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现在的明仁天皇是1989年继位的，他千挑万选了“平成”作为自己的年号，本意是表达希望“国内外、天地间达成和平”的美好祝愿。没想到，平成元年的日本不但不和平，反而风暴不停：自民党在国会强推消费税改革导致民怨沸腾，东京湾发生沉船事件死伤惨重，等等。不过，最让日本国民吃惊的还有1988年6月发端的利库路特公司行贿案的调查范围不断扩大，最终将除了日本共产党以外的所有日本执政党、在野党全部席卷进来，经济界和金融界的许多重要人物也深陷其中，成为一个极大动摇日本民众对政府和政治家信心的重要历史事件。这似乎也预示着，“平成”之年难“承平”，日本国运开始步入下行区间，难以重复19世纪70、80年代的繁荣和辉煌。
一、“要命”的容积率
房价是近年来中国老百姓热议的焦点问题。凡是对房子感兴趣的朋友应该都对容积率这个词并不陌生。所谓容积率，是指一个建筑项目的总建筑面积与用地面积的比率。对于开发商来说，容积率越大越好，容积率大则地价成本在房屋建设成本中占的比例就低，同样的面积就能盖更高更密的楼卖更多的钱——这是因为地价成本是固定的，房屋的售价与容积率虽绝对负相关，但在供不应求的市场条件下受影响的幅度并不大。所以，容积率的高低，对于房地产开发商来说，就是决定其赚多赚少的“要命”的关键性指标。
自然地，掌握决定和修改容积率权力的规划部门也随着房地产市场的“勃兴”，由人们传统印象中的“冷衙门”变成了一个“热门部门”。利用调整容积率收受贿赂的案例屡屡见诸报端，从海口规划局腐败窝案，到重庆市规划局原局长蒋勇按每平方米100—300元不等的收费，“经营”容积率生意最终导致官员落马的案件，几乎在全国所有省区市都或大或小地出现过。
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也面临类似的问题。1985年广场协议之后，日元大幅度升值，日本出口产业受到严重影响。为抵消出口下降对经济产生的不利影响，日本政府便通过降低利率、扩张性金融政策等措施来维持国内经济景气。从1986年1月到1987年2月的一年多时间里，日本银行5次下调商业银行的再贴现率，将其从原有的5%调至2.5%，日本的货币供应量也随之大幅度增加。加上此时日本政府为降低赤字采取了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因此增加的货币供应量全部流向民间投资市场。
通常而言，在扩大内需的同时降低利率、增加货币供应量容易引起一般性的物价普涨，甚至是大规模的通货膨胀。但日元的大幅升值造成进口产品价格降低，对国内物价形成了一个下降的压力，与日本国内货币供应量增加对物价的抬升作用相互抵消，一般物价呈长期稳定状态。这使得国内剩余资金大量投入股市及房地产等非生产工具上，房价和股市“比翼双飞”，成为日本社会80年代中期人人关注的焦点。日本股市强势上涨，1986年即“广场协议”达成后的第一年，日经指数劲升了42.61%，随后一直延续着涨升态势。到1989年年底，日经指数平均股价创下了38957.44点的历史记录。
在股市飞涨的同时，日本房地产的价格也是扶摇直上。1988年至1990年的3年时间内，大阪、名古屋的住宅地价分别暴涨了2.2倍和1.6倍。最高峰的1989年，东京23个区任何一个区的地价总额都超过了全美国的地价总额。日本人当年炒地皮、买卖房地产的疯狂，比之今天的中国各种各样的“炒房团”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就在这样的大背景下，1985年4月，日本国内的利库路特公司下属的“利库路特宇宙”公司，决定要在川崎市的川崎地铁站前的黄金地段修建一栋大楼，申请报批时确定的容积率是3.在这样寸土寸金的地方，如果能够提高容积率，其直接经济效益是不言自明的。为此，时任川崎市企画调整局（相当于我们的规划局）局长的小松秀熙就成为利库路特公司的重点公关目标。果然，一个多月后，川崎市政当局决定将此地块规划成“特定街区”，一举将其容积率上限提高到7，利库路特公司也得以建了一栋20层高的商用楼。
