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继位之后，前朝旧律并未随着皇父雍正的去世而烟消云散，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迫在眉睫。为此，乾隆帝采用了“宽大处理，胆量非凡”这一才智。
在皇帝与皇族成员、皇帝与满汉大臣、皇帝与地方官员、皇帝与八旗将领、皇帝与文人学士之间，清王朝历来存在着诸多矛盾。其中尤以皇帝与其他皇族人员之间的矛盾最为突出，解决了这个问题，其他问题解决起来就比较容易。于是，在即位不到一个月时，乾隆帝在训饬宗室时便提到“治国之道，以亲亲睦族，移风易俗为先务”，并说过去却有一二不屑之徒“互相排挤，不知向善”，风俗因而败坏。他指责：“弘春伊父获罪监禁，伊反以为喜。弘景亦以监禁伊兄为快。”继之，他一方面指责宗室中确有不孝不悌的人，另一方面又反复说明皇考不惮勤劳，孜孜教诲，十三年过去了，有的感恩戴德，有的心怀不满，认为“待伊等刻薄”。然后把话头一转，说到自己仰体皇考之心，整饬宗室积习，期归于善，“岂无一二人感化自新，勉励百善耶！”这些话，其实上是乾隆帝为释放被监禁的宗室造舆论。但是因为允一案为雍正亲自处理，并且允、允已死多年，盖棺定论，所以没有人敢响应来翻他们的案。乾隆一看竟无人出来重新翻案，只好亲自下谕，说允、允得罪已死，但他们的子孙也是皇族支派，却被摈除于宗牒之外，处理得未免过重，说“当初办理此事，乃诸大臣再三固请，实非我皇考本意，其作何处理之处，着诸满汉文武大臣翰詹科道各抒己见，确议具奏。”乾隆的意思很明显，他在向当朝文武发问，同时也是在考问自己：那场令人胆战心惊的骨肉相残已成过眼云烟，现在已物是人非，时过境迁，是不是可以冷静地、合乎人情地重新处理呢？他要官吏们各抒己见，实际上是要大家做好翻案的思想准备。于是，便出现“九卿等始议给黄带，继又议给红带。旋议旋改，胸无定见”的局面。
看到这种情况，乾隆帝只好又亲作指示，说：“将阿其那、塞思黑之子孙，给予红带，收入玉牒，其应拨并何旗，及拨给产业养赡之处，著宗人府另议具奏。”
颇为有趣的是，乾隆帝每每在采取重大决策的同时，总要在舆论上下一番功夫，找出些理论根据。这一次明明是与其父雍正的意思相违背的，他又打出了祖父康熙的旗号：“谨查康熙五十四年增修玉牒时，圣祖仁皇帝将从前革去宗室莽古尔泰、德克赖、阿济洛等子孙，加恩给予红带，收入玉牒。”既然圣祖已有先例，效法祖宗的做法自然就合情合理、无可挑剔了。对允和允的处理则没有那么多麻烦，当时宗人府向乾隆大帝报告，说是被以各种形式囚禁的皇宗室“平日行为恶劣，不安本分”，请求如何处理。乾隆大帝即命令将上述十几人新德、新福、丰库、裕伸等“放出高墙，俾各在家居住，不许出门”。接着，提出对允、允“酌量宽宥”，下令让总理事务王、大臣、宗人府、九卿会议具奏，随即释放，并于乾隆二年四月下谕，封赐二人辅国公，以示“笃厚宗支之意”。后来允去世，准以贝子品级祭葬，允则被连升四级，被封为恂郡王。对所谓允集团的成员延信、苏努等人，乾隆大帝也采取了宽大政策。延信是雍正帝之伯祖父肃亲王豪格之孙、温良郡王猛峨的第三子，初封奉国将军，后任都统、平逆将军、摄抚远大将军等职，他率军进入西藏，赶走了准部士卒，立下大功。康熙帝曾盛赞其功，下诏说：平逆将军延信领满洲、蒙古、绿旗各军，“经自古未辟之道，烟瘴恶溪，人迹罕见，身临绝域”，“勇略可嘉”，封为辅国公。对于这个有功于国、同一曾祖的弟兄，雍正因其与允、允要好，而定其二十条罪状，予以革职、削爵、拘禁，后又削去宗籍。苏努的高祖父是清太祖努尔哈赤，曾祖父乃广略贝勒褚英，苏努本人起初袭父杠努文镇国公的爵位，后晋升为贝勒，亦因随允被革爵黜宗室。二人的子孙连坐黜宗籍。乾隆帝下谕恢复他们子孙的宗籍，赏给红带子，收入玉牒。
