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广东制造说起
如果你从广州坐车去东莞或深圳，就会发现，一路上都是大片的工业园，连接两个城镇的并不是农田，而是各种各样的厂房、办公楼和居民楼。珠三角的工业化已经深入到各个乡村，顺德的建材、虎门的服装、狮岭的箱包，这些采购中心的产品国际闻名，而东莞，佛山，中山等城市也早已成为世界性的制造业之都。在国际上，广东制造代表着最好的中国制造。
浙江制造一直是广东制造最为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但与广东企业不同的是，浙江企业总是急于拿到货款，而对产品的质量并不十分尽心，这使得广东制造相较于浙江制造有着显著的竞争优势。以电子产品为例，戴尔公司的主要生产基地位于浙江省宁波市，TCL公司的主要生产基地则位于广东省深圳市，我们很轻易就可以发现后者的产品质量要明显优于前者。
造成这种产品质量的差异，与两地企业的经营理念是完全分不开的。浙江企业主普遍认为，企业经营的目的是为了赚取利润，如果他们发现其他行业比自己正在从事的行业更有利可图，那么他们便会迅速抛弃以从事的行业，转而投资利润更为可观的行业。其典型代表便是网易公司总裁丁磊，依靠邮箱起家的丁磊在游戏的获利能力更强之后，便将公司的精力主要用于游戏。而广东企业家则不同，他们如果投资一个行业，往往就会在这个行业里坚持到底，把它当成一生的生计，甚至子承父业，代代相传，不管亏损还是盈利，他们都会对自己的企业不离不弃。这种良好的企业精神促使企业主对自己的产品质量非常负责，对企业的声誉也谨慎对待，并使得广东制造的产品质量在全国遥遥领先，并在国际上产生了巨大影响力。当然，这种企业精神对区域经济的发展也有着一定的负面影响，这种对企业产品不离不弃的精神使得企业家不愿寻求改变。近两年来，在东部沿海城市纷纷寻求产业结构转型的浪潮中，已经在传统行业轻车熟路的广东企业的反应则相对落后，服装，箱包等依然是珠三角的支柱产业。而利益至上的浙江企业很容易放弃旧有产业，迅速将资金转移到新产业上来。
当然，除了广东企业家的精神之外，这里发展制造业还有最为关键的优势，对民营企业而言，广东有着全国最为宽松的政策环境，这使得广东一个镇的经济实力甚至远远超过其他省份中一个城区的经济实力，比如后街、虎门、小榄、新塘等镇。2011年，中山市小榄镇生产总值为202.4亿元，而同年江西九江、赣州等城市仅为它的6倍。
尽管如此，但不能不承认，即便是代表中国制造最高标准的广东制造，其商品质量仍与世界大部分国家有较大差距。南海的汽配产业远近闻名，它同时而是我国最大和最集中的汽配产品生产基地，但它的产品质量仍然无法与泰国制造相提并论。而在机械制造业方面，中国制造与世界的差距更加可明显。德国的机械有着世界公认的最高质量标准，人们常常说，就算德国报废的机械也比日本机械的产品性能好，这足以见得德国制造业的精益求精。反观我国的的行业状况，以挖掘机为例，我国最高质量标准的挖掘机可用10～20年，而德国制造的挖掘机几乎不存在使用期限。
造成这种质量差异的原因，似乎与企业主对企业的态度有着直接的关系。德国、日本等国家的企业主真心对自己的企业负责，关心企业的声誉，在乎企业的长远发展，而中国的企业家往往太急功近利，这使得他们不愿以质量求发展，似乎总是抱着一种得过且过，有一单做一单的侥幸心理。这使得国外采购商与中国制造商在进行交易时通常遇到这样一种尴尬的状况。以本人从事的机械配件为例，许多生产商的产品质量往往达不到客户的要求，但客户愿意原谅生产商的这次失误，只要提高产品质量，使其真正满足客户的需求，那么双方便可以继续合作下去。然而，生产商只是口头答应，待到交货时质量仍未达到标准，这不仅让客户火冒三丈，而且中国出口商便就此失去一个客户。遗憾的是，出口企业似乎并不为失去一个客户而感到遗憾，他们总是因为质量问题不断失去客户，而他们似乎也认为全球市场太过庞大，似乎不必在乎一两个客户。这种奇怪的心理使得公司很难积累长期合作的客户，业务开展非常艰难。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我们几乎不假思索地归咎于企业主对客户责任感的缺失。但事实上，企业主的这种心理却由企业成长的环境决定。企业若想提高自己的产品质量，就必须重新购买高标准的生产设备，然而，设备的资金投入太过庞大，在短期内企业主往往不能收回成本，企业主对未来又普遍缺乏信心和安全感。中国的企业想要合法地生存下去必然要向政府缴纳庞大的公关费用，不少企业因为对政府人员的招待不周而被勒令停产整顿，这给企业造成巨大的损失。除此之外，国进民退的浪潮使得企业主对自己的未来有着极大的不安全感，他们时刻担心自己的企业被国企吞并，而这种收购一旦发生，那么企业主之前的巨大投入便血本无归。而且，这种灾难是不可预料和无法控制的，这种危机意识使得中国的企业主对自己的企业总是不那么尽心竭力，甚至“缺乏可持续发展的长远眼光”。另一方面，一旦企业做大做强，招致自身被国企吞并的可能性也更大，这种顾虑使得企业主甚至故意放慢企业的发展。同时，通货膨胀对企业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这两年来，中国物价有着惊人的上涨速度，一旦中国的通胀率超过企业的利润率，那么企业不但不能盈利，还将亏损。同时，在汇率不变的情况下，物价的上涨会造成出口单价的上涨，而中国制造已经逐渐在世界市场上失去价格优势，阿迪达斯等知名企业纷纷关闭在华工厂足以说明中国制造正逐步处于竞争劣势。如果出口产品的成本上涨10%，印度、越南等很可能彻底取代中国制造。对未来的种种担忧使得企业主不敢有长远战略，企业只能走一步看一步，这便形式了上文所说的中国企业主的急功近利心理。事实上，在这种环境下，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责怪我国民营企业主的企业精神。
