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斯坦纳的诸师中，诗人布莱克墨尔（R. P. Blackmur）的脾气也许最大。斯坦纳在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停留的时间并不长，大约一年半。那时，布莱克墨尔在普林斯顿的声誉正隆，但他仍然感受不到尊重。他认为这个世界并未对他罕有的天赋给予适当的报偿，因此时常觉得“怀才不遇”而“牢骚满腹”。由于家庭问题，他经常过着紧巴巴的日子。当时，他的诗才已有点枯萎。无论是诗歌创作还是评论，他都赶不上艾略特，甚至连泰特都不如，这令他“心事重重”，有“既生亮，何生瑜”的感慨。他的名位之心很重，常与同行比肩。他虽自信自己在学界有一席之地，但却总有低人一等之感，所以习惯自嘲是“业余者”。布莱克墨尔对斯坦纳青眼有加，邀请他到知名的高斯讲座发表系列演讲。在普林斯顿期间，斯坦纳携新婚妻子经常前去拜访他。但是，他们的交往并不“知心”，因为老诗人习惯“痛饮别人的失望”。斯坦纳尽管对这位老师的“人品”颇有微词，但在学问上，他还是盛赞布莱克墨尔是当之无愧的“大师”，是真正的“批评家”。他认为布莱克墨尔对“美国民主政治文化的困境分析精确无比”，在评论他思想真正的师承——艾略特、蒙田、托马斯·曼、亨利·亚当斯——等人时，见解精辟，持论公允，切中肯綮，其文风深受亨利·詹姆斯濡染，是真正的经典，其对一流文学的奉献的执著，令人想起柯勒律治和本雅明。斯坦纳坦承，有一段时间，他深受这位恩师的“蛊惑”。但最终“分道扬镳”。他说，“布莱克墨尔的影响力既发人深省，但必须放弃”，这是从“学徒”到“大师”的必然经历。对于布莱克墨尔的文名今日“寂寞”，他大为不平。但他从布莱克墨尔的文名盛衰中汲取到教训： 评论与作品不是“敌对和竞争”的关系。他认为，布莱克墨尔过于“逞才使气”，“太紧密地引经据典”，把文章雕琢得过分地才气焕发，以至于“露骨的刻意”，而所评析的文本却退居幕后，“成为前文本”，这种本末倒置，时间做出了裁判。
斯坦纳在苏黎世大学时，结识了犹太教神秘主义大师格尔修·朔勒姆（Gershom Scholem）。他们共用一间访问学人办公室。朔勒姆原本是数学家。在凡人看来神秘难解的地方，在数学家眼中，经过精密的分析，一定能获得极致清晰的解答。这正是朔勒姆的信念。因此，他的研究态度和方式，充满了挑战，甚至是令人困惑的理性和枯燥。他用理性来研究非理性的文本，“喜欢以平静理性的方式，展现最不理性、最扭曲或甚至起源不成熟的种种文本、心理态度和信仰，他心平气和地探讨表面的狂热、神秘倾向、疯狂异教徒或骗子的术语；对于不理性在人类精神与历史上的孕育，朔勒姆的分析能力发挥得淋漓尽致，但他从未被其收编”。显然，这种批评方法是受其好友本雅明的影响。本雅明能够运用“直觉洞察力，可以看穿语言和象征结构，以理性隐喻的方式彰显历史的幽暗意义”。所以，本雅明之死，一直令朔勒姆难以释怀。后来，朔勒姆在另一个朋友身上看到了类似的潜质，但这个朋友也选择了自杀。为免伤害，他不再与人发展过于亲密的友谊。斯坦纳也就对他敬而远之，甘于做一个聆听者。
唐诺德·麦金侬（Donald MacKinnon）是斯坦纳结识的另一个神学大师。这人有许多传奇逸事，“曾经钻到桌子下面，去咬他对面一个令人无法忍受的无聊学者的小腿”。他在剑桥讲学期间，在某个极度专注的仪式上，竟然把刮胡刀刺进掌心。在学院开会时，要么伏在自己的手稿或书上，要么就是咬着铅笔，毫不在意周围的催眠曲。即使他一动不动，也很有戏剧性。他的声音可以在一瞬间从喑哑到尖叫到咆哮。他任何时候都可能“灵魂出窍”。他的记忆力惊人，回忆的压力使他突然忘记现实，跌进过去的洞穴。在讨论康德的课上，他会针对一则关于人间邪恶的新闻，将康德放在一边，认为在阅读了这样的报道之后，要继续谈学术简直不可思议。邪恶的世界，在非理性围剿之下理性的脆弱，总让他痛心疾首。他认为，理性是间断出现的天恩，随时可能碎裂成混乱与荒芜。