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革命，最现实和最直接的目标就是反满。武昌起义爆发后，在全国引起的连锁反应，第一时间就是围攻分散在各地的满城。
自从1644年满族旗兵入关以后，很快在北京建立了大清王朝。清朝建立后，全国近一半的八旗兵驻扎在北京近畿，拱卫朝廷。剩下的一半则分散驻守在全国十三个战略要地。这十三个战略要地是盛京、吉林、黑龙江、绥远、江宁、福州、杭州、荆州、西安、宁夏、伊犁、成都、广州。其中，东三省盛京、吉林、黑龙江是满族旗人的祖先发源地，所驻兵力几乎要占全国各地驻防旗兵的一半。余下的旗兵分散在庞大的帝国境内，人数非常少。大清皇帝又编了蒙八旗和汉八旗来填充八旗兵的人数，但还是很少。
全国十三个驻防旗营设十三个将军统辖，名称直呼盛京将军、吉林将军、黑龙江将军、绥远将军……将军的名号听起来好听，地位也比地方总督要高，但实权很低，多数将军能统辖的旗兵一般只有五六千人。伊犁将军负责新疆防务，那里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大清帝国的防卫最前沿，历年征战不断，所辖旗兵也只维持在一万人上下，其他地方的旗兵更可见捉襟见肘。
依靠这么少而分散的旗兵兵力，要统治整个汉族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庞大中国，绝非易事。为了稳定旗兵军心，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大清皇帝特允许驻防各地的旗兵，带着家眷一起过去。旗兵和旗兵一家老小的生活，都由国家财政供养，他们不事稼穑，坐食兵粮，住在高墙隔离的旗营里。分散在全国各大战略要地的旗营，几乎都建成一座戒备森严的城，里面有供旗人生活所需的一切设施，汉族老百姓不准进入。当地的汉族老百姓只能远远地望着它，称它为“满城”。
满城里的生活，完全保持八旗制度这种亦兵亦民的原始部落体制。旗人出则为兵，入则为民，类似后人说的全民皆兵。他们由国家财政供养，不需要劳动，女人整天无所事事，男人只需要为国家征战作准备。一般的旗民，男孩子长到五六岁，就要学会骑马射箭，挥刀舞棒。每个成年男子都是国家的“斯巴达”战士，生下来就有为国征战的义务。大清皇帝对旗民的日常生活有严格限制，旗民不得迈出满城一步，迈出满城二十里外，就要遭到法律的惩罚。即使是北京的亲王，皇帝也不允许他出京师三十里外。
皇帝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防止他们跟地方上的汉族老百姓相融合，从而消磨了自己民族的特性；也为了防止他们跟汉族的老百姓争利，造成不可收拾的民族矛盾，影响到自己的统治。汉族内部经常出现冲突，跟其他民族也出现冲突，却很少出现跟满族的直接冲突。旗民和汉民因为没有来往而感到非常陌生，也因为陌生而相安无事。
大清帝国最有作为的康熙皇帝曾经颁布过一项轻徭薄赋、永不加税的国家税收政策。之后两百多年中国家税率一直没变，拨给旗人的财政支出也一直没变。两百多年的时间内，中国的人口增加了好几倍，民间的财富也增加了好几倍。但是，国家的财政收入并没有什么变化，拨给旗人生活用的那一笔钱也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而旗人的人口却不知道已经增长了多少倍。这样一来，历史进入近代以后，满族旗人的生活便越来越困难了。有些人家一件衣服要穿好几代，一只杯子要用好几年。这也不算什么，关键的是，他们尚武的精神在战乱的年代发挥出无与伦比的优势，打遍天下无敌手，但接下来的是一段长达二百多年的和平岁月，他们的武功没有了施展的空间，慢慢地被和平所消磨。在年复一年的和平岁月里，旗人无事可做，整天不是提着鸟笼游荡在大街小巷，就是窝在房间里打牌消磨时间。随着岁月的流逝，他们的生活越来越贫困，他们也显得越来越委靡。于是，一个曾经强悍无比的民族，慢慢地被消磨得委靡不振了。