为感谢小松秀熙的“关照”，利库路特宇宙公司卖给了他三万股“内部股”，价格是1200日元每股。为最大限度给小松提供“方便”，利库路特集团公司还安排财务子公司借给小松一笔钱，让他可以不用自掏腰包就能轻松“吃”下这么多的股票。待利库路特宇宙公司上市后，这些内部原始股的价格大涨，小松秀熙不久便以每股超过5000日元的价格卖出，共获利1.2亿日元（相当于人民币1000万左右）。
1988年，川崎市所属的神奈川县警方发现相关线索后，对此事展开了调查。1988年6月，《朝日新闻》横滨分社的记者在“社会版”的独家报道中披露了这个“不大不小”的负面新闻。说大，因为当时小松秀熙已经是川崎市排名第一的副市长，也算是日本地方政府的一个高官；说小，这毕竟只是涉及地方政府副职的丑闻。谁也不可能想到，此事会演变成一场严重损伤自民党执政根基的政坛大风暴。
二、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朝日新闻》
二战后日本政坛四大腐败案件中，媒体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可以说是越来越重要。在前述洛克希德案中已小试牛刀的媒体在利库路特案中曾几次发力，对于案件的查处、发展以及责任追究到位都起了关键性的作用。第一次发力的是日本《朝日新闻》的记者。可以说，如果不是《朝日新闻》横滨分社记者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锲而不舍”，利库路特案很可能就会悄无声息地沉入历史的深渊。
经常读报纸的同志应该知道，社会版上面不时会报道一些稀奇古怪的治安案件，也算是社会众生百态的一个集中缩影吧。日本报纸的记者也不例外，他们也对案件有兴趣，很注意从各地的警察局收集发现报道素材。1988年4月，神奈川警察局搜查二课启动对川崎市副市长小松秀熙涉嫌受贿的调查后不久，《朝日新闻》横滨分社和其他报社围着警方转的记者们很快就都知道了这个消息。然而，5月份，警方对小松秀熙的调查却中止了。这是因为根据日本的法律规定，行贿罪的追诉时效是3年，利库路特公司的行贿行为发生在1985年中旬。行贿受贿案件由于当事人往往是一对一的缘故，调查难度非常大，本案又即将超过追诉时效，神奈川警方基于司法效率方面的考虑，觉得不值得再投入人力和物力，因而中止了调查。
其他报纸的记者获知此消息后，都觉得既然警方都放弃了，再花大力气跟踪报道此案已经没有意义了。然而，作为一名富有新闻敏感性的老牌记者，《朝日新闻》横滨编辑部主任山本博却不这么认为。时隔多年之后，山本博在解释为什么对此案“咬住青山不放松”时解释，自己认为，不论警方是否追究，该案都存在三个重要的新闻点：
1.时任川崎市长伊藤三郎是打着革新派的旗号当选的。革新日本政治，首要的当然就是打造一个和以前不一样的廉洁、没有内幕交易的政府。然而，其任命的排名第一的副市长（日文：首席助役）却被卷入这样的腐败丑闻，不是很讽刺吗？
2.利库路特是一个当时在日本国内很知名的新兴企业，其管理者江副浩正非常受媒体和大众关注。
3.日本股市、楼市当时是火的不得了，人人议论炒股成为时尚。与普通的行贿受贿案不同的是，此案“送”的不是现金和贵重物品，而是“原始股”，这一定会引发日本国民特别是股民极大的兴趣。
总之，经过内部讨论后，《朝日新闻》横滨分社决定，无论警方是否将中止对小松秀熙受贿案的刑事调查，都要顶住来自神奈川警方和检方的压力，本着记者的社会责任感，将此事披露出来，使公众了解这背后的“猫腻”。
三、失败的危机公关
就在《朝日新闻》横滨分社的各位记者下定决心，为找出小松秀熙副市长确曾从利库路特子公司“借”钱购买其“内部股”，待上市后出售获取巨额盈利的确切证据而四处奔走调查，却苦于没有太大进展的时候，1988年6月14日上午9时左右，一位神秘人物的电话打到了报社。“请问，你们是不是在调查川崎市副市长的案件？”当记者给予肯定答复后，电话那头又表示“有一些材料想给你们看看。”记者与对方约定，在地铁横滨站西出口前的小茶馆见面。
