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近代居士佛教的复兴，也直接导源于寺院佛教的衰微。唐宋之后，唐时受印度佛教影响的各大宗派化佛教逐渐式微，佛教“中国化”加速。宋明以后，“禅净合流”导致了佛教义学不振，而度牒买卖与滥度僧尼，使得寺院佛教在整体上直转而下。及至晚清，度牒制度的废除、宗法子孙庙的恶性循环、太平天国的毁寺以及庙产兴学的兴起等，更使得近代寺院佛教迫近日暮途穷，日渐沦为超度荐亡的“鬼教”，其昔日的理性智慧光芒几于湮没。民国期间，僧人们或致力于毁坏寺庙的重建，或奔走于庙产的保护；虽也有些激进派新僧希望进行佛教丛林规制的改革，但却屡屡遭到保守派僧侣的阻挠，从而只能走出寺院转而倚重居士的支持。相对于寺院佛教的衰微，近代居士佛教则相对活跃。近代居士佛教复兴的历史脉络，可溯及宋明时期的士绅与佛教的互动以及清季“明遗民居士”的入世情节与民族情结。及至晚清，随着中国社会的激烈巨变，以杨文会为代表的一些具有民族情结与世界眼光的居士知识分子振臂而呼，力图革新旧制、振兴佛教，并怀抱“宗教救国”的美好愿景。“宗教救国”也在当时知识分子的思考视线之内。杨文会在《支那佛教振兴策》中说道：“泰西各国振兴之法，约有两端：一曰通商，二曰传教。通商以损益有无，传教以联合声气。我国推行商业者渐有其人；而流传宗教者，独付阙如。设有人焉，欲以宗教传于各国，当以何为先？统地球大势论之，能通行无悖者，莫如佛教。”（参见黄夏年主编：《杨文会集》，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第8页。）在居士佛教复兴思潮的影响下，佛学被广泛地带进社会与高等学堂。与此同时，佛教结社也演变为一种群体化的社会运动。民国居士们不仅开始独立地讲经说法，还组建了属于自己的居士佛教组织，并通过积极参与社会慈善活动，将佛教进一步引入现实生活之中。由此可见，近代居士佛教已经成为近代中国佛教复兴运动的中坚力量。诚如章太炎先生所说：“自清之季，佛法不在缁衣，而流入居士长者间。”章太炎：《支那内学院缘起》，《中国哲学》（第六辑），三联书店，1981年，第311页。
值得注意的是，近代居士佛教是在知识分子与新兴工商业者为核心的居士群体倡导下兴起的，它是以拯救、振兴佛教为己任，并试图从理论、教育及组织、实践等诸多方面谋求佛教的近代转型，因此近代居士佛教运动不同于古代传统的底层民间居士佛教活动。在某种意义上，近代居士佛教彰显了一定的主导性与理性化倾向，它开始自觉谋求佛教与近代观念和社会发展相一致，进而引导佛教与社会现实生活的融合。近代居士佛教社会地位的抬升、居士佛教组织的独立发展及其开展的社会慈善事业也具有明显的现代观念史背景。可以认为，自杨仁山以来的全国各地独立于僧团之外的居士佛教组织的建立，也正是中国佛教自身现代化成长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作为佛教神圣性代言人的僧侣在信仰共同体中地位不再是绝对的主导者，而居士则由世俗的身份抬升到与僧侣几乎平等的地位，并进而承担起过去只有僧人才能担任的带有神圣性的佛事活动。居士代替僧侣从事佛事活动，事实上就建立了一种世俗化的教团组织。
综观迄今之近代中国佛教研究状况，其中有关居士佛教的研究仍显得很不够，这与近代以来居士佛教的历史地位不太相称。此外，就现有的关于近代居士佛教研究的少数成果来看，研究者们的兴趣复又集中于居士佛学思想与思潮层面，并将目光聚焦在代表性的佛教思想家、佛教知识分子以及南京内学院及其唯识学复兴运动上。同时，其中大多佛教思想史的书写方式也都以单个人物为线索逐一展开，难以窥见近代佛教发展的社会史视野。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近代佛教研究对于以净土信仰为主，具有社会组织化、市民化、民间化特征的近代居士佛教发展的社会之维关注不够。目前为止，关于上海佛教居士林的组织形式、弘法模式及其社会慈善功能的系统研究几成空白。目前关于上海居士佛教这一课题的研究非常薄弱，且无专著出现。目前，仅有两篇硕士学位论文所涉及的上海居士佛教还比较集中。即台湾政治大学历史所钟琼宁的硕士论文《民初上海居士佛教的发展（1912—1937）》（《圆光佛学学报》1999年第3期），上海大学文学院寻红霞的硕士论文《上海的佛教组织——世界佛教居士林研究》（2005年）。