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制度的内涵
关于制度（INSTITUTION），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定义。而且对“INSTITUTION”一词的中文翻译本身就存在争议。美国制度主义学派（科斯称其为近代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认为，制度是一种习俗，由于被习惯化和被人们广泛地接受，这种习俗已成为一种公理化和必不可少的东西。他说：“制度实质上就是个人或社会对有关的某些关系或某些作用的一般思想习惯”。“人们是生活在制度——也就是说，思想习惯——的指导下的，而这些制度是早期遗留下来的”；“今天的制度——也就是当前公认的生活方式”。这就是说，制度也是一个自然淘汰的过程。制度是在自然淘汰过程中留存下来的最具适应性的结果，是人类适应环境的产物。康芒斯（JOHN R。 COMMONS）则说：“我们可以把制度解释为‘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集体行动包括无组织的习俗、有组织的家庭、公司、工会和国家，等等，而且他更加关注这些有组织的载体。他认为集体行动对个体行动的控制是通过所有权关系来施行的。
在新制度经济学派看来，制度是约束人们行为的一系列规则，这些规则涉及社会、政治及经济行为。其中，诺思（DOUGLASS C 。 NORTH）的定义较有代表性。他认为：“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更规范地说，它们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它们由正规的成文规则和那些作为正规规则的基础与补充的典型非成文行为准则所组成。”
马尔科姆·卢瑟福（M。 RUTHERFORD）在综合新老制度主义的观点后认为，制度是行为的规律性或规则，它一般为社会群体的成员所接受，它详细规定具体环境中的行为，它要么自我实施，要么由外部权威来实施。有相当一部分学者都把制度看成某种规则。因而有理由认为，“规则”是人们较为普遍使用的关于制度的规定，它“已作为公认的定义出现于当代制度经济学家当中”。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做出了迄今为止最深刻和最科学的解释，但他并没有从最一般或最抽象的意义上给制度做出定义。马克思研究的制度总是某一具体历史条件下具体的制度，也就是说，马克思总是在特殊而不是一般意义上来论述制度的。他重点研究的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制度是这样，涉及资本主义之前的制度也是这样，未来社会的制度还是这样。尽管马克思没有给出制度的一般定义，但马克思的制度思想却是丰富的。马克思将制度的形成归结为一定生产关系以及与这种生产关系相适应并维护这种生产关系的社会机构和规则的确立过程。在马克思看来，制度是以生产关系为基础的经济制度、以国家政权为核心的政治制度以及文化、宗教等社会制度的总称。
马克思的制度观与新制度经济学派的制度观的区别在于：（1）马克思所说的制度是由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两个相互联系的层次组成的。因此，对马克思所说的制度要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个方面去理解。制度首先是指现实的生产关系，是一种客观的社会存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建立在这个经济基础之上并与它相适应的政治、法律等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是社会的上层建筑。马克思区分了这种作为经济基础的制度和作为上层建筑的制度，阐明了二者之间的决定与被决定、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他指出：“这种具有契约形式的……法的关系，是一种反映着经济关系的意志关系。这种法的关系或意志关系的内容是由这种经济关系本身决定的。”