当然，除了产品质量之外，中国制造与世界最大的差距还是科技研发能力，汽配、机械产业是如此，在电子产业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深圳的华强北一度是深圳人的骄傲，一提到这个名字，人们就想到了财富金字塔的顶端，事实上，也确实如此，这里繁华而忙碌，似乎商机无限。深圳作为中国最大的电子市场，这里吸引了全球电子巨头的在华研发总部。TCL，三星、创维、康佳、联想、中兴等国际国内知名的企业都汇聚在此。中国的山寨手机、相机、电脑等产品更是风靡非洲，中东等落后地区。但你可能想不到的是，直到今天为止，中国人甚至都造不出一片IC，我国的IC市场几乎被韩国三星和日本三洋垄断。而国产电脑、手机、电视等电子产品的主要部件几乎全部来自于日本、韩国、德国等国家，电视机中的显像管多为日本制造，汽车发动机也多为三菱公司的产品，而机械制造的生产设备几乎全部从德国进口。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不得不归功于中国强大的山寨精神。对此，三星等厂家恨得咬牙切齿，中国山寨货不但抢占了本国市场，甚至连非洲、中东等市场也抢占，中国人却拿着价格相对低廉的水货并表现得颇为沾沾自喜，同样的产品功能，我们只需一半的价格就可以买到。但我们在享受山寨货的优惠价格时，却也将我国最具竞争力的创新能力彻底扼杀在摇篮里。当自己的研发成果可以被随意剽窃时，企业主便没有任何动力出高薪请一位技术研发人员，因为这种研发投入并不能为他带来期望的利润收益。于是，在这种山寨之风盛行的环境下，中国的企业在国际上普遍缺乏研发竞争力，这就意味着，在这种经济发展模式下，我们只能永远被动地走在市场的后面，而不能引导市场潮流。也就是说，我们永远抓不住有着较高利润回报的最新商机。对消费者来说，我们看似占了很大的便宜，但事实上，我们却丧失了更大的机会成本。因为，当整个市场都在鼓励创新时，我们虽然暂时要付出更大的代价，但一旦我国的技术人员掌握这种核心技术，IC、发动机等对我们来说仍是高科技产品的商品便不再依赖进口，由本国生产制造之后的价格一定会有大幅下跌，这种零件的价格下跌必然导致成品的价格下跌。那时，我们甚至只需要付出比山寨货更低的价格便可以买到质量更好的商品。
想要提高我国商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首先要在产品质量和科技研发能力上有所提高，而要做到这一点，并不是靠提高企业家的企业精神能实现的，正如上文所分析的那样，在周围环境鼓励作弊的情况下，想要培养一个企业的创新精神是很难的，在周围环境不能给企业生存发展以安全感的时候，想要促使一个企业做高投入生产高质量的产品也是很难实现的。而如果企业生存的环境良好，企业家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努力掌控企业的未来，那么，在优胜劣汰的市场经济机制下，激烈的竞争会促使企业不断实现产品的改良，那么，商品质量和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便成为一个自然发生的事实。
所以，政府的首要任务便是构建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给企业以必要的安全感和信心，这样企业才能专心生产。广东省政府也为此做了不少努力。2012年，广东省政府在全国率先提出了构建公平社会的口号，并开全省范围内开展打击欺行霸市、打击制假售假、打击商业贿赂，建设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市场监管体系的活动，仅上半年就收到了显著成果。到6月底，广东省查处欺行霸市案1.4万宗，抓获涉案人员1.8万名，查处制假售假案5.7万件，抓获涉案人员6500名，查处商业贿赂案件3000多件，涉案人员2700多名。这为构建公平社会迈出了很大一步，但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只有当企业家对来自环境的顾虑统统消除时，真正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才会才我国诞生。
从国际贸易说起
近些年来，广州逐渐成长为举足轻重的国际贸易中心，甚至开始挑战新加坡等传统贸易中心的国际地位。一个国际贸易中心，它要么靠近市场，要么靠近生产基地，或者是生产国与消费国之间的货运中转中心。过去，新加坡依靠其优越的地理优势一直作为国际贸易中心，跨国公司纷纷在此设立办事处。但改革开放以来，异军突起的中国制造吸引了大量国际企业直接在华设立办事处，作为中国最大的外贸商品集散中心，快速成长的广州正在挑战新加坡的贸易中心地位。与新加坡相比，广州在某些方面有着无可比拟的竞争优势，这里最靠近生产基地，这无疑更方便跨国企业对生产进行监控，同时，这也大大缩短了物流周期，而广州的人工成本和房租成本也具有显著优势。随着城市CBD珠江新城的建立，广州操作国际贸易的经验已越来越成熟。然而，几大问题的困扰使得广州始终无法与新加坡平起平坐，它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也受到极大抑制。
1. 不健全的司法体系使跨国公司望而却步。
市场经济也被称作契约经济，这是因为商品经济是完全建立在契约精神之上的，只有保证商人和顾客之间的自由、平等、自愿原则，这样交易才会发生，商品经济才能确立，这就要求司法体系能够充分保证这三项原则。
我国不健全的司法体系却很难给国际企业必要的财产安全感。为了逃避严苛的税收政策，很多企业甚至没有注册便投入生产，而没有注册的公司就等于逃脱了法律的监管，那么他们的生产活动便不受法律的规范和约束，一旦发生企业侵吞客户货款的现象，客户便不能通过法律途径寻求正常的保护。这无疑在国外采购商和国内供应商之间树立了一道无形的障碍，采购商不得不对供应商的信用作出评估，并随时作好信用违约的准备，自己承担全部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合法注册和经营的企业甚至也不得不忍受客户的猜疑，并需要花费足够长的时间来建立信任。无论是供应商还是采购商，双方的工作都要增加额外的难度，并要自己承担本应由法律保障的权益风险。
如果你去一个国家投资，首先想到的第一个问题便是这个国家是否安全——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因为只有保障人身和财产安全，投资才有意义。谈到中东，我们往往首先会想到战争和动乱，而如果有人跟你讨论中东的经济或商业，你一定会觉得这不可思议，在如此动乱的世界里，能有什么商业机会？的确，战争严重破坏了当地的经济发展，阿富汗、伊拉克、埃及、叙利亚等国家纷纷卷入国际或国内战争，它们的经济发展一下子倒退了几十年。极度动乱的社会使得商业活动无法正常进行，如果有人要你去这些国家投资，你一定会认为他疯了。这里的社会秩序已经被完全破坏，商人的合法权益也无法得到法律的保护，在这种情况下，投资的风险性远远大于它的收益性，只要作一个简单的分析，人们便不会到这些国家进行投资。但即便是如此动乱的中东地区，它的人均GDP依然显著高于中国。2011年，中国人均GDP为5400美元，而中东地区人均GDP则为10000美元，其中海湾地区更是高达20000美元。在社会如此动乱、投资环境如此恶劣的中东地区，它的人均GDP都是中国的两倍，这足以说明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多么落后。而法律建设便是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一个障碍。早在招商引资的最初几年，不少地方政府高昂的税收不知吓退了多少国际企业，这些企业被告知不许做这个，不许做那个，他们甚至会收到黑势力的勒索，这使得外资企业在华发展的最初几年困难重重。当然，中国也失去了大量获得国际投资的机会。