斯坦纳推测，这种如影随形的悲剧感或许有个人生活的根源，因为麦金侬夫妇一直将在英国生活当成是流放，“这位神学家兼哲学家的作品，总是毫无例外展现出阴郁的洞视，正是这种维系于明显的精神危机，对苦难与不公的念兹在兹，使之卓尔不群……远远超越当前英国教派神学的平庸”。斯坦纳承认，麦金侬的“论文、信函、几年来的对话助我良多，也是我晚期作品的核心……当我毫不犹豫地试着寻找犹太人拒绝‘人神同形’的耶稣，以及刻意把人兽性化（在集中营里，无论是屠杀或是受害者），这两者之间非人的对称关系，或是试着以某种互相关联的终极性去思考奥斯维辛和其他地方，我其实是在延续和他相处的时光”。在麦金侬去世之后，斯坦纳用抒情的笔触谈到剑桥风景时，说那里的“景致逊色了许多”。
如果说，斯坦纳在麦金侬身上看到的是愤怒，那么，他在皮耶·布当（Pierre Boutang）身上体验到的是火暴。布当坚定不移地认为耶稣不朽。他不知恐惧为何物，即使罹患重病，他也拒绝使用止痛药和其他医疗方式，绝不压抑这种迎向再生的探险。他的政治思想也是“不宽容”，经常撰写反犹言论。这使他时时陷入孤立。但，就是这样一个思想上的敌人，斯坦纳说，我们不是“道路以目”，而是在“于公于私的辩论和争议”中，成了“我生命中最灿烂的时刻。我们对圣经和古典作品、诗歌和形而上学具有同样的热情，我们都把教书当作是分享爱的行为。从辩证的角度上说，他和我是南辕北辙的，但是对于存在的问题，即使方式各异，却有志一同探讨，再次确保心灵和精神的重要性”。师生之间这样的坦诚相见，的确让人羡慕嫉妒恨。
斯坦纳的后半生学院生涯几乎都在日内瓦大学度过。在此，他与亚列克西斯·费罗能柯（Alexis Philonenko）交情最厚。在斯坦纳眼中，费罗能柯拥有欧洲“最犀利的知识”，其才华和幽默使之成为极有魅力的师友。费罗能柯产量惊人，著作等身，主要在于他心无旁骛，不分场合和时段，都能写作，且思绪缜密。费罗能柯将人文学者分为三等。斯坦纳在回忆录中详尽地记道，“首先是真正的创造者，有原动力的思想家、系统化哲学的创立者。他举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以及他心爱的费希特；其次，则是完全合格的阐述者及哲学历史学家（这两种功能可合一），我们可以凭借技术面来分析大师的功夫何在，并精确地为他们在哲学脉络中定位，而这类的分析历史学家（比方说，费罗能柯）是很罕见的。在第三等，稍微有些不合格的等级里，是文学家、散文家、评论家、历史学家、众多的教育家和学者，最好的情况，是他们的喋喋不休颇能娱人，糟糕的情况下，则是制造出虚伪矫饰的胡言乱语”。这种分级对于斯坦纳影响很大。他说知道自己的定位，所以不会对此有丝毫恶感，只是觉得“悲伤而有趣”，这是天意命定，没有必要为自己的平庸而不开心。费罗能柯狂热地追求卓越而显得自傲，这让他在学术圈里屡遭排挤。斯坦纳感怀师友的命运，颇为惺惺相惜。他们都流离奔波多所名校，既是实力的展现，又是表面辉煌之后的无奈。斯坦纳认为，索邦大学、法兰西学院没有接纳费罗能柯，是因为那些地方充满了得到桂冠的庸才。费罗能柯虽然曾在康奈尔、日内瓦、里昂各大学任教，但“解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者的马戏团之流”对他特别不友善，他也报以不屑，是以许多著述未受人重视，因此，他一直渴望退休，脱离教书这种“劳而无功的苦役”。斯坦纳最后深情地写道，尽管他们性情不同，但“我们还是彼此相爱”。
韩愈在《与于襄阳书》中写道：“士之能享大名、盈当世者，莫不有先达之士、负天下之望者为之前焉。士之能垂休光、照后世者，亦莫不有后进之士、负天下之望者为之后焉。莫为之前，虽美而不彰；莫为之后，虽盛而不传。”一语道破，大师与门徒在学问的薪火相续中，休戚相关，如水波相继。斯坦纳的人生际遇和问学之路，当可为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