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面容是平静的，即使在叙述最让人沉醉的往事时也是如此。没有人知道这种平静是疾病赋予他的，还是时间赋予他的。他的笑容也是含蓄的，那种笑不动声色，由嘴角向上，慢慢绽放开来，直至额上的皱纹。时间和纷扰的事物是匆匆而过的激流，当从作家身边经过时，它们似乎像溪流中的水绕过岩石一样绕过作家，让他仍然安静。只是它们的造访已经在作家的脸上留下了各种印迹：皱纹、洞见、智慧、痛苦或者伤害。它们都是时间派出的访客，纵横在这张脸上，和主人同在。
他比他所有的照片都更有魅力，在照片上，我们不可能看到他的白发，他安静的笑所散发出的宁静感，或者他不动声色地讲述所具备的吸引力。
我们所能看到的所有凌志军的肖像大都是匆忙拍摄的产物，包括他用在自己书上的照片。这些照片中的凌志军在一步一步变化。《交锋》中的凌志军像是个青涩的小伙子，尽管这本让他和合著者马立诚暴得大名的书出版时，凌志军已经47岁。《变化》上的凌志军像一个坐在自己皮制老板椅上的工厂厂长、民企老板或者政府官员，头发梳得有些过分整齐，脸上的表情又过于中庸平和——那种典型的中年人拥有的中庸平和。后来他出版的几本商业史著作上采用的照片，则是作家穿着扎进裤子的短袖T恤，双手交叉，站在一片松林前，满脸笑容，左手手腕上还戴着一块电子手表。在2008年出版的文集上所采用的照片，则开始表达出作家对于青春的向往：他头发的长度、他脸上的表情，还有他一手托腮的姿势，都像是摄影师调教的产物。不再像以前，一位毫无镜头经验的作家被拿着相机的拍摄者即兴拍下一张肖像。照片中的作家努力想要配合，但是表情已经僵硬。
所有这些公开的照片都没有能很好地捕捉到这名作家的内心。尽管在凌志军的写作中，“我”始终隐藏在一个外人看不到的角落，像一名远在千里运筹帷幄的将军一样调遣文字和情绪，但作家在自己的种种前言和序中不断提及自己内心的焦灼——尽管大多数时候使用的仍然是隐隐约约和若无其事的语气。毕竟他已经习惯于讲述别人的故事，而不是自己的。他公开谈论自己最多的是在《变化》的前言中。他提到有位同事引用作家林语堂的话提醒他：“不要因为思想犀利，而忽视了从容的魅力。”而他自己也开始“特别希望摒弃情感上的偏见，客观平和地对待那些我喜欢的和不喜欢的东西”。他情感的复杂和言语的锋利同他自身的经历不无关系。
路径
凌志军自称“自幼崇尚技术，轻视文史，家境算是好的，又不属于特权阶层”。和自己的父亲不同，他是被命运之手拨弄着走上记者和作家之路的。而他的父亲是17岁离家出走、18岁投奔共产党的老报人。他形容自己的父亲“一生本分，听党指挥，而将个性内敛，把思想压在内心深处”。一个人付出如此代价，收获的是一个集体梦想的短暂实现，和自己儿子幼年时的良好家境。
但是这种从容的环境并未持久。和所有出生在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人一样，生于1953年的凌志军并未能因为父辈的牺牲而幸免于命运的暴虐之箭。“文化大革命”发生时，凌志军13岁，他的个人记忆被自己浓缩为“自此中断学业，少小离家，先在农村做一电工，后来参军，白天练习射击刺杀投掷手榴弹，腰酸腿疼胳膊红肿，晚上又不敢早睡，蒙在被子里打开手电筒学习数理化以及英文，不幸被连队首长发现，批评我不安心保卫祖国，还想到外国去，于是悬崖勒马，把全副身心投入军事。有一天首长忽然告诉我，不要再埋头训练，改行写新闻。我知道那并不是因为我有文才，而是因为他们发现我的父亲在报社工作”。
他加入军队时才20岁。能够在1973年加入军队，可能也是父辈的牺牲带给凌志军的庇护。因为这在当时那个动荡的社会中，这可能是一个年轻人最理想的出路之一。但是自幼就“轻视文史”，加上中断了学校教育，凌志军显然没有经过任何写作训练。当我问到他这个问题时，他开始回忆自己是如何不断地写，却始终找不到出口的经历。