广东作为最先实现改革开放的地区，它的法律建设相对完善，同时，广州作为一个千年的商业城市，良好的商业传统使得这里的契约精神相对成熟，但即便如此，只需与邻近的香港作比较，就会发现这里的法制建设之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恶性竞争依然存在，欺市霸市司空见惯，广东必须要继续加强法制建设，才能为经济的发展提供最基本的保障。
2. 落后的金融体系无法满足贸易发展的需求。金融，是贸易的血液。货物未动，资金先行。资金是贸易的先决条件，有了资金，才有贸易的后续发展，对于中国的出口商来说，货款更是一切出口的目的。保障资金往来的顺畅，才能使贸易的进行更加顺利，而金融，是实现这一切的基础。金融对于资金，就如同道路对于经济。中国人常说的一句话便是，要想富，先修路。要想发展经济，就必须要保证道路的通畅，实现货物的正常运输，交易才会发生，经济才能发展。金融也是如此。最好金融基础服务，资金才能顺利往来。
然而，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金融的发展却十分落后，3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国有银行除了在海外开设和增多服务网点之外，业务水平几乎没有提高，尤其是在国际清算方面，中国国有银行的操作能力几乎没有丝毫进步。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是否能够快速地完成一桩交易是它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速度跟质量与价格同等重要，而这个速度既包括物流速度，也包括货款速度。中国的银行处理国际汇款的速度远远低于世界其他银行，这必将造成出口贸易整体操作的滞后。同时，我国银行的安全性也是一个重要问题，凡是从国内银行转出的金额，往往很难用任何理由予以追回，而国际清算业务相对熟练的其他银行，如汇丰等，如果发生钓鱼公司骗取货款等现象，在提供充足证明材料的情况下可以实现已汇款的追回，这对国际商人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大的财产安全保障。
金融恰恰是发展贸易的关键。贸易的一切目的便是为了赚钱，能够更快地实现资金周转，便能更快地实现贸易往来。同时，资金安全是第一位的事情，如果不能保障资金安全，一切努力都是徒劳。既能保障资金的安全，又能实现资金的顺利周转，这离不开一个健康良好的金融体系。可以毫无犹豫地说，我国的金融体系远远落后于贸易发展的水平。而中国又是个实行金融管制的国家，业务精炼，操作熟练的外资银行很难进入，而国有银行的业务操作能力又十分落后，尤其是在国际清算方面，他们的操作显得十分笨拙。
即便如此，在国有银行各种服务跟不上的情况下，中国的银行却因为其垄断地位而成为世界上最赚钱的银行，这种“骄人”的业绩远远超过中国贸易的发展水平。2010年，中国GDP占世界比重只有9.5%，但中国银行业利润却占到了全球银行业总利润的20%以上，这意味着中国银行业从实业获取的利润远远超过了国际水平。2011年底，中国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为35.2万亿元，各项存款余额为82.7万亿元，这个数据远远落后于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而中国商业贸易的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有更大的差距，在人们富裕程度与贸易活跃程度都远远不如欧美发达国家的时候，中国银行业的利润占全球银行业总利润的20%以上，赢利能力排名世界第一，高昂的利息和手续费如同打劫！2011年，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总资产达到113.28万亿元，商业银行净利润超过万亿元大关，达到10412亿元，其中五大国有银行净利润总额为6808.49亿元，相当于日赚18.65亿元。中石油和中石化这两个国内公认的财富巨头的利润总和还不如中工农建四大国有银行利润的一半！
在这巨额的利润构成中，利差占了70%～80%，更为糟糕的是，在通货膨胀如此严重的今天，客户无论是存款还是贷款，银行皆是旱涝双收。与欧美相比，欧美银行业只有30%的利润来自息差，70%来自中间收入；中国银行业的中间收入却只有20%。
不但利息如此惊人，手续费更是令人错愕。尽管它在中国银行总利润中的占比很小，但数据庞大，并摇摇领先于世界各国银行业的水平。2011年，中国银行手续费佣金收入为4291.2亿元，这一数据为全球最高水平。其中，更有高达17%的手续费涉嫌违规，在银行的手续费佣金收入中，存在很多争议性收费。 2011年第四季度开始，银监会开始整治财务顾问和咨询费、信用承诺手续费、担保手续费等信贷相关业务手续费收入，并于2012年2月19日公布不得以代收费、不得浮利分费等“七不准”的《整治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规范经营的通知》，要求各银行在4月1日前公示收费标准。但在12家银行年报中，明确披露财务顾问和咨询费、信用承诺手续费、担保承诺手续费等手续费佣金收入为742.25亿元，占12家银行手续费佣金收入总和的17.3%。这只是冰山一角。