阿灵阿及其子阿尔松阿，因在康熙年间支持允争当皇太子，雍正继位后对其进行打击报复，将阿尔松阿夺官，发遣奉天守其祖墓，也就是做了守墓人的差事。阿灵阿此前已死，清廷将其墓碑改镌“不臣不弟暴悍贪庸阿灵阿之墓”，后来又借故处死阿尔松阿，妻子没入官。对允的另一支持者揆叙，也削官除谥，墓碑改镌“不忠不孝阴险柔佞揆叙之墓”。对下臣的这种处理简直是卑鄙下流，对雍正的为人造成了极坏的影响。乾隆元年即下令为其恢复名誉，阿灵阿一支原被逐出本族，归入于包衣佐领，也即奴才一类，这次决定把阿灵阿招出包衣佐领，仍归本族；所有阿灵阿一支，尽归原族，还强调阿灵阿之祖父遏必隆原系对清朝尽力的有功之臣，在其墓前立那种碑是错误的，并说这是“伊族中之人办理错误，此碑著不必立。”揆叙的碑也被拆除。
最后，乾隆帝还为已死去的三哥弘时平反昭雪，承认他的皇子身份，收入谱牒。短短几个月内，乾隆帝了结了这场历史公案。他小心翼翼，尽量维护雍正的威信，只是对罪犯宽大处理。就全部案情而言，对允、允的处理还很不好说。直到晚年，乾隆才下谕说：“圣祖第八子允、第九子允结党妄行，罪皆自取。皇考仅令削籍更名，以示愧辱。就两人心术而论，觊觊窥窃，诚所不免，及皇考绍登大宝，怨尤诽谤，亦情事所存，特未有显然悖逆之迹。皇考晚年屡向朕谕及，愀然不乐，意颇悔之，若将有待。朕今临御四十三年矣，此事重大，朕若不言，后世子孙无敢言者。允、允仍复原名，收入玉牒，子孙一并叙入，此实仰体皇考仁心，申未竟之绪，想在天之灵亦当愉慰也。”这番话，说得十分得体高妙。
乾隆帝这一系列举措明明是改正了雍正严厉残酷的处置，但仍被他说成是雍正生前的遗愿，而他自己只是在遵从父皇的遗愿，替父行道而已。就这样，乾隆帝通过宽大政策，结束了康熙末年以来皇室内部的对立纷争，初步消除了雍正时因骨肉相残而留下的老大难问题。
与此同时，乾隆还禁止臣下不顾亲情，苛求宗族的乞善行为。他说：“朕观条陈参奏中，竟有狡诈之人，于所管宗族亲戚，有意苛求，将不应参奏之事入告，以博秉公执法、不顾私亲之名者。如其宗族本睦，而其人又能公正居心，毫无瞻顾，因族中实有犯法干纪，而不为私恩小惠，即行参奏者固然可嘉，但闻此等参奏，多出私心，往往因本族中不无旧念夙嫌而借端报复，既已不公，又伤伦纪，且欲窃附公正之名，其居心深险更不可问矣！此等习气，汉军尤甚，嗣后宜痛加改悔，洗心涤虑，倘或仍蹈故辙，以假公济私之事，混行渎奏，必重治其罪，以示国法之平，以笃睦姻之俗。”这和雍正出于时政需要而要求臣下“只管自己，弟兄亲友何必系念”的主张形成了鲜明对比。
乾隆大帝对钦案要犯允等人子孙的施恩，绝不是雍正的心愿，他之所以处处说是世宗之愿，不过是为推行自己的宽仁新政寻找根据而已，不过是为了摆脱反对派“违背祖制”罪名的可能会有的纠缠而已。可见乾隆帝用心之苦，付出心血之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