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传与辞赋，一个求真实，一个务华丽；一个刻画人物，一个铺排事物，是有本质上的不同。但在唐前史传文学中，可以把两者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唐前史传文学中，收录、保存了大量的辞赋，也保存了许多珍贵的赋论资料。
唐代史学理论家刘知几对《史记》、《汉书》等史传著作收录辞赋颇有微词，他说：“夫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观乎国风，以察兴亡。是知文之为用，远矣大矣。至如史氏所书，固当以正为主。是以虞帝思理，夏后失御，《尚书》载其元首、禽荒之歌；郑庄至孝，晋献不明，《春秋》录其大隧、狐裘之什。其理谠而切，其文简而要，足以惩恶劝善，观风察俗者矣。若马卿之《子虚》、《上林》，扬雄之《甘泉》、《羽猎》，班固《两都》，马融《广成》，喻过其体，词没其义，繁华而失实，流宕而忘返，无裨劝奖，有长奸诈，而前后《史》、《汉》皆书诸列传，不其谬乎！”刘知几从劝善惩恶的实用功能出发，对《史记》、《汉书》收录辞赋予以否定，而没有看到史传收录辞赋的积极意义，因此，这一问题还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
一、史传中的辞赋
（一）史传收录辞赋概况
史传著作中收录辞赋作品，这是表现人物才能、个性的重要手段之一。史传在描绘历史人物的时候，除了选择传主的典型事例外，还适当选择他们的辞赋作品，以表现其才能、个性。尤其是一些重要的文学家、辞赋家的传记，通过他们创作的作品，表现出他们在文学史、辞赋史上的地位。以汉赋大家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来说，他们在汉赋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司马相如，是汉大赋的首要人物，《史记》、《汉书》都收录了他的代表作《天子游猎赋》（即《子虚》、《上林》二赋）、《哀二世赋》、《大人赋》等，充分显示出司马相如的文学才能。扬雄是继司马相如之后又一辞赋大家，《汉书》对他特别关照，除收录《解嘲》、《解难》、《反离骚》外，还全文收录了他的大赋《长杨赋》、《羽猎赋》、《甘泉赋》。班固的作品，除《汉书》收录《幽通赋》、《答客戏》外，《后汉书》将他的大赋代表作《两都赋》全文收录。张衡作为汉大赋向抒情小赋过渡的重要人物，《后汉书》收录了他的《思玄赋》、《应间赋》。如果说，大赋作品主要表现人物铺排事物的才能的话，那么，抒情性的小赋则更能表现人物的个性以及当时的心态。如汉初贾谊，《史记》、《汉书》收录他的《吊屈原赋》、《服鸟赋》。《吊屈原赋》一方面凭吊战国时代的屈原，另一方面也寄寓着作者本人的不遇之感。《服鸟赋》则是他处在逆境时老庄消极避世思想的反映，给我们提供了贾谊在当时情况下的真实思想。东汉时期的赵壹，是一个刚直不阿的人物，因而《后汉书》收录了他的《刺世疾邪赋》，表明作者“宁饥寒于尧舜之荒岁兮，不饱暖于当今之丰年”的倔强个性。《宋书·隐逸传》中收录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表现陶渊明喜欢大自然、不愿同流合污的人格精神。另外如《后汉书》收崔篆《慰志赋》、《宋书》收谢晦《悲人道》，《魏书》收李骞《释情赋》、李谐《述身赋》、袁翻《思归赋》等，都是具有自传性的作品，它们是作家个人性格的真实表现。“言为心声”，从传记写作来说，作家的作品就是第一手材料，是人物心态的真实写照，将它们直接用于传记之中，使作品更具有真实感，也最能体现人物的个性。章学诚指出：“马、班二史，于相如、扬雄诸家之著赋，俱详著于列传，自刘知几以还，从而抵排非笑者，盖不胜其纷纷矣，要皆不为知言也。
盖为后世文苑之权舆，而文苑必致文采之实绩，以视范史而下，标文苑而止叙文人行略者，为远胜也。然而汉廷之赋，实非苟作，长篇录入于全传，足见其人之极思，殆与贾疏董策，为用不同，而同主于以文传人也。”后来刘熙载说得更明确：“古人一生之志，往往于赋寓之。《史记》、《汉书》之例，赋可载入列传，所以使读其赋者既知其人也。”章 刘二家的看法，无疑是公允的。因此，史传中收载辞赋，是“以文传人”的重要手段之一。
有时，史传著作的“书”、“志”为了说明问题，常常引用辞赋的某些句子。以《宋书》为例，《律历志》论及道神时，引嵇含《祖道赋序》以说明；《乐志》论及聘享之礼，引王沈《正会赋》、何桢《许都赋》、傅玄《元会赋》以说明；论及禊祠之礼时，引张衡《南都赋》、刘桢《鲁都赋》，论乘舆之礼时引潘岳《籍田赋》等；《乐志》介绍乐器时，也征引辞赋的句子，如引用傅玄《节赋》、马融《笛赋》、傅玄《筝赋》、《琵琶赋》、杜挚《笳赋》等。这些著作，把辞赋当作《周礼》、《礼记》一类的经典著作来引用，亦可见辞赋的特殊作用。