要想将自己打造成国际贸易中心，金融建设是基础。广州也有这样的决心将自己打造成全球金融中心，珠江新城CBD的建设，政府就已将其定位为金融中心，广州的最高建筑便是位于珠江河畔的IFC。同时，广佛同城的建设加快了广州成为国际贸易中心的速度，广州的基础建设和生活配套建设都要优于佛山，而佛山相对广州有着更为便宜的房租，这必将造成佛山的第三产业大量转移至广州，而广州的第二产业转移至佛山。如此，佛山更加坚定了自己工业城市的道路，广州则向着自己的贸易城市目标进发。同时，佛山还建设了大量的金融后勤服务项目，使其成为广州发展金融的坚固后盾。种种努力都将使广州离自己的目标越来越近，但这种基础建设的努力并不能使广州完全成为国际金融中心。
正如前文所言，广州，广东乃至整个中国的金融问题并不是基础建设的问题，而是服务水平与鱼肉储户的问题。现在，几乎全球银行业的利息利润所占的比重都在逐年降低，只有中国的银行业始终如一。如果主要银行的服务水平依然无法满足贸易发展的需要，如果利息与手续费依然形同打劫，那么再多的基础建设都无济于事。广州要想将自己真正打造成一个成功的金融中心，没有其他路可以走，只有老老实地解决一下两个问题：提高服务水平；降低息差占利润的比重，规范透明化手续费佣金。
交通运输阻碍物流的发展。
谈到广州的交通，人们首先想到的便是拥堵。的确，只要是上下班高峰期，或者是下雨、台风等天气糟糕的时候，广州的主干道上几乎都是水泄不通，尽管这里有着全国最多的高架桥，但交通状况却没有想象中的顺畅。更不可思议的是，一到国庆节，劳动节等全国节假日时期，进出广州的高速公路甚至都会出现少则一个小时的塞车。
我们先不讨论这种严重的交通拥堵给市民的生活造成了多大不便，而是单纯从物流的角度考虑它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国际贸易的发展。与金融一样，物流也是影响国际贸易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快速交货无疑是实现贸易成功的必要因素，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时间就是一切。在欧美社会中，市场经济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已经高度成熟，同种商品或者相似的商品可能有多则百家的商家在出售，对于他们来说，谁的商品最先上架，无疑就等于抓住了最大的商机，而能否迅速上架则完全依赖于物流速度。如果货期拖延2～3天，对于商家来说可能就是上万元的损失。如果货物恰好要参加展会，如果货期拖延2～3天，对于商家来说可能意味着几百万元订单的流失。可见，物流在国际贸易中扮演着多么重要的角色。
想要成为国际贸易中心的广州，它的交通拥堵已经成为越来越影响物流业发展的重要问题。在物流公司做好了自己能做的各种努力之后，交通拥堵等额外因素使得他们越来越不能在计划和承诺的时间内准时交货。这不但影响了物流企业的发展，也是贸易商的利益受损。在某些对时间要求严格的商品中，哪怕拖延半天的时间甚至都会遭到采购商的打折要求，比如肉类、海鲜等。
广州要想使得物流的发展不至于拖慢国际贸易发展的步伐，首先要保证道路的畅通。为此，广州市政府也做了不少积极的努力。限购便是治堵的政策之一。如同全国其他治堵城市一样，广州在今天也出台了限制上牌、限制购车的政策要求，这项政策一出来，便招致了广大市民的谩骂。
政府显然认为，城市拥堵的罪魁祸首便是汽车数量的不断增多。那么，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任何一个正在先前发展的城市的汽车数量都是有增无减的，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能够负担得起汽车费用的家庭和个人也必将越来越多。车多便造成交通拥堵这个理由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我们只需反观一下中国香港和东京便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香港和东京的汽车和人口密度几乎是广州的2倍，这两个城市虽然也会偶尔拥堵，但几乎没有出现过像广州一样城市主干道经常性的交通瘫痪。对比一下这三个城市的交通状况，我们不难判断出，政府对汽车限购的措施根本不能解决问题。况且，不管怎样限购，汽车的数量始终是有增无减，在道路宽度和长度不改变的情况下，拥堵状况都只会加剧而不会好转。
政府出台的第二项措施便是排外，限制外地客车进出广州。首先，这是一个完完全全的歧视政策，而广州贸易中心的城市定位最不能允许的便是丝毫的排外情结。贸易中心需要的就是世界各地的人前来参加展会、开设档口、采购商品，而广州却在交通政策上采取了排外措施，虽然人们仍然可以选择搭乘公共交通工具，但人们至少会在感情上强烈感受到这种排外情结，前来广州进行交易的积极性就会受到打击。而且，很多时候外地乘客必须要驾车前来，这是因为，在交易的谈判过程中，能够驾驶代表公司实力的汽车比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往往能够加大交易成功的几率如果外地商人因为这种歧视政策而拒绝来到广州，那么广州贸易中心的地位很可能不复存在。而且，广州对外地商人来说并不具有不可取代的重要地位，比如建材家居商人多半集中在顺德，这些商人除了一年两届的广交会选择来到广州之外，其他大部分时间里他们完全可以待在自己的城市进行交易，而且，参加广交会的商人也只是所有商人中的一小部分。所以，广州与周边城市的关系，并不是广州所想的一样，是自己养活了周边，而事实恰恰相反，是周边城市养活了广州。这样看来，广州的排外政策无疑与自己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
那么，既然不能从限购和排外的角度治堵，广州的交通拥堵应该怎样解决？在寻找问题的答案之前，首先要明白事情的起因，所谓对症下药即是如此。广州的拥堵不是本地车多，也不是外地车辆挤占空间造成的，深圳的车辆数量几乎与广州相等，但没有高架桥的深圳却很少出现拥堵现象，这是因为，与广州相比，深圳有着良好的交通规划，广州的拥堵便是由不合理的交通规划引起的。在广州，一些令人费解的道路规划比比皆是，比如广州大道是一条六车道的宽阔公路，而连接广州大道南与广州大道中的广州大桥却骤然变成了三车道，如此设计之下的交通拥堵便成为一个必然发生的事实。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不能要求政府重新规划，将房屋推倒重建，但政府完全可以更加合理地设置几个红绿灯，不至于使六车道上的所有车流在同一时间同个地点同时挤上三车道，而是提前分流，这样便能减轻拥堵的程度。同时，要做好交通指引，交通指示牌可以更明确地告诉司机如此正确地到达自己的目的地。广州作为华南的贸易中心，也是物流中心，周边城市的商人需要到广州仓库进行交货，不少司机因为道路不明而反复绕道，这既加重了司机的工作，也让自己的城市更加拥堵。解决这些问题，才是从根本上入手，它既可以让本地市民自由使用自己的财产，也不至于进行歧视性地排外。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世界仅存的收费高速公路中有大部分集中在中国，这无疑加重了中国出口企业的成本负担。
