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做事只图快，不求成，结果做多少事都等于“竹篮打水一场空”。曾国藩讲究“做事到位”的原则，从不轻易随便为之，而是要做就做到称心如意。这是成大事者的一种最基本的工作态度。
“阅读精要”
一件事情方向正确、方法对头并不一定就能做好，还必须要做到位。曾国藩的做事就像他的为人一样，凡事都要一板一眼，务求做到实处，收得实效。所以尽管有时他的方法并不是最佳，因其执著认真，往往能收到奇效。
曾国藩以他的子弟兵——湘军起家，他募练湘军的过程最能体现他做事目标明确、贯彻到位的风格。他发明的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的练兵方式在封建时代尤属难能可贵。
（1）以创建死党之心练兵
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军的过程中，以自募之兵勇取代了国家的正规军而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湘军能打仗、善打仗，这正是曾国藩鼎力训练的结果。曾国藩在湘军中推行了兵制改革，其一大特色是他在军队内部强化封建意识。咸丰四年（1854年）正月二十一日，他在给郭崑焘的信中慷慨陈词：“逆匪信天主之教，弃孔子之经；但知有天，无所谓君也；但知有天，无所谓父也；蔑中国之人伦，听从敌人的谬误；农不能自耕以纳赋；而学贾氏官田之法，说这都是天王之田；商不能自运以取息，而借王氏贷民之说，说这都是天王之货。”这段话，与他在同月二十八日发布的《讨粤匪檄》几乎一模一样，甚至连有些字句也相同，它的中心思想是要维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人伦关系，维护两千多年的孔教统治。他在信中哀叹道：“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尧舜以来之奇变，我仲尼之所痛哭于九泉者也。”这就是说，曾国藩自办团练之初便明确意识到，湘勇与太平军之间开展的大规模战争，不只是军事斗争，而同时是两种文化之战，两种精神意识之战，两种社会制度之战。因此，当他写信给郭嵩焘，动员他入幕时，曾国藩劝他不要认为入幕“替我走后门是为了国家的利益，而以为国家之公义；不以为兵家讨伐的常规，而以为公门千古就是变化的”。曾国藩的这封信，典型地说明他是靠竖起孔门的“忠义”大旗，来聚集那些崇尚名教、尊重名分的封建士子的。《湘军记》载：江忠源带楚勇援战江西时，“士人轻死陷阵，每克县城，国藩闻而乐之，益以忠义激励将士”，是其证。在倡导忠义的思想指导下，曾国藩强调要创建“死党”。他反复向朋僚们阐明：“我想练勇万人，呼吸相顾，痛痒相关，赴火同行，蹈汤同往，胜则举杯以让功，败则死力以相救。赋有誓不相弃死党，吾官兵亦有誓不相弃死党。”因此，须“慷慨地求吾党质直而晓军事之君子，将之以忠义之气为主，而辅之以训练之勤”。并且强调：“今欲图谋大局……，专用新招之勇，求忠义之士统领它，不杂入营稍久之兵，不用守备以上之将。”他表白自己的心境说，他所求的，不在乡勇，而在带乡勇的人；不在拳技，而在肝胆忠义的气概。”曾国藩提出了将领的四个条件，“第一要才能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贪图急功近利，第四要耐受辛苦。”如果抽象地看这四条，这些无疑是一个好将领所必须具备的。但曾国藩紧接着说：大抵有忠义血性，则四者相从以俱备；无忠义血性，就是有这四者之相，但也是最终不可依靠的。”这就是说，对君主、上司、友朋的忠义之气是主体，四者是从属，无主体则无从属，否则，即使四者全备，曾国藩也认为仅仅“貌似”，不能引他们为同党。后来的事实证明，曾国藩所聚集的骨干力量，主要是以卫道者自居而仕途并不得意的文生，其次是讲忠义的下层武夫。据罗尔纲《湘军新志》第四章统计，湘军的重要将领连同曾、胡的幕僚共182人，其中可考者179人，而文生104人，占58%，武夫75人，占42%。
（2）立志一不要钱二不怕死
从出山的第一天起，曾国藩就立定了一个志向：“一不要钱，二不怕死。”不要钱，就戒除了私心；不怕死，就断绝了后路。能做到这两点，一个人就会英气勃发，气吞山河，壮志凌云。死，人人都怕，但天底下确有不怕死的人，关键是死得其所，死得有价值，死得重于泰山。胡林翼就曾说：“胆量人人都小，英雄只不过是平日胆小，临时胆大而已。”湘军是一支由文人组建起来的军队，而文人的特点就是思虑过多，贪生怕死。曾国藩想练就一支艰难百战的劲旅，就必须首先唤发出他的将士的豪气与英姿，他在挑选将官的时候，除了考察他是否熟谙用兵之道，是否有忠义之气，还要考察他是否血气方刚。那么，他如何教导士兵勇敢呢？他说：本部堂招你们来充当乡勇，替国家出力，每日给你们口粮，养活你们，均是皇上的国帑。原是要你们学些武艺，好与贼人打仗、拼命……若是学得武艺精熟，大胆上前，未必即死；一经退后，断不得生。