行也”。道，就是老子用于管理的哲学思想，是后来写进《老子》的重要内容。
（二）《战国策》记载齐国贤者颜斶引用《老子》劝说齐宣王尊贤用人以强国
当时，颜氏对齐宣王讲了一大通道理，最后说：“《老子》曰：‘虽贵，必以贱为本；虽高，必以下为基。是以侯王称孤、寡、不谷。是其贱之本与？’非夫孤、寡者，人之困贱下位也？而侯王以自谓，岂非下人而尊贵士与？夫尧传舜，舜传禹，周成王任周公旦，而世世称曰明主，是以明夫士之贵也。”这就是把《老子》当成管理哲学著作来用的。齐宣王听了大为赞赏，欲拜为弟子。当然，颜氏未接受。这就是《老子》三十九章中的一段话，并有四十二章的意思。《老子》原文是“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是以，侯王自称孤、寡、不谷”。只有个别字不同。而《老子》四十二章则有“人之所恶，唯孤、寡、不谷，而王公以为称”。颜氏则为“而侯王以自谓”。这说明《老子》在战国时期已流传开来，并被视为管理国家社会的基础理论著作，即管理哲学著作。
（三）历代有统治者认为《老子》是管理学著作
《汉书·艺文志》说道家讲的是“君人南面之术”。据王崇静先生考证，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就说过《老子》是“南面王之术”。汉、唐一些皇帝也用过这部帝王之术。近代章太炎先生说过：“老聃之书，称南面之术也。韩非解喻备矣。”意思是韩非子《解老》和《喻老》两篇文章已讲得很清楚了。鲁迅先生曾说过：“然老子之言亦不纯一，戒多言而时有愤辞，尚无为而仍欲治天下，其‘无为者’，以欲‘无不为’也。”“欲治天下”是全书的目的。2007年，李景强先生在《钱选国学名著——老子》卷首“读懂《老子》”中也说：“《老子》的宗旨是什么呢？清人徐大椿认为：‘道可道，非常道’是全书的宗旨。后人也多有跟着这个说法解《老子》的，但这是似是而非的误解。老子讲‘道’只是为他的宗旨提供根据，目的不在‘道’上……徐梵澄先生说得更准确一些：‘老氏之道，用世之道也。将以说王侯，化天下。’”“老子、孔子、墨子、管子、韩非子都要治国救世，只是根据不同，方法不同。”孔子要“克己复礼”，严格划分社会等级；墨子要“摩顶放踵”，苦行兼爱；管子要富民强国，称霸天下；韩非子要严刑酷法，搞威权主义；老子要“无为而治”，建立“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2006年，何新先生《老子新解》说“老子的《道德经》自汉以下失读。德，直也，正，政也。道，导也。‘道德经’即‘导政经’，由天道而导言政术之经也”。2007年，李景强先生还引冯友兰先生说《老子》是地主阶级专政的策略“以及与这些策略有关的政治、哲学理论根据”。由此，《老子》为新兴阶级服务的管理哲学著作性质已很清楚。
（四）战国末年韩非子比较详备地探讨了《老子》的管理哲学思想
《韩非子》为战国末年韩国的韩非子所著。韩非子是一位著名的管理学家，《韩非子》也是一部管理学著作。韩非子在去秦国之前就专门研究了国家社会的管理和发展问题，其中就非常认真地研究了《老子》一书，写了两篇长文，即《解老》、《喻老》，探讨了《老子》的管理哲学思想。韩非子的这类文章传到秦国，秦王恨不能立见此人，后来竟欲以战争去获取此人。原因就是韩非子的文章主张富国强兵、称霸天下，而且说理深刻。其中，《解老》、《喻老》就最多地用自己的理解、管理史实、战争事例等探讨了《老子》的管理哲学思想。其中不重复的引语多达五六十条。如：
道之可道，非常道也。（《解老》）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解老》）
上德无为而无不为也。（《解老》）
重积德则无不克，无不克则莫知其极。（《解老》）
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吾奚以知天下之然也？以此。（《解老》）
重为轻根，静为躁君。（《喻老》）
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喻老》）
韩非子对《老子》的许多经典名句一一进行了深入的解释。例如，他解释“道”，就认为是“理”。不像今天一些学者说既是理又是物。他说：“故曰，道，理之者也。”“物有理不可以相薄，故理之为物所制。万物各异理。”（《解老》）解释“治大国若烹小鲜”时说：“故以理观之，事大众数摇之则少成功，藏大器而数徙之则多败伤，烹小鲜而数挠之则贼其宰，治大国而数变法则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贵虚静，而重变法，故曰：‘治大国者若烹小鲜。’”（《解老》）