除了公路运输有待改善之外，国际贸易更加依赖于海运和空运。为此，广州也正积极地进行港口建设。广州市黄埔港作为广州的传统港，有码头泊位16个，年吞吐能力达到2000万吨以上，集装箱吞吐能力达到60万TEU。但它显然不能满足广州国际贸易的发展水平，为此，广州积极展开了南沙港的建设项目，2003年，南沙港一期主体工程正式动工，2004年9月底试运行，并与当年实现集装箱吞吐量13.7万TEU。2005年国家正是验收，同年集装箱吞吐量达到108.4万TEU。二期工程在一期的基础上增加了6个10万吨级集装箱深水泊位，并于2007年竣工。2012年4月份，南沙港内外贸分离操作正式实施，一期（内贸）有4个万吨级，二期（外贸）有6个10万吨级的货柜码头，一、二期码头货物吞吐量正逐年上升。2012年上半年，在全国港口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度量同比增速较去年同期明显放缓的情况下，南沙港区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分别增长17.3%和20.1%，增速较2011年同期分别提高2.8个百分点和7.7个百分点。这个成就对广州国际贸易的发展有着十分积极的影响，而南沙港的建设也带动了南沙地区的发展，南沙区政府也因此确立了以港兴城的发展路线。
在港口建设上，广州取得了十分骄人的成绩。但它的空运却显得比较落后。
广州是全国航班延误最多的城市，上面已经提到过，需要空运的物品往往极易变质或腐败，在时间上几乎有着刻不容缓的紧迫性，而乘客也很有可能是去目的地参加一个紧急会议，迟到或者未出席可能会造成几百万元订单的流失，但航空公司的各个航班却屡屡延误。这种不可控因素往往会给出口商和物流企业造成巨大损失。
事实上，中国航班信息严重缺乏公开性和透明性。被告知航班延误的乘客却从未被告知，不同的航班在同样的条件下，由于飞机机型、系统以及飞行员资质的差别等原因，还会出现能飞或不能飞的情况。天气原因的确是影响航班起降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因天气原因或航空管制造成航班大量延误后，机场就会采取流量控制。有的航班能走，有的航班却走不了，走得早的往往是给机场交服务费较足的。欠费多的，往往就要往后排。流量控制应该按照时间顺序排队，不合理的原因就在于航空公司本身和机场之间的协调存在问题。除此之外，飞机机械故障、机组人员未及时到位、因航空公司拖欠油料费不能及时加油、交钱的多少影响机位的安排等都有可能影响航班的正常起飞，甚至出现过因为某趟航班的上座率过低，航空公司硬性取消，将乘客以各种理由劝到其他航班上的现象。造成航班延误的情况有26种之多，而天气原因和航空管制铁定是不赔偿的，这才是乘客会反复被告知“航班延误是因为天气原因或航空管制”的真实情况。
我国航空的服务水平几乎是全球最为低下的，但我们却承担着全球最贵的机票。乘坐国内航班由广州飞往昆明的费用甚至远远高于乘坐国际航班由广州飞往泰国，再由泰国转机至昆明的合计费用。这对消费者来说，无异于霸王条款。这样的航空质量，也必定会拖慢国际贸易的发展。未来，广州必须提高航空服务质量。
说到铁路运输，在此不能不提政府浩大的基础建设。2010年，广州南站正式开通运营，广深高铁、广珠城轨、武广高铁正式运行，目前站内只有这三条铁路线（广佛项目在建）。广州南到深圳北的时间缩短至35分钟，比广州东到深圳罗湖的动车组节省了一半的时间。这看似是一种进步，实则不然。我们暂不讨论高铁的安全性，单纯从时间来看，它并不比动车组具有优越性。广州南站和深圳北站分别位于两个城市的郊区，而广州东站和深圳罗湖站则均位于两市的市中心，那么，市民从市中心到广州南站和深圳北站的时间至少各需半个小时，如果把这些时间考虑在内，广州市中心到深圳市中心乘坐高铁所用的时间至少需用一个半小时，超出动车组半个小时，高铁并不比动车组具有时间优势。如果是为了分流，事实上，已开通或正在建的铁路线路完全可以由广州东站和广州火车站容纳。
广州南站总造价超60亿元，如果南站的建设是为了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那么至少在20年的时间内，广州都不具备这种消化能力。南站竣工之后，广州市政府曾一度想要建设大南站商业圈，但却遭到了市民的坚决反对。珠江新城尚且处于发展阶段，广州人并没有同时消化两大商业中心的能力。庆幸的是，政府果断放弃了开发南站商圈的项目。如果南站的建设为为了拉动就业率，将如此庞大的资金投入到社会保险、医疗保险等福利保障体系中的更能惠及民生。
相对于全国来说，广州的情况还算比较好，这里毕竟有强大的经济基础和庞大的客流量，但中国很多城市修建的气派火车站与稀疏的人流显得十分不协调，比如丽江火车站。丽江火车站的规模甚至超过广州火车站，偌大宽敞的车站里对应着稀稀疏疏的少量旅客，使车站显得更加空旷。
必要的基础建设是经济发展的基础，但过度的基础建设绝对是劳民伤财，它对经济的发展毫无益处，反而可能因为挪用了本该用在其他领域的资金而使得经济发展失衡。南站已经建成，我们不能再要求政府将其拆除。但在未来的经济发展道路上，希望广州市政府继续遵循一贯务实的商业精神。
从企业管理谈起
肯德基在中国的成功是一个非常值得研讨的典型案例——一项吃米饭和炒菜的中国人居然以如此大的热情接受了单调乏味的汉堡，并成为它们的忠实顾客。肯德基每年都在以令自己惊讶的速度扩张着。肯德基的成功使中国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这些走进来的企业几乎无一例外地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有些颇具实力的企业也大胆地走了出去。与在华外资企业的成功不同的是，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在异国他乡却显得很落寞。
