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200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都是个重农抑商的国家。对于这一点，统治者给出的解释是，商人不事生产，多为奸佞之人，所以要采取措施抑制这股奸佞之风。当然，这从来都不是一个真正的原因，按照这种说法，政客、僧侣这些从不付出劳动、完全坐享其成、靠纳税人养活的人比商人更加奸佞100倍。真实的原因则是，统治者要保障自己的特权地位，他们无法忍受毫无半点权力的商人可以过着跟自己同样优越甚至超过自己的物质生活，而现在社会中人们却不再这么想，国家的职责是保护这个国家里的每个公民，而公民请来执政者，就像请来一个管家一样，希望他们可以把家庭、把国家管理得井然有序，而主人当然要比管家的生活更好，因为主人养着管家，并支付给他们工资，且只有主人的生活更好，才能支付给管家更高的工资，人们理应比政客享有更好的生活。
改革开放虽然给民间资本注入了一股新鲜的活力，却从未尊重过商人的财产权利和自由权利，而民企生存空间的狭小使得商业从未有过成熟的发展。所以，我有必要阐述一下重商主义比重农主义更有利于增加社会财富，商人也并非像传统社会所认为的那样，他们不能为社会作出贡献，而只会一味地消耗社会财富。
在现代文明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有一种更为密切的相互依存的互生关系，若没有他人的劳动，我们就不能获得生活所需的全部物资。商人虽然没有直接生产，但他们却把他人的劳动果实提供给我们，给我们的生活以最大的便利，使我们不至于花上一天的时间跑到很远的小镇上买油和盐，而在路途中浪费的这一天的时间所能创造的价值远远超过我们买油和盐的费用。这就像我们的身体，虽然血液不像脚可以走路，也不想手可以拿东西，但它却为全身的细胞进行物质输送，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血液甚至比脚和手这些对身体有着明显意义的器官更有用，因为没有脚我们还是可以生存，但没了血液我们便连一分钟的生命都无法延续。所以否定商人的价值是十分无知和愚蠢的。正是由于商人的存在，我们的生活才会获得如此大的便利，只需要从事单一的劳动就可以用自己的劳动所得任意交换自己所需的他人的劳动成果，我们的社会因此才会繁荣。
而在重农主义的经济体系中，社会财富注定不会有太大的积累。这是因为，这种体系下，人的相互依存度远远小于商业文明发达的社会，人们扮演生产者的时间远远超过扮演消费者的时间。而且，人们通常具有多重身份。一个农民所需的物资几乎全部依靠自己的双手去生产，很少需要交换他人的劳动。而且，他通常还要扮演着建筑工人、木匠甚至是裁缝的角色。因为他们往往自己建造房屋，自己砍伐树木制造家具，甚至也会自己制作衣服。这样，建筑工人、木匠、裁缝这样的行业就很难发展起来，而他自己建造的房屋的质量远远不能和专业的建筑工人相比，因为建筑工人日复一日地从事同样的工作，其熟练程度和专业知识一定远远超过第一次或者第二次建造房屋的农民。他只需支付建筑工人少量的工资和报酬，便可获得一座更好的房屋。农民的这笔支出甚至不会比建造房屋所用的时间内做其他工作所获得的收入高。而且，农民更喜欢随意自在的生活，如果他们有空余时间，多半会享受安逸的生活，而不会像城市工作者一样需要每天都上班，这种安逸的生活必定大大阻碍社会财富的增长和积累。大部分农民都依靠自己生产生活所需的大部分物资，很少有人会对他人的劳动有所需求，所以农民除了生产出自己的生活所需之物，也没有动力推动他们去从事任何副业。这样，在这种近似自给自足的生活状态下，即便人们的生活十分有限，有着大量的剩余时间可以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人们也无心生产多余的产品，这使社会需求降至最低，财富也就无从积累。即便是自然条件十分优越的农村，人们可以有更多的剩余生产物，他们也更愿意生养更多的子女来消耗土地产物而非将其售出。而且，农村居民多为散居，一个村通常只有百户人家，这样小的市场也很难催生出活跃的商人。