旗人能走出满城的唯一路子就是当官。可是，他们当官也当不好，咸丰皇帝遗诏中的“顾命八大臣”之首肃顺，就经常公开对人讲：“满洲中人，多有只知靠祖宗而不学无术的浑蛋，无能力任事，今日天下事，只有靠汉人，他们有见地，笔下了不起，开罪不得！”旗人中的才子、当过两江总督的端方曾经借酒大骂道：“旗人在外做官，一事不懂，一字不识，所有事件都请教于门政（政府办事员），好像门政就是他们的爹！”光绪皇帝也看不下去了，便让王士珍以汉人的身份当满城的副都统，他在召见王士珍的时候说：“你这要与旗人共事了，他们都糊涂哇！”
民族主义和富国强兵是世界近代史的两个主要思潮，伴随着西方的坚船利炮传入中国。中国从1840年以后，在不停的对外战争中节节败退，朝廷自己的富国强兵之路越走越窄，让人看不到光明。满汉之间本来因为陌生而消解的矛盾慢慢地被激发出来。革命宣传家陈天华用白话文在《警世钟》里写道：
你看洋人这么样强，这么样富？难道生来就是这么样吗？他们都是从近二百年来做出来的，莫讲欧美各国，于今单说那日本国，二十年前，没一事不和中国一样。自从明治初年变法以来，那国势就蒸蒸日上起来了；到了于今，不但没有瓜分之祸，并且还要来瓜分我中国哩！论他的土地人口，不及中国十分之一，他因为能够变法，尚能如此强雄。倘若中国也和日本一样变起法来，莫说是小小日本不足道，就是那英俄美德各大国恐怕也要推中国做盟主了。可恨满洲政府抱定一个“汉人强，满人亡”的宗旨，死死不肯变法，到了戊戌年，才有新机，又把新政推翻，把那些维新的志士杀的杀、逐的逐，只要保全他满人的势力，全不管汉人的死活。及到庚子年闹出弥天的大祸，才晓得一味守旧万万不可，稍稍行了些皮毛新政。其实何曾行过，不过借此掩饰掩饰国民的耳目，讨讨洋人的欢喜罢了；不但没有放了一线光明，那黑暗反倒加了几倍。到了今日，中国的病，遂成了不治之症。我汉人……活活被满洲残害，弄到这步田地，亡国亡种，就在眼前，你道可恨不可恨呢？
陈天华这种道理简单、通俗易懂的话，很容易在新学堂培养出来的青年学生中传播开来。中国民间秘密会党一向以反清复明为宗旨，也很容易跟革命排满扯上关系。武昌起义前，汉口有一个报馆的排字工人叫刘心田，有一天跟朋友过江去武昌紫阳湖玩耍。紫阳湖边有朝廷的“皇殿”，不准汉人进去。刘心田和朋友好奇，想要进去看看，被打得头破血流。回来对报馆负责人詹大悲说这个事件。詹大悲告诉他，这就是民族压迫，满人压迫汉人，只有革命，推倒朝廷，我们汉人才有出路。刘心田恍然大悟，当天就加入了革命团体“文学社”。武昌新军第八镇有一标士兵大部分为旗人，汉人士兵跟旗人士兵相向走来，汉人士兵不能正视旗人士兵。否则，有些狂妄自大的旗人士兵马上就会质问：“你看什么？鬼日娘的！”“你吃谁的饭？”如果汉人士兵不回答是“吃皇上的饭”，马上就会大祸临头。因此，武昌新军中满汉矛盾异常尖锐，可以说，就是没有革命党人在士兵中宣传革命，迟早有一天，汉人士兵也会起来造反。
武昌革命爆发前夕，不知从哪儿漏出风声，“八月十五杀鞑子”这个古老的民间传闻，像瘟疫一样流传在武昌、汉阳、汉口的大街小巷。一时间，整个城市充满了杀气腾腾的火药味。果然，革命在八月十五日后的第四天爆发。失去理智的革命士兵沿着大街小巷到处搜索，只要是捉到旗兵，不是就地杀掉，就是送到军政府枪毙。有的旗兵被捉后，至死不讲话，越是不讲话反而证明是旗兵；有的学“湖北腔”应付盘查，企图蒙混过关，革命士兵想出一个办法，凡是出入城门的人，都要念“六百六十六”。“六百六十六”的湖北语音为“loubelousilou”，不是武汉土生土长的人是不容易学得一模一样的。这样，旗兵们就无法蒙混过关了。这种滥杀无辜的情形连黎元洪也看不惯了，他向革命士兵提出了三个条件，其中就有一条：不要乱杀旗人。革命士兵答应了条件之后，黎元洪才肯剪去发辫，答应就任武昌军政府都督，发誓与北京的朝廷势不两立。