新制度经济学家则没有这种区分，他们把各种制度纳入一个大的制度体系，并把它们等量齐观。（2）马克思“强调所有制问题是运动的基本问题”，认为适应特定生产力的所有制是属于生产关系的范畴，在经济制度体系中居于最基本经济制度的层次。它对其他经济制度有着决定性的作用，是区分不同社会经济制度性质的根本标志。而在新制度经济学家看来，所有制是一个既定的前提，不同的利益主体在既定的所有制前提下，不断地进行预期收益和预期成本的比较分析。因此，他们只强调产权制度、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并把产权明晰绝对化，认为只要产权清晰了，人们就会自然而然地去提高效率。
指出马克思的制度观与新制度经济学派的制度观的区别，并不意味着二者是完全对立或相互割裂的。事实上，新制度经济学派是受马克思的影响的。根据马克思的观点，任何社会的生产都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及其制度条件下进行的，并且不同的制度安排其效率也是不同的。新制度经济学派强调产权制度、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及其对效率的影响，与马克思的分析有相近之处。新制度经济学派研究制度的产生、发展和变迁，揭示制度的动态性和历史性，把人置于复杂的制度和文化关系中加以考察。这些观点也与马克思对于社会制度的动态变化的看法和对人的行为考察的某些思想是比较接近的。马克思制度分析框架中的经济基础实际上是有关生产关系、分配关系、交换关系和消费关系的经济规则和合约，即正式制度安排，而包括政治法律思想、道德和艺术在内的意识形态则属于非正式制度安排。新制度经济学派所研究的制度是指约束人们行为的一系列规范，这些规范是由人所制定或发明出来的，它既包括政治法律制度等成文的正式制度安排，又包括只存在于人的观念中，靠人的自我约束和舆论监督来实施的道德、风俗、习惯等非正式制度安排。这使我们更为清晰地从新制度经济学派那里看到了马克思的影响。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把制度定义为：制度是人们在社会博弈中均衡选择的约束和调整人们经济、政治和社会行为的规则。它既包括社会的经济、政治、法律制度和意识形态等成文的规则，也包括社会中的人们约定俗成的风俗习惯。它以适应特定物质生产力的社会经济关系为基础并反映现实的社会经济关系的发展和变化。
具体而言，制度至少包括如下七个方面的内涵：
1. 制度是人或组织的行为规则。历史上的任何制度，都是人类适应环境的结果，是由人自己创造出来约束自身行为的规则。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及其经济基础决定着上层建筑及其制度的形成。制度能否促进效率的提高，关键在于它同人或组织的适应程度以及由此引起的“制度化”了的人或组织同外部环境的适应程度如何。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人们理性地追求效用最大化是在一定的制约条件下进行的。这些制约条件就是人们“发明”或“创造”的一系列规则、规范等。人们在社会经济活动中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实际上就是一个制度（即规则）问题。可见，制度就是人或组织的一种行为规范，它约束人或组织理性地选择自己的经济行为并调整着相互的利益关系。
2. 制度是一种“公共品”。制度作为一种行为规则，并不是针对某一个人的，而是一种公共规则。它为某一社会中的众多人所共同接受或遵守，这种遵守可能是自觉自愿的，也可能是被迫的。同时，制度常常表现为一致赞同的结果，尽管赞同本身也有自愿和非自愿之分。制度作为公共物品，又有别于其他“公共品”。首先，一般公共品如城市公共设施等是有形的，而制度则往往是无形的，它或者表现为成文的规范，或者表现为某种风俗习惯。其次，一般公共品不具有排他性，而制度可能具有排他性。比如，对少数人有利的制度对大多数人并不利，而对大多数人有利的制度就有可能对少数人并不利。