对比在华的外资企业与走出国门的中资企业，你会发现两者在管理上的根本差异。肯德基在中国的成功并不是汉堡的成功，而是管理制度的成功。相比于中国的快餐店，肯德基干净整洁的就餐环境、高效规范的操作流程，以及热情友好的服务态度是中国的快餐企业所望尘莫及的。
我国的企业家，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企业主，他们多半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对企业管理也没有概念，公司内部的构架缺乏科学性，使得公司运作的效率整体低下。
一个良好的管理系统是企业生存所必不可少的，这就如同程序对计算机来说是一样重要的，计算机执行任何命令都需要一个特定的程序来支持，一个企业执行任何命令也需要一个特定的管理系统，否则，很可能造成重复工作或者无人工作。因为管理不善造成的这种员工不配合必然会影响公司的整体运作，这就如同一个机械上的螺丝钉，一颗螺丝钉的脱落就会造成机械作业的停工。只有公司保证将每位员工都分配到最合适的位置上，构建起一个清晰明了的管理体系，各种项目的执行才能在第一时间内找到负责人并逐级下发至团队中的每个人，这样一个团队才能齐心协力地完成一个目标。
我国许多企业都缺乏公司管理经验，企业的内部结构并没有一个清晰的框架将每个人都组织到一起，企业主的管理往往也是随意和无序的，这样就很难迅速将公司的所有人员调动起来朝一个目标共同努力，公司的效率便会降低。具体项目的操作流程也缺乏规范性，一件事情可以这样做，也可以那样做，这必将造成公司的管理混乱。
这种随意和无序状态对小企业来说或许影响不大，一旦公司走上规模，它对公司的影响甚至会是致命的。假使某公司有三个人共同执行项目A，而三人的职责并没有明确，上司只是交代三人协商，互帮互助，共同完成，那么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三个人很可能互相推诿，或者重复工作，而如果明确三个人的职责，你往往会发现，其实只需两个人就可以完成这一项目。这样，公司既节约了人力成本，又提高了生产效率。其实，不但在劳动密集型企业中，甚至在某些高新企业中也存在这种人员冗杂、效率低下的弊病。
丰田能够超越通用成为全球第一大汽车生产商，靠的就是“丰田生产方式”——一个良好的生产管理系统。ZARA的奇迹也是依靠“ZARA模式”这个良好的系统。今天，激烈的竞争使得不同商家的同种商品质量更加接近，一种商品能够在市场上取得成功越来越依赖于价格和物流周期，而能够缩减成本迅速交货靠的正是一个科学的管理系统，但直到今天，我国大部分企业仍未认识到企业管理的重要性。珠三角要想在国际上形成自己的影响力，就必须培养企业的管理概念，如此才能提高自己的竞争力。
在对待人才方面，很多中资企业也存在一种狭隘心理。比如执行项目A要聘请一位负责人，而这种人才的薪水平均在年薪30万元左右，如果某位能力过人，不但可以出色地完成项目A，而且可以提高该项目利润的人要求40万元的年薪，企业很可能会将其拒绝，拒绝的原因很可能是出于对求职者的不信任。另一方面企业总是固执地认为，我这个职位需要一个年薪30万元的人已经足够。企业的这种想法无疑是狭隘的，如果企业想要长久生存，就要不断提高自身的操作能力，这样企业才能成长，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如果企业故步自封，不愿花费一定的代价使自己进步，那么企业很可能会被淘汰。
唯亲是用则是中资企业存在的另一大弊病，这在珠三角的潮汕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公司的高层领导全部由家人或亲人组成，他们小心翼翼地提防任何其他成员触碰都公司的核心，这样才能保证企业牢牢掌控在家族手中。这就是家族企业的局限性。
首先，并不是每个家族成员都适合做领导角色，如果将一个不具备领导能力的家族成员任命为某个领导角色，那么他一定会拖慢整个公司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即便公司不被内部培养的竞争对手打倒，也会被外部的竞争对手挫败。
公司的这种防范措施无疑是惧怕自己的员工将来成为自己的竞争对手。但一个有能力成为你竞争对手的人，即使不在你的公司获得这种能力，他也势必要到更适合自己前途和发展的公司里另谋出路，最后，他也能成为你的竞争对手，不同的只是时间问题。这看似对你有益，实际对你造成的损失更大。首先，如果他在你的公司不能竭尽全力，那么，他对公司的付出必定有所保留。而一个有能力成为你竞争对手的人，一旦让他放手去做，他很有可能提高你公司的效益，为公司的发展提出建设性的意见。他在日后的学习和竞争中不断成长，你的公司却是一成不变，这使自己丧失了一定的竞争优势。其次，在日后的竞争中，他了解你的全部思路，但你却对自己的竞争对手一无所知，这对自己是极为不利的。而且，如果你对他表现得足够信任，并愿意放手让他尝试，那么，他并不十分乐意去开一家自己的公司，因为要开公司就要承担风大的风险，需要为更多的事情操心，既然他在你那里能够完全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并得到一份不错的报酬，他很容易因此安分地效忠于你。
其次，公司的家族继承人由于无需竞争就“自然而然”地获得了企业的继承权，那么，他对市场的动态一定不如在竞争中成长起来的对手敏感。他的公司管理能力一定不如那些在反复实践中被市场筛选出的职业经理人强。这种种因素加在一起，都将造成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每况愈下。事实上，很多家族企业往往因为利益分配不均而形成兄弟互斗、亲人反目成仇的尴尬局面。发源于广州的真功夫快速餐饮还未做上规模，两兄弟就因为利益纠纷分道扬镳，并在全城闹得沸沸扬扬。而20世纪初期，作为家族企业的美国福特汽车公司就差点走向末路，直到外聘了职业经理人才扭转乾坤。
奖惩不公也是家族企业司空见惯的弊病。只要是自己家族的人，无论犯了怎样的过错，都会被轻易原谅，甚至无需承担后果。但普通员工一旦做错了事情，往往要受到一定的责罚，并为此承担部分损失。这显然是十分不公平的，一旦员工受了这种待遇，很容易心生怨恨，工作积极性也会受到打击，这同样会造成公司的效率低下。
珠三角乃至全国的企业要想成长为真正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就必须要明白人才对企业的重要性，并学会放下权力，这样才能实现公司的不断进步，并从中受益。