史传由于受体例限制，不可能把辞赋全部征引，但为了让世人知道辞赋作家及其作品，就往往在传记中指出作品的题目，并说“文多不载”。或在传记结尾，总说其创作辞赋的成就，如《后汉书》的许多传记，在最后指出：“所著赋颂铭诔箴论××篇”。
（二）史传收录辞赋的意义
史传中保存辞赋，其积极意义在于：
第一，使史传作品形成散韵结合的特点，增添了诗的韵味。先秦时期的史传作品，往往引用人物的大段说辞，如《史记》以来的正史著作，通过人物自己的辞赋作品以表情达意，可以说是先秦传统的继承和发展。辞赋，一般都是介于诗与文之间的文体。在散文叙述中，适当加入一些韵文，使读者在阅读历史时，也阅读到精美的文学作品，引起美感。
第二，在历史著作中收录辞赋，这本身也是历史著作的责任。历史著作，要全面反映社会的各个方面，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文学的发展，也是意识形态领域中重要的一个方面。因而，辞赋作为文学的一种，收入史传中，这体现了历史著作反映社会生活的广阔程度。
第三，史传中收录辞赋，也反映了史传作家对文人的态度。辞赋家，往往被视为“倡优”一类的人物，地位卑下。史传中给辞赋家立传，并收录他们的作品，这体现出史传作家超世俗的精神和胆量。
第四，史传中收录辞赋，是文学向着自觉方向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一般认为，中国文学的自觉时代是从魏晋开始。但这个局面的出现，并非一朝一夕之事，而是长期酝酿的结果。《史记》、《汉书》收录辞赋作品，已露出端倪，即在司马迁时代，已昭示着文学自觉时代的到来（详见附《司马迁与司马相如论略》一文）。
如果从收录的作品本身来看，它的意义也值得重视。
首先，这些辞赋作品是社会生活的形象反映。它们从各个不同的方面，反映了时代的变化。如汉大赋，它是汉帝国兴盛强大的形象性反映。如果没有政治的大一统、经济的繁荣、军事力量的强大等社会条件的成熟，就不会有歌功颂德的汉大赋。还有些辞赋作品，或揭露社会的黑暗，或抒发作者的个人情感，或描写祖国的大好河山，使我们透过字词的表层，看到社会的各个方面。
其次，展现了赋的发展历史，为研究辞赋提供了可靠的依据。赋，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成熟于战国时代。我们从《史记·屈原列传》可以看出，当时的赋，尤其是屈原的赋，以抒情为主，篇幅短小。汉初的贾谊，继承了这种传统，我们从《贾谊列传》所收的《吊屈原赋》、《服鸟赋》可以明显看出其特色，以骚体的形式，抒发个人内心的情感。但我们从司马相如、扬雄、班固等传记中所收的作品，又可以看出，辞赋到他们手里，已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不仅篇幅巨大，而且主要用于铺排事物，这种散体大赋，直接影响到后来的许多辞赋。东汉后期，这种辞赋的数量相对减少，而抒情性的短赋又兴盛起来，如赵壹、张衡等人的作品。这种赋，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仍占主流。仅从《三国志》、《宋书》、《南齐书》、《魏书》所收录的作品看，它们或咏物以抒情，或借物以刺世，或感物而兴叹，或借古以喻今，各式各样。尤其到南北朝时期，辞赋语言也愈工整、华丽，骈体化倾向较为明显，如《海赋》等作品。
如果我们将史传中辞赋所表现的这一发展概貌，与辞赋史作一比较，就不难发现，两者是十分吻合的。
二、史传中的赋论
唐前史传不仅收录保存了许多辞赋作品，而且还保存着有关赋论的珍贵资料。将这些零散的资料加以整理，我们可以看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论赋的发展
赋，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在战国时代产生，到汉代达到兴盛。《汉书·艺文志》对先秦两汉时期的辞赋进行了整理，分为四大类：屈原赋、陆贾赋、孙卿赋、杂赋，并且对赋的发展过程进行了概述：
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
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也。春秋之后，周道渐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其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竟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是以扬子悔之，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如孔氏之门人用赋也，则贾谊登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