在写作的开始阶段，他的经历和大多数的作家相同，只能是不断地被否定。更何况他还是一个没有经过任何训练的写作者。他所能做的就是，写完一篇，就把它复印成几份分别寄出，然后像一个虔诚的文学青年等待编辑的回音一样等待报纸的复信，不同的是他所写的是发生在军队中的真实事件，而且无可避免地要带上那个年代的烙印，充满了在意识形态支配下的对英雄和模范的描写。他寄出去的第31篇稿件得到了让人满意的回复。它被发表在《承德日报》上，“一个小豆腐块”，他说。文章的题目和内容他已经完全忘记，唯一记住的是它的标志性意义。那一阶段写作生涯的高峰则是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上发表了一篇写军队典型的文章。
他最得意的尝试中隐藏着他日后写作的路径：自己的采访，再加上大量的二手资料的运用，拼贴出一幅关于某一主题的宏大画面。这个主题是：人民军队的现代化。他后来回忆时说，这是他初窥门径的一次尝试，也最有意思。所有的素材都来自于公开发表过的资料，但是当他把稿子交给《解放军报》时，没有能够发表，原因是一位将军看了之后说，这篇文章涉及大量的军事机密。这次不成功的尝试或许会对凌志军产生一个模糊的启示：对大量众人皆知、人人都可获得的事实的拼贴，可能会产生出一种惊人效果。这是他日后反复使用的方法。
他在公开出版物上发表的稿件越来越多，如果以数量来衡量，他已经是那个体系内最优秀的写作者之一。
这让他在1978年被著名军事记者阎吾选入新华社跑农村新闻。阎吾当时对他的评价正印证了凌志军后来写作生涯的优势。这句评语在当时一定让凌志军心中暗暗得意，以至于至今他仍能脱口而出：“凌志军最大的优势在于他的视野开阔。”后来，凌志军将1978年作为他新闻生涯的开端，“这一过程刚好与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的历程重合在一起”，凌志军在他的文集的序中写道。
在他从一个普通士兵变成一名新华社记者的过程中，他的父亲也经历了磨难。“我在童年时总能听到他的朗朗笑声。他喜欢在周末和我下围棋，一边落子一边给我讲‘霸王别姬’的故事，还说那是他最快乐的时光。但是后来他的笑声渐渐少了，终日沉默寡言，总把双眉紧锁，身体越发消瘦，体重不到90斤……有一次我想让他开心，把围棋捧到他面前，心里期望再次听到他的笑声，他却推开，淡淡地说他不喜欢下棋了。1978年夏天，我被调回北京，到新华社做记者，在离开父亲10年之后终于回到了他的身边。那个早晨我冲进家门，告诉他‘子承父业’的消息，以为他也会高兴，不料他仍然没有笑容，仍然沉默。”
他更多的写作训练是在1983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读研究生之后完成的。在从一线记者脱产变成一个学生之后，凌志军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在了读书上，“读那些名家的作品”。他把曼彻斯特的《光荣与梦想》读了四五遍，把威廉·夏伊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翻烂。他也是在那时候迷上了金庸的小说，只是后来大家都迷的时候，他又显得超脱了。他还读杨藻的“二战评论”。这些作品让他有恍然大悟的感觉。《光荣与梦想》充斥着的各种琐碎细节的全景式描述让他着迷，杨藻的评论则让他突然明白，描述的权力并没有被那些因为各种机缘身处现场的记者和作家们垄断，“以前接受的教育都是记者一定要出现在现场记录”。后来，凌志军在《变化：1990—2002年中国实录》中对邓小平有着极为传神的描述。这些都是他通过二手和三手的资料获得信息，然后重述的。