在雇主与雇员、上司与下属的关系方面，我国很多公司仍不能正确对待这个问题。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就业岗位少之又少，一个工厂工人的职位甚至都有几百人竞争，这造成了雇相对于与雇员的绝对优势地位，不管雇主开的工资有多低，总会有人愿意为之效力，这使得当时我国的工资水平严重低于正常水平。这种绝对的优势地位使得雇主在对待雇员的态度上显得十分粗暴和恶劣，并大有一副高人一等的感觉。在那个年代，许多雇主对自己的雇员都有着不近人情的苛刻，雇员生病亦不能请假，即便工作完成得很认真也会被雇主鸡蛋里挑骨头，加班更是最正常的上班，甚至还要忍受雇主的无端惩罚，理由只是因为雇主今天心情很差。雇主对雇员俨然有着不可侵犯、不容辩解的权威，直到今天，这种思想的荼毒依然随处可见。许多雇主对雇员仍是颐指气使，认为自己为员工提供一份工作就是一种莫大的施舍，在他们眼里完全没有平等概念。但雇主这种自以为是的优越感并不会为自己的企业带来任何益处，员工受了不公正待遇，尽管他所处的弱势地位让其无力反抗，但他的这种不满情绪一定会反映到工作中，他对待工作一定不会尽心竭力，原本需要1个小时就可以完成的工作往往要用一个半小时。
珠三角的商业发展比较成熟，这里的工作机会与就业人员大致可以成1∶1的关系，某些企业甚至还出现了用工短缺，所以这里的雇主对雇员的态度相对友好和公平。加上临近港澳台，受他们平等文化的影响，使得这里的商业氛围相对公平。但我国北方及中西部地区，经济相对落后，企业能够提供的就业岗位有限，而待业人数却过度饱和，雇主对雇员的态度与改革开放之初差异不大。不少百姓需要借助各种关系才能谋得一份工作，而企业对员工可以随意克扣工资，无数农民工街头讨要工资甚至以性命相逼的新闻屡见不鲜。
一个经济体的正常运转，一个企业的健康成长，首先要保证雇主与雇员的平等地位，这样公司才能与员工互利双赢，实现业绩的整体上涨。珠三角乃至全国的劳动保障局和工会组织必须毫无选择地保障处于弱势群体的雇员的权益，并促使企业端正对雇员的态度，这样才能保障经济的顺利发展。否则，一旦雇员对雇主出现信任危机，他们宁可回家种田都不愿意继续打工，那么陷入罢工困境的企业将无法继续各种生产活动，企业也将陷入瘫痪，这种情况无论是对雇主还是对雇员来说，都不是大家所喜闻乐见的。政府若不能保障企业的正常生产活动，那么经济增长更是无从谈起。
对于想要走出国门的企业来说，他们的境外投资有些盲目。肯德基等外资企业在登陆中国之前，已经做好了大量的市场调研，包括消费群体的消费能力、主要聚集地区、消费习惯、文化环境等。各项数据表明登陆中国有利可图他们才开始进行投资。但我国的企业在走出去之前很少进行全面的市场调查，他们只是简单去一两个市场做一下考察，看到自己所从事的行业比较繁荣，且自己有价格优势便急匆匆地杀进了这个市场，但对自己产品的定位、消费群体、营销模式、物流周期、企业管理等毫无研究，在这些方面都还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贸然成立一家公司无疑要承担着巨大的亏损风险，尤其是国外的经营成本相对较高。
另一方面，由于企业在国内的生存环境比较“宽松”，不少企业走出国门之后，在国外完善的市场机制和严格的法治环境中依然保持着这种“宽松”环境中养成的懈怠精神，这使得企业还未盈利便首先招惹了官司，并被罚款。受此打击的企业家纷纷大骂外国的生存环境恶劣，并灰溜溜地逃回国内。即便他们到了国外遵纪守法，但国外成熟的市场经济和近乎饱和的行业状况也使得中资企业很难挤入，除非企业在某些方面有过人之处。但与国外在激烈竞争中成长起来的企业相比，我们的企业很难在短时间内做到高效和规范，且企业管理水平大不如外资企业。当然，相对于他们来说，中资产品往往具有价格优势，但这种优势又是相对的，因为对国外市场不如当地人熟悉，所以中资企业在国外的经营成本相对较高，这便将我们的价格优势比下去。
如果中资企业想要走出国门，必须要在企业管理，产品质量以及尊重市场等方面做足功课。
从经济增长模式谈起
2008年之后，全球受到金融风暴影响的国家都在反省自身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否可行以及如何优化，就连美国这样的全球经济巨头也为此做了各种各样官方和非官方的探讨和研究。
美国是个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市场非常完善和成熟，各行业均达到饱和状态，经济增长的空间已十分有限。在这种情况下，第一产业受自然资源的限制，而第二产业除非有大的技术创新，否则它们均难以拉动经济的增长。于是，这些年来，美国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尤其是金融服务业有了显著增长，各种商业银行、投资银行等活跃在美国乃至世界的各个角落，并为无数人实现了财富滚雪球的梦想。
但金融危机之后，无数人一夜间一无所有。
实业是发展金融的基础，金融本身并不创造财富，实现社会财富转移是它唯一的功能和作用，而一旦金融发展到超过实业能够支撑的水平，那就会像一座地基不牢的建筑一样，随时都有倒塌的可能性。2008年，过度发达的金融终于发展到实业能够支撑的最大限度，随后便轰然倒塌。美国人因此陷入了沉思，依靠金融真的能够实现经济增长吗？只是改动一下金融机构的数据库就能创造社会财富吗？华尔街的巨头们真的可以依靠一个方程式、一个模型就能改善美国经济状况吗？美国人真的可以通过不断买入金融衍生品来实现百万富翁的梦想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脱离了实业支持的金融无异于空中楼阁，美国人开始不断反思自己的经济增长模式，并强烈要求制造业的回归。
反观中国，这里的世界却静悄悄，与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危机意识不同的是，2008年之后，我们一直都在为政府歌功颂德，不但从未反省过自己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否科学持续，反而认为我国正在创造一个世界上绝无仅有的经济奇迹，并对政府的成功大为喝彩。直到2011年，严重的通货膨胀已经影响到了每个人的生活，我们才开始反思，我们的经济体真的健康吗？2008年政府真的成功救市了吗？
2008年之前，我国的经济体一直高度依赖外贸。外贸拉动的经济模式在30年的时间里基本解决了大部分人的温饱问题，并使少部分人脱贫致富。所以，国内大部分人都对外贸持乐观的态度，但它的负面影响却不容小觑。