之所以说《老子》是我国现存第一部管理哲学著作，是因为此前没有，而且保存完整。此前也有一部管理学著作叫《管子》，虽然很多内容为后人所加，但毕竟有管子本人写的篇章。不过，它虽然也涉及管理哲学，但不是专门谈管理哲学，而主要还是谈具体管理。至于此后孔子的《论语》等若算管理学著作，则比《老子》晚出，也不谈管理之哲学。
五、老子为何要写一部管理哲学著作
老子为何要著《老子》？根本原因是，当时周王室及各诸侯国之管理因社会制度急剧变化而混乱，社会动荡不安，受到社会各界特别是上层知识界的广泛关注，管理理论众说纷纭，开出了各种如《吕氏春秋》所说的“处方”。“述而不作”的孔子也发表了不少“为政”的议论，大思想家老子当然不想我欲无言。具体有三：
（一）出关时受关令尹喜的恳求而著书
老子任国家图书馆馆长时间很长，积累了很多管理经验。如前所述，他的管理之道和聪明才智虽也得到了当政者的重视和赞誉，但终未被采纳。老子第二次出任此职，发现图书馆遭到破坏，部分藏书被人带走了，于是重新收集、修复、整理了文献。到了70岁，年老体衰，加之看到了周王朝的衰微，于是辞职离周王崇静，老子的传说，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但是，他非常珍惜自己发现的管理之“道”，这从他说的“知我者希，则我者贵。是以，圣人被褐而怀玉”（七十章）可以看出。他西出函谷关，受忘年之交关令尹喜的恳求写下了《道德经》（《老子》）五千言。《史记》是这样说的：“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衰微，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据詹剑峰先生考证，离职之前，王子朝把“周之典籍”带到楚国去了，而老子作为东周国家图书馆的馆长，其所管理的史籍至少有一部分被王子朝带走了，加之后来周室衰微，他也因之辞职归隐。他出关时见到好友自然高兴，尹喜恳求难辞，于是著书。王崇静先生说他几天就写好了《老子》。尹喜请人抄写了两套，一套赠国家图书馆，一套他自己留下。说几天就写好了，恐怕没有那么快，但确实是用不太长的时间写出来的。
（二）希望统治者参考其管理理论——管理哲学
既然老子“以自隐无名为务”，为什么还要著书？既然老子认为永恒的道是不可言传的，为何还要自著此五千言？白居易曾作诗提出过这个问题，并加以讥讽：“言者不知知者默，此语言闻于老君。若道老君是知者，缘何自著五千文？”作为一个国家图书馆的馆长，为何要写书？为何要写管理学著作？显然，老子传达的道，在他看来还不是那个永恒的深不可测的道。老子之所以愿意写出《老子》，是因为他自认为他的这一套理论对于治国安邦极有价值。至于他内心感知而在他看来却难于传播的“道”则更有价值。其实，他何尝不想直接去协助国君治国，他写出《老子》并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一章），笔者推想，这是在暗示他身怀管理国家之高超理论方法而可重用。当时社会也希望有能人圣贤参与管理，他虽年迈，但仍希望能得到重用，至少希望治国者能参考他的理论。只是人家没有用他这一套。据王崇静先生研究，他曾游说过楚王，楚王也采纳过他的一些意见，但终因社会制度发生巨变，各国纷争，斗争激烈，他的管理之道没有被完全接受。《老子》全书是讲给管理人听的，然而却未被接受，故他感慨地说，“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七十章）。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其管理哲学著作的性质。古代君子一般得志时就要努力干一番管理事业，不得志时往往就蓬头散发而行。老子的态度则非常积极，他只说过“知我者希，则我者贵。是以，圣人被褐而怀玉”（七十章）。仅此而已，别无怨言。他骑青牛离周王室而去，也说明他的管理主张没有实现。于是，到了函谷关，接受尹喜恳求而著书，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他著书当然是要给人看的，他希望统治者参考其管理理论，无疑是其内心的真实表现。从这一点看，他的态度是非常积极的，是关爱人民、希望国家长治久安的。
（三）为了抒发其一生积累的管理研究心得
老子是怎样著书的呢？《老子》虽然只有五千字，但短时间内是想不出来的。他一定有笔记在先。这些笔记正是他长期担任国家图书馆馆长从事管理、博览群书、积极总结管理经验、社会经验和观察自然所得。他著书正是为了抒发其一生积累的管理研究心得。