3. 制度是组织构造的结构模式。有些新制度经济学家把制度等同于组织。但制度和组织还是有一定区别的。诺思提出：“我的研究的重要特点是将制度与组织区分开来。”当然，制度和组织既有区别，又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制度是社会游戏规则，而组织则是由特殊的群体为了一定的目标并按照某种制度结构组成的社会集合体。组织既是规则或制度的产物，又是规则或制度的生长环境和载体。正是由于组织的演进，不仅使原有的制度框架更有效，而且还会改变制度框架。在新制度框架下发展起来的组织也会更有效率。反过来，制度不仅为人和组织提供了社会游戏规则，而且还为组织的存在提供了构造模式和结构框架。因此，组织的效率不仅取决于其构成要素的功能，还取决于它的制度结构模式的构造以及对制度框架的适应程度。什么样的组织能够存在下去，以及它们是如何演进的，这两个方面都会受到制度框架的根本影响。
4. 制度的维护和施行意味着某种“外在”的权力或者说权威的存在。这里的“外在”是指独立的、超越个人利益和影响力而言的。因此，国家情理之中地成为许多制度的最佳的同时也是天然的供给者。
5. 制度特别强调财产权的重要性。这是因为，财产权与交易关系密切。财产权作为一种权力安排，既体现了规则又包含了习惯，其本身就是制度的同义词。
6. 制度是人类主体内在的文化结构模式。制度不仅包括行为规则和组织模式，更为重要的是它还包括文化结构所形成的特定模式。文化结构模式是人类主体在社会生活中积淀而成的。从广义上说，文化结构是人类主体模式的全部内涵，它包括性情文化、知识文化、思想文化等。制度离不开文化。首先，最早的制度形式——人类的文化习俗和传统习惯就是非正式的制度，它们属于文化结构模式的显性形式；其次，制度在本质上不过是某种文化的“蒸发”形式和模式化的结果；再次，制度的变迁首先是文化上的变异，没有文化结构模式上的变化，缺乏对新制度规则的认知和理性识别，就不能感知到新制度规则的预期收益，这样，即使把人家最好的制度形式（如行为规则和组织模式）移植过来，也只能做些缺乏实质内容的表面文章。如果我们从文化结构模式的制度分析入手，就会更好地理解制度变迁之所以“依赖”传统的路径，是因为制度变迁不仅是正式制度的变迁，更重要的是非正式制度———文化结构模式的变迁。
7. 制度是发展变化的。制度在一个社会中的主要作用是通过建立一个人们相互作用的稳定结构来减少不确定性。但是，制度的稳定性丝毫也没有否定它们是处于变迁之中的这一事实。制度作为历史进程中人类行为的沉淀物，从习惯、行为准则、行为规范到法律以及人们之间的合约，无一不处于历史的演进之中，并由于历史的惯性，表现为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
二、制度的构成
对制度的构成或制度结构的剖析，是制度分析的基本理论前提。一般而言，制度主要由正式约束、非正式约束与实施机制构成。
（一）正式约束
正式约束是指以某种明确的形式确定下来，并且由行为人所在的组织进行监督和用强制力保证实施的一系列行为规范。柯武刚、史漫飞认为正式约束包括外在制度和正式的内在制度两个方面。诺思则将正式约束称为正式规则，认为“正式规则包括政治（及司法）规则、经济规则和合约。这些规则可以作如下排序：从宪法到成文法与普通法，再到明确的细则，最终到确定制约的单个合约，从一般规则到特定的说明书。……政治规则可广义地定义为政治团体的等级结构，以及它的基本决策结构和支配议事日程的明晰特征。经济规则用于界定产权，即关于财产使用，从中获取收入的权利束，以及转让一种资产或资源的能力。合约则包含着对交换中一个具体决议的特定条款。”正式约束主要包括如下四种类型：
1. 外在行为规则。外在行为规则的目的在于用类似内在规则的方式约束公民的行为。这类制度是由具有普适性的禁令性规则构成，并被包含于多数国家的民法、商法和刑法之中。
2. 具有特殊目的的指令。这类制度针对具体目的或后果，即它们并不具有普适性。其特点是主动地指示和命令人们去干什么，创立了一种由领导者强加的行动秩序。这样的制度可以被包含在成文法当中，但在许多国家里，它们主要出现在基于更一般的授权法的细则之中。
3. 程序性规则或元规则。这类制度是政府行政机关在促进各政府主体间的内部协调上所必需的。它包含在公法之中，构成多数法律和宪法文本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与私法不同，它们针对的不是公民，而是政府主体。即针对各类政府主体，指示它们如何行事和应做什么。这类制度中，有许多是以保持规则体系的内在协调为目标的。程序性规则在使外在行为规则有效上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4. 正式化内在规则。这类制度虽然是随经验而出现的，但它们在一个群体内是以正规方式发挥作用并被强制执行的。