见面后，此人从一个信封中取出一份名单出示给记者，让《朝日新闻》的记者大喜过望的是，那竟然是利库路特宇宙公司1982年12月向政界、经济界要人“出售”“内部股”的详细清单。根据这份清单，利库路特集团公司共向100位“要人”提供了购买下属利库路特宇宙公司“内部股”的“邀约”，有76人欣然接受，其中又有46人是和小松秀熙一样向利库路特公司下属财务公司“借”钱买入的“内部股”。这里面就包括了川崎市副市长小松秀熙，原文部大臣森喜朗、众议院议员浜田卓二、伊吹文明等政界要员以及“日经新闻”社社长森田康等媒体界大佬。对于当时正在寻找有力证据的记者来说，这份名单无异于天上掉“馅饼”。掌握确凿的猛料后，《朝日新闻》连续推出一系列重磅文章。
四天后的6月18日，那篇绝对可以载入日本新闻史史册的独家报道——《副市长私买关联公司内部股，上市后折现获利一亿日元》“闪亮”登场。由于该报道只涉及地方一个市副市长的腐败丑闻，当时并未引起公众和其他媒体过多的注意。6月25日，《朝日新闻》继续爆料，原文部省大臣森喜朗也与川崎市副市长小松秀熙一样，从利库路特财务公司借钱，买了利库路特宇宙公司3万股“内部股”，公司上市后卖出股票获利超过1亿日元。6月30日，《朝日新闻》又披露了自民党政调会长渡边美智雄、原农林水产大臣加藤六月、原防卫厅长官加藤紘一以及民社党委员长塚本三郎等政界要员，均以本人或者家属、秘书的名义购入利库路特公司大量“内部股”，并在利库路特公司上市后第二天一齐卖出，各自获利数千万日元的“内幕”。
1988年7月6日，《朝日新闻》再次推出文章，将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副总理、大藏省大臣宫泽喜一，自民党总干事长安倍晋太郎三人都曾以秘书名义购入利库路特宇宙公司“内部股”，上市后旋即卖出获巨额利益的事实公诸天下。其中，中曾根买了2.9万股，获利1.36亿日元；安倍买了1.7万股，获利8800万日元；宫泽买了1万股，获利5200万日元。这三位重量级人物的秘书们用来买利库路特宇宙公司内部股的钱，无一例外，全是利库路特集团下属的财务公司“借”给他们的。
《朝日新闻》7月6日的这篇报道还第一次把矛头指向了时任首相竹下登。记者的调查表明，从1958年起就担任竹下登秘书达30年之久的青木伊平曾购入利库路特宇宙公司1.2万股“内部股”，并在该公司上市后马上以5300万日元的价格卖出，获利颇丰。作为一个近乎公开的秘密，当时日本政经界要人都知道，青木伊平是竹下登非常信任的“身边人”。1987年10月20日竹下登当选首相后不久，他以“避嫌”为名辞去了“首相辅佐官”的官职，退身幕后，专心为竹下登打理“政治小金库”，是竹下政权“有效”运转的核心人物之一。
对高层人士这种“空手套白狼”，“一夜暴富”的行为，那些一滴汗水一分收获，每天辛辛苦苦挤地铁上下班，朝九晚九，甚至加班加到“过劳死”的普通日本老百姓，怎么可能不感到愤怒呢？
一份“不该”泄露的“核心名单”，就这样“引导”着《朝日新闻》那些无所畏惧的记者们将一个地方性的政坛丑闻“发展”成为一场波及全日本的政坛“大地震”。7月6日当天，丑闻的核心人物，利库路特集团公司“会长”江副浩正辞去了公司“一把手”职务，并为自己的行为通过媒体向公众致歉。
那么，这个向媒体记者提供如此关键性信息的“深喉”到底是谁？《朝日新闻》横滨分社的记者在其撰写的回忆录《为调查利库路特受贿案而激情燃烧的121天》中，出于记者保护信息源，保护“深喉”的职业操守并没有披露这个人的姓名。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多年后人们得知，这个透露信息的人不是所谓的公司内部反对派，反而是利库路特集团公司“一把手”江副浩正的亲信——具体负责向政经界要人“出售”“内部股”的集团公司秘书室室长小野敏广，小野敏广本人在事态扩大后也因涉嫌行贿被警方逮捕。
