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我卸完行李，我父亲拎起一个大包，朝前走了。李振声对我说他先回去了，太晚了，改天再过来。
我和父亲在雪地里，目送着那辆黑色的“粤A”车发动好，一歪一歪地开往李村的方向。我父亲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嘿，这伢，发了大财也还是个伢子样啊！”
等我们拖着行李进了屋，我才惊奇地发现，我大伯就坐在里边，蹲在一只火桶上。要知道，农村的大雪天，月亮升起来之后，人们晚上九点以前就压床上了，天大的事情也等太阳升起来再办。我父亲朝我大伯摆谱地说：“家去吧，家去吧，明天再说，小伢一路上困死了。”
我大伯看到我，好像心里放下了一块石头，咧开了嘴，点着头。跨出火桶的时候，一条腿差点伸到了底下的炭火里，掀起了一阵炭灰。那炭灰将我大伯呛了一大口，他一边咳着，一边从我们家后门的厨房里穿过去。他咳得眼泪都出来了，用袖管在眼角边揩了揩。咳嗽声在寂静的村路上，显得特别响亮，我大伯中气十足地边咳边走远了。后来，声音已经变得很依稀了，谁知道猛地又剧烈了两声，仿佛其实已经咳够了，最后还故意来那么两下响的，响得像两声吆喝。
四
我跟李振声一道回家的那年春节，廖姓家族的炮期还没到，我们家晒谷场就热热闹闹地围住了不少村民。我大伯像游街一样，牵着他那头牛，牛的两侧各吊着两笼鸡，一路晃悠来到我家。从我大伯家到我家这一路，村里人就好像牛背上的芒刺一样，一路走一路带，越带越多，一直聚到我家晒谷场上。等我跑到晒谷场上一看，差点笑了出来。我大伯那头牛，像个被剃光了头的瘌痢，肚子光秃秃地站在雪地上。鸡被关在鸡笼里，仔细一看，也是光着个脊背，背上的毛无端被人剃掉了。
我大伯将牛肚子上、鸡背上漆着的“龙”字全剃掉了。他是来我家做人情的。看样子，我大伯真的很不习惯做人情，他招呼我父亲出来之后，就腼腆地将那头牛系到草垛，跟我家的牛并排站在一起。牛倒没有感到害羞，连招呼也没相互打一个，默契得就如两兄弟。
我大伯一直没跟我父亲说什么。旁边的人看着我大伯的一举一动，仿佛他们是我大伯请来作证的。我父亲吸着根烟，挺着他在村人眼里一贯霸道的大肚子，二话不说，就站在我家门口，跟其他人一样，看着我大伯。
就在这个时候，人群里踅出个软塌塌的人来，是那个经常跟我大伯赌钱的农安顺。他朝我大伯嚷了句：“输大啦？输的啥？”农安顺还以为我大伯将牛都输了。我大伯没搭话，朝我父亲走了过来。这是大雪天的早上，雪经过一夜的低温凝结，才遇到朝阳，还没活过来，死板板硬邦邦的，我大伯的雨靴敲在雪地上边，尽管力气不大，但远远就能听到橐橐的声音。
我后来才知道，我父亲只是告诉我大伯，帮李振声转档案的事情，不是一件好办的事情。第二天，我大伯就把牛牵来了。
“牛都牵来了，你不晓得肉痛？”我父亲是这样嘲笑我大伯的。
我大伯很不好意思地笑了笑，看看我父亲，又看了看我，半晌才说：“自家人，哪里会肉痛，又不是给外姓人。”
我父亲一听这话，笑了，说：“李振声算不算外姓人？”
我大伯窘得要命、就没再吭声了。
我大伯的牛那年春节是在我家过的。它很快就熟悉了我们家的草垛，并且很是留恋地一直围在草垛边，也许因为肚皮上光秃秃的，特别怕冷，所以，比起吃草它更喜欢将肚子贴在草里，取暖。我父亲说，等那牛的毛重新长起来，再让我大伯牵回去，漆上个“龙”字，其实还挺威风的。
到了廖姓家族炮期那天，我们家流水席开了一桌又一桌。现在，我母亲不再嚷着烧几十桌菜太累人这样的话了。我用钱从镇上请了两个烧锅的来，帮我母亲张罗。我母亲在厨房里，扎着围裙，指挥官一样神气。
