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出版没多久，他就成为公众议论的话题。
这并不奇怪，他几乎已经可以称得上是中国最著名的作家了，而他又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出版过新的小说。相当一部分中国人熟知他的一部或几部作品，比如《活着》、《在细雨中呼喊》和《许三观卖血记》，尽管最初他的小说和大部分不那么幸运的新作家一样，销量不佳，无人问津——并不是所有的作家在初出茅庐时都能够凯旋。时间帮助他战胜了默默无闻。从20世纪80年代一直到他出版这本小说的2005年，他从一个小镇上的文学青年变成了中国最好的和最具声望的作家之一。
记者们踏破了余华家的门槛，他不断接到来自各个媒体的采访请求；他的新书《兄弟》的上册在书店里像汉堡包一样在一本本地出售。有人对李光头和宋钢的故事表示不满，但是也有人为他描述的这个故事入迷。他粗鄙的开头让很多习惯了余华的读者感到不习惯。这个曾经以文笔细腻和优美让读者赞叹的作家，这次居然在小说的开头用了数十页来描述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是如何在厕所偷窥女生的屁股的。可是余华不以为然。他声称自己必须要变化，因为“重复是畅销书作家的特质”，而他则想在文学上走得更远。他以一种粗糙的方式开头，却牵引出一部有可能成为“大小说”的作品。
这部小说的上部集中在对“文革”时一个中国小镇的描述。他声称自己在描述现实，却让生活在现在的人感觉到荒诞。李兰、宋凡平、宋钢和李光头的生活太过戏剧性，他们的苦难距离今天的读者又太过遥远，因此让人感觉到匪夷所思。不过，余华语气飞快地描述了一番今日中国的场景，这些主要由社会新闻构成的场景基本都是他从新浪网的社会新闻上读到的，然后反问我们这些提问者：“你们觉得这些事情荒诞吗？这些事情可是每天都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最后，他再意味深长地加上一句：“为什么你们每个人都能适应你们时代的荒诞？”
小说的下部将会回到“你们”熟悉的现实。在其中，那个总让人不禁发笑的李光头已经成为了刘镇的巨富。在这个生产巨富的时代，同样发生着会让读者感觉到匪夷所思，却必须承认并非荒诞到不能接受的故事。
“这是两个时代相遇以后出生的小说，前一个是‘文革’中的故事，那是一个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和命运惨烈的时代；后一个是现在的故事，那是一个伦理颠覆、浮躁纵欲和众生万象的时代。一个西方人活400年才能经历这样两个天壤之别的时代，一个中国人只需40年就经历了。”余华在《兄弟》的后记中这样写。他尝试为我们生活的时代立传。
抛开小说之中的喧闹，生活中的余华安静平淡。他满脸堆笑，像个不会发火的好脾气人——当然，笑容之下隐藏着他作为一个作家的自信，甚至是傲慢。他几乎不会拒绝采访，也不会拒绝回答各种问题——他说，这个时代对作家比对娱乐明星要好，因为记者不会拿一些让人难堪的问题向作家提问。他的生活似乎闲适而安逸，他正在享受自己积累多年的名声带来的回报。
那是一个晚夏的天气，屋内没开空调，蚊子像直升机一样飞来飞去，在寻找着陆点。余华穿着短裤，脚蹬拖鞋，翘着二郎腿，一只手在不停揉搓双腿——那都是因为蚊子。作家话语流畅，能毫不费劲地自圆其说。他带着一种有戒心的放松，脏话也能顺着流畅的话语顺流而下。他的可爱会忽然闪现在不经意间。比如我们问他，你觉得哪个城市最像城市？他很自然地回答说：“纽约啊！那才是城市，什么样的人到那里都会被淹没其中。北京也有这个潜力。”
谈话的结尾是作家余华自然而流畅地在一套他的作品上签字。他早已不是一个羞涩的作家了，他已经知道该如何面对自己的读者，无论是崇拜者还是攻击者。他也知道，自己的地位并不取决于目前众人对他作品的纷乱的评价，“任何一个时代都会结束，与那些时代有关的看法也同样在劫难逃”，正如他在写勃拉姆斯时所发现的那样。一个好的作家就应该像勃拉姆斯那样，“是一个一生都行走在同一条道路上的人，从不怀疑自己是否走错了方向”。
