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文化教育民众，图长治久安，是历代皇帝的基本思路。但是乾隆大帝做得更为出色，他集千名学士，编纂《四库》，目的是为天下后世法理而行事。
众所周知，乾隆朝开展了一项规模浩大的编纂《四库全书》的文化工程。这使乾隆大帝的文治，得以在编纂、整理典章文献方面而著称于世。
在编纂阶段，编纂整理的主要内容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对当时重大历史事件的记述，其目的主要是为了显示统治者的雄才大略和总结教训，用乾隆皇帝的话说就是：“朕行事希为天下后世法。”二是对清朝历史和制度的编纂与考订，其目的为了后代统治者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三是历史文献典章制度的汇集、编订，其主要目的是为了点缀盛世，同时也借机删除对清朝统治不利的文字记载，尤其是《四库全书》的编纂，更是“文治之极隆而儒生之殊荣”，标志着乾隆时期文治繁荣具有系统整理数千年传统文化的集成趋势。
正由于乾隆皇帝重视典章文献的整理，所以得其鼓舞，当时以考据方式整理、发掘中华传统文化的汉学得以日渐兴盛。在封建历史上，汉学的繁荣既源于学术自身发展规律的制约，也有忌讳文字狱的客观政治需求，汉学本身也有适应或服务于封建王朝文化建设需要的一面，清朝的汉学家自然也在其中。乾隆朝出现了一大批颇孚盛名的考据学家如戴震、王念孙、钱大昕、赵翼、惠栋等，他们都不是清朝统治的反对者，有些人，如赵翼等还是乾隆帝统治的积极拥护者。
为使世道人心向利于其统治的一方面发展，乾隆皇帝大兴文字狱，使当朝学者不得不著书都为稻粱谋，即逃避现实政治，少事创作，而不得不从事考证历代文化的学术研究，以免触及政治。说到《四库全书》，它所收入的书籍大都经过大量的考证。鉴定版本、辨别真伪、考析篇章、校勘文字，进而再“分别流派，撮其要旨，褒贬评述，指陈得失”。因而，《四库全书》这一宏伟巨制并不是简单地把许多书籍凑在一起誊写刻印，而是做了大量的研究，对中国古代文化做了大规模的清理和总结。从考证学来说，戴震所考证的《水经注》就极富学术成果，可以说上是很有价值的创造性的劳动。又如《四库全书》子部首列《孔子家语》，旧称传自孔子后裔，《汉书·艺文志》虽曾著录此书，然书实已散失，后世所传乃曹魏王肃的伪作，《四库全书》的提要就列举了许多理由，明确判断“其出于肃手无疑”。
《四库全书》的编纂中，像这类的研究成果是很多的。针对乾隆朝考证学的兴起，后人梁启超曾有评论说：“乾嘉间考证学，可能说是清代三百年文化的结晶体，合全国人的力量所构成，凡在社会秩序安宁、物力丰盛的时候，学问都从分析整理一路发展。乾隆间考证学所以特别流行，也不外这两种原则罢了。”
《四库作书》还继承了《中经新簿》和《隋书·经籍志》的传统，把全部籍分成经、史、子、集四大部，四部之下又分四十四类，有的类分立子目，还根据书籍编纂的实际情况，对传统的分类法变通改动，不拘成法，而有很大的改进，强调“古来有是一家，即应立是一类，作者有是一体，即应备一格”。在四部类目之下又写成序录，论述每类书籍的内容、体例的演变，使全书包罗万象而分类清楚、次序井然，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这样的分类，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中国古代的文化成就和知识结构。中国封建文化着重于伦理和政治的关系，但忽视自然科学、生产技术、商业工艺、民间文艺，由于古籍中有很多儒家经典的注释出现，使得“经部”特别膨胀，“史部”著作也比较多。
能够体现时代变化的是旧知识分子开始接触西方自然科学。《四库全书》的编纂者通过耶稣会士开始了解西方的农学、天文、算法、杂家、谱录等类，著录了传教士利玛窦、熊三拔、邓玉函、艾儒略等人的十余种作品，肯定了西方数学、天文、科学、技术的成就。譬如书中说：“西洋之学，以测量步算为第一，而奇就次之。奇器之中，水法尤切于民用……固讲水利者所必资也”，“其言皆验诸实测，其法皆具得变通，可谓词简而义赅者”，“其制器之巧，实为甲于古今”；又说：“欧罗巴人天文推算之密，工匠制作之巧，时逾前古”。
《四库全书》是经皇帝指示编纂的，自然要站在帝王立场上说话，编纂的目的也自然有助于巩固封建主义思想统治，所谓“稽古右文，聿资治理”。所以，著录的书籍并非兼收并蓄，而是有严格的去取标准的。这个标准，就是乾隆帝谕旨中所说的“阐明性学治法，关系世道人心者，自当首先购觅，至若发挥传注，考核典章，旁暨九流百家之言，有裨实用者，亦应备为甄择。又如历代名人，洎本朝士林宿望，向有诗文传集，及近时沉潜经史，原本风雅……并非剿说厄言可比，均应概行查明。”要求是非常清楚的。如果违反或稍稍背离了此项标准，则只存其目，并不录其书。而对于著录及存目的书籍都分别撰写提要，提要除叙述作者的简历和书籍的源流、篇章文字的异同之外，最重要的是评论书籍的是非得失，评论的标准亦以皇帝的意见为转移。
乾隆帝说：“朕命诸臣办理《四库全书》，亲加披览，见有不协于理者……即降旨随时纠正，惟以大中至正之道，为万世严褒贬，即以此衡是非。”自然，这一钦定的评判立场，也给《四库全书》造成不小的损害。
由于乾隆时代尚是封建盛世，它为总结汇集封建文化典籍而作出巨大的贡献，但当时新的经济因素和阶级力量尚未成长，外来思想的影响还很弱，在这种条件下，《四库全书》就不可能偏离封建主义正统儒学的轨道。但无论如何，历代学者对它评价还是很高，如：“四库搜罗，典章大备，遗文秘册，有数百年博学通儒所未得见而今可借钞馆阁者”。“凡六经传注之得失，诸史记裁之异同，子集之枝分派别，罔不抉奥提纲，溯源彻委。所撰定总目提要多至万余种，考古必衷诸是，持论务得其平。”
作为崇尚文治的帝王，乾隆皇帝在执政中期，凭借雄厚的国家实力，推行了大规模的文化建设，营造出了博大恢宏的文治气象，也为其统治的长治久安奠下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但是在这场声势浩大的文治过程中，乾隆皇帝也销毁和删改了大量所谓“悖道”和“违碍”书籍，制造了几十起文字狱，把封建文化限制在了狭隘的领域。得失互见，是十分显明的，这也体现了封建专制条件下的文化建设只能是一种声音，不容许有真正的学术研究的。
在现实生活中，有些人胸无点墨，居然身处高位，何也？但是大清乾隆皇帝与之迥然相反，一身英才，智慧绝顶，处处表现出有知识、有水平的皇帝形象。这才是称职的好皇上！因为古代昏君常把知识和水平抛在脑后，而迷醉本分之外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