父亲的逝世是对他的第一个重大冲击。那是1985年，他的父亲身患肝癌，病入膏肓。他“用枯槁如柴的右手拉住我的衣角，好不容易开了口：‘做……正直……诚实的记者，很难……很难。你能……能吗？’”父亲去世之后，凌志军到办公室整理父亲的遗物，发现了父亲的检讨稿，那是所有资料中“最厚重的一叠”。“其中一份的题目是《我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我在他的桌前坐下，只看了第一行，已是泣不成声”。
另一次大的冲击在1989年。凌志军自己说，在那之前，他每年有10个月在外面采访；在那之后他开始思考自己的出路。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记者拥有多种选择，诸如留在这个体系内继续提升，甚至最终涉足政坛，另外还可以下海经商，因为他们的身份为自己积累起了外人所不能及的资源。凌志军的选择是继续写作。他曾经写道：“因为有了这些经历，不免品格复杂，越是思念父亲就越是不愿像他那样无奈地生活，头脑中形成了‘否定一切’的习惯，崇尚精神的独立与自由，不能与流行的政治思想雷同，又不肯按照多数人的标准攀登成功之梯。于是退居斗室，终日写作，孤灯寂影，心底风起云涌，耳边澎湃有声，都只能对无形的听者诉说。”他在另一处则说：“当初立志于斯，满腔热血，信奉秉笔直书，言无不尽。好像新闻学的教科书也是这样教我的。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左冲右突，像个没头苍蝇，既奋勇，又盲目。后来经历种种希望和失望、欢乐与悲伤，这才知道，这个圈子里充满了名利的诱惑，也有绵绵不绝的压力、磨难和寂寞。”
后来，在他回忆起自己当初的选择时，他说，“在当时，至少有五个记者比我强”，无论是在写作，还是在采访能力或者关系人脉上。10多年之后，他们重新聚首，谈论往事，却发现，只有凌志军一直在写，而且，已经著书累累，成为以当代中国为叙事主题的非虚构作家中不可忽略的一位——或者说，他已经成为一座孤独的山峰，无人能够逾越。与他同代的那些曾经才华横溢的年轻人，或者成为了商人，或者仍然在固有的体系之中苦苦挣扎。而他的后辈们似乎有重蹈覆辙的危险。
作品
凌志军在1996年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历史不再徘徊》。这本书他从1989年的夏天开始写，其间时断时续，结果用了7年才写完。此后，在他的写作生涯中，再没有哪本书的写作像《历史不再徘徊》这样从容。即使是他本人，估计也难以想像自己会在日后以如此惊人的速度和压迫式的工作方式来进行写作。
他后来回忆说，写作这本书时，“尽管精神上备觉沉重，可是心境特别纯粹”，“我为这本书耗时7年，终于完成的那个下午，我离开喧嚣的都市，来到城郊一处荒野的山坡，盘腿坐在一棵老松树下，品味着摆脱压抑的喜悦，心里有某种激情沸腾起来”，“我感觉到未来之路清晰可见，伸出手可以触摸。我对自己说：‘你知道该怎样度过自己的后半生了’……对我来说，《历史不再徘徊》不仅仅是一本书。它把我引向一片新大陆”。
这本书讲述的是人民公社制度的兴起和衰落。解放之前，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实行的各项政策中，最容易被人记住的就是打土豪分田地、耕者有其田的政策。随着各个地方的逐步解放，这种政策也在更多的农村施行。这是取得农民支持的一个最好的方法。但是，土地既然已经分了，今天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又是如何产生的？