武昌革命后，湖南和陕西率先响应。西安城内设有满城，以哥老会为主的起义军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了除满城以外的整个西安。驻扎在满城的旗兵连同他们的家属，男女老少合计起来人数超过一万。但是能打仗的成年旗人为数有限，平时也没怎么训练，用的是前口装火药扳机上扣火帽的来复枪，抵抗是死，不抵抗也是死，与其不抵抗而死，不如抵抗而死。战斗十分激烈，几乎所有的旗人成年男子都在战斗中阵亡了，杀红了眼的哥老会士兵连剩下的老弱妇幼都不放过，他们在满城内逐巷逐院进行搜索，见人就杀，见东西就抢。据统计，西安满城里的旗人几乎被起义军杀光，侥幸存活的人几乎没有。起义军统领张凤翙，以“秦陇复汉军”大统领的名义，匆匆忙忙发布檄文说：“各省起义，驱逐满人，上应天命，下顺人心。”
武昌革命军捕杀旗兵，西安满城的旗人惨遭洗劫，消息传到北京，北京的旗人一片惊恐。分散驻扎在全国各地的满城，原来的作用是保护地方，防止地方变乱。然而现在，面对突如其来的地方独立风潮，他们不仅没有取到震慑地方独立的作用，反而成为地方各省独立的猎物。住在满城里的旗兵只是少数，更多的是旗兵的眷属，旗兵一家老老小小都住在里面。起义军围攻满城，架起大炮朝满城内猛轰，中炮死亡的往往是那些手无寸铁的老人和小孩。围攻满城的战斗实际上就是一场对无辜老人和小孩的屠杀。旗兵的反抗越是激烈，死亡的无辜旗民就越多。随着形势的发展，南方各省纷纷独立，独立过程中几乎都要驱逐或杀害省城的旗人，设有满城的省份则满城遭到围攻，一旦攻下满城，推倒满城墙界，独立就算完成了。杭州、荆州、福州的满城进行抵抗，到了实在不能抵抗的时候，才开始投降，因而损失惨重。成都、广州、镇江的满城一开始就选择投降，损失不大。不论是抵抗后投降或一开始就投降的满城旗民，最后都无一例外地被迫离开满城。从此，满汉之间用城墙隔开的界限没有了，旗民们由于二百多年没有从事过劳动，完全没有了生活技能，摆在他们前面的是无边的苦难和噩梦一样的未来。
江浙联军攻占南京之前，南京城内流传着一首民谣：“头上三尺有神灵，百年怨债要算清。壮士何惧沙场死，戮力杀尽辫子兵！”有些汉人流氓就拿起菜刀、斧头、镰刀、铁棒，夜间打起火把，三三两两在街上游荡。满城内的旗人家眷非常恐慌，妇女们天天哭泣，因为她们不像汉族妇女那样缠足，走路一扭一扭，穿的衣服跟汉人也不一样。为了活命，她们把自己装扮成汉人妇女，穿汉人服装，硬给十岁左右的女孩子缠足。旗人的成年男子纷纷改名换姓，充作汉人。但是，当江浙联军攻进南京城内后，南京城内的旗人很少有人能够幸免于难。
分散在全国各地的满城惨遭洗劫的消息不断传到北京，民政大臣满人桂春沉不住气，打算将北京城内的汉人京官统统杀掉作为报复。桂春一面密调城外驻圆明园、外火器营、健锐营的旗兵两千多人秘密进城，一面密令巡警总厅，准备将充任警察的汉人一律撤出。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北京城内捕杀汉人，尤其要把南方的汉人统统杀掉。
民政部参赞汉人汪荣宝得知这一密谋后，大吃一惊，赶紧跑到桂春家去劝阻，桂春气势汹汹地说：“本朝二百数十年，对于各省汉人，何等深仁厚泽，竟敢造反，惨杀旗人，天良何在？此次调旗兵进城，乃为防卫之计，你们不必多管！”汪荣宝劝阻无效，赶紧邀集汉人京官曹汝霖、章宗祥等人，一齐向内阁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求救，他们沉痛地说：“如果照桂春的办法，北京的汉人，如何能杀得尽。将来革命军得到北京之时，旗人终居少数，焉尚有余命存在。即皇太后、皇上以及宫廷妃嫔，必致玉石俱焚。大祸临头，悔之已晚。”奕劻吓得心惊肉跳，一面立即把桂春召来，严斥他不要胡闹；一面找徐世昌等人商量，赶紧把前巡警部侍郎赵秉均召到北京，将桂春替换掉。
赵秉均接替桂春任民政大臣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两千旗兵每人发给大洋一元，命令他们火速出城，回到原来防地。就这样，一场旗兵屠杀在京汉人的阴谋解除了。
然而，经过这么一番闹腾，京城里谣言满天飞，在京汉人已不能安心生活和工作了，都想逃离北京，往其他地方避难。当时，北京的东西两个火车站，人山人海，人们争先恐后上车，秩序大乱，几乎导致火车不能开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