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羽，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是关圣，是关帝。
虽然他在汉代，献帝封了他一个汉寿亭侯，汉寿是地名，亭侯是官职，级别不高，相当于一个县知事而已。但后来，由于历代帝王的推崇乃至拔高，他尽管没有当过一天皇帝，最高就当过湖北荆州地区的行政专员，却可以享受皇帝的待遇。因此，依旧时礼制，祭祀关羽的庙，可用黄琉璃瓦。于是，形成一种仪制，在旧时代，几乎中国所有的城市，直到海外有华人聚居的地方，都建有祭祀他的或大或小的庙，而且一律称之为关帝庙。
孔夫子在中国，影响不可说不大，有“白衣素王”之称，然而，没有一个人称他为孔帝。所以，这种关羽崇拜现象，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文化景观。北京大一点的饭馆，国营者除外，一进门，必有神龛，焚香燃烛，供奉的肯定是关羽，以及左关平、右周仓。但我从未在任何地方看到，对我们“万世师表”的孔老夫子有所敬意的表示。
我在北京居住也有半个多世纪了，文庙是知道的，但对于城里城外的关帝庙，可以说是一无所知。几年前，一家出版社约我重新评点《三国演义》这部古典文学名著，在做资料准备期间，特地访问了一位熟知京城典故的老先生，谈三国，论关羽，天南海北，对我助益不小。快告辞时，我忽然想起，问他，怎么京城没有关帝庙啊？此公面露讶异之色，批驳了我，谬矣谬矣，西城区太平桥的“鸭子庙”、自新路的“万寿西宫”、珠市口的“高庙”、安定门的“红庙”、东直门的“白庙”、东安门城根的“金顶庙”，都是关帝庙。不过老百姓为了说着上嘴，予以通俗化而已。
据他说，最正宗的当数地安门西，始建于前燕的白马关帝庙，有着极其悠久的历史。不过，他补充了一句，这些年，人老了，很少走动，出一趟门费事麻烦，也不知这些庙宇状况如何？
从这些分布全城的关帝庙来看，关羽成圣成帝，很大程度上，是历代帝王推波助澜的结果。要是没有最高统治当局的赞助提倡，予以人力物力的支持，盖一座庙是谈何容易的事。当然，封建统治者有其实用主义的考虑，弘扬关羽的“忠”，表彰关羽的“矢志不二”，肯定关羽的“汉贼不两立”，对于维护其统治，巩固其政权，是绝对有用的。
如果仅仅是统治者的鼓吹，而被统治者置若罔闻的话，恐怕也很难达到这样成圣成帝的效果。但是在中国，构成这种声势浩大的关羽崇拜现象，是以广大的底层老百姓为其群众基础的。这才使得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得以在全民中间，进行成本不高、收效甚大的忠君教育的全面运动。
不过话说回来，老百姓的崇拜关羽，其出发点也是相当实用主义的。
因为作为个体的人，在汪洋大海般的社会生活里，形孤影只，体单力薄，是不可能有所作为的，想作为也是无能为力的。特别在弱肉强食的旧时代里，在谈不上公理和公正的黑暗岁月里，小民的命运如蝼蚁一样，自己是无法把握自己的。
于是，一种友情的组合，一种亲情的组合，一种同乡、同事、同学、同宗等等关系的组合，便可能形成或短暂的、或长远的、或亲密的、或松散的、或范围大一些的、或圈子小一点的志同道合、推心置腹、同声共气、互相支援的团契。人多力量大，集体的发言权，怎么说也要比一个人发出的声音，更能引人注意。在这种牢固的或不甚牢固的组合中，从切身利害出发，尤为需要提倡和强调关羽的“义”。
这种名义上以联络感情为宗旨的集团行为，说到底是甶干利益攸关而结合的。“拜把子”也好，“契结金兰”也好，是你需要我，我也需要你，才“歃血为盟”的。人力车夫不可能与公司经理成为盟兄弟，卖切糕的也许会同卖羊头肉的拜把子，但绝不可能与开银楼的、开绸缎店的烧香磕头，义结金兰。因此，由于趋利避害才会抱团，才会结盟。于是，“义”或者“义气”，就是每一个参加者必须履行的责任和义务，也是衡量成员忠诚度的最重要标准。
