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7月23日，东京湾发生了一起恶性撞船事故，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潜水艇撞上了一艘大型垂钓游览船，导致垂钓游览船上30名乘客死亡。日本媒体和公众对这样的恶性事故历来是十分关注的，不少报社和电视台随后匆匆解散了“利库路特案件特别报道组”，将报道的力量转移到东京湾撞船事件上来。政客们的“策略”眼见就要得逞了。
将媒体和公众注意力再一次拉回到利库路特案件的，正是楢崎弥之助。9月5日下午三点半，楢崎弥之助在国会的在野党俱乐部举行记者招待会，让参会记者没有想到的是，楢崎突然披露了利库路特集团公司总裁办主任松原弥向自己行贿500万日元的事。并称近期将向检察机关举报利库路特公司原董事局主席江副浩正、松原弥和利库路特宇宙公司总裁池田友之涉嫌行贿。
当晚6时，日本电视台在新闻节目中播放了隐蔽摄像头拍摄的松原弥向楢崎弥之助行贿的视频。在视频里，松原弥明确向楢崎弥之助表示“先生如果能帮助我们，我们将一辈子都会感激、回报您”。楢崎弥之助调侃地问“那我值多少钱呢？”松原弥回答，“政治就是需要花钱的，有需要经济支援的地方您尽管开口”，说罢，松原弘拿出一包点心和一个装有500万日元的红包递给楢崎。
很显然，楢崎弥之助事先已经察觉了利库路特公司的行贿意图，与日本电视台记者商量好，在见面地点预装了隐蔽摄像机。作为当时的新兴媒体，电视画面带给日本民众的冲击，超过了报纸。公众的注意力重新回到利库路特案，事件也因此进一步扩大化，成为当时日本政治领域一个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在舆论和反对党的联合施压下，司法机关迅速行动起来。9月8日，东京地检特搜部在接到楢崎弥之助的举报后，立即以涉嫌行贿的罪名逮捕了松原弥，正式拉开了利库路特行贿案的司法调查大幕。10月19日，东京地检特搜部搜查了利库路特集团公司总部，11月，司法机关查实，前期媒体披露的多名高官确曾以本人或秘书的名义购买利库路特“内部股”并获取了不菲的利益。
要说竹下登其实也是一个外表温和、手腕辛辣的政坛实力派。据《朝日新闻》、《读卖新闻》所做的民意测验，竹下登刚上台的时候，其内阁舆论支持率在50%左右，还是比较高的。为缓解政府赤字问题，竹下内阁成立后全力推动国会通过“消费税改革法案”。此前，大平正芳、铃木善幸、中曾根康弘三位首相都曾试图引入消费税，以扩大税源，但均以失败告终。竹下登上台后，将消费税改革作为执政的第一要务，采取小步快走方式，先是分解拆分消费税改革方案，乘反对党不注意在国会通过了一些前期决议，最后再利用自民党在国会的优势，强行通过最后的几条关键决议。竹下登的策略取得了成功，1988年12月24日平安夜，日本国会历经25个小时49分的“漫长”会议，终于正式通过了长期以来饱受争议的《消费税法案》。
面对突如其来的政坛地震，经验丰富的竹下登积极采取“自救”措施，试图挽回局面。副总理、大藏相宫泽喜一被卷入利库路特丑闻并于1988年12月9日辞职后，竹下登12月27日宣布重组内阁，并打出了推进“政治改革”，建设廉洁政府的旗号，试图重新赢得日本国民的信任。
然而，12月28日，媒体就披露，新内阁中负责司法事务的法务大臣长谷川峻虽然在27日下午的新内阁媒体见面会上夸口与利库路特案件没有任何牵连，实际上却从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长期接受利库路特公司的政治献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骗子。长谷川峻不得不于12月30日辞职，实际任期仅3天，创下了日本二战后“最短命”内阁成员的记录，此记录至今没有人打破。1989年1月24日，新内阁中的经济企划厅长官原田宪也因被媒体查出曾长期收受利库路特公司政治献金而被迫辞职。不到一个月时间，竹下新内阁中就有两位重要官员因与利库路特公司存在“特殊”关系而不得不辞职，导致其威信和号召力大打折扣，支持率一路猛跌。1989年3月的民意测验显示其支持率只有12.6%，不支持率则达到了81.9%，这又是一个历史新低。锲而不舍追寻真相的媒体，最终使竹下登的种种努力破局。
