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对外贸易及海外投资日益增多，当中有不少“走出去”存在盲动，如此便面临各种新风险。在发达国家，或并购被拒，或抄底被套，或投机被斩；在发展中国家，或货款被占压，或产权被剥夺，或工人被绑架，或商人被驱逐。在诸多的商业性风险中夹杂着不可忽视的主权风险。有关部门曾经将伊朗、苏丹和尼日利亚等主权风险较高的国家从鼓励投资的名单中去掉，以为如此就可以消除主权风险，但是俄罗斯“一只蚂蚁”大市场被封事件显示，政局与社会稳定的友好国家同样存在主权风险。受西方宣传的误导，一般认为主权风险主要来自发展中国家，但是经济全球化之下，越来越多的主权风险来自发达国家。
长期以来，中国通过强行结汇将企业与居民手中的外汇集中到国家，金融对内高度抑制、对外单向开放导致中国金融市场发育畸形且滞后，无法消化日益庞大的外汇储备，不得不送给发达国家使用，持有他们的证券资产，拿些固定而低廉的利息。受到西方评级机构的蛊惑，我们一直以为拥有AAA评级国家的证券资产是最安全的投资，尤其是美国国债定义为“无风险回报”。然而，当今国际主权风险正迅速向发达国家集中，截至2008年年底，按照狭义外债计算发达国家占世界外债总量的94%，发展中国家只占6%。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政府大手笔举债，全球十大富国公债占GDP比例将从2007年的78%上升至2014年的114%。2009年，爱尔兰成为第一个失去AAA等级的国家，岁末希腊主权评级被调降（由A-下调至BBB+），英国、西班牙等国也被评级机构警告，而有“债券天王”之称的葛洛斯（Bill Gross）公开指出美国的主权评等在未来4年内必然会遭调降。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国债违约担保成本在不断上升，发达国家正面临大范围信等降级，“后金融海啸时代”很有可能是一个次生金融灾害不断的时代，最有可能引发新一轮金融震荡的当有债务危机。
中国海外投资面临的主权风险，不仅是有关发达国家的债务偿还能力不断降低，更重要的是偿还意愿出了问题，亦即国家道德风险。世纪金融大危机不仅是一场滥觞于美国的金融危机，更是美国的道德危机，缺德的不仅是美国的金融家与金融机构，还有美国政府。美国在金融危机爆发前，不断将风险转移给世界；在金融危机爆发后，努力将危机转嫁给世界。此次危机有明显间歇性特征，就在新一波风暴潮来临之际，美国财政部曾经十分迅速地通过了中国××证券对美国第五大投行贝尔斯登的投资，着实令市场与中方感到十分意外，因为这与美国的一贯市场保护作风差异太大。然而，就在××证券于国内一个接一个机构跑批文的时候，贝尔斯登终于撑不住而宣布破产。业内人士笑言，恰恰是官僚主义“保护”了××证券免入陷阱。
不难判断，美国是当今世界主权风险最严重的国家，而中国对外投资最多的恰恰是美国。在中国2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中美元资产高达2/3，其中美国国债就超过8000亿美元，其中相当大一部分已经沉淀于美国（是根本不能拿走的），失去了流动性与流通性，虽然还有会计价值，但是已无多大经济价值，其“实际效果如同烧掉这笔外汇一样”（货币主义教父弗里德曼语）。截至9月30日的2009财年，美国赤字总额高达1.42万亿美元，比此前创出新高的2008财年高出9580亿美元，占美国GDP的9.9%，是战后的最高水平。美国政府预计2010财年赤字将达1.5万亿美元，连续三年刷新历史纪录。财政严重失衡的结果是，比例越来越高（此前约有40%）新发行国债由美联储购买，美其名曰“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实际就是国债货币化，就是启动印钞机印钞还钱。在1989年“国债钟”悬挂时，美国国债为2.7万亿美元。2008年10月，原先为“国债钟”设计的13位数字已不敷使用，增至15位即百万亿计，显然美国为自己的国债预留的广阔空间，几乎是上不封顶了。
目前，美国国债总量是12.1万亿美元，并且还在以平均每天约35亿美元的速度增长，占GDP的85.6%，远远超过60%的警戒线。自2008年下半年，中国就已成为美国债券市场的最大海外投资者，成为吸收美国国债的“无限海绵”，但是吸收多少中国自己从来不对外发布，相关数字都是由美国公布的。随着美国政府预算赤字的大幅增长，金融危机下的商业风险快速向其主权风险集中，这对中国外汇储备资产市值稳定和变现能力都将构成巨大威胁。情急之下，中国无奈地要求美国保证中国美元资产的安全，美国政要答应也非常爽快，连本带息偿还没有问题。问题是，美元贬值与通货膨胀后，本不是原本，息也不是原息，量可以充分保证，但是质则只能由中国自己去把握了。
其实，美国给中国的美元早已大打折扣了。作为纯信用货币的美元本身就是美国国家开出的借贷票据。长期以来，美国以中国“非民主国家”、“非市场经济国家”、“廉价货币”、“倾销”等各种名义，不仅持续维持对中国的出口管制，而且还不断强化对中国的贸易与投资保护，这使中国获得的美元的实际购买力大幅度缩水。在美国那里，中国这个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与世界愈发重要的消费者能选择的只有“坐美国的波音飞机，吃美国的转基因大豆”，而且卖给中国的飞机与大豆要比一般售价高得多。中国不能用美元自由购买所需要的物品或兑换所需要的财富，这本身就是美国的一种赖账行为，是一种主权风险。尼克松时代的财政部长康纳利早就有言在先，“美元是我们的货币，但是你们的问题”，显然现在成了中国的问题。
2010年初，华尔街知名投资者查诺斯警告，中国的状况就像“一千个迪拜加在一起”，成为“全世界过度信贷最严重的地方”。他声称，包括他在内所有的对冲基金都不会错过这个从“中国经济崩溃”中大捞一把的良机。素有华尔街“上帝”与金融“大鳄”之称的乔治·索罗斯，开始积极于中国投棋布子，重金申购龙湖地产和民生银行股票，在香港设立办事处，在北京开设代表处，吹响了全球热钱狙击中国的集结号。
当今世界，凡是以房地产推动经济增长、促进社会繁荣的国家，最后近乎都未能逃过资产泡沫膨胀与金融危机的命运，似乎必然要遭受“摩天楼魔咒”。而且，泡沫吹得越大，爆破时破坏力也就越大。其实，中国于1992～1993年已经遭遇过海南房地产泡沫的危害，但是在利益面前人们很快就会失去记忆。苏格拉底名言，人可以犯错，但是不可犯同一个错。事实上，利令智昏的人总是会踏入同一条污水流淌的河流。
经济泡沫问题古已有之，只是于今为烈。17世纪荷兰的“郁金香狂热”、18世纪法国的“密西西比泡沫”与英国的“南海泡沫”，对于接触过世界经济史的人都耳熟能详。中国古代历史上鲜有经济泡沫的历史纪录，若不是进行严格范畴的约定，那么“洛阳纸贵”也可能是一种经济泡沫。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视经济投机为正常理性行为，因此将经济泡沫无论在广度、频度、烈度上都不断推向新的极致，以至于我们今日之生活近乎总是与泡沫为伍，连一向严谨的教育如今也是教授、博士等人才辈出，论文与成果呈现爆炸式成长。经济泡沫形形色色，当下人们最为关注的是房市与股市疯狂，这就是资产泡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