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纵横家肆意驰骋的春秋战国时代，口才是十分重要的，庄子的文章大气磅礴无与伦比，张仪、苏秦是其中实践主义的精英，“白马非马”的公孙龙也是个绕圈的好手，这些都为晋朝的玄谈打下了基础。理论或是实践，实则二者缺一不可。理论的提出需要实践的进一步验证。孟子作为儒家的代表人物，性格倒也不是一味的中庸，曾逼得齐宣王顾左右而言他。齐宣王的顾左右而言他是无奈推搪之举，后来倒变成法家用“势”的一种，王者犯了错误，或不想回答，就顾左右而言他，搞得那些忠臣谏臣毫无办法。
梁实秋听梁启超演讲，见梁任公走上讲台，打开他的讲稿，眼光向下面一扫，然后是他的极简短的开场白，一共只有两句，头一句是：“启超没有什么学问，”眼睛向上一翻，轻轻点一下头，“可是也有一点喽！”这是现在几乎不会再有的名士风范，没有深厚的积累，这种清高就容易成为狂傲。
当日梁武帝请义乌双林大士傅翕讲解《金刚经》。大士在座上把案拍了一下，便下了座。梁武帝很吃惊。志公问：“陛下会了么？”梁武帝说：“不会。”志公说：“大士讲完了。”
傅大士的拍案了事也是一种风范，领禅宗不传片言之先河。只是这种大乘的方式学来容易，悟道却极难。到后来，禅宗好似变成修身养性的一种，在文字禅里纠葛不下，倒把修禅的本意弃得差不多了。
其实佛祖倒不搞这些默言棒打的玩意，每每有弟子请世尊解答疑问，佛就说：“汝今谛听。当为汝说。”十分诚恳，所以他的弟子有拈花而笑成佛的，也有笨点扫地成佛的。为人师，为人父母，为人朋友，言之所衷，也是布施的一种。曾国藩时时以立功、立德、立言来要求自己，其中的“立言”无疑是诚恳的言语和施教。
傅翕，浙江乌双林人，世称善慧大士、双林大士或傅大士，生活在南北朝时齐、梁、陈三朝，神异的事迹颇多，极得梁武帝的尊仰。他自号为“双林树下当来解脱善慧大士”，经常讲演佛法。后世禅师们对他极为仰慕，对他的言行多有诗偈赞颂。传说傅大士因受印度来的高僧嵩山陀之教，临水照影，看见自己的头上有圆光宝盖等的祥瑞现象而顿悟前缘。傅大士说：“炉沟之所多钝铁，良医之门多病人。”救度众生是他看重的头等大事。
南朝梁武帝萧衍在位四十八年，寿八十六岁，是秦始皇以来中国历史上第二长寿皇帝，仅次于清朝的乾隆。萧衍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文武都精专的帝王。《资治通鉴》说梁武帝“博学能文，阴阳、卡篮、骑射、声律、草隶、围棋无不精妙”，可见梁武帝倒也不是不通佛理的人。汉地僧人戒荤腥吃素的戒律，就是在他专门写了《断酒肉文》后，极力提倡并大力推行的。僧人头上留戒疤，也源于梁武帝。“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也和梁武帝的大力推崇佛教分不开。
后现代主义音乐家约翰？凯奇以“演奏”无声的钢琴曲《四分三十秒》而出名，文明和艺术在工业化带来巨大物质财富时而陷入迷茫，这种无言和寂静更是对灵魂回归的反思。无言的艺术，似是而非的艺术，禅思的艺术，是画虎不成反类犬也罢，至少在物质的罅隙间瞥见了一丝温暖而静谧的心灵之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