老子管理的图书很多。可惜老子到底读了哪些书不得而知，但一定读了很多书，因此才能自如地引用古文献，引用过《建言》、《用兵》等，说过“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十四章），又说“古之所谓‘曲则全’者，岂虚言哉？”（二十二章）“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五十七章）谈及古人如何管理国家社会，这就足以证明，《老子》就是研究古代管理经验、理论，观察自然、当时管理之混乱而总结出来的。其“道经”主要是观察和研究宇宙自然的规律以及其用于管理的理论，其“德经”主要是用“道”观察和研究人文社会的规律以用于管理的理论，是其一生积累的心血，他要抒发亦属自然。
六、《老子》的管理哲学基础“道”的来源
老子的“道”是从哪里来呢？《老子释读》说：“只有老子的《道德经》把‘道’作最高范畴，集中阐发，提到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老子是第一人。”这是高度而中肯的评价。《老子释读·前言》中又说：“‘道’是老子第一次提出的新概念。”这样赞誉老子，似乎太过了一点。“道”这个概念恐怕不是老子第一次提出来的，理由主要如下：
第一，《老子》一章开篇就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说明“道”和“名”是个现有概念。四十一章又说：“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比他小20岁的孔子也说过“朝闻道，夕死可矣”，并在《论语》、《礼记·礼运》、《周易·系辞》中大量使用“道”的概念。说明当时社会已有“道”的传教。这个传教应该不只是老子本人的传教。
第二，在四十一章说：“建言有之：‘明道若昧；进道若退……道隐无名。夫唯道，善贷且成。’”这里“建言”是书名，《老子释读》亦持此说，即《建言》一书说过这些话。“道隐无名”之“道”明显是指哲理。而这是先于老子的。
第三，老子管理的古书中有很多已出现了“道”的概念。它们后来被集结成书——《书》，即《尚书》。《尚书》每一篇都可以说是一部独立的书。在很多篇里都有“道”的概念。例如《洪范》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并吹嘘“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康王之诰》中说，“皇天用训厥道，付畀四方”（上天顺从先王的治理之道，把天下交给先王）。《周易·随卦》九四有“有孚在道，以明，何咎”，乃哲学意义之道。老子还说过“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亦说明古已有“道”的概念。可惜很多古书失传难考。又《国语·周语》：“先王之令有之曰‘天道赏善而罚淫’。”都说明“道”的概念古已有之，并非老子所造。
第四，《周礼》这部详记西周建立以后之礼法制度的著作中也多处出现了“道”的概念。例如，其《地官·师氏》有“掌……以三德教国子：一曰至德，以为道本”。就是说，“至德”乃“道”的大本。《地官·保氏》有“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六艺……”就是说，师氏、保氏的职责之一是以“道”作为国子的修养来开展教育。《地官·司谏》有“掌纠万民之德而劝之朋友，正其行而强之道艺。巡问而观察之，以时书其德行道艺，辨其能而可任于国事者”。就是说，要考察老百姓道、德、技能几方面的表现，对表现不好的纠正之，对表现好、能力强的要记录下来以备用。这个“道”是指一般理论知识，是比较低级的“道”。
第五，《周礼》中还有“论道”、“学道”等内容。当然，这些“道”是可以言说的。但“论道”、“学道”都属于制度上的规定。例如，其《冬官考工记第六》有：“国有六职，百工与居一焉。或坐而论道，或作而行之。”“坐而论道，谓之王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审曲面执，以饬五材，以辨民器，谓之百工。通四方之珍异以资之，谓之商旅。饬力以长地财，谓之农夫。治丝麻以成之，谓之妇功。”就是说，王公是要研究和讨论“道”即规律的，而其他人则要遵从“道”行事。又《夏官司马第四》说：“诸子掌国子之倅，掌其戒令与其教治，辨其等，正其位。”“凡国之政事，国子存游倅，使之修德学道。春合诸学，秋合诸射，以考其艺而进退之。”就是说，诸子的主要工作就是教育、培训国子，其中很重要的是教他们“修德学道”。可见，“道”的概念早就有了，并被列入了国子学习的内容。
第六，《诗经》中有作为理论依据的“道”的概念。如《小雅·小旻》有：“发言盈庭，谁敢执其咎？如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