在山西，土改完成五年后，山西省委发现了一些问题，这就是重新出现了土地集中和农民间的贫富差距，这在今天可以理解，但在当时的山西省委看来，问题非常严重。于是他们开始了在长治的农业合作化试验，以此来动摇土地产权私有制，消灭贫富差距。这一方向的进一步发展，是河南遂平出现的卫星公社，卫星公社达到高潮时，河北徐水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随着这种农业和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整个中国农村的产权制度和社会结构发生了剧烈变化。这其中的明星就是大寨。带有浓厚乌托邦性质的人民公社制度，却因为它的表层千疮百孔而终致衰亡。“发生在世界上一个人口最多的国家，由一个最庞大的政党所领导，其目标是将人类最美好的理想变为现实，但是它造成了历史上最大的悲剧”，凌志军写道。他将这本书变成了对这种意识形态乌托邦产物的一次清算。正如他和马立诚在1998年出版的《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是一次对极“左”思潮的清算一样。
《当代中国的三次思想解放》本是《人民日报》评论员马立诚在《中国经济时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文章发表后引起广泛关注。马立诚决定将这篇文章扩展成一本书，他找到本打算去欧洲出差的凌志军作为合著者。到欧洲去本是趟“美差”，但是凌志军因为扭了腰不得不滞留北京。凌志军俯在床上撰写了《交锋》三部分中的一部分，用了一个多月时间。这本在今日看来似乎平常无奇的书，在当时却引发了轩然大波。马立诚回忆此事的文章名字叫《交锋巨浪》。它让一部分人惊喜，也让一部分人恼怒。后者发起了针对《交锋》的攻击，而前者中，普通人用自己的购买来表示支持（真遗憾，其中相当一部分买的是盗版），政治家则用实际行动来表示支持，比如汪道涵和万里。这本书为这两位作者赢得了足够的名声。很久之后，人们在介绍他们时，仍然会提到，他们是《交锋》的作者。它在当年取得的巨大成功让人们认为它会是极“左”思潮的一座墓碑。当马立诚来到凌志军在苏州的住所，慷慨激昂地向凌志军和凌志军的夫人赵晓东介绍新时代愈演愈烈的争论和交锋时，凌志军和赵晓东听得目瞪口呆。“我还以为《交锋》之后，左派就没有市场了。”赵晓东说。
他们合著的第二本书《呼喊：当今中国的五种声音》是对《交锋》中已经阐释过的思想的完善。这两本书和《历史不再徘徊》在内容上都有所重合，与凌志军的另一本书《沉浮：中国经济改革备忘录》也有交叉之处——这也是凌志军为什么能快速写完《交锋》中自己那部分文字的原因，《沉浮》中的一部分内容，几乎是照搬到了《交锋》之中，而《沉浮》是他自己平日里经常要做的观察中国经济和中国改革的功课。
关于《沉浮》，凌志军说，“这里面的大部分文字，在写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要出版，只是作为私下的手记”。在这部“手记”中可以读到凌志军几部书的影子，除了在《交锋》和《呼喊》中引用过的部分之外，《变化》中也有来自《沉浮》的内容，比如“朱镕基与民心向背”，比如关于大邱庄和禹作敏的论述。但是与《交锋》、《呼喊》和《变化》不同，《沉浮》更加侧重于经济评议，尤其是宏观经济评议，它集中讨论了“左”和“右”的纷争、改革和稳定间的徘徊，以及通货膨胀、国企改革、三农问题和三峡工程等20世纪90年代的热门话题。这也跟凌志军参与报道两会的感悟相关——其中的部分文字凌志军是用笔名发表在《粤港信息报》的专栏上。当时《粤港信息报》运到北京，发放到代表手中，极受欢迎。凌志军在《人民日报》的同事感慨，“我们怎么就写不出这样的东西”，更有传言说，“这是他们从香港重金请来的老报人，文笔辛辣”，而凌志军只能在旁边唯唯诺诺，不能表态。