这样，桃园三结义中的关云长对刘备的忠诚至死不渝。不论曹操送他赤兔马，企图使他意志动摇，还是封他汉寿亭侯，想法诱导他变节投降，“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关羽，绝不背叛，也就成为中国最讲义气的一个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所以，任何一座关帝庙里，都强调这个“义”字，少不了“义薄云天”、“义薄九霄”之类褒扬关羽的词句。
中国人比较爱造神，中国的伟人也喜欢别人为他造神，但只有关羽，是造神运动中最为成功的一个例子。
后世的崇拜者，由于对他的这份“忠”、这份“义”，神化得太厉害了，于是不及其他，就有点不实事求是了。“连城之璧，不能无瑕”，“明月之珠，不能无疵”，其实，在三国英雄谱中，关羽这个人，其优点和缺点，其长处和短处，其成就和不足，其光荣和败绩，其为人敬重之处和被人疵议之处，其为蜀国打江山的贡献和给蜀国带来无可挽回的损失，等等等等，是很值得我们一分为二地看待的，还可以当做一面镜子供我们引以为戒的。
千里单骑，过关斩将，是关云长一生最得意之笔。与此同时，他的自负、他的骄傲，也播下了日后败走麦城、杀身成仁的种子。陈寿在《三国志》里评他“刚而自矜”，这是对他的准确评价。刚正、刚直、刚强、刚勇，自然是好的品质，但若不能刚柔并济，加之他的自矜，就更要不得了。
老子说“自矜者不长。”“不自矜，故长。”这位古代哲学家认为，自矜者是不能担当领导干部的，不自矜才能走上领导岗位。可骄傲这种毛病，上至伟人，下至凡庸，几乎无一幸免，不过程度不同而已。“福者祸之先，利者害之始”，好事也能变为坏事，这两者存在着辩证的互为因果的关系。所以毛主席告诫曰：“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其实，岂止于落后呢，关羽最后连脑袋都骄傲掉了。
人类天性中有许多弱点，骄傲便是一种。有的人，有得可骄者要骄，有的人，无得可骄者也要骄。如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流放时，是决不会忘怀他的军队踏遍欧洲大陆时当大皇帝的那至尊无上的荣光的，这属于有得可骄者。那极卑微的阿Q自诩地说：“我们先前，比你阔得多啦！”就属于无得可骄者了。虽然他没落到无可再没落了仍能寻找到这种精神上的满足，凭这或大或小的资本，既可自我慰藉，又能获得一份优越感，于是，饭也吃得香，觉也睡得好了。
所以，凡自矜者、骄傲者，无不以过去和现在的声名，作为自己用来讨价还价的资本。拿作家这个行当来说，一些同行就过度地看重他写出来的几本书、几篇作品，认为顶天立地、价值连城。其实，在文学史的漫漫长河中，不过芥豆之微，过眼烟云罢了。但那种自以为了不起，一副神气活现的样子，也真是让人惊异。许多远不是巨匠，只能说是稍有才气的人，硬是相信自己是货真价实的天才；许多离诺贝尔文学奖还有十万八千里的人，却自我感觉离挪威皇家科学院领奖台，已经不过咫尺之遥，折桂有望了；许多根本谈不上不朽，谈不上立德立言的人，就忙着建造自己的文学纪念馆，急于成立自己的作品研究会，做藏之名山、传之万世的准备。
这种形近笑话的可怕错觉，一是来源于对自己过于膨胀的估计；二是由于抬轿子吹喇叭者的蛊惑。而后者，那些捧臭脚的，要是灌起米汤来，即使本来比较清醒的大作家、老作家、名作家，也会晕晕乎乎，不知东南西北的。
关老爷不是作家，是武人，但虚荣心也不亚于某些文坛巨擘。就是这样自误加上人误，最后走向麦城。现在来看，他的失败，一方面是他的性格悲剧所造成的，太自信、太骄傲、太藐视别人，也就是“刚而好矜”；另一方面，也是众人太吹捧的结果。如果大家不那么起劲地把他敬若神明的话，也许他不相信自己果然那么英明、伟大、光荣、正确了。
在关羽的吹捧队伍里，第一名大捧家是曹操，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上马金，下马银，弄得他简直不知天高地厚，对于自己的估计渐渐失去一份实事求是，忘了自己曾经是一名马弓手，而真当上汉寿亭侯了。第二名大捧家是诸葛亮，连他在华容道放走束手待擒的曹操，也成了正确的错误，不敢予以追究，这不使他更加刚愎自用，自以为是么。第三名大捧家是孙权，非请人到荆州说媒，要把关云长的女儿娶过来作儿媳妇，结果关老爷还不赏脸，吼了一声“虎女安配犬子”，把媒人赶走了，孙权吃了闭门羹，碰了一鼻子灰。这一来，关云长愈发地趾高气扬，哪把东吴看在眼里。第四个大捧家，还是曹操，关云长水淹七军，威震华夏，其实离许都尚远，曹操虚张声势，赶紧提出来要迁都，以避其锋，这就等于把关老爷的虚荣心，哄抬到一个只许成功、不能失败的位置上。最后，关羽被吕蒙打得只剩下十几个残兵败将时，连早年被围土山，约三事的暂时妥协，也办不到了。因为他已经被大树特树为盖世英雄，英雄怎么能低下高昂的头，此刻不但无路可退，连拐个弯也不行，只好“英雄”地走向死亡。