或许他也有肖斯塔科维奇那样的好运，“一个时代找上门来”，“叙述作品需要某个时代的帮助才能获得成功，一个时代也同样需要在叙述作品中找到其合法化的位置”。《兄弟》会有这样的命运吗？没有人知道，但是至少余华已经作出了描述时代的努力。
李翔：你怎么看你的新书，你自己是什么感觉？
余华：《兄弟》的上部刚刚出版，感觉就是这样，不断地回答问题，回答很多问题，很多问题被重复回答，但是总会有很多新的问题。就是这样一种生活状态。从出版社让我开始接受采访起，现在已经一个多月了还没完。估计到下个月初就可以结束了。
李翔：讨厌吗？烦吗？
余华：倒是没有烦。当我决定接受采访的时候，什么样的采访我都不会烦。当我决定不接受采访，认真写作的时候，什么采访都会烦。我决定拿出一周到10天的时间来接受采访。
李翔：什么问题会让你感到兴奋？
余华：怎么说呢，因为记者采访的话，对我都是很友好的，他们不会问一些很难听的问题。我发现，媒体对作家还是很宽容的。他们不会用对待影星、歌星的方式来对待作家。
他们发现作家也没有比他们强多少，起码在收入上。所以他们对作家会比较宽容。他们现在会在网上、报纸上看到一些不同的声音，于是来问我。我觉得很正常，有人说不好，有人说好。不可能完全一致，要是完全一致反而有问题。现在就是人大表决都没有一致通过的了。
李翔：你最看重什么样的人的评价？
余华：当然是读者。其次，要说最看重的话，我爱人的评论我最看重。《活着》在两个网站上卖过，至今还在卖，一个卓越，一个当当。我特别看重后面的跟帖。这很重要，这是我和读者最直接的交流。
但我没有发过帖，没有回答读者的问题，也不知道如何去回答。
李翔：你对评论家有什么印象？
余华：没有印象。评论家，我想，比较成熟的评论家会等到下部出来之后再写评论。
李翔：我自己感觉《兄弟》的开头和以往作品都不同，很难进入，你的感觉呢？
余华：我个人认为《兄弟》的前面两章写得很精彩。
我觉得可能是这样的情况，许多读者习惯了以前那种写法，不习惯变化。但是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不能老是重复过去。
一个作家要想超越别的作家或者走在别的作家前面是不可能的。因为每个作家走的道路都是不同的。但是一个作家可以走在自己前面，不要重复自己。不能说写完《活着》之后，很成功，我再写上两三部类似的。这没有意义。
现在到书店里面去看看。一个作家要是长篇小说有20部的话，你就会觉得很恐怖，因为不知道去读哪一部。而且从阅读的角度来说，再伟大的作家，能够被广泛阅读的书也就两三本。托尔斯泰写过三部很出名的长篇小说，有两部能够被广泛阅读，《战争与和平》我怀疑它是否能够被广泛阅读，因为很多人一看那么厚就退却了。有《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就可以了。
马尔克斯被广泛阅读的是《百年孤独》。卡夫卡虽然写了三部还是四部长篇，但最被广泛阅读的还是他那些短篇。假如你要写得特别多的话，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第二，重复自己是畅销书作家的一种品质。我记得前一段时间读过一篇关于海岩的文章。我觉得不错，因为它指出了畅销书的本质。有读者指出，海岩的小说在不断地重复自己，但畅销书必须要重复自己。
对我来说，我是肯定在变化，还有我们生活的时代也在变。因此我还是在对我的写作方式进行改变。
李翔：你说前两章特别精彩，是从何判断呢？
余华：我是从自己的感觉来看。但拿出来给陈村的网站首次发表时，竟然一片批评声，我觉得很奇怪。
后来我发现就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人家习惯了你的《在细雨中呼喊》的开头，习惯了《许三观卖血记》的开头，他们就不一定喜欢那么嘈杂的开头。1992年，《活着》刚刚发表的时候，文学界一片否定之声。他们的否定很奇怪，就是认为我这样的先锋作家不应该写这样的小说。
但是我觉得必须要改变，因为不改变的话，我的小说就写不下去了。我觉得一部小说刚出版的时候，一片叫好是比较可怕的，因为它可能是短命的。当你听到的是一片批评的时候，往往这部小说的生命力会很强。