班固将赋的源头追溯到春秋时代的赋诗言志，然后对汉代的辞赋大家予以评论。从这段话可以明显看出，班固将赋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赋如孙卿、屈原，属讽谏性的赋，即属“诗人之赋”；第二阶段从宋玉、唐勒，到枚乘、司马相如、扬雄，失去了讽劝之义，属“辞人之赋”，注重的是辞藻。班固的这种看法，与司马迁在《屈原列传》中所说的“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具有一致性。
可见在汉人的眼里，赋的开始阶段每以讽喻为其主要特征，之后，逐渐走向了追求华丽辞藻的道路。《宋书·谢灵运传论》对此期的辞赋发展作了更为详细的总结：
屈平、宋玉导清源于前，贾谊、相如振芳尘于后，英辞润金石，高义薄云天。自兹以降，情志愈广。王褒、刘向、扬（雄）、班（固）、崔、蔡（邕）之徒，异轨同奔，递相师祖。虽清辞丽曲，时发乎篇，而芜音累气，固亦多矣。若夫平子（张衡）艳发，文以清变，绝唱高踪，久无嗣响。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二祖（曹操、曹丕）陈王（曹植），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纬文，以文被质。自汉至魏，四百余年，辞人才子，文体三变：相如巧为形似之言，班固长于情理之说，子建（曹植）、仲宣（王粲）以气质为体，并标能擅美，独映当时。
沈约将屈原以后的辞赋归纳为“文体三变”，即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基本符合事实，尤其是以建安作为一个转折点，颇有眼光。以上史传中的材料，大体勾勒了赋的历史概貌，与辞赋作品所表现的发展过程相得益彰，对于今天的辞赋研究还是很有价值的。
（二）论赋的作用
对于赋的作用，历史家、辞赋家异口同声，都认为赋的作用在于讽谏。从司马迁到班固，乃至于魏晋南北朝，都有共同的看法。如司马迁评价司马相如的赋：“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太史公自序》也说：“《子虚》之事，《上林》赋说，靡丽多夸，然其指讽谏，归于无为”，肯定相如赋有讽谏作用。班固基本继承了这一观点。另在《两都赋序》说赋“或以抒下情而通风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也是强调赋的美刺作用。扬雄对赋采取始肯定又否定的态度。《汉书·扬雄传》说：“雄以为赋者，将以风也，必推类而言，极靡丽之辞，闳侈巨衍，竟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归之于正，然览者已过矣。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欲以风，帝反缥缥有凌云之志。由是言之，赋劝而不止，明矣……于是辍不复为。”扬雄对赋杀了个“回马枪”，由肯定到否定，其出发点都是一样的。肯定它，意欲起讽谏作用，否定它，是由于起不到讽谏作用。另外如《三国志·刘劭传》说刘劭尝作《赵都赋》、《许都赋》，“皆讽谏焉”；《魏书·阳固传》说：“初，世宗委任群下，不甚亲览，好桑门之法。尚书令高肇以外戚权宠，专决朝事，又咸阳王禧等并有衅故，宗室大臣相见疏薄，而王畿民庶，劳弊益甚，固乃作《南、北二都赋》，称恒代田渔声乐侈糜之事，节以中京礼仪之式，因以讽谏。”诸如此类的评说是很多的，足见赋的功能在于讽谏。尽管赋往往被人斥为“劝百讽一”，但其讽劝的功能还是存在的。正如《后汉书·边让传》所说，《章华赋》“虽多淫丽之辞，而终之正，亦如相如之讽也。”关于赋的另一作用，即娱乐功能，史传中亦有记载。汉代皇帝，据《史记》、《汉书》记载，“景帝不好辞赋”。但汉武帝对辞赋颇有兴致，他不仅大力提倡，而且自己创作。《汉书·艺文志》说他有辞赋两篇。《汉书·外戚传》全文收录了他的《李夫人赋》。汉武帝周围，还有一大批辞赋家，朝夕献赋。汉宣帝对辞赋的认识值得注意。《汉书·王褒传》记载宣帝一段话：“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比如女工有绮，音乐有郑卫，今世俗犹皆以此虞说（娱悦）耳目，辞赋比之，尚有仁义讽喻，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博弈远矣。”汉宣帝既注意到辞赋单纯的娱乐作用，又注意到它的教化作用，当然，两者相比，前者价值是“小”的，后者作用是“大”的，因为，“大者与古诗同义”，具有重要的道德作用。