不但如此，媒体的火力也逐渐转向了竹下登本人——千挑万选出来的阁员与利库路特关系密切，竹下登首相本人与利库路特会不会也关系“亲密”呢？1989年3月31日，《朝日新闻》刊出了一篇题为《利库路特公司购买竹下政治后援会2000万元宴会券》的报道，根据这篇报道，就在竹下登出马竞选自民党总裁之前的1987年5月21日，其支持者们在东京王子饭店举办了一个名为“鼓励自民党干事长竹下登晚会”的宴会，宴会门票高达3万日元一张，共售出６万多张，总销售额达21亿日元，但实际出席人数仅1.3万人。按照日本法律规定，只要宴会券价格在合理范围内，购买张数也是以出席为前提的恰当数目，就是正常的购票款，否则应视为“政治捐款”。利库路特公司一下就购买了700张竹下登宴会券，耗资达2000万日元，显然属于“大量购买多到不可能有那么多人实际出席”的情形，应该看做是“政治捐款”并遵守《政治资金规正法》的有关规定。1987年5月利库路特公司的注册资本为16.2亿日元，按《政治资金规正法》的要求，其一年对政党、政治资金团体和政治家的捐款上限为1500万日元。这样一来，竹下登就涉嫌收受了不合法的政治献金。
1989年4月5日，日本《每日新闻》又发表了一篇题为《利库路特还曾购买竹下政治后援会3000万日元宴会券》的报道。原来，1987年５月，竹下登的后援组织在岩手县盛冈市举行宴会时，利库路特公司又出资3000万日元购买宴会券。宴会结束后的第二天，竹下在利库路特公司经营的球场与支持者打了一场高尔夫球友谊赛，随后乘坐利库路特公司的直升飞机飞回东京，他往返盛冈的费用都由利库路特公司负担。
4月7日，日本时事通讯社在题为《又发现新的事实》的深度报道中披露，利库路特公司还曾向竹下登提供过2500万日元的借款。当天下午，日本四大在野党举行两年多来的首次首脑会谈。会议一致认为“现在时局是战后政治史上未曾有过的重要时刻”，明确将“倒阁”作为国会斗争的目标。
形势急转直下，依然不甘心放弃首相位置的竹下登无奈，只得放手一搏。4月11日，他以“推动政治改革，首相责无旁贷”的名义，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发表演讲，公开了自己1985—1988年接受利库路特及其关联公司政治献金的具体明细。根据这份明细，竹下登三年间共接受来自利库路特集团的政治献金1.51亿日元。讲演中，竹下登明确表示“确信今后不可能再出现关于我与利库路特公司存在金钱往来的新闻了”，言下之意是已经拿出了最大诚意，公布了与利库路特公司在经济方面的所有往来情况，希望媒体和政治对手们“翻篇”，不要再纠缠着利案不放了。作为内阁总理大臣，竹下登如此开诚布公地向公众说明自己的“财源”明细还是很大胆的。如果真的如他所言，已经拿出了最大诚意，决心从此全方位接受公众和媒体的监督，日本民众是不是能原谅他，还真的难说。可惜，竹下登的“翻篇论”还是说得太早、太满了。4月22日，《朝日新闻》披露，竹下首相并没有在国会演讲中公布自己与利库路特公司的全部经济往来，他的秘书青木伊平曾向利库路特借款5000万日元（媒体披露时已经返还）的事情就没有提。竹下登刚在国会演讲中夸口已经报告了所有与利库路特的金钱往来细目，不会再有相关“事件”出来了，言犹在耳之际就被媒体发现了这个重大疏漏，面对国民和媒体的诘问，竹下登“无言以对”。本来借钱算不了什么大问题，何况还已经还了。但竹下登作为政治家缺乏诚信的“坏印象”却进一步深入人心，其内阁的支持率也跌落到3.9%，不支持率则达到了87.6%，可以说执政的合法性已经完全丧失了。4月25日，竹下登正式宣布辞职。第二天一早，他的秘书、曾经的政坛风云人物——青木伊平在家中自缢身亡。
从《朝日新闻》横滨分社的调查开始，到日本电视台偷录行贿视频形成舆论冲击波，最后媒体集体发力，穷追猛打迫使首相下台，说舆论监督在利库路特案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不为过吧。
五、买卖“内部股”不构成受贿吗
