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工业有了长足的发展，而农业的发展则长期处于非常落后的状态。在贵州云南一带，大部分农民仍然保持着几百年前的耕种方式，从未引进现代化的机械帮助农业生产，从水稻的插秧到收割，整个过程全部人工完成，甚至庄稼的运输，他们也通过原始的方式，用马一次次把稻谷从田地驮回家中。农业生产不能实现机械化，这既是由于当地多山岭、交通不便的原因，更重要的，则是由于农民的收入负担不起机械的费用，即便负担得起，他们在很长时间里也收不回机械的成本。即便在东部农业较为发达的省份，人们依然进行人工生产，在广大的中原地区，一个村庄往往只有一两台抽水机用以灌溉。
这绝对不是农民不勤勉的结果。在贵州、云南等广大地区，人们甚至将公路的路肩、满是石头的丘陵，以及没有阳光的谷底都开垦成一小片一小片的耕地，用来种植玉米、向日葵等生命力比较顽强的农作物，甚至在地畦上也种上大豆等作物。而在东部地区，农村也存在着不断砍伐山林开垦荒地的现象，西北地区这种情况尤为严重，它虽然多少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但却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国家不得不强行规定他们退耕还林。而对土地无限制的索取，仅仅为了满足农民最基本的生存欲望。在2006年国家减免农业税以前，大量的农民挣扎在温饱线上，所以他们只能寄希望于开垦更多的土地来改善一下自己的生活。
90年代之后，工业的发展吸引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这极大地减轻了土地的负担，2006年减免农业税后，农民的生活才逐渐好过一些。但农村落后的生产方式却没有丝毫改变，农民的收入水平依然全国最低。有人将其原因归咎于中国政府对粮食统购统销造成的粮价相对低廉，无法为农民带来更多的收入。但对比一下国际市场，你就会发现中国的粮价并不便宜。美国一吨小麦的价格大约为200美元，中国一吨小麦的平均价格大约为300美元，与美国相比价格高出50%。而大米、玉米等农产品的价格均高于美国，甚至高于周边国家（如泰国），越南等，这使得我国不得不抬高粮食进口关税，或者干脆禁止粮食的进口来保护中国的农村经济。但这显然不能改变农村普遍贫困的事实。
这是因为，农民的收入水平低并不是由农产品的价格决定的，而是由农业人口与耕地面积的比例决定。美国的耕地面积为1.97亿公顷，我国的耕地面积为1.282亿公顷，两者差距比较小，但美国农业人口的比例与我国相比却存在巨大差异。当前，美国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的比例约为1∶100，约有300万人从事农业生产，而中国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的比例却高达1∶1，约有6.7亿人从事农业生产。美国农业人口的人均耕地面积为65公顷，而中国农业人口的人均耕地面积仅为0.19公顷！那么一个人65公顷的土地产物自然要比0.19公顷的土地产物所带来的收入大得多，所以美国的农民也远比我国富裕得多，工业生产的收入对他们几乎毫无吸引力，而中国的工人与农民的收入差距却十分明显。
如果再加上农业发展水平造成的农作物产量的不同，中美两国的农民收入更加不同。在美国，由于农业生产高度机械化，农民们很轻松地便可以完成除草、灌溉等农作物生长期间的护理工作，而中国的农民即便他们勤勉地进行了除草等工作，由于巨大的体力消耗使得他们除草的能力非常有限，人们在作物生长期间只能进行2～3次除草，而依靠机器则可以进行5～6次除草，我国的人工除草方式完全无法与美国的机械化生产方式相比较。
有限的耕地面积、落后的生产方式和庞大的人口基数成为我国农业发展不可调和的矛盾，政府不得不从海外进口大量粮食，且每年的进口量都在增长，这对我国的粮食安全十分不利。基辛格曾说，控制了石油，就等于控制了国家，而控制了粮食，就等于控制了人类。为了避免粮食危机，为了国家安全，我们迫切需要加快农村建设，改良农业生产。
每一个文明社会中的重要商业，几乎都是在城市居民和农民之间进行的。农村为城市提供生活资料和工业原料，而城市则向农村提供一部分制造品作为回馈，两者相互作用，相互依赖。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也往往都是从农村哺育城市开始的，在城市成立之初，农村向城市奉献土地剩余生产物，城市居民得到了粮食和生产资料，于是可以无所顾虑地从事其他方面的生产活动。城市发展之后，再把先进的农业生产工具等工业制造品带到农村，帮助他们改进生产方式和生活水平，从而反哺农村。这种城市与农村的商品交换使得双方各得其所，经济发展愈加繁荣。