下午，我们远远地就看到李振声那辆“粤A”从岭下爬了上来，那个时候雪已经化得差不多了。我们这里有个习惯，化阳的时候是不出门的。雪一般是在十点之后就开始化阳了，一化阳，仿佛解了魔咒一样，雪跟泥坚持了一夜的僵持就妥协了，马上变成了一对相互缠绵的冤家，顺带着将人的脚也绊住了。其实这种糊塌塌是最讨厌的时刻，所以，除非不得已，人们都会选在化阳之前出门，不然就被留下来，一直留到太阳下山，再度结冰，地面再度硬朗起来。看起来，那辆“粤A”车是饱受了雪和泥的折磨，一路挣扎着开到我家门口的，它光亮的身上，溅满了泥巴，脏兮兮的。
我的堂哥李振声从车后备箱搬出了一箱酒，又搬出了一大盒包装很漂亮的礼品，最后又像变魔术一样，搬出了一台取暖器。大概因为人太多了，他没在流水席上停留，而是叫来几个小孩将那些东西一直跟着他搬到屋里。
说来也奇怪，李振声一旦离开那辆黑车，一旦走进我们屋，一旦坐到了我们家那只具备二十年以上历史的火桶上，我父亲作为长辈的威严就好像候鸟一样飞了回来，他坐在椅子上，认真地跟李振声说话。
我父亲心里一有事，烟离不了手。似乎那些烟不是从胸前的口袋里掏出来的，而是从心窝里掏出来的。心事也就被他一根接一根地燃着了，燃着燃着仿佛心里就亮堂了。烟叶是我母亲留出一块地来特意给种的，所以，我父亲抽烟就像喝井水一样方便。他一根接一根地抽，话却一句一句地越发少。
在我父亲那些话当中，我确切地成为了李振声的堂弟。我父亲告诉李振声，堂弟在广州，有能帮得上的，一定要帮助的，广州人那么多，随随便便哪里会去帮一个人的？你们是堂兄弟，要互相帮助。
我父亲的话连三岁小孩都能听出来。他一直在强调我们之间的关系。先是我们堂兄弟的关系，接着是我们廖家叔伯的关系。我父亲说话简直就像我们剥棉花，把那些还没完全脱壳的棉花，一下一下地抽出来，一旦白晃晃的棉花完全裸露出来，又白得让人不忍接手。说实话，我父亲的话，真的白得让人难以接口。
我堂哥真不愧是个做大事的人。他一直得体地微笑着，只顾应承，似乎从一开始，就下定了决心，说什么都是一个反应，点头、微笑、应承，做足一个后辈的样子。从我们一路开车聊天所得到的信息里，我知道我的堂哥李振声经常出入领导家里，就连市长家待客室的那张椅子他都坐过，他哪里会对一个农民感到紧张啊。看他那副很熟络的样子，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在进行每年一次例行的走亲戚呢。
后来，我父亲让我先带李振声去看我大伯。我父亲说，他们把门关了之后，也到大伯家。点过炮就吃团圆饭。他还说，大伯今年在管山百货店下血本买了一盘一万响的炮，可以从树顶一直挂到泥地上呢。
那一年，我们廖家的炮的确是在我大伯家点的。按照我们这里的习惯，炮期当天，所有的宴席都结束了，就会商量好在一家点炮，等同于一个晚会的闭幕式。点完炮，各家的前门就必须关起来，人都必须待在屋里，一家人忙了一整天才得以围起来吃个团圆饭。迷信的说法是，点炮将年这个鬼从家族里轰跑，谁家都不能收留的，一口饭也不能给鬼剩的。
当李振声和我下了那辆“粤A”车，走进我大伯屋，我没料到，李振声仿佛变魔术般，从一个后辈变成了一个下乡慰问送温暖的官员。
要是当年我大伯母没把李振声送走，这屋里的一切东西都应该是李振声所熟悉的。侧屋里那张敞着蚊帐的小床是他睡过的，屋角那把竹椅子没准也是他从小到大坐的，更不要说我大伯那双皱巴巴的手，一定是他经常牵着蹚过小河坝的手。然而，李振声现在如同走进了一个我们这里随处可见的贫苦农民的家。
李振声握住了我大伯的手，得体地向我大伯和我大伯母问寒问暖，问这问那，几乎把我大伯家的一年四季都问了个遍。今年家里庄稼如何，床褥有没有垫电热毯，水管有没有结冰，诸如这些问题。我大伯也如实地一一回答。不仅回答了，还带李振声到处看了看，就像是在接待一个参观的客人。