我国的对外贸易是一个被动的选择，而不是主动的选择，在本国无法提供市场的情况下，商人才不得不开拓国外市场，并由此创造了就业岗位。这就意味着，我国经济极易受到国际环境和国际关系的影响。一旦国外经济出现危机，那么这对我国的影响可能会超过危机发源国本身。这是因为，我国的外贸解决的是最基本的民生需求，一旦出口受阻，无数人将会失业，他们便会失去赖以为生的收入，最基本的生活保障都无法解决。而经济危机发源国依靠本国市场完全可以解决国民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危机给他们的影响只在于生活便利性。同时，国际关系也是外贸的巨大挑战，贸易壁垒、贸易保护主义等都会使出口受阻。
由此看来，高度依赖外贸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因为这等于将自己国家的经济命脉完全交到了他国手中，国民的温饱完全由他国掌控，反观世界其他外贸大国，如德国、美国、日本等国家，他们的外贸无一例外是在本国市场能够养活本国国民的情况下进行的，外贸只是用来实现财富增长的方式，而不是用来解决民生大计的手段。这样，即使国际经济环境极不稳定，出口严重受阻，仍然有强大的内需为出口企业提供市场，使其渡过难关。20世纪，美国狙击德国经济时，德国经济依然能够岿然不动，靠的就是强大的内需做支撑。
我国发展外贸是一件好事，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任何国家的企业都不会只满足于本国市场，哪里有商机，他们就去哪里，从而实现利润的最大化。但如果我们过分依赖外贸，将其作为解决民生问题的最重要手段，这无疑是危险的，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那时候，多少企业关闭或面临关闭，无数工人游走街头寻找着就业机会，他们的生计都得不到保障。要想改变这种状况，我们必须首先发展内需，使本国市场完全满足国民的基本需求，其次才是发展外贸，用来实现财富的增长。
广东的情况相对较好，这里相对开放的经济使得民间资本非常活跃，并为内需创造了一个尽可能大的市场，所以广东的很多企业都无需完全依赖于外贸市场。但在民资严格受限的其他地区，内需市场十分凋敝，大部分企业不得不完全或主要依赖外贸市场才能够生存下去，这样，一旦国外市场发动动荡，出口受阻对经济造成的伤害会更大。
近年来，中国外贸企业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也逐步丧失，这更使得内需的发展刻不容缓。阿迪达斯等国际行业巨头关闭在华工厂已经给我们的外贸企业敲响了警钟，东南亚的越南、印度等国纷纷与我们竞争。即便我国在国际分工中抢得的角色是产业链中的最下游，但国际上仍不乏竞争者。随着印度、越南等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以及基础建设的完善，他们跟中国争取制造业的条件已经越来越成熟。以服装行业为例，印度的棉质服装的做工成本已经明显低于我国，雪纺等难度较高的服装还略逊于我国，但近几年来他们的做工质量和做工价格却在不断与我国拉近距离，并大有赶超之势。令人尴尬的是，我国逐年严重的通货膨胀正不断降低我国劳动力的成本优势，这等于帮助东南亚国家赶超自己，如果照目前的情况发展下去，也许只用五年的时间，印度就会成长为新的世界工厂并与中国平起平坐。所以，发展内需已经迫在眉睫。
但在应对2008年金融风暴的时候，政府却对内需只字未提，而是出台了四万亿的救市资金，并走上了一条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道路。但投资只是投资人间的财富转移，它并不会增加社会财富。比如无数人因为投资房地产获利，A君购买一套房产，并转手给B君，A君因此一夜间成为百万或千万富翁，对A君来说是实现了财富增长，但对社会来说，一处房产的社会财富并没有变化。而对社会其他百姓来说，这种疯狂的投资有百害而无一利。首先，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本身就是十分不公平的，因为投资获利需要的是本金，这就是说，本金越大的人获利越多，本金越小的人获利越少，那么，它必定会造成富者越富，穷者越穷，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此外，膨胀的投资需求将房屋这种刚性需求商品炒作成投资产品，使得百姓不得不付出并平时更大的代价才能得到或租用住房，这必定会造成大部分百姓生活质量的下降，并日渐拮据，从而进一步拉大了贫富差距。最重要的是，这种经济增长方式是十分危险的，就如同我在美国金融风暴中所说的那样，任何金融的发展都需要一定的实业水平作为支撑，一旦金融发展到实业所不能支撑的时候，金融就会倒塌，并伤及实业。一旦中国的投资者将房屋炒作到无人能够负担起更高价格的程度，那么房地产泡沫便会爆裂，并引起整个经济体的崩溃。
无论投资还是外贸，这种经济增长模式都是不可持续的，发展内需才是保证国民经济健康稳定的基础，也只有保证内需市场的繁荣，在受到经济危机时国家的伤害才最小。而从产业结构来看，我国必须坚定不移地发展第二产业，首先实现国家的工业化，这样才能解放农村剩余劳动力，带动工农业的共同发展。在应对经济危机之时，不少人破天荒地提到发展金融产业，在工农业均不成熟的情况下，发展金字塔顶端的金融业无异于痴人说梦。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是逐级递进的关系，是经济发展的自然进程，任何未实现工业化就妄想步入下一阶段的想法都是不现实的。工农业高度成熟的美国在金融过于发达、脱离实业的支撑限度之后尚且爆发了金融危机，那么我国又有多大的空间发展金融业？
未来，通货膨胀、外贸和投资拉动经济模式带来的负面影响都会凸显出来，而人口老龄化、养老保险开支增大、青壮年劳动力不足等问题都将困扰中国经济的向前发展，甚至可能造成严重的财政赤字，中国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坚定不移地走发展内需的路线，如此才能保证经济的稳定增长。怎样才能发展内需？这需要政府有魄力和有勇气改变旧有的经济制度，为民资松绑，从法制建设、金融结构等方面做起。
21世纪，失落的中国奇迹必须进行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