为什么小野敏广会做这样“蠢”的事呢？他事后在解释理由时表示“利库路特集团公司当时并不认为向政经界有力人士出售‘内部股’是见不得人、让人内心有愧的事情”。在笔者看来，恐怕小野敏广这么做还是因为侥幸心理严重，以为“法不责众”，让记者看看有多少“牛人”都买了这些“内部股”，吓唬吓唬他们，让他们“知难而退”，放小松秀熙一马。退一步看，即使小野敏广这么做真的是如他所说的那样，觉得提供机会给政经界要人“空手套白狼”的发财机会没什么大不了，既合理又合法，可以理直气壮地告诉媒体记者。那也只能说他过分脱离社情民意，根本不了解或者不在乎社会上那些每天靠辛苦工作赚钱的普通百姓心中的“是非”观念是什么样的。
一般来说，失败的危机公关通常都会上演“连续剧”，这一次也不例外。《朝日新闻》7月6日的报道将当时的执政团队核心人物都牵涉进来，日本国内的报纸、电视台因而对此事进行了连篇累牍的报道。
然而，当时日本法律对官员购买拟上市公司“内部股”的行为并没有明确的禁止性规定，司法机关在《朝日新闻》的报道出来后，也没有启动相关调查程序。很多在报道中被披露出来的政界要人面对舆论的一片谴责之声，依然十分“嘴硬”，拒不承认购买利库路特宇宙公司的“内部股”有什么不对。例如，第一批被曝光的安倍晋太郎7月6日当天就回应表示，“即使政治家也拥有买卖股票的自由！为什么会遭到大家的非难和指责呢？”自民党政调会长渡边美智雄7月7日公开回应表示“这样的事情，是包括利库路特在内的所有公司在上市前都会做的。就是单纯的商业买卖行为，与善恶道德什么的没有关系”。相比而言，宫泽喜一稍微要“谦虚”一点，他7月15日解释称，自己的秘书是应朋友的请求，才同意其借用自己的名义购买的利库路特公司“内部股”，作为市场监管部门官员，自己向国民表示歉意。总之，虽然舆情汹汹，但当时几乎所有涉案的政界要人都决定，咬紧牙关“硬挺”过去。
就在这样敏感的关键时刻，利库路特公司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反对党“社民连”以“爆料”敢言著称的国会议员楢崎弥之助。按照日本法律，作为国会议员，楢崎弥之助有权对选民关注的事件进行“议员调查”。但当时楢崎弥之助并没有发现太多的证据和问题。利库路特总裁办主任松原弥却于1988年8月4日、8月25日、9月3日三次造访楢崎（前两次未成功），向其“行贿”500万日元现金，试图“换取”其对此问题的沉默。
应该说，这又是一个明显的昏招。其实，楢崎弥之助并没有掌握太多实际的证据，只是作为一个国会议员为了维护自身形象、赢得选民的口碑而进行的例行性“调查”。
曾接待过楢崎的一名利库路特资深员工20年后在接受采访时就表示，很难理解松原弥为什么这么做。因为楢崎虽然来势汹汹，但他显然是一个金融领域的门外汉，去公司调查的时候问的问题都不在点上，向他解释他也跟听天书一样完全没概念。毕竟，借钱给那些政治家让他们买“内部股”，上市后再大赚一笔的行为在法律上是否构成犯罪还是有争议的。而直接送现金给国会议员，则是不折不扣、毫无争议的“行贿”行为，用一个风险更大的行为去“危机公关”一个风险相对小的行为，不是昏招又是什么呢？还是送礼送惯了，对金钱的魔力过分自信，以为这一招可以百试不爽的心理定势在作怪吧。中国不也有这样的例子吗？某官员听说纪委在调查自己，于是就向手底下的马仔索要钱财，打算给纪委干部“送礼”，结果病急乱投医被了解他心理的骗子冒充纪委干部给骗了，反而因此为自己增加了一个索贿的加重情节，受贿金额也平白多了一大笔。
四、媒体穷追猛打，竹下登被迫辞职
政治家们的集体“硬扛”不是没有道理的，他们知道，公众和媒体虽然易于愤怒，但也易于遗忘。而面对如此之多的高官要人，司法部门必然会异常慎重，没有绝对过硬的证据和理由，谁也不敢去碰这么个烫手的山芋。在没有新的新闻点出现的情况下，此事或许就会慢慢平息，他们也就能平安过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