此理甚明。况人之生死有命焉。你若不该死时，虽千万人将你围住，自有神明护佑，断不得死；你若该死，就坐在家中，还是要死。可见与贼打仗，是怕不得的，也可不必害怕。这种天命论色彩极强的思想，不只是他教导士兵的法宝，也是他安慰自己的利器。他说：“吾尝举功业之成败，名誉之优劣，文章之工拙，概以付之运气一囊之中，久而弥自信其说之不可易也。”不过，作为湘军最高军事统帅，既需有勇，还需有毅，正如蔡锷所说：“军人之居高位者，除能勇不算外，尤须于毅之一字下工夫。挟一往无前之志。具百折不回之气，毁誉、荣辱死生皆可不必较，惟求吾良知之所安。”这就是一个高级将领所应具备的气度。曾国藩说：“国藩昔在江西、湖南，几于通国不能相容。六七年间，浩然不欲复闻世事。惟以造端过大，本以不顾生死自命，宁当更问毁誉。”由此可见曾国藩的意志力非常人可比。
（3）以仁义思想治兵
曾国藩深恶痛绝的还是八旗绿营彼此“败不相救”，他在给江忠源的信中说：“国藩每念今日之兵，极伤恨的，在‘败不相救’四字。”因此，他认为绿营军亟需改革，种种恶习、积习、陋习必须一扫而光，他制定了“别开生面，斩断日月”，“改弦更张，赤地立断”改革方针，立誓要创建一支崭新的军队。这是一支“士卒精强”，“精械精致”的武装，一支可“破釜沉舟，出而图事”的劲旅，一支“诸将一心，万众一气”的队伍。为此他在湘乡守籍时创制了《要齐心》的歌谣。正是由于曾国藩的种种努力，湘军果然成为“齐心相顾，不肯轻弃伴侣”的部队，他们即使平时有仇隙，可一到战场却能同仇敌忾，死生相顾，这不就是孔子所说的“兄弟阋于墙，外御其务（侮）”吗？这不就是蔡锷所说的“有争愤于公庭，而言欢于私室；有交哄于平昔，而救助于疆场”吗？曾国藩认为：“治军以勤字为第一，由阅历而知其不可易。未有平口不早起，而临敌忽能早起的；未有平日不习劳，面临敌忽能习劳的；未有平日不能忍饥耐寒，而临敌忽能忍饥耐寒的。”勤劳，不是突然行动，不是心血来潮，不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而是一贯的生活作风，平时怎样战时怎样，这就需要持之以恒。所以，曾国藩在家书中说：“勤字功夫，第一贵早起，第二贵有恒。”真是说到了要害处。曾国藩总结道：“治军之道，以勤字为先。身勤则强，逸则病。家勤则兴，懒则衰。国勤则治，怠则乱。军勤则胜，惰则败。惰者，暮气，当常常提其朝气。”曾国藩一面在肃清湖南境内民众的反抗，一面又扩充他的部队而成为湘军。对于练兵、带兵，他本是十足的外行，可是他凭着读书、修养的一套“明理”功夫，竟把一支地主武装练就出来。曾国藩首先提出治兵的理论说：仁与礼是治国治民的大经大法，曾国藩用这套理论来治兵，确有成效。当时他对士兵的要求，不仅是在营要做良兵，还要外出能做良民。他曾说：“我辈带兵勇，如父兄带子弟一般，无银钱，无保举，尚是小事。切不可使他因扰民而坏品行，因嫖赌洋烟而坏身体，个个学好，人人成材，则兵勇感恩，兵勇之父母妻子也感恩了。”以仁礼来治兵，是儒家的倡导，他们认为如此这般的军队自是王者之师了，王者之师可以无敌于天下，所以曾国藩以书生来带兵，就是走的这条路。曾国藩对士兵和下级军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方式是队前讲话，“每逢三、八操演，集诸勇而教之，反复开说至于百语”，“虽不敢云点顽石之头，亦诚欲苦口滴杜鹃之血。”其对高中级军官进行培养教育的主要方式是个别谈话和书信、批札。他在一封奏折中颇为自豪地宣称：“臣昔于诸将来谒，无不立时接见，谆谆训诲，上劝忠勤以报国，下诫骚扰以保民，别后则寄书告诫，颇有师弟督课之象。其于银米子药搬运远近，亦必计算时日，妥为代谋，从不班以虚语。各将士谅其苦衷，颇有家人父子之情。”可以说，这是曾国藩带兵的重要特点，八旗、绿营乃至以往各朝的军队是很少这样做的。
正是由于曾国藩的种种努力，湘军果然成为“齐心相顾，不肯轻弃伴侣”的部队，他们即使平时有仇隙，可一到战场却能同仇敌忾，气势浩荡，死生相顾。这里最重要的，是曾国藩身先士卒，起带头作用，不敢一事懈怠推诿，所以众将士才有呼必应，奋勇杀敌的。这中间支撑曾国藩练兵有成得遂大业的有两点：一是不得避事，这正是曾国藩作为人臣的信条。林则徐也说：“知难而退，此虽保家保身之善谋，然非人臣事君致身之道。”敢于当事，勇于承担责任。二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曾国藩作为人臣的最高理想，这就是他为什么在岳州、靖江、湖口三次大败以后投河自尽的原因。表面上是他兵败后无颜见江东父老，内心里却是儒家文化的熏陶所致。他要以死报国，以身全志。《礼记》中说：“国君死社稷，大夫死众，士死制。”大丈夫就是要为忠于职守而献身，元稹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效职无避祸之心，临事有致命之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