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语录” 人臣挟大利以从事，故其行危至死，其力尽而不望。 ——《韩非子》
“译文” 臣下行事为了争取更大的利益，所以会冒着生命危险来做事，竭尽全力也不会有怨言。
“说古论今” 在韩非的政治学理论中，维系君臣关系的唯一纽带就是利益。也就是说，君主需要臣下竭尽力以死尽忠，臣下则需要君主赐以良田豪宅高官厚禄，一方拥有无上的权力，一方希求得富贵，双方一拍即合，这就是君臣之间达成的君子协定。 因此，在法家的学说里，君臣之间合作的基础是利害关系，而没有“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的道德因素在发挥作用。或许这种观点过于赤裸裸，却说中了问题的要害。领导人能够从中窥探到上下级之间的本质关系，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当年，刘邦称帝后，册封二十多位功臣为侯，其他没有得到封赏的人纷纷争夺功劳，很是热闹。 有一次，刘邦在洛阳南宫看到一些将领坐在地上商量事情。于是，就问身边的人，这些人在说什么。张良回答：“他们在商量谋反。” 听得这里，刘邦大吃一惊，急忙询问其中的缘由。张良接着说：“陛下称帝后所封的都是萧何、曹参等亲信，而诛杀的都是自己怨恨的人。这些人得不到封赏，又怕被诛杀，所以要商议谋反。” 刘邦不住地点头，没有怪罪这些人犯上作乱，反而很理解他们的做法。于是，他又向张良求教破解之道。张良建议封最厌恶的雍齿为侯，刘邦照做了。群臣听说了这件事，就不再担心自己没有好下场了。 原来有些臣子反对刘邦，准备造反。后来，他们看到刘邦册封了平时最讨厌的雍齿为侯，给了他丰厚的利益，就认为刘邦没有偏心，能够给相应的物质待遇，所以他们没有抱怨了，都安顺起来。 看到下属策动谋反，刘邦没有去绞杀，而是满足他们的利益需求，因为他看清了上下级之间的利益关系。刘邦能够问鼎天下，不清楚这一点，是无法理解的。所以他知道，很多人为自己效命而舍生忘死，是因为自己掌握了臣子的生杀予夺大权，臣子忠顺则得富贵，悖逆则难逃惩处。当臣子付出了，而没有得到物质回报时，及时进行物质上的补救是唯一的选择。刘邦这样做，是一种明智之举。 由此可见，利益驱动是统御下属的不二法门。领导人想要干点大事，一定要舍得给下属利益，只要他们能做到，就不要吝啬。
“用人之道” 人活着为了什么？大多时候是为了混口饭吃。所以，有人跟着你混饭吃，你就要让他们吃好，别让他们饿肚子，不能让他们的利益得不到保障。做到了这一点，你就是一个称职的领导。
反过来说，如果想真正办成几件大事，想让下属给你出力、为你卖命，就要
在物质利益上毫不吝啬，能够给予对方相应的回报。这样一来，大家才会对你忠心耿耿，凡事竭尽全力。 对此，韩非子有过一段精彩的论述。他说：“有些君主交给的工作是很艰难的任务，如出使敌国、潜伏行攻城略地、守土卫国等，都很容易丢掉性命。不过，为君主的意志而死，一则可以留名于后世，二则可以使家人获得一笔丰厚的抚恤金。同样是死，受罚而死一无所获，立功而死则名利双收，臣下自然会争先恐后地去为君主尽忠。” 这，其实涉及到了人才激励问题。美国著名经理人G·雷蒙德说：“领导人不是只告诉别人怎么干的家伙，而是要激发队伍产生一定的报负，并使之朝目标勇往直前。”所以，领导人要懂得“财散则人聚，财聚则人散”的道理， 苏宁老总张近东，除了分配股权给南京总部数名高管之外，还用此招来稳定苏宁各地分公司的管理团队，根据苏宁各地分公司高管的表现，张近东给予他们一定比例的分公司股份作为奖励。 通过这种慷慨之举，张近东让高管对苏宁由衷地产生了归属感和主人翁精神，使得苏宁众多“职业经理人”转变成“事业经理人”，因而苏宁从未像同行那样一度出现高层频繁流动的现象。 最大限度地发掘公司的人力资源，是每个领导人的愿望，而能做到这一点又是公司能否欣欣向荣的关键。没有下属兢兢业业的工作，单凭领导人一个人的力量，浑身是铁能打几个钉？把握好利益驱动的御人之道，要处理好下面几点：
（1）不亏待一起打天下的弟兄 很多领导人在创业之初都能“共苦”，维持亲密的关系，抱团打天下，但等到企业发展壮大以后反而不能“同甘”，有的甚至反目成仇。其实，与人共患难并不是一件困难事，因为危难情况下，共渡难关，同舟共济往往是惟一选择。但困难的是在危难之后，苦尽甜来，仍能为对方付出感情，不忘带给为你“打江山”员工利益的人，才是最难得的。
（2）建立利益共同体，使员工安心做事 使员工个人利益与公司利益目标一致，是建设团队精神、培养员工主人翁工作态度的关键。在一个企业里，每个人都与组织成为命运共同体，所谓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但是，仅仅有这样一种共识还不够，领导人必须注意采取有效的模式，实现个人与组织的利益捆绑；只有如此，大家才会把认识变成行动，把口号落到实处。
（3）任何时候别与下属争利 领导的任务是带领下属有效率地完成工作任务。简而言之，就是利用部属完成工作。既然如此，领导就不能以部属为踏板，将下属作为自己的铺路石，夺取下属功劳，作为自己追求功名的手段。管理者应该是幕后英雄，牺牲自己，使主角尽情地发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