（三）创作论
唐前史传在收录辞赋作品时，对于它们的创作背景都有一定的介绍，属于“赋本事”，这对于我们了解作品的内容很有帮助。如《史记·屈原列传》明确指出“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深刻揭示了《离骚》创作的社会背景。《贾谊传》说：“贾生为长沙王太傅，三年，有号鸟飞入贾生舍，止于坐隅。楚人命号鸟曰服。贾生既已适（谪）居长沙，长沙卑湿，自以为寿不得长，伤悼之，乃为赋以自广。”《后汉书·张衡传》：“后迁侍中，帝引在帷幄，讽议左右。尝问衡天下所疾恶者。宦者惧其毁己，皆共目之，衡乃诡对而出。阉竖恐终为其患，遂共谗之，衡常思图身之事，以为吉凶倚伏，幽微难明，乃作《思玄赋》，以宣寄情志。”《后汉书·赵壹传》：“恃才倨傲，为乡党所摈，乃作《解摈》。后屡抵罪，几至死，友人救得免。壹乃贻书谢恩曰：余畏禁，不敢班班显言，窃为《穷鸟赋》。”《三国志·曹植传》：“太祖尝视其文，谓植曰：‘汝倩人邪？’植跪曰：‘言出为论，下笔成章，顾当面试，奈何倩人？’时邺铜爵台新成，太祖悉将诸子登台，使各为赋，植援笔立成，可观，太祖甚异之。”（裴松之注引此赋）《魏书·自序》：“出帝尝大发士卒，狩于嵩少之南，旬有六日，时既寒苦，朝野嗟怨。帝与从官皆胡服而骑，宫人及诸妃主杂其间，奇伎异饰，多非礼度。收欲言则畏惧，欲默不能已，乃上《南狩赋》以讽焉。”
以上所举几例，旨在说明：史传中对辞赋创作背景的介绍，是我们认识和研究作家、作品的一个重要线索，通过这个线索，我们可以认识作家的创作心态和创作主旨及创作风格。
实际上这已经涉及文学创作与现实生活的关系问题。任何一个作品的产生，都不是作家凭空虚构的，而是与他所处的时代环境密切相连，即使那些带有夸张、浪漫色彩的辞赋，也没有完全脱离现实。
关于辞赋的创作，我们从史传中还可以看到一些规律性的问题。如《南齐书·文学传》收有《陆厥与沈约书》，论及赋的声律问题：“《长门》、《上林》，殆非一家之赋；《洛神》、《池雁》，便成二体之作。孟坚精正，《咏史》无亏于东主；平子恢富，《羽猎》不累于冯虚。王粲《初征》，他文未能称是；杨修敏捷，《暑赋》弥日不献。率意寡尤，则事促乎一日；翳翳愈伏，而理赊于七步。一人之思，迟速天悬；一家之文，工拙坏隔。何独宫商律吕，必责其如一邪？”齐朝永明以后，随着音韵学的发展，文人在诗歌、辞赋创作方面都注意到声律问题，沈约就是“永明体”诗歌的代表人物。这封书信，就是探讨辞赋中的声律问题，对于我们认识当时辞赋创作的特征，也是很有帮助的。
（四）作家论
唐前史传对重要的辞赋作家都立了传，并对他们的创作特点及个性有一定的介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史传文学本身就是刻画人物个性，描绘人物的一生，这对于我们认识作家是极好的资料。虽不是直接进行作家评论，但实际上给读者提供了了解作家的第一手材料。何况，有些传记本身就是作家论。如《史记》的《屈原列传》、《司马相如列传》，《汉书》的《贾谊传》、《司马相如传》、《扬雄传》，《后汉书》的《班固传》，《宋书》的《谢灵运传》等，都是典型的作家论式的传记。尤为可贵的是，有些作家论还将人格与创作风格联系在一起，使读者能更进一步了解作家的创作情况。如司马迁的《屈原列传》，将屈原高洁的人格与他的创作联系在一起。指出：“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屈原的人格与作品，都可以与日月争光。甚至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沈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可见司马迁对屈原人格与作品的推崇。
（五）作品论
史传著作除了对作家的创作有些涉及外，常常还论及到某个具体作品。如：《史记·屈原列传》论《离骚》：“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后汉书·崔传》评《四巡颂》：“辞甚典美”；评《达旨》：“拟扬雄《解嘲》”；《后汉书·王延寿传》：延寿“作《灵光殿赋》、《梦赋》。蔡邕亦造殿赋，及见延寿所为，甚奇之，遂辍。”《后汉书·张衡传》：“衡乃拟班固《两都》，作《二京赋》，因以讽谏，精思傅会，十年乃成。”