所以，鲁迅先生在一篇《捧杀和骂杀》的杂文里，尖锐地指出过：骂，倒未必会骂死人，但捧，却是可以致人死命的一法。一些作家，若是对于捧，没有清醒的头脑，还挺得意，还挺快乐，还觉得挺舒服的话，那可是危险了。所以，报纸上、刊物上把某几位作家捧成“社会良知”、“人类希望”、“精神导师”、“文坛砥柱”，我总觉得这些捧场者，把话说过头了，多少有点居心不良之意。
我们知道，曹操捧关羽，是做样子给大家看，看丞相是多么礼贤下士，襟怀宽阔，求才若渴，热忱感人。说穿了，不过是在延揽人心，扩大影响，其真意仅仅是在宣传自己而已。诸葛亮捧关羽，是求一个内部安定团结的局面，在他实施政策过程中，不至于被这个自视甚高的刘玄德的把兄弟干扰捣乱罢了，还是为自己方便。孙权捧关羽，那目的更简单，只是想麻痹对手，把荆州夺回来。因此，天底下的捧角，无不有自己私底下不可告人的意图。这世界上，不但没有免费的午餐，也找不到一个纯粹是为艺术而艺术，为酷爱吹捧而吹捧，无欲无念在那儿拍他人马屁的捧场者。
在戏园子里，那些捧角者，无一不在打女演员的主意，想法倒也单纯，意在猎艳罢了。而在文坛上的捧场者，或是沾光，或是求名，或是混饭，或是拉虎皮作大旗，用以唬人，或是躲在谁的裤裆里，抽不冷子滋出一股毒水来，以泄私愤，目的性就比较复杂了。但是，沉湎在往昔的辉煌中的那些头脑并不糊涂的人，很容易陶醉在捧场者的甜言蜜语中，而随之发烧38度，说些谵语，有些躁狂，也就不以为奇了。
凡过高地估计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因此做出不能切合实际的自我评价者。这其中，一种人，是他自己被一点成绩冲昏头脑，把“圣明”二字连忙写在额头上；一种人，美人迟暮，壮士已矣，历史早掀过他那一页，仍抱着旧日情结，动不动翻出旧账。这两类人，是最经不起所谓“帮衬”之类的蛊惑，高帽一戴，便相信自己是真命天子等着登基了。于是捧救肚主的与当救世主的，加冕以后，便一块儿光芒万丈了，这也是那些捧场者企盼着的理想世界了。
“关云长终于留不住，走了。如果曹操真不想放他走，他插翅也难飞出牢笼。他只是让张辽先行一步，然后十数骑匆匆赶上，表明曹操是要借放行，再宣传一下自己。所以，那个傻瓜蔡阳不服，定要去追杀时。曹操叱曰不忘故主，来去明白，真丈夫也，汝等皆当效之。”放走一个关羽，但树立了一个给麾下将领仿效的活榜样，他得到的肯定要比失去的多。
而关老爷因此获得了骄傲的资本，一直到走麦城为止，这过五关、斩六将的胜利包袱压了他一辈子，成了无法摆脱的负担。其实，要是能够清醒那些对于自己的吹捧，其中有许多泡沫成分，就不至于神志昏迷了。肥皂泡在阳光下，虽然也能色彩斑斓一会儿，但终究一个个要破灭的。如能明白这个，留给后世的笑话也许会少一些。
在关帝庙里，在镀金塑像的高大威严之中，在香烛纸马的烟气缭绕之中，在烛光高烧的辉煌亮丽之中，在虔诚信徒的顶礼膜拜之中，人们看到的、听到的、感到的，是他老人家的伟大、光明、崇高、神圣，一个被光圈化了的活生生的神。虽然，我知道这并不是魏蜀吴三国时期的那个真实的关羽，是被统治者膨胀起来，被底层百姓神化起来的，一个幻象化的偶像，也不能不为庙宇里的气氛所感染。
但是，当我回到我要评点的《三国演义》，接触到文学中的关羽，当我回到二十四史中陈寿的《三国志》，接触到历史中的关羽，便悟到这样一个道理——大概，要想真正了解一个人，无论是活着的，还是亡故的，无论非常有名，还是一般有名，这其中，政界要人也好，社会精英也好，学界泰斗也好，文坛大师也好，要想得到一个比较接近于正确的印象，那就必须走出一座座虚拟的关帝庙。
因为，中国人太热爱造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