就这两篇论文来看，寻红霞的论文主要考察了世界佛教居士林的组织结构，对其他内容未曾涉及；而钟琼宁的论文则主要勾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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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上海居士佛教发展的几个阶段的大致脉络，对组织形态、居士群类及慈善等均未作专门考察。此外，近些年来中国慈善研究似乎渐成学界的一个小热点，仅大陆就出版了不少明清至民国乃至现当代的慈善研究论著，且以慈善为主题的博士论文也逐渐增多，但宗教慈善研究则几成空白。这些慈善类著作如：梁其姿的《施善与教化——民清的慈善组织》（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田凯的《非协调约束与组织运行——中国慈善组织与政府的个案研究》（商务印书馆，2004年）；周秋光、曾桂林的《中国慈善简史》（人民出版社，2006年）；蔡勤禹的《民间组织与灾荒救治——民国华洋义赈会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卢汉龙编著的《慈善：关爱与和谐》（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徐麟主编的《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研究》（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年）；杨团、葛道顺编著的《和谐社会与慈善事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博士论文有：李国林的《民国时期慈善组织研究（1912—1913）》（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3年）；孙善根的《民初宁波慈善事业的实态及其转型（1912—1937）》（浙江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杨守金的《中国特色慈善事业发展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等等。不过，综观这些有关中国慈善研究的论著，其中关于宗教类慈善的研究则非常之少。就佛教慈善研究方面，在全汉昇的《中古佛教寺院的慈善事业》开山之作以后，此类系统之研究似乎沉寂下来。及至今日，除日本学者道端良秀在台湾出版过《中国佛教和社会福利事业》（1986年）与极个别的博士后报告外（上海大学朱贻强的博士后报告《佛教慈善组织的功能及其社会定位——以福建厦门N寺慈善为中心》，2005年），罕见有佛教慈善类专著问世。究其原因，一则佛教慈善的资料难以收集，一则从事慈善研究的学者对佛教史知识的掌握比较薄弱；而另一方面，从事佛教研究的人，虽然发表了一些佛教慈善类的文章，但主要涉及佛教慈善理念的论析，其中实证性研究极少，而涉及居士佛教的慈善研究则几成空白。事实上，南京内学院与上海佛教居士林这两种居士佛教组织恰恰代表了近代居士佛教组织的两种不同类型，它们分别从居士佛教的“学”（形上义理）与“教”（体制组织）这两个层面，反映了近代居士佛教的发展以及中国佛教的近代转型。相对于南京一系的“佛学”研究而言，以上海为中心的“佛教”居士林组织在其组织形式、社会功能及市民生活特征等层面上，更具近代化特征和社会学意义。
本书以上海居士佛教组织与慈善为中心的研究，除了意在弥补民国上海一系的居士佛教的组织形态、社会形态研究之不足，也意在凸显近代佛教研究的地域性差异。近代以来的中国佛教发展具有较强的时空分异性，佛教发展的区域性特征十分明显。这种区域性差异不仅表现在北方与南方的差异、城市与乡村的差异、红区与白区的差异等，即便是同在长三角地区的南京与上海之间也具有明显的差异。关于近代中国佛教研究的地域性，美国佛教学者HolmesWelch（霍姆斯·维慈）也深有体会，他认为研究中国佛教，掌握地区性差异因素相当重要。HolmesWelch以西方人为例，指出西方人早先之所以对中国佛教形成诸多扭曲的印象，其原因之一就是他们多以北京佛教为典范进行考察，而此时北京佛教恰恰又正处没落状态，于是形成了先入为主的观念，甚至以此概括中国近代佛教的整体。