《三国志·正传》评《释讥》：“其文继于崔《达旨》，假文见意。”《宋书·谢惠连传》评《雪赋》：“以高丽见奇。”《南齐书·张融传》评《海赋》：“文辞诡激，独与众异。”《魏书·高允传》评《代都赋》：“亦《二京》之流也。”《魏书·封肃传》评《还园赋》“其辞甚美”。《魏书·自序》评《南狩赋》：“虽富言淫丽，而终归雅正。”
如果我们将散见于史传中的作品评论汇集在一起，数量也是比较可观的。清代李调元的《赋话》，其中的许多资料就是来自于这些史传作品。
另外，史传中对于辞赋作家在当时的地位亦有所反映。如《汉书·枚皋传》：“皋不通经术，诙笑类俳倡，为赋颂好曼戏，以故得黩贵幸，比东方朔、郭舍人等。从行至甘泉、雍、河东，东巡狩、封泰山，塞决河宣房，游观三辅离宫馆，临山泽弋猎、射、驭狗马，蹴鞠刻镂，上有所感，辄使赋之，为文疾，受诏辄成，故所赋者多。”《严助传》：（武帝）“尤亲幸者，东方朔、枚皋、严助、吾丘寿王、司马相如。相如常称疾避事，朔、皋不根持论，上颇俳优畜之。”《汉书·王褒传》：“其后，太子体不安，苦忽忽善忘，不乐。诏使褒等皆之太子宫，虞侍太子，朝夕诵读奇文及所自造作。疾平复，乃归。太子喜褒所为《甘泉》及《洞箫颂》，令后宫贵人左右皆诵读之。”从这些材料可以看出，辞赋家的地位是十分低下的，他们被视为“倡优”一类的人物，只是皇帝身边的侍臣，奉命作赋或诵赋，供皇帝解闷、消遣。
三、史传对辞赋的影响
史传文学，不仅给我们提供了辞赋的宝贵资料，而且，从艺术渊源上说，史传对辞赋的产生与发展都有积极的影响。
（一）影响辞赋的产生
关于赋的产生原因，人们有许多说法。笔者以为，《汉书·艺文志》的说法值得重视。“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言感物造，材知深美，可与图事，故可以为列大夫也。”然后说到春秋时代各国外交活动“赋诗言志”的情况，而春秋以后，聘问歌咏不行于国，于是贤人失志之赋出现。班固虽未直言“赋诗言志”与赋的关系，但我以为这段话很给人们以启发。“赋诗”为了“言志”，而这种活动本身就是假借别人之言以表达自己的思想，增添婉转的风格，其中有许多也是借诗来讽刺时事。《左传》所记，晋公子重耳至秦，秦穆公享之，公子赋《河水》，公赋《六月》。鲁文公如晋，晋襄公享之，赋《菁菁者莪》。郑穆公与鲁文公宴于，子家赋《鸿雁》。齐国庆封两次到鲁国，因为举止失礼，叔孙豹先后用《相鼠》和《茅鸱》（逸诗）来讽刺他。又如昭公二年：“公享之。季武子赋《绵》之卒章，韩子赋《角弓》。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弥缝敝邑，寡君有望矣。’武子赋《节》之卒章。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树焉，宣子誉之。武子遂赋《甘棠》。
宣子曰：‘起不堪也，无以及召公。’”按班固的意思，到了春秋以后，这种活动消失了，失志之士的赋又产生了，而这种赋，也是以假借的形式，托别人之口（或问答形式）来抒发感情的。由于当时赋诗言志的具体情况，就保存在史传著作《左传》一书中。因此，有理由说，史传对辞赋的产生也有促进作用。赋的特点在于铺陈，乃至于用夸张手法来描绘事物，这种特点也与先秦史传著作《战国策》所记述的纵横家言论有关。
战国时代，处士横议，纵横家苏秦、张仪之流，在游说人主时，往往极力铺陈该国地理的优势、国势的强大、国君的圣明、百姓的富饶、战士的勇敢等，以鼓励采纳自己的主张。有时为了说明一个问题，上至天文，下到地理，从古到今，正反对比，滔滔不绝。如《秦策一》苏秦游说秦惠王时说：
大王之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东有肴、函之固。
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
以大王之贤，士民之众，车骑之用，兵法之教，可以并诸侯，吞天下，称帝而治。
这种铺张扬厉的形式，无疑影响了汉大赋的铺陈特点。因此，章学诚在《文史通义·诗教上》曾指出：“京都诸赋，苏、张纵横六国，侈陈形式之遗也。《上林》、《羽猎》，安陵之从田，龙阳之同钓也（分别见《战国策》的“楚策”和“魏策”）。《客难》、《解嘲》，屈原之《渔父》、《卜居》，庄周之惠施问难也。韩非《储说》，比事征偶，《连珠》之所肇也。”将《战国策》的说辞作为赋的源头所在，这是颇有道理的。因此，从赋的产生来说，它与史传有密切关系。
（一）影响辞赋的发展
史传对于赋的发展也有影响，主要有：
第一，为辞赋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唐前史传记载了上下几千年的历史，描绘了众多的人物形象，内容极为丰富。这给辞赋作家的创作、尤其是一些“咏史赋”的构思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扬雄《反离骚》、杜笃《首阳山赋》、李德裕《项王亭赋》、杜牧《阿房宫赋》、苏轼《赤壁赋》、方孝孺《吊茂陵赋》、高启《吊伍子胥文》、管同《哀邹阳赋》等，或是评价历史人物，或是借史传中的人、事以表达自己对现实的不满，或是借历史人物来抒发自己抑郁悲愤之情。总之，史传中的人或事，是启动辞赋家情怀的重要的原动力。