我那沉默的大伯母，似乎还没来得及动感情，就被李振声这副架势搞蒙了。她只是一直抓着李振声递过来的那只颇有些厚度的大红包，站在屋子与厨房的交接处，做梦一般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事情。
好在没多久我父母就到了。我父亲一来，我大伯就积极地张罗挂炮了。他那过于积极的样子，在我看来，似乎是在一种困境中得以解脱。他在自家的庭院里走来走去，敏捷地将那串长长的鞭炮从树上挂了下来。他还从屋角落搬出一根长长的树杈，熟练地将那贴着鞭炮的树枝撩到一边，免得被炮炸了。不时地，几只背上写着“龙”字的大白鹅，嘎嘎叫着围拢我大伯，我大伯一跺脚，立马散开了。
我大伯让我点炮。我把炮引点着了，退回到屋门口，所有人都注视着大树的方向，安静地等待着爆响。然而，那炮引实在是太长了，我们廖家人就整齐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足足等了一分钟。那一分钟的安静，显得特别长久，我听到身后我堂哥李振声发出了轻微的叹气。我相信我大伯也听到了，他不知道对谁轻说了一句：“卵毛都没那么长！”
炮终于从地面一直烧到了树顶，烧到最后那一响，所有的人都迅速地跳进了屋里，并且迅速地将大门关上了。我们认为，年那只鬼被我们关在了门外，在那些烟雾缭绕的地方，被炸得魂不附体，四处乱窜。
还没等到开席，我的堂哥李振声做出了一个让我们都很意外的决定，他说他先回去了，要去看另外一个亲戚，明天一早就开车到县城办事，办完事就从县城回广州了。我们心里都很不舒服，但却没有一个人阻止得了他。
后来，还是我大伯说了句：“大门关上了，吃过再走吧。”李振声看了看我大伯，眼睛里毫无犹豫，又转过头来看着我，极为难极抱歉地说：“这次实在太匆忙了，下次吧，我从后门走。”我们这里的人，谁都知道，穿过厨房，家家户户的后门都可以绕过一个冷巷，直接通到前门外。
我大伯手里正好拿着一只要摆起来的崭新的酒杯，听完李振声的话又悄悄地把它放回橱柜里。后来我父亲又再三挽留，李振声还是微笑着坚持要走。说真的，只要看到他那个微笑的样子，你是不会跟他计较的。我不得不佩服我的堂哥李振声，更进一步地相信，他从一出生被送给别人到现在混成一个成功人士，是因为他天生就是做成功人士的料，可怜我大伯当时不具备那样的眼力。我甚至怀疑，李振声不是我大伯的亲生儿子，他们搞错了。
李振声跟我们告过别，就要往后门走的时候，我那一直沉默的大伯母猛地冒出了一句：“前门走，前门走，头一次来家的客人，走过后门以后就不来了。”
我大伯母的话提醒了我大伯，他立刻将李振声的手臂拉了过来，很是用力地硬拽着他到前门。
那一年，我们廖家第一次破例为我堂哥李振声开了一次前门。我们将他送到门口，看着他在雪地里发动起那辆黑色的“粤A”，在院子里掉了个头，一溜烟开走了。
我父亲一直对那次开门耿耿于怀。还好那一个整年，我们廖家并没有遇到什么坏事。我父亲经常埋怨我大伯，应该命令他留下的，你这个当老子的，家都没有个家规了，卵没用的。我大伯听了之后，只懂得嘿嘿地笑，仿佛老子在替儿子受罚一样，无怨无悔。
等我过完年回到广州后，我父亲的电话就追来了。他仿佛受了惊吓一般低声告诉我，在李振声送来的取暖器的盒子里，有一只大红包，数了数，里边放了五千块。“五千块，半个万哩！”我母亲在一边嘀嘀咕咕地说，“半个万，要不要还给人家？也不知道你大伯那里给了多少。”
在我们农村，做人情都有个规矩。小辈包给上一辈的红包，无论有钱没钱，都一视同仁，不能多给也不能少给，一碗水端平，这样才不容易出纠纷。所以，做人情之前，他们总是要商量，一商量，谁都捂不住的。我的堂哥李振声包红包，就破了小辈的规矩。
最后还是我做了决定，将那半个万先留着，事情办不成，再退还给人家。
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