尽管非正式约束在多数情况下都很有效，但实际上所有复杂的大众社会都离不开正式约束。这是因为，在一个复杂的大众社会里，非正式约束不能排除所有的机会主义行为。因此，要支持合作行为，使社会得以顺利运转，正式约束是必不可少的。
正式约束可以通过正式的政治秩序产生，如制宪和立法，也可以通过行政法规产生，如政府根据一些更广、更一般的授权法颁布某些规章。而共同体内在地创造大量法律，然后由第三方以有组织的方式在其中执行法律，则是正式化内在规则形成的重要途径或方式。因此，正式约束具有明显的强制性和有意识性。
由政府来建立正式约束似乎具有天然的合理性，体现了詹姆斯·M ·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所说的“国家保护职能”。承担保护职能的政府关注正式约束的设计、推行、监督和强制执行，有利于促进有效而公正的品德。正式约束往往比非正式约束更加有效，虽然并非永远如此。在制定、保护行为规则上采用政府行为，也并非说替代政府行动的其他办法都不可行。这只是说，在某些情形下，集体行动比个人行动具有相对的优越性，并能使共同体获得规模效益。正式约束通常作为必要的强制性的后盾，服务于社会的非正式约束。正式约束可以取代非正式约束，但如果试图用正式约束取代一个社会的所有的非正式约束，就会出现各种专制政体形式。在这种情况下，外在协调往往导致行政失灵。
（二）非正式约束
非正式约束也称非正式规则，是指人们在长期交往中自发形成并被人们无意识地接受的行为规范。
非正式约束主要包括以下三种类型：
1. 价值观念与道德规范。这类制度是人们通过习惯、教育和经验积累所形成的规则。人们已将许多这类规则转化为个人的偏好，并始终一贯地运用这些规则。这类规则的好处是使社会成员节约协调成本。如果一个社会中，人们已经内化了诚实品德，社会的成员就都能自发地保持诚实。
2. 风俗习惯。这类制度是人类千万年来演化传承下来的，是一个民族、地域或群体集体创造和流传的传统习惯。它通过社会化过程而内化为个体的行为和心理习惯，从而对人的行为起规范、引导和支配的作用。
3. 意识形态。这类制度可以被定义为人们解释周围世界时所拥有的一套信念。它们倾向于从道德上判定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社会现行制度结构。严格说来，前面两类非正式约束也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但为了强调价值观念与道德规范和风俗习惯的制度特性，我们作这样的分类还“是有好处的”，尽管它们之间不无交叉和重叠。对此，诺思的看法不无道理。他认为“意识形态不同于道德，虽然两者都是对世界总体认识的方法，并都起着节约信息费用的作用。意识形态是与对制度特别是对交换关系的正义或公平的判断相连的。”
长期以来，意识形态一直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关心的主题。在诺思看来，“马克思使‘意识’依赖于一个人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这种见解是对发展成‘阶级意识’的一个重大贡献。”新制度经济学家更具体地分析了意识形态的制度功能和经济功能。
意识形态是减少提供其他制度安排的服务费用的最重要的制度安排。它的制度功能主要表现在：第一，意识形态是个人与其环境达成“协议”的一种节约费用的工具，它以世界观的形式出现从而简化了决策过程。换言之，“好”的意识形态能降低社会运行的费用。第二，它内在的与公平、公正相关的道德和伦理评价明显地有助于缩减人们在相互对立的理性之间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时所耗费的时间和成本。第三，当人们的经验与意识形态不一致时，他们便试图发展一套更“适合”于其经验的合理解释，即新的意识形态来节约认识世界和处理相互关系的费用。意识形态的经济功能主要表现为，第一，意识形态是一种节约信息费用的工具。第二，成功的意识形态能有效地克服“搭便车”问题。而任何大组织生来就受到“搭便车”问题的困扰。第三，意识形态能减少强制执行法律和法院的费用以及实施其他制度的费用。