第二，为辞赋家提供了丰富的语言和艺术的借鉴。史传作品，尤其是先秦两汉时期的作品，语言精炼、优美，富于形象性，为辞赋家提供了大量的语言资料。以用典来说，仅以庾信《哀江南赋》为例，其中大量的典故，来自《尚书》、《左传》、《战国策》、《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如其中的一段：
日暮途远，人间何世！将军一去，大树飘零；壮士不还，寒风萧瑟。荆璧睨柱，受连城而见欺；载书横阶，捧珠盘而不定。钟仪君子，入就南冠之囚；季孙行人，留守西河之馆。申包胥之顿地，辟之以首；蔡威公之泪尽，加之以血。钓台移柳，非玉关之可望；华亭鹤唳，岂河桥之可闻！“日暮”句用《史记·伍子胥列传》中伍子胥之语；“将军”句用《后汉书·冯异传》“大树将军”之典；“壮士”句用《战国策·燕策》中荆轲刺秦王之典；“荆璧”句用《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完璧归赵”之典；“载书”句反用《史记·平原君传》“毛遂自荐”之典；“钟仪”事出自《左传·成公七年、九年》，“季孙”事出自《左传·昭公十三年》，“申包胥”事出自《左传·定公四年》。窥一斑而知全豹。史传提供给辞赋的是丰富的营养。
第三，为辞赋作者树立了求实批判的精神。刘知几《史通·载文篇》曾批评史传载文的过失，出发点也是从求实原则出发，这种思想意识的积淀，使辞赋作者往往也注意求实，一些自传性的辞赋更是如此。“若乃宣、僖善政，其美载于周诗；怀、襄不道，其恶存乎楚赋。谈者不以吉甫、奚斯为谄，屈平、宋玉为谤者，何也？盖不虚美，不隐恶故也，是则文之将史，其流一焉，因可以方驾南董，俱称良直者矣。”辞赋作者常常承担起讽刺、批判现实的重任，是史学家的求实精神和文学家的浪漫气质的双重组合。
史传作家人格对辞赋家的影响，像司马迁在逆境中顽强奋斗的精神，以及史传中描绘的屈原等人物的崇高精神，都对后代辞赋家产生影响。
第四，为辞赋的保存找到了一个好地方。史传，尤其是被确定为“正史”的著作，具有极强的“权威”性。辞赋作品能进入这些著作，等于进了“保险箱”，随着史传的载体，永远流传下去。即使只被列入像《汉书·艺文志》的目录中，也给后人的研究留下了可靠的线索。
当然，辞赋对史传也有一定的影响。如屈原及其辞赋，对司马迁有极强的感染力，并对司马迁创作《史记》产生积极影响。另外，唐前史传作家中有许多就是辞赋家，他们在创作史传作品时，也创作了一些辞赋作品，如司马迁（有《悲士不遇赋》等）、班固（有《两都赋》等）、魏收（有《南狩赋》等）、萧子显（有《鸿亭赋》等），他们的双重身份，也使得他们对辞赋作品加以重视。总之，唐前史传中保存辞赋，使历史著作有了文学色彩，也使文学作品以史的形式流传，两者相得益彰，使文史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无论对于史传还是辞赋，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前人说：“文章西汉两司马”，是说司马相如、司马迁分别代表了汉代辞赋和散文的最高成就，事实确实如此。如果进一步来看，司马相如的赋和司马迁的《史记》，虽属不同的门类，但它们在许多方面却有相同之处。
司马相如是辞赋大家，但辞赋家的地位在当时是非常低下的，被视为倡优一类人物。如枚皋说：“为赋乃俳，见视如倡，自悔类倡也。”扬雄写过不少赋，但后来不写了，认为是雕虫小技，壮夫不为，“雄以为赋者……又颇似俳优淳于髡、优孟之徒，非法度所存……于是辍不复为。”后来的班固在《两都赋序》里说：“至于武宣之世……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把辞赋家视为“言语侍从之臣”，亦可见地位之低下。对此，鲁迅先生曾精辟地指出：
中国的开国雄主，是把“帮忙”和“帮闲”分开的，前者参与国家大事，作为重臣；后者却不过叫他献诗作赋，“俳优蓄之”，只在弄臣之列。不满于后者的待遇的是司马相如，他常常称病，不到武帝面前去献殷勤，却暗暗地作了关于封禅的文章，藏在家里，以见他也有计划大典——帮忙的本领，可惜等到大家知道的时候，它已经“寿终正寝”了。司马相如的可悲结局，代表了汉代辞赋家的共同命运。所以，从结局来看，司马相如的一生也是不得志的。