《变化：1990—2002年中国实录》是凌志军个人最满意的一本书，他曾经说过，“我想最为洒脱开放、也能代表我的写作追求的，应当是《变化》”。这本书是凌志军写得最形似威廉·曼彻斯特的《光荣与梦想》的一本书。它们都试图用文字构筑一幅完整的社会图景，在其中交织着伟人命运和平民生活，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无一不包。只是在《变化》出版六年之后，人们会发现其中有些细节已经索然寡味——作家和记者的筛选眼光以及他们用文字筑起的城墙毕竟难以抵挡时光之箭的进攻，因此毛姆在他评述作家和作品的《巨匠与杰作》中不客气地说：“如果某些经典作品能够被删减和浓缩，将更易为人接受。”
一些大人物的命运在《历史不再徘徊》、《呼喊》和《变化》中得到了描述，比如万里、陈永贵、周扬、邓小平、胡耀邦和朱镕基。这种描述尤为珍贵，因为在凌志军的写作中，个人的命运和时代走向的交错正越来越少，尤其是当凌志军试图描述一个宏大的社会图景时。他撰写的是英雄稀缺的历史。但他在后来的公司史写作中重新引入了英雄，比如《追随智慧：中国人在微软》和《联想风云》中的李开复与柳传志，只可惜他想要叙述的是这两家公司的故事，这两个人物虽然得到了描述，最后却淹没在一片名字的海洋中。当然，凌志军不想加给某个人过于厚重的描述，以免他的判断落空。这让我想起了格雷厄姆·格林。但格林的小说中出现名字的人物只有10个左右，其主要着墨人物甚至只有4人左右，而凌志军要对付的是一连串的人物。
从《追随智慧》起，凌志军开始撰写商业史书籍。尽管《中国的新革命》将“从中关村到中国社会”作为自己的描述对象，但其内容仍然聚焦于商业领域。
他试图赋予他的每一本商业史图书以超越商业的意义。《追随智慧》试图张扬的是一种新的观念——对人才的观念、对创新的观念、对工作方法和教育方法的观念，以及一种对个性的鼓励。在《联想风云》中，凌志军试图讲述的是一个中国故事，“如果你屈服于旧体制，你会被淹没其中，如果你公然反抗，你会体无完肤。联想的真正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掌握了与旧制度相处的方法，同时又以惊人的坚忍、耐心和技巧与旧制度中令人作呕的弊端周旋，一点一点地摆脱束缚，走向新世界。这个公司的历史告诉我们，什么是梦想，什么是现实，在梦想与现实之间创造伟业必须走过的那座桥梁又是什么”。
对于企业史写作而言，《联想风云》是一个惊人的成功，因为几乎所有人都会选择它作为商业写作的范本，尽管凌志军在接到柳传志的邀请之前对联想了解甚少，尽管在全中国已经有一个数目庞大的商业记者群将联想作为自己的报道对象。柳传志的回复则是：“从当初邀请你来公司看一看，到现在这部作品的出台，你负责的工作态度和认真的工作精神，给我以及其他联想的同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同当初承诺的，你在书中对一些人和事所做出的结论，我们不会也不应该给予更多评价。在这里，非常感谢你对了解和表现联想所付出的努力。”而在中国的写作者当中，无论从资历还是写作技巧，大概也只有凌志军能够让柳传志折服。
《中国的新革命》则得益于凌志军对微软和联想的研究。这本书同样让无数以报道中关村为职业的商业记者汗颜。让很多的商业作家和记者无法企及的是，他能描写中关村早期的非法行为而不必有所顾忌。他能颇为直率地指出那些中关村风云人物性格中的阴暗面，他说段永基“不是一个诚实和信守承诺的人。他的口是心非和不择手段，总是让他的合作者头疼不已”；他写王永民，“很多年后此人功成名就，把他早期的合作者抛之脑后，唯有这段地下室的日子记忆犹新”；他描述中关村的起步，说“成功的关键不是技术创新，而是商业敏感、组织才能、串通和利用各种关系、在合法与非法之间的灰色地带悉心耕耘、卑躬屈膝地赔笑脸、恰到好处地拍马屁”，“这些人知道怎样讨人欢心，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他们需要的进口批文，知道怎样可以躲避法律的‘红线’，知道怎样在三教九流中安身立命，知道怎样引诱拉拢那些有权有势的人为他们提供帮助，知道怎样在谋取非法利益的同时还能保持清白之身”；他描述吴敬琏等经济学家为四通公司做的改制方案时说，“无论此前还是此后，关于企业产权改革的计划层出不穷，不计其数，全都比不上这个方案的天真、荒唐和脱离实际”。这种直言不讳在《中国的新革命》中随处可见，从如日中天的联想到已经衰落的中关村公司，从声名显赫的企业家、经济学家到已经没落的商业枭雄，都不能例外。