但人们往往只注意到城市的发展给农村带来的巨大好处，农民从城市购买制成品而不用自己制造，就可以用少量的劳动产品换取相对大量的制造品，从而将全部时间和精力用于农业生产。同时，城市又为农村的剩余产品提供市场，农民把剩余产品通过商人出售给市民，并换取自己的日常所需。城市居民越多收入就越高，农村剩余产品的市场就越大，这个市场越大，大众的好处就越多。如果忽略农村的作用只发展城市经济，那显然是十分错误的。而且，农村为大众提供的是生活资料，它明显优于城市提供的便利品和奢侈品。因此，如果一定要比较农村和城市的重要性，那么显然生产生活资料的农村要优于生产便利品和奢侈品的城市。所以，提供生活资料的农业发展一定是优先于城市的发展。一旦农村拒绝向城市提供生活资料和工业原料，那么城市就不能继续发展下去。在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始终无法超过农村的生产力水平可以支持的限度，而城市财富的增加和城市的扩大完全是基于农村的耕作改良的结果，并与之保持相同的步伐。
但国际贸易的发展却完全破坏了这种自然进程，一个国家只要有活跃的对外贸易，即便本国无法提供足够多的土地生产物，它也可以通过向别国进口获取生活资料和城市生产资料，并使得城市的财富积累和扩张完全超过本国的农村可以支持的程度，城市的发展又促进了农村的改良，在城市制造品的作用下，农村的生产力水平大大提高。同时，城市也吸收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农村的发展便紧跟城市之后。欧洲大部分国家就是依靠对外贸易使本国的城市带动了农村的发展。我国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发展也是通过这种方式进行的，虽然农民的生活水平依然低下，但与20年前相比却有了显著提高，这便是城市化的结果。
由农村产生乡镇，由乡镇孕育城市的发展模式不断可以使我国避免在国际竞争中可能出现的危机。同时，它还可以避免现行的城市化进程中的种种难题，并能真正实现全民的共同富裕。全民的共同富裕只能是自下而上的富裕，否则必然会造成巨富不断剥削低层收入者而造成两极分化。只有生活在最底层的人们逐步过上了富裕的生活，才可以称为整个国家的富裕。中国的最底层的百姓便是占总人口50%以上的农民，农村经济的发展依赖于农业生产的改良，机械化是实现改良的最好方式。但就目前的情况来说，人均可耕地面积的稀少使得机械化几乎无法实现，这一方面是由于农民没有购置机械的资金；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庞大的机械在狭小的土地上无法大规模作业，这样必然会抬高生产成本。如此循环下去，农村的发展似乎是死结一个。所以，农村人若想生活的好点，必须从事其他副业，单靠在土地上种植物是很难实现的。
解决好广大农村人口的就业问题，是中国实现全民富裕的唯一途径。要重视对农民进行信贷倾斜和税收优惠。只要国家愿意在金融上给予农民支持，帮助他们解决融资难的问题，农村便可以建立以农产品加工为主导的产业链。
农民自己投资建设的企业一定会吸引更多的劳动力前来就业，这是因为就业的农民与企业主多半熟悉，他们在感情上更愿意为他做事。同时，他们也无需担心住房问题，因为在自己的家乡上班，他们完全可以住在自己的家里，这会极大地减轻劳动者的生活负担，同时，企业也无需建设宿舍，从而节余了一大笔周转资金。而大城市也不会因为大量的人口流入而造成城市拥堵、交通瘫痪，春运难题也就不复存在。
当这些小企业们越来越多并形成规模的时候，农村的商业便有了充足的发展，相当大的一部分劳动力会从农业生产中解放出来，专门从事工业制造，因为这些劳动力的解放，原本紧张的耕地面积忽然变得丰富起了，每个农民就可以获得比以前更多的土地，收获更多的土地生产物，从而有更多的产品剩余。他们的收入也会因此增加，并可以购置机械设备用来提高生产效率，并能更好地在作物生长时进行浇水、除草等，也可以更勤奋地对土地进行翻新和施肥，从而提高农作物的产量。而农作物产量的增多势必又会提高农民的收入，农民的消费需求也会因此增长，他们需要更多的砖瓦来建设更漂亮的房屋，需要更多的食物来丰富自己的一日三餐，需要更多的衣服来使自己显得漂亮，同样，也需要更多的娱乐活动来打发更多的剩余时间。所有这些需求都促进了新生产业的兴起，而这些新生产业刚好可以吸引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更多的工厂和服务行业将如同雨后春笋般兴起。他们集中在某个地方，这个地方越来越繁荣，逐渐成了附近村庄的主要商业中心，于是这个地方便发展成为城镇。而正是由于这些商业活动的繁荣，人们的收入便会不断增加，消费需求也不断扩大。城市生产物有了更广阔的市场，企业有了更丰厚的收入，员工的薪水也随之增长，并迅速传递到各行各业，全民的收入水平也随之提高，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小。