司马迁对辞赋家却另眼看待，尤其是对汉大赋代表人物司马相如给予“特殊照顾”。他在《司马相如列传》里收入了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大人赋》、《哀二世赋》、《上书谏猎》、《谕巴蜀檄》、《难蜀父老》、《封禅文》，是《史记》中收文章最多的篇章。这样做，既表现了司马迁敢于冲破传统观念的大胆创新精神，也预示着文学自觉时代的到来，同时也寄寓着作者的自身感慨。清人李景星《史记评议》评《司马相如列传》说：《史记》列传，独于司马相如之文采之最多，连篇累牍，不厌其烦，可谓倾服之至。而所载之文，又复各呈其妙，不拘一体……驱相如之文以为己文，而不露其痕迹；借相如之事为己照，并为天下后世怀才不遇者写照，而不胜其悲叹。洋洋万余言，一气团结，在《史记》中为一篇最长文字，亦为一篇最奇文字。“借相如之事为己照，并为天下后世怀才不遇者写照”，此话点到要害之处。司马迁作为太史令，“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地位与司马相如一样低下。而司马迁，也是一位怀才不遇的士子，其不幸与司马相如相似，所以，《司马相如列传》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司马迁的影子。比较一下《史记》与司马相如的赋，笔者以为，以下几点应特别注意：
第一，两者都是大一统的产物。西汉王朝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到武帝时达到了鼎盛时期。经济实力雄厚：“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政治地位稳固：镇压了阴谋叛乱的宗室藩王，平定了割据东南沿海的东瓯闽越等地，开发并控制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军事、外交取胜：大力抗击匈奴，开通西域，拓展帝国的疆域。思想一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制礼作乐，兴太学，礼五经博士。总之，汉帝国呈现出蒸蒸日上的气象。以司马相如为代表的汉大赋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产生了。既适应了时代的要求，也表现了时代的精神。正如司马相如《上林赋》所描绘的那样：出德号，省刑罚，改制度，易服色，更正朔……游乎《六艺》之囿，骛乎仁义之途，览观《春秋》之林，登明堂，坐清庙，恣群臣，奏得失，四海之内，靡不受获。
对于这样的盛世，文人们都充满了自豪感，不由得要进行歌颂了。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先以子虚夸楚开始，说：“楚有七泽，尝见其一，未睹其余也，臣之所见，特其小小者耳，名曰云梦”，并极力夸耀楚王游猎云梦泽的规模。
接着，乌有先生以齐国的渤氵解、孟诸可以“吞若云梦者八九于其胸中曾不蒂芥”，压倒了楚国。最后亡是公以天子上林的巨丽、游猎的壮观，又压倒了齐楚。作者的目的很清楚，就是要以天子之事压倒诸侯之事，贬斥诸侯，抬高天子，巩固中央集权。这样的作品，显然具有积极的意义。而“天子之事”中，那种磅礴的气势，宏大的景象，强壮的声威，无不体现着大汉帝国的时代精神。《史记》也是在这样的时代地平线上产生的。随着帝国的日益强大，总结古代以来的历史文化并从而给大一统时代以哲学和历史的解释，就成为一个时代的课题。司马迁担当起了这一历史重任，他说：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诸未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为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圣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之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司马迁的一片肺腑之言，与上引司马相如《上林赋》中的一段，是多么的相似。他们有共同的感受，共同的责任感，就是歌颂国家的统一强盛。只不过，司马相如以赋的形式来表现。《史记》“描述了中华民族进入文明社会以后对世界直接征服取得的辉煌成就，表现了‘海内一统’时代人们心胸的开阔，气魄的雄沉，以及一往无前，不可阻挡的气势。”这也是时代的需要，时代的产物。
第二，风格上都有“全”、“大”的特点。司马相如曾说自己创作赋时，“苞括宇宙，总揽人物”，从他作品的实际来看，确实如此。描绘事物时，大肆铺陈，前后左右，东西南北，无所不包，无所不有。凡说到“木”，必将所有地方的树木都移到皇家的苑林来；说道“鸟”，必将天上地下所有的飞禽走兽搬到皇帝的打猎场上，如此等等，无不体现出“全”的特点。
