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与经济金融化在某种程度上误导大众视线，人们日益关注急增的市场风险，想方设法发现、规避市场风险，而往往忽视“主权风险”。主权风险一般是指一国政府不能或不愿及时履行其对外债务偿付义务的风险。主权风险成因复杂，或因一国内发生重大政治、社会、宗教、民族矛盾等而产生，或因国际收支严重失衡、外汇短缺、国际经济与金融危机冲击、地缘冲突、国际正常关系逆转而产生，还有因相关国家有意、故意不切实履行债务责任而产生。
迪拜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七个酋长国之一，具有相对独立的“主权”，直接引发债务危机的是隶属于迪拜政府的主权财富基金——迪拜世界欠下高达到590亿美元的天量债务而无法按期偿还。世人总是倾向认为，政府会出手“太大而不能倒”的机构，但是还应当考虑到，政府出于某种原因而不愿出手或者爱莫能助时，会发生什么样的结果。肇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击倒的不只是迪拜酋长国，此前的冰岛一个经济规模200亿美元不到的小国竟然欠下1300多亿美元的债务，而依照欧盟年度负债不超过GDP的3%、总债务不超过GDP的60%的警戒线，发达国家普遍亮起黄灯乃至红灯，中东欧国家与一些新兴市场债务风险正越来越高，因此未来国际金融危机次生灾害的重点恐怕就是债务危机。
在世界经济与金融历史上，主权风险不断，特别是在经济危机、政局变换之后更加明显。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就是典型的主权风险。诸多拉美国家，由于奉行新自由主义政策，不断推进经济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与国际化。新经济政策实行之初，给这些国家带来了繁荣，但是不久就证明这种繁荣是透支的繁荣、借来的繁荣而昙花一现，国家债务越积越高，占GDP的比重普遍超过30%，还本付息超过经常账户的盈余。由此，1982年墨西哥率先宣布无法按期偿还外债，步入债务危机，墨西哥危机很快衍生成“多米诺效应”，巴西、墨西哥、阿根廷、委内瑞拉、智利等拉美以及非洲共42个债务国要求推迟还债，由此将西方国家银行拖入金融泥沼，国际债务危机由此爆发。西方银行债权后来由于“贝克计划”（1985年）和“布雷迪计划”（1989年）基本得到了保障，但是拉美国家则由此陷入十多年的经济衰退，是谓“失去的十年”。
20世纪90年代最严重的国际债务危机要数1997～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甚至连进入OECD这个富人俱乐部的韩国，都出现国家倒账现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如同消防队员，四处灭火，但仍然救不胜救，很多国家只有靠自救或请求区域救助。债务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在一些国家激发了社会危机与政治危机，多国出现政局更迭，印度尼西亚更加悲惨，还出现国家危机，东帝汶独立，亚齐等省至今还为独立而纷争不息。显然，主权风险不比市场风险低、震度弱、冲击小，有时甚至更高、更大、高强。当然，东南亚金融危机还突出另类主权风险，即金融危机的重要肇始是美国对冲基金的袭击，这是由美国诞生、成长而且得到当局支持的极具有攻击性与危险性的金融机构，危机发生后，美国等发达国家袖手旁观东亚新兴市场在泥沼中挣扎，而看美国眼色行事的IMF开出极其苛刻的救援条件，令一些主权国家“备感屈辱”。
主权风险不仅来自一国政府不能偿还债务，还有不愿偿还债务。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府废除一切外债，令西欧债权国损失惨重。据学者研究，当初西方国家联合发动对苏维埃的围剿，就有要求恢复债权的借口。“二战”后，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很多发展中国家独立建国，一些国家（如1949年的中国、1961年的古巴及1964年的朝鲜）效仿苏联废除外债的举措，国际关系一时间波诡云谲，甚至在一些地区剑拔弩张。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后，俄罗斯政府拒绝偿还短期公债。2001年，阿根廷政府宣布1300亿美元的政府公债停止偿还，此后又于2002年宣布300亿美元的企业外国债券停止偿还。2009年初，厄瓜多尔总统签署决议一概不承认过去所欠下的不平等外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