而在重商主义体系中，由于商人的存在，所有的社会资本都变得活跃起来，所有的剩余生产物都流向需要他们的人手中，从事耕种的农民忽然发现，他们的麦子不再需要囤积起来慢慢消耗，而是可以依靠商人用300斤小麦向遥远的牧羊人交换一头羊，或者换来货币向裁缝购买一件得体且漂亮的衬衫。因为在闲暇的日子里可以做些手工活来换取更多的收入，农民也不再愿意停歇下来。于是，一段时间后，由于巨大的市场需求，那些比较擅长缝衣的人发现自己的缝衣所得远远超过土地产物的收入，于是他便放弃了土地，成了一个专业裁缝。而一个裁缝除了自己的衣服之外，所有的其他生活必需品都要从别人那里购得，于是这又会增加农民、屠夫、建筑工人等的收入。在商人的推动下，所有人的劳动产物都在第一时间流向了市场，为自己换来了货币或他人的劳动果实。且由于利益的推动，每个人都努力克服自己的慵懒，好使自己获得更舒服的生活。这样，所有人的收入都在增加，商人发现大家的收入提高后，生活水平也有了很大提高，原来还是奢侈品的蜡烛和香皂忽然成了日常的消费品，需求暴涨，于是商人便设立了工厂，专业制造香皂和蜡烛，而工人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又都必须从别人那里购得。于是，这种商业比较发达的地方便形成了城镇。我们可以这样说，正是有了商人，所以我们的劳动才能为我们换来更多的他人的劳动，所以我们才愿意为了更舒服的生活而克服自己的慵懒。也正是有了商人，劳动才得以分工，而正是劳动的分工，社会生产效率才有了质的飞跃，一些原本属于奢侈品的东西才变得这么普及，我们的剩余财富才会不断增加，社会财富才会不断积累。
不幸的是，人们往往更容易注意到一个人的缺点，而不是他的优点。虽然重商主义的好处是如此显而易见，但或许仍会有人提出质疑说，商人总是哄抬商品价格，这给我们的生活增加了几倍的负担！如果持这种论调的人占了上风，他们便要求政府对商人实行管制，即用行政手段对某特别行业进行垄断，比如中国历史上反复上演的盐铁专卖。他们显然认为，由政府亲自经营或委托代理人经营对人们的日常生活最有影响的必需品，就会阻碍商人肆意哄抬物价。但垄断只会起到相反的作用，加重人们的生活负担：由于这种特权的存在，使得原本很想经营这种产品的商人不得不通过激烈的竞争来获利，甚至不惜向官员行贿，而行贿的成本又必然会反映到物价上转嫁给消费者。而且，一旦他们获得了这种垄断地位，由于失去了竞争对手，市场的价格更可以由他们随意定夺，因为消费者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不得不购买他们的产品。即便国家设立监督部门，难保他们不会跟商人串通一气，只要商人的行贿诱惑够大，他们即便冒着被免职的风险都要尝试。而且，这种垄断也必然会滋生出走私者，走私者是冒着触犯国家法律的极大风险来从事这种行业的，所以他们必须要获得跟这种风险相对应的利润来补足自己可能有的损失，那么这种产品的售价一定会远远高于它的正常售价。国家想要制止商人哄抬物价，不应该给予特权来保护这一行业，恰好相反，他们应该采取税收倾斜等政策来吸引更多的商人到这个行业中来，这样，新进来的商人为了争夺市场，就不得不找到质更优、价更低的商品，甚至牺牲一点自己的利益都可以，而已经从事此行业的商人，为了不失去市场，也不得不降低自己的利润，使自己的商品售价更低。
除了可以方便人们的生活和维护国家的稳定之外，商业的发展还促进了农业的发展。正是由于商人和制造业者的存在，农民便可以用自己的剩余粮食交换各种锄头、犁等生活便利品，他们便可以从身兼建筑师、铁匠、瓷匠的多重身份中解脱起来，从而专心耕种，并因为加大对农业生产的投入而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农民因此便可以获得更多的农产品。而在任何方面限制或抑制商人、工匠和制造商的产业，都绝不符合小农的利益。相反，商人和制造业者获得的自由越大，其中各行业的竞争就越激烈，小农阶级就能得到更加便宜的制造品供应。
只要一国的经济是向前发展的，那么人们的剩余产物就总会越来越多，如果商业没有发展，那么人们拥有再多的剩余产品也无法为自己的生活提供丝毫的便利，一个人拥有1万斤粮食的生活方式跟拥有2万斤粮食的生活方式完全不会有任何区别。而且，如果没有互通有无、以物易物、彼此交换的倾向，每一个人就必须为自己筹办每一种生活必需品与便利品，这会大大加重一个人的劳动量，因为他必须要同时掌握多种技能，而所有人都要履行相同的责任，做相同的工作，这就不能因为天赋的不同而将不同的人锻炼成为一个特殊行业里的人才。那么社会就不会真正发展。而在商业盛行的社会中，人们能够用自己使用不完的剩余劳动产品，来换取自己需要的别人的剩余劳动产品，从而大大便利了自己的生活，同时还鼓励了每个人投身于专一职业，并为之培养和完善各自的天赋，使自己成为享有某种专业技能的人才，这激发了每个人都尽可能地发挥自己的所有聪明才智的欲望。正是这种互通有无、以物换物的商业行为，才使得人类最不同的才能也都有益于彼此，人们各自发挥不同的聪明才干创造出不同的产品，并变成一种共同财富，每个人都可以从其他人创造的产品中购买到自己所需的任何产品。
正是这种不同的才能造就了不同的行业，社会的劳动分工才得以确立。一个人自己的劳动产品就只能满足其需要的很小一部分，而把所有的剩余产品全部用来交换自己需要的他人劳动产品的剩余部分。这样一来，每个人的大部分需求几乎都要靠交易得来，那么他就变成了某种程度上的商人，而整个社会也变成了商业社会。只有这样，一个国家的经济才会繁荣兴旺，社会财富才会不断积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