在非正式约束中，意识形态处于核心地位。因为它不仅可以蕴涵价值观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和风俗习惯，而且还可以在形式上构成某种正式制度安排的“先验”模式。对于一个勇于创新的民族或国家来讲，意识形态有可能取得优势地位或以“指导思想”的形式构成正式制度安排（或正式约束）的“理论基础”和最高准则。
由于包含着大量经过精炼和检验的先人智慧，非正式约束在不断演化中具有适应变化的先天优势。它可以发挥强大的作用，“常常足以使极其棘手和复杂的情形变得井然有序”。然而，发挥着如此重要作用的非正式约束并不是人为设计或外在权威强制推行的结果。也就是说，非正式约束是一个自然演变过程，包括相应地思想文化启蒙、思想解放运动及相应的法律文化和传统的积累与沉淀等。因此，经验性与自发性是非正式约束的重要特征。
（三）实施机制
制度构成的第三个部分是实施机制。实施机制是指社会组织或机构对违反或遵守制度（规则）的人作出相应地惩罚或奖励，从而使这些约束或激励得以实施的条件和手段的总称。
实施机制的建立根源于以下几个原因：一是交换的复杂度。交换越复杂，建立实施机制就越必要。二是人的有限理性以及机会主义行为动机促使制度实施机制的建立。三是合作者双方信息不对称，这就容易导致对契约的偏离。强制性的实施机制是任何契约能够实施的基本前提。
实施机制对于制度功能与绩效的发挥是至关重要的。对于一个社会或组织系统来讲，尽管有规则（制度）比没有规则（制度）好，但有规则而不实施，即“有法可依”而“有法不依”往往会更糟。这是因为如果制度得不到实施，不仅会影响制度的稳定性和权威性，从而使制度形同虚设而不起作用，而且还会使人们产生对制度的不正常的预期或使人们产生蔑视制度的文化心理，从而使目无法纪的行为畅通无阻并愈演愈烈。这样，一方面国家或微观组织为制度设计、创新和演进支付了大量的经常的成本；另一方面官员、民众甚至执法者可以对制度不以为然而滋生大量制度外行为，从而既支付了大量的制度成本又不能获得应该获得的制度绩效（既定制度得以实施应有的绩效）。长此以往，一国获得进入有法律约束或制度化社会的机会的可能性将越来越小。从而该国经济效率不断提升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小，正因为制度的实施机制对制度的功能与绩效的发挥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制度或制度化应该内含着实施机制，没有实施机制的政治制度、法律条文和规章制度只能是制度的纸制复本，它们不可能对社会效率与公平的提高发挥真正的作用。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制度实施机制的主体一般都是国家。或者说，交换者总是委托国家来执行实施职能的。国家能否有效行使实施职能至少受两大因素的影响：第一，实施者有自己的效用函数，他对问题的认识和处理要受到自己利益的影响；第二，发现、衡量违约和惩罚违约者也要花费成本。
三、制度兼容与经济绩效
将制度划分为正式约束与非正式约束，正式约束与非正式约束各自又分为不同的类型，这仅仅只是理论分析的需要，这种划分只是相对的。事实上，在实际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各种不同类型的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和作用往往是同时进行和相互展开的。马克思将人类社会制度的演进纳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之内，揭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作用与反作用的密切联系，实际上就已经指明各种制度只有在相互兼容的情况下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正式约束只有在社会认可，与非正式约束兼容的情况下，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经济发展才会有效率。