这种乡村到城镇的演变过程大大加快了城市化的进程。也正是由于这种财富增长的均衡性和城市化进程的合理性，它可以避免当今社会出现的各种各样的怪问题。没有人需要为此被迫迁徙，每个人都在自己熟悉的家园快乐地耕耘。由于这种城市化是在本地进行的，即便农村和城市间仍有人口流动，这种流动也是在最近的农村和城市间普遍进行的，不会有哪个城市因为人口的增多而使城市职能无法发挥，因为这种城市化的进程与城市人口的增多保持着一定的比例。一线城市也不必为此背负沉重的就业压力和管理难题，它也不会比其他城市拥有更优越的配套设施、福利制度和工资待遇，在自己家园上进行耕耘的劳动者和资本家一定会把他们的城市建设得十分完善。对那些在自己的家园可以获得满意工作的居民来说，大城市就会失去对他们的吸引力。如此一来，每个生活在同一座城市的居民的地位都是平等的，享有的一切保障制度也是公平的。没有人需要再把自己的孩子送到遥远的地方就医和上学，留守儿童问题便不复存在。户籍制度将自行消失，地域歧视也将不复存在，因为城镇的前身就是农村，而在农村收入普遍提高的情况下，城市对农村就不会再有多么强烈的吸引力，人口便可以自由流入或流出。城市管理者也不需要为庞大的流动人口引起的治安混乱而发愁，春运问题也将成为历史，区域发展差异会大大减小。每个城市甚至可以因地制宜形成自己独立完整的经济体，发展就不会受其他城市的制约。
除了为鼓励农村经济的发展给予其一定的优惠政策外，国家还要解决好已经存在的问题。
在农村土地的分配中，我国现有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把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给每户家庭，这使得一个家庭的孩子越多，分得的土地便越多，超计划生养孩子的成本被平均分摊到全村人的身上，那么一个家庭的压力就不会太大。为了控制农村人口的过快成长，土地分配制应该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即两夫妻组成一个家庭可以分得的土地是一样的，如果他们想要多生一个孩子，政府并不会给他们多分配一些土地，而是完全由他们自行承担，那么一个家庭在生育孩子时就不得不考虑自己土地的承受能力。
打破农产品市场的垄断现象。不管建设农村经济的方式是什么，首先要保证农产品的销路畅通，农民可以把自己的剩余产物自由地输送到城市中，这样他们的劳动才能为自己带来最大的益处。但是今天，农民在出售自己的农产品时却遇到了巨大的阻力：有些地区的农民不管把价格压得多低都无法吸引批发商前来采购，而有些地区的农产品价格完全被批发商垄断，他们只能获得些微的利润。同时，在大城市的蔬菜瓜果供应中，也存在着价格较高的问题。2011年底，东部沿海的许多大中型城市普遍出现了菜贵伤民的现象。而海南、寿光等中国主要的蔬菜生产基地却同时出现了菜贱伤农的问题。在这条产业链的最上游，菜农的出售价格已经降到了利润所能允许的最低限度；而在最下游，消费者也承担着购买力所能支持的最大限度；中间的利润自然被贸易商卷走。
在东部的发达城市，尤其是一线城市中，市场的蔬菜供应普遍出现了价格垄断问题，蔬菜商垄断了货源和运输，使得大城市只能接受较高的零售价格，而其他地区的便宜蔬菜却无法进入这个市场，水果同样如此。比如在盛产荔枝的岭南，广州市的荔枝普遍在10元/斤以上，而在茂名栽种荔枝的农村，价格却便宜到0.5元/斤，甚至仍然吸引不了消费者。这是因为，广州的荔枝市场被大商人垄断，他们将零售价格抬高至人们可接受的最大范围而不顾实际的市场供需情况，而城市又无法吸纳邻近农村的剩余产品，使得茂名等农村的荔枝无法自由流入广州市场，所以消费者只能接受这种垄断价格。在经济同样比较发达的厦门，由于没有市场垄断，邻近农村的农产品可以自由流入，这里的荔枝甚至可以卖到1元/斤。这种垄断问题，既损害了广大消费者的利益，同时也伤害了农民的利益，它对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永远只有伤害作用。
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我国大部分农民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这使得他们即便到了城市务工，也只能从事最低级的体力劳动，建筑工地和生产车间便成了他们的主要流向。发展农村经济，创办乡镇企业，就必须提高农民的知识水平。一个企业负责人不仅需要有精明的生意头脑，还需要有足够的财务知识、管理知识和营销知识等，这就要求他们必须提高当前的文化水平，使之更符合经济建设的要求。对于广大的劳动者来说，由于他们工作前没有接受过任何的岗前培训，使得他们只能依靠自己的勤勉不断观察和练习才能掌握一门技能，而在很多行业中，由于熟练人手已经饱和，没有任何专业技能的工人便很难找到工作。对于这部分农村务工者，国家可以创办一些职业学校对他们进行培训，让他们更快地找到合适的工作。
加快农村的基础建设是发展农村经济的最基本条件。中国不少农村地区到今天为止还无法完全实现供水和供电。这既给农村的生活造成了极大的不便，也抑制了乡村企业的兴起。水电是进行工业生产所必需的基本条件，国家必须保证每个农村都能通水通电，这样它的经济发展才真正具有可行性。
在未来的经济发展道路上， 除了要重点建设农村之外，城镇的发展也刻不容缓，本文仅以珠三角为例，谈谈中国区域经济未来的发展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