方法
凌志军的工作方法首先是采访，这在他的商业史写作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因为他已经获得声名，也因为他的采访对象的配合，他使用了大量的面对面的访问来获得一手信息。
然后，是对二手资料的使用。这是他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学习到的技巧，通过对大量的资料的收集和拼贴，描摹出一幅宏大的时代图景。这在《变化》中最为突出。
接下来，他在写作之前会通过录入和反复阅读来熟悉自己已经获取的资料，几乎能够背诵。这让他在写作时能够对诸多资料信手拈来。
第四个方法是他的平日积累和递进式的写作。比如《交锋》、《呼喊》和《沉浮》的交叉，《沉浮》也是写作《变化》的积累。而《追随智慧》、《联想风云》和《中国的新革命》之间也存在着叠加和递进的关系。
或许会让很多人惊讶的是，他一个人完成了所有这些工作，而不借助于任何助手。他对此的回应是举出了威廉·曼彻斯特的例子。他说，他一直认为曼彻斯特有一个庞大的团队在帮助他收集资料、筛选资料，直到有一天他碰到一位《光荣与梦想》的译者，他才知道，曼彻斯特是一个人完成了这项庞大的工作——无论这则信息是否属实，凌志军就跟着这样做了。
他尽量让自己的写作传递出最大的信息量：“我衡量自己的写作有一个标准，每一个页码我能容纳多少个信息，10个信息还是100个信息，如果你可以容纳100个信息，你仅仅装了10个，你就是掺水了。”当然，易读性和真实性都是最基本的前提。
芭芭拉·塔奇曼因为她的两本书成为美国首屈一指的历史学家。这两本书是《八月炮火》和《史迪威在中国》。但芭芭拉·塔奇曼对自己身份的界定是，她首先是个作家，然后才是个历史学家。她说：“大学教员是专业历史学家，而我们是职业作家。”“历史的路径上布满曾经众所周知却被后来的一代丢弃不用的真理残骸”，“事件在不断地发生，但要载入史册还必须经过人们的传达并被公众了解”，因此，“历史需要作家”。
而在同时代的以历史作为描述对象的作家中，有一类“纯粹的历史学家”。这类人又分为两种，“一种是旁观者，他们将自己所处时代发生的事件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按年代顺序记录下来”；另外一种则是“积极的参与者或别有所图的人”。旁观者的典型代表是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和西奥多·怀特的《一个总统的诞生》；参与者的典型代表则是温斯顿·丘吉尔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作为凌志军写作的启蒙者和一直效仿的对象，《光荣与梦想》和《丘吉尔传》的作者威廉·曼彻斯特也属于历史作家中的旁观者阵营。
凌志军凭借他的一系列著作也跻身其中，他成为中国当代事件的最负盛名的旁观者。直到今天为止，他对过去30年中国历史的描述，仍然没有人能够超越。他充满着絮絮叨叨和炙热情感的著作，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仍将被后来者反复阅读，因为那可能是他们了解这段历史的最佳叙事文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