由于求全，所以，作品体制宏大，体现出汉帝国的壮阔气象，摒弃了“小”家子气。而这全与大，正是汉帝国一统天下的真实反映。《史记》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包揽三千年历史。古往今来，天文地理，无不展现在司马迁的笔下，体现出“全”的特点。而且，《史记》一书创立了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例，规模宏大，思想丰富，体现出“大”的特点。当然，两人“全”、“大”特点也有不同之处。如果说，司马相如的“全”、“大”主要包揽了“空间”的话，那么，司马迁的“全”、“大”则主要包揽了“时间”；如果说司马相如的“全”、“大”主要局限在皇家的林苑范围之内的话，那么，司马迁的“全”、“大”则已超越了小小的林苑，驰骋在三千年的历史长河之中，勾画出一幅极为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如果说司马相如的“全”、“大”主要着眼于世界中的“物”的话，那么，司马迁的“全”、“大”则着眼于创造世界的“人”；如果说，司马相如的“全”、“大”着意于“静态”的话，那么司马迁的“全”、“大”主要意于“动态”（指古今之变及人的活动），同时兼有“静态”（指“八书”的内容）。
第三，现实与浪漫的结合。司马相如的赋，如《子虚》、《上林》，虽说是描绘客观事物，写齐、楚、天子苑囿的广大，游猎阵容的壮观，宫殿楼阁的雄伟，但也极尽夸张之能事：“故上林之馆，奔星与宛虹入轩；从禽之盛，飞廉与鹪鹩俱获。”如：撞千石之钟，立万石之，建翠华之旗，树灵鼍之鼓，奏陶唐氏之舞，听葛天氏之歌；千人唱，万人和；山陵为之震动，川谷为之荡波。
这样的夸张是极有声势的。但古来的赋论家往往以“虚辞滥说”予以斥责，这是不公平的。实际上，相如赋中的夸张，是一种艺术手段，是文学进入自觉时代的表现。再以他的《大人赋》为例，它描写了“大人”（喻天子）嫌“中州”太狭窄、局促，就驾着应龙，乘虚无，漫游天外，他能驱使五帝、含雷、陆离、征伯侨、羡门、岐伯、祝融等神仙为自己效劳，还能“召屏翳，诛风伯，刑雨师”。这篇作品与屈原的《离骚》、《远游》一样，极富浪漫主义色彩。对此，我们只能用文学的浪漫主义手法予以解释，而不能以“虚辞滥说”来否定。赋的创作有它自己的规律。据《西京杂记》载：司马相如为《上林》《子虚》，意思萧散，不复与外事相关。控引天地，错综古今；忽然如睡，焕然而兴，几百日而后成。其友人盛览，尝问以作赋。相如曰：“合纂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揽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
这说明，司马相如创作赋时，不再是纯粹的“实录”，而是“已有意识地运用形象思维进行艺术创作”，“已大胆地跳出了写真人真事的圈子，对无限的时间和空间世界，有目的的进行筛选，进行分析综合，进行再创作。在这里，浪漫主义手法已被广泛地采用了。”所以司马相如赋中的夸张浪漫色彩，并不是什么消极的手法，而是“文学自觉”的一种标志。司马迁的《史记》是一部“实录”作品，但也有浪漫主义特征，对此，拙著《史记与中国文学》中已有详论，不再赘述。但司马相如赋的夸张、浪漫色彩，是一种艺术的虚构，而《史记》的夸张、浪漫主义手法，则要受到历史真实的限制，不是纯虚构的东西，这是两人的区别所在。另外，司马相如的赋和司马迁的《史记》都有讽刺意味。尽管人们常用“劝百讽一”、“曲终而奏雅”来贬斥司马相如的赋，但相如赋毕竟还有讽刺意味，只不过手法委婉曲折罢了。司马迁的《史记》，讽刺意味极强，在某些方面也受到了司马相如讽谏艺术的影响，限于篇幅，不再一一详述了。
总之，从文学发展的角度看，我们可以说，司马相如和司马迁虽然各有千秋，但他们共同昭示着文学自觉时代的到来。
龚克昌先生认为：鲁迅先生曾经说过，魏文帝曹丕的时代，是“文学的自觉时代”。鲁迅先生的根据是曹丕说诗赋不必寓教训，反对当时那些寓训勉于诗赋的见解，也就是近代所说为艺术而艺术。根据鲁迅先生这个标准，或用我们今天所说的所谓自觉地进行艺术创作的标准，我都认为，这个“文学的自觉时代”至少可以再提前三百五十年，即提到汉武帝时代的司马相如身上。这个见解是非常精辟的。笔者在一篇文章中也提到，司马迁作为一位文学批评家，他的许多思想影响到了六朝文艺理论，是六朝新文学理论的先声。因此，我们认为，“文章西汉两司马”，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并称问题，而是他们二人为文学自觉时代的到来做出了重要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