1988年6月利库路特行贿案被媒体曝光，1989年5月司法调查基本结束。近一年时间里日本检察当局传讯了3800多人次，搜查了80余处，查明有7000余人卷入利案，其中包括40多名国会议员。原官房长官滕波孝生、原文部省事务次官高石邦男、原劳动省事务次官加藤孝以及利库路特公司高管江副浩正、松原弥、小野敏广等人均获刑。川崎市原副市长小松秀熙本人反而逃过一劫，在舆论已经平息的1989年6月2日，检方决定，由于诉讼时效的关系不再追究其刑责。利库路特案虽然不像洛克希德案那样涉及众多复杂的法律和事实争议，但时至今日，仍然有人为这些买了利库路特宇宙公司“内部股”而被判有罪的人鸣冤叫屈。其理由不外乎有以下两条：
1.公司上市后股价上涨虽是常态，但亦有跌破发行价的“破发”可能性，因此无论是政治家还是普通市民，购买“内部股”都是一种“正常”的个人投资行为。
2.如果利库路特公司真的有行贿意图，则必然会明知不合法而偷偷摸摸进行，不可能像利库路特事件中这样公开地进行，甚至还向媒体记者提供名单。
但如果我们仔细深入地分析案情，就会发现这样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
关于辩方理由第一点，买“内部股”也有上市后跌破发行价的问题。在一个相对成熟理性的资本市场，这样的说法或许有道理。但受日元升值等因素的刺激，当时日本的资本市场根本就不存在新股“破发”的风险。实际上，从1972年至1990年的19年间，日本股市有15年处于上升状态，其中，升幅超过20%的年份有6年。升幅最大的年份是1972年，日经指数劲升了91.91%。利库路特宇宙公司上市后的1986年，日经指数涨了42.61%！在这样一种市场环境中，购买“内部股”是不存在什么市场风险的。日本检察机关的调查就表明，原文部省事务次官（教育部副部长）“高石邦男”在接到邀约后专门“请教”证券公司的“投资顾问”，对方明确告诉他利库路特公司的股票是“优良股票”，言外之意不会有什么风险，他才大胆出手“捞”一票的。
另外，“内部股”并未在市场上公开交易，普通市场主体根本不可能获得购买“内部股”的机会，只有那些高官显贵才能通过“一对一”的私下渠道获取购买“邀约”，这又怎么可能是普通市场的个人投资行为呢？
关于辩方理由第二点，以公开进行为借口否认这其中存在猫腻，其实是更不成立的。少数官员大操大办婚丧嫁娶借以聚敛钱财，哪个不是公开进行的？难道这样就不违法？实际上，凡是从利库路特拿到购买“内部股”好处的官员和大企业高管等，都是“帮助”过利库路特的。这一点后面会详细说明。
六、江副浩正：从“天才”到“魔鬼”
在讨论行贿受贿案件时，人们往往更多关注受贿者，而忽略了那些行贿者。在前面的三个案例中，我也没有太多讨论行贿一方。但这个江副浩正却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例外。1988年江副浩正因丑闻被迫辞职，时年52岁。1989年2月13日江副浩正被逮捕，迎接他的是一个漫长的司法审判：光一审就审了13年多。直到2003年3月，判决书才下来。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判决书一下来，江副浩正就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海鸥飞翔的日子》，对利库路特案和自己的前半生进行回顾，还专门交给当年率先发难揭露利库路特案的朝日新闻出版社来出版，显得个性十足。
应该说，在企业经营前期，江副浩正独辟蹊径、锐意创新、大胆引进新的管理理念和方式，是一个非常值得尊敬的管理“天才”。但在企业经营后期，他把与政府官员、原国企高官建立“特殊朋友关系”作为获取企业“竞争优势”的诀窍，最终锒铛入狱，成为日本“官商勾结”、“不法商人”的标志性人物。研究江副浩正的经验与教训，对于处于转型期的中国企业经营者而言，也是非常有借鉴意义的。