制度的作用就在于它能够通过降低交易费用来促使交易的顺利进行，或促进人们在交易过程中的竞争与合作。由于正式约束与非正式约束的形成变化机制不尽相同，它们发挥作用的方式也存在着差异。但正是这种差异，使它们产生了较强的互补性，从而能够在实际中相互兼容。首先，当交易双方选择一种类型的约束来保证协议的执行时，他们往往会首先考虑非正式约束。因为只要交易双方身处同一社区，相互了解和彼此信任，现成的非正式约束就可以保证协议的实行。此时，利用非正式约束的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其次，由于人们的机会主义倾向，即使有非正式约束的约束，但是当违约的收益足以抵消乃至大于违反非正式约束所受损失的话，“非正式约束失效”也会发生。再次，随着专业化分工的发展，交易频率的增加，市场规模的扩大，非人情的交易方式就会出现，这就“不可避免地产生技术知识的不对称分布和关于行为不确定的信息不对称分布”。因此，交易过程中各种机会主义必然出现，在没有非正式约束的前提下，这些交易者之间的“第一次博弈”具有很大的风险，协议无法“自我实施”。当“非正式约束失效”发生时，作为对它必要的补充，正式约束就出现了。这里的正式约束体现了非正式约束的要求，是后者的明确化，它不仅为人们的交易提供了进行合作的共识，而且约束了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减少了交易过程中的不确定性，降低了交易成本。就这样，正式约束与非正式约束实现了兼容。
正式约束与非正式约束兼容的前提，是正式约束与组织成员的偏好和利益相一致。当正式约束与组织成员的偏好和利益一致时，正式约束与非正式约束便实现了兼容。而一旦正式约束与非正式约束兼容，组织中的成员便会受到一种自我激励，而且这种激励通过正式约束的确立会变得更加明确。此时，正式约束与非正式约束相互强化，使交易成本迅速下降，而经济运行的绩效则相应地得到了提高。
当然，正式约束与组织成员的偏好和利益并非总是一致的，这就决定了正式约束与非正式约束也有难以兼容的时候。
1. 正式约束是由政府建立并推行的。虽然我们并不否认政府官员（包括相关决策专家）的学识水平和决策能力，但人的理性有限，他们不可能对组织中的每个人的知识有全面的了解，所以他们制定的正式约束会与非正式约束产生冲突。
2. 正式约束具有明确的强制性。正式约束的强制在于利益的差别性。在正式约束下，常常会有一部分组织成员受益而另一部分组织成员不受益或受损。因此，正式约束要取得组织中每一个成员的一致赞同并非易事。当引入正式约束时的解释和劝说无效，正式约束与非正式约束就无法兼容。
3.“制度移植”有可能造成正式约束与非正式约束不兼容。一些正式约束尤其是那些具有国际惯例性质的正式约束是可以从一个国家移植到另一个国家的。这种“制度移植”可以大大降低正式制度创新和变迁的成本。但非正式约束由于内化着历史文化传统，其可移植性就差得多。一种非正式约束尤其是意识形态能否被移植，其本身的性质规定了它不仅取决于所移植国家的技术变迁状况，而且更重要的是取决于后者的文化遗产对移植对象的相容程度。当一个国家进行制度移植时，如果看不到非正式约束移植的特殊性，或者只重视正式约束的移植，忽视支撑这种正式约束的非正式约束的引进，所移植的正式约束也就有可能与本国的非正式约束不兼容。1993年诺思在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发表演讲时谈到，离开了非正式规则，即使“将成功的西方市场经济制度的正式政治经济规则搬到第三世界和东欧，就不再是取得良好的经济实绩的充分条件。私有化并不是解决经济实绩低下的灵丹妙药”。因此，国外再好的正式约束，若远远偏离了土生土长的非正式约束，也是“中看不中用”。
总之，正式约束（制度）只有在社会认可，即与非正式约束（制度）兼容的情况下，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而正式约束和非正式约束是否兼容，取决于正式约束的目标取向与组织中个人的利益和偏好是否一致。制度的兼容与否决定了组织和经济运行中交易成本的大小，而交易成本的大小最终决定了经济组织绩效的高低。正因为如此，努力实现制度兼容，便成了制度创新与制度变迁追求的重要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