[美]霍姆斯·维慈：《中国佛教的复兴》，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68、205—209页。毫无疑问，近代中国佛教的重心已经南移至长江中下游的江浙地区，辛亥革命后则以上海和南京中心，而1927年后南京中心已不复存在。南京内学院在1927年以后遭北伐军的侵占而停办，后迁入四川江津成为内学院的“蜀院”。即便上海与南京，其居士佛教的差异性也非常明显。其中，南京一系依托佛教知识精英，侧重于佛教理论研究，以重振佛教义学与抉择佛教之“真伪”为己任；而以上海为中心的一系，则以上海的工商名流、绅商名流为核心，其在佛教社会组织化以及佛教社会慈善救助等方面占据了绝对优势。从佛教的社会之维来看，率先进入商业资本社会的上海一系的居士佛教在组织形式、弘法形式、慈善模式等方面，与传统佛教相比更明显地出现了“近代转型”的特征。
就研究方法而言，在近年来的佛教研究、慈善研究以及城市史研究中，人们喜欢借鉴西方流行的“公共领域”（publicsphere）或“市民社会”（civilsociety）的视角如，小浜正子在其《近代上海的公共性与国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一书中就通过描述近代上海的慈善事业，勾勒出近代上海民间慈善社团承担的公共性，以及上海“公共空间”在慈善组织中的发育过程。，本书在研究之中虽也提及这一视角，但不打算将其作为考察的重点。当然，近代居士佛教组织，虽是居士们表达私人信仰的平台，但由于它广泛的社会慈善活动，确实也被打上“公共性”的痕迹。不过，由于中国佛教与政治之间一直恪守着一定的距离，所以这种“公共空间”所表达的政治态度比较微弱，并不具备典型意义上的哈贝马斯所言的“公共领域”。因此，笔者意在结合近代上海城市的经济文化之风，试图探讨一下居士佛教与近代上海的社会生态之间的一些微妙关联。
此外，就本书的研究方法而言，笔者也意在将佛教史、社会史与城市史结合起来，尽力避免过去宗教史的研究太偏重教派、教义与思想，希望走出纯粹宗教史的书写模式。民国上海居士佛教既是近代中国佛教史的一部分，也是近代中国社会史的一部分，同时也是上海城市史的一部分，因此，对它的分析应该与上海所在区域的社会形态以及政治、经济状况密切结合起来。如陈三井所言：“城市史的研究，固然有它丰富的内涵和错综复杂的一面；但从宏观的角度看，它不能与国史切割，独立发展，而必须摆在国史的脉络中，才能找到适当的定位。”陈三井：《近代中国变局下的上海》，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6年，第198页。与此相应，上海宗教史研究亦然。应该说，考察民国时期的上海居士佛教组织与慈善，不仅可以把握近代中国佛教近代转型的某些特征，同时也可以考察佛教在社会动荡时期的特殊社会功能，以及宗教与政治、宗教生活与城市生活的关系。民国上海，华洋杂处、中西交融、古今相汇、主义繁多，它既是中国率先进入现代社会的“东方巴黎”，也是充满罪恶与病态的渊薮。事实上，由于租界的出现，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的管理模式、生活模式，以及西方教会的传教方式和各种现代传媒文化等都率先进入上海，这一切对于上海居士佛教的社会组织形式与慈善发动形式以及佛教弘化模式等，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这些影响，既使得上海居士佛教组织与慈善成为中国佛教现代转型的先锋，也使其极具地域性特征。
当然，要避免纯粹宗教史的书写方式，做到宗教史、思想史、社会史、城市史相结合并非易事，这不仅意味要在这几者之间找到“交集”，同时也需要有较系统的佛教史与宗教社会学理论的背景，同时也需要尽可能多地占有相关文献资料与档案资料。由于民国时期的上海居士佛教人物众多，头绪复杂，文献资料大多散落，不易搜寻，本书在资料占有方面肯定还不够全面。尽管如此，笔者还是希望能在现有资料的基础上考察民国上海居士佛教组织与慈善所展现的中国佛教近代转型的社会之维，以及近代佛学思想与信仰实践之间的交互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