1936年（昭和11年）六月，江副浩正出生于大阪市天王寺区的一个普通人家，小时候家庭不幸福，作为中学教师的父亲非常“花心”，在江副出生前与一个舞女有染，其母不忿，在他一岁时离家出走，从此再没有回来。父亲后来又给他找过两个“后妈”，江副的童年可想而知。由于缺乏细心的照料，小浩正的身体一直不好，在幼儿园就因为肠胃病住过两个月的医院。父亲的三个女人都有生养，家里面人口越来越多，本就不富裕的家庭显得更加捉襟见肘，最惨的时候7口人住在一个10坪的小房子里面，连买米的钱都不够。江副浩正是吃不饱穿不暖，上小学时每次体育课的百米赛跑他总是班级倒数第一，还被诊断出患有严重的营养不良。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因为担心受战火波及，小浩正被父亲送回老家佐贺县，与祖父一起生活。转学后，因从城市来的他带有严重的大阪“口音”，江副浩正与同学交谈很少，几乎没什么朋友，性格变得更加孤僻和沉默，不善于与人交往。但就是这样，天资聪颖的江副浩正小学毕业时，还是考上了日本关西地区有名的私立中学“甲南中学”——因为小升初考试成绩优异，他还在毕业典礼上作为学生代表发言。
进入甲南中学后，江副浩正的阅读面大大扩展，在学校开设的“社会科”课程中，他开始接触英国著名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思想，《国富论》中关于“每个人‘只想得到自己的利益’，但是又好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牵着去实现一种他根本无意要实现的目的……他们促进社会的利益，其效果往往比他们真正想要实现的还要好”的论述令江副浩正感到非常新奇。那个年代的日本，社会的主题就是备战、打仗，整个经济社会都处在政府管制和皇权神圣的严密控制之下，思想领域“强调为集体为大家牺牲自我”的观点占据主流。然而，在一个结构复杂、人人似乎都不那么关心自己的家庭中长大的江副浩正却对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活在现在和当下（here and now）”这样的实用主义成为江副浩正的人生信条，也成为他做大做强企业，但却最后身败名裂的重要原因之一。
1955年，江副浩正所在的班级有6人考入日本最负盛誉的东京大学，江副浩正也是其中一员，他当时考取的是教育学部。前面（洛克希德案）提到过，那个年代的日本东京大学，说是一片红色的海洋一点儿也不为过，形形色色的共产主义外围组织成为学生社团的主力军。然而，在这样的一种氛围中，江副浩正却成为了一个“不关心政治”的特立独行者，依然故我地坚持对亚当·斯密学说的信仰。
有意思的是，家境并不富裕的江副浩正还将中国《周易·系辞下》中的那句“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当成了座右铭，我想，江副浩正之所以会选中这句话，既表达出他希望通过努力改变自身命运的强烈愿望，又暗含了提醒自己要灵活“变通”的意思吧。
由于家庭条件并不优越，大学二年级江副就开始寻找课余兼职。学校里面的一则招聘启事引起了他的注意——东京大学学报正在招聘编辑人员和市场营销推广人员，当听说编辑的月薪固定就是3000日元，而市场营销推广部干得好能拿到1万日元月薪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面试的时候，90%的应聘者都挤在编辑部门前，江副浩正却轻松地从不多的竞争者中胜出，成功赢得了市场营销部的工作岗位。
大学学报的市场营销推广说白了就是拉广告。由于受众单一，且多数是没钱的穷学生，东京大学虽然是日本当之无愧的一流名校，但其学报的发行量和覆盖面有限，广告收入自然也是捉襟见肘。刚开始，江副浩正跑遍了学校附近的电影院、小茶馆和书店，想了不少办法，却和其他人一样没有能够打开局面。
“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就在江副一筹莫展时，经济学部贴出了“丸红饭田”公司东京分社将于近日召开招聘说明会的告示，不经意间看到这则告示的江副脑海中闪过一个念头，这不就是大学学报最好的广告投放者吗？果不其然，丸红饭田公司东京分社接待他的人事部门经理非常热情，爽快地答应花钱购买东京大学学报的版面，刊登一个关于本公司人才招聘会的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