当初我的《许三观卖血记》出版时，一些文学批评家宣布他不读这样的书，说一个先锋派作家竟然起了一个赵树理小说的名字。后来我告诉他们，没有一个作家会为一个流派写作。当这个流派产生的时候，是一群作家。当这个流派过去以后，这个群体里面的大多数人都过去了。留下来的是少数几个作家，而这几个作家就不再为流派写作，而是为文学写作。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这是我第一次用正面的方式去写时代，我在《兄弟》的后记里写得很清楚。出版社的人跟我说，没有人敢给我的书写后面的介绍语，怕我不高兴。而且确实也不好写，所以出版社让我自己写。那你说我写什么？吹捧自己那我也太厚颜无耻了，谦虚一点我觉得也不够，所以就写了这样一篇后记。我在写两个时代，两个天壤之别的时代，发生在同一代人身上的故事。
我喜欢那种开门见山的方式。因为正面写这个时代的话，一定要把这个时代的特征写出来。
李翔：那你还有别的开头方式？
余华：没有，一上来就是这个开头方式。我当时一个模模糊糊的预感就是，不能从李光头8岁时候开始写。因为从他8岁时候开始写，阅读起来会有一种很漫长的感觉。你必须要从少年时期开始写。这么说吧，一个人童年时期的故事肯定不如少年时期吸引人，少年时期肯定不如青年时期吸引人。因为上部只是写到了他的少年时期，所以要从少年时期开始写，再回过头写他的父亲、他的出生。
李翔：你刚才说的那种嘈杂感……
余华：我是故意追求的。
李翔：什么时候开始有这种想法？是因为以前的都太宁静了吗？
余华：没有，如果没有前面两章的写法，我这部小说写出来之后就不是这样了，它可能就是一部10多万字的小说而已。
有了这两章比较嘈杂的开头以后，我想，我的整本书，尤其到了下部以后，你就会感觉到，这是一部众生喧哗的书，它不是一部很单纯的书。这是一种大小说，我不是说《兄弟》已经是大小说了，但是大小说，它不可能是精致的。
我曾经写过另一个长篇，搁在那里了，我想写一个世纪的故事，结果一直写不下去。它的叙述语言比《在细雨中呼喊》还要精美，也就是过去很多读者喜欢的那种精美叙述。但是写不下去了。
后来我就发现，如果你要用一种很精美的方式去写一本小说，你就只能写一本很短的小说，写不成大小说。我们来看一看吧，《战争与和平》极其粗糙，《安娜·卡列尼娜》也是粗糙的。这跟生活一样，在北京看一个花园可能是很精致的，但要是从上往下看整个城市，肯定是很粗糙的。你要去看整个国家整个地球，更是这样，更加粗糙。
大的小说肯定不可能是精细的，精细的永远是小的小说，而且肯定无法表达出时代最重要的内容来，它只能永远停留在某些人的个人生活上面。
李翔：你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精致和宏大有必然性的冲突？
余华：就是在我写上一个长篇和这次写《兄弟》时。那个长篇我已经写了20多万字，写了三年。
过去我可能是一种语言味道一写到底，现在我要寻求多种语言风格——当然也要有统一的风格。
要是用一种语言风格来写一部很大的小说，可能你要就会发现，超过一半以上的段落在表达时不够充分。因为它受到语言的限制，为了追求语言的某种基调。你要明白，语言不是你在写作时所追求的东西，它是你写作的工具而已。它帮助你去寻找你想要的东西，把它表达出来。当写那些篇幅比较大的小说时，就需要丰富的语言。可能这种表达方式在写这一段时很好，可是在写下一段时就受到限制，那么你就需要换另外一种语言方式去表达。
李翔：你需要新的阅读来充实吗？
余华：不需要，现在已经写了多少年了！想要什么基本上都有。我写小说的时候是不读小说的。我现在连报纸都不读，杂志也不看。我20年前写小说时就发现了这个问题。写小说时读小说，你会受到别人的影响，这样非常不好。之后就养成了这样的习惯。那时候还会读一些乱七八糟的报纸杂志，现在发现读那些报纸杂志影响睡眠。所以基本上我写作时很少阅读。
李翔：你有轻微的失眠？
余华：失眠。有时候轻微，有时候也很严重。
李翔：从小就这样？
余华：也就是这两年。
李翔：写作时会焦虑吗？
余华：会处于一种非常兴奋的感觉。没有焦虑。
李翔：那之前的小说写作时，有没有特别焦虑？
余华：就是写那部没写完的长篇，越写越焦虑。我说这是天意。去了一趟美国，住了7个月，回来之后就不想写了。然后就开始写《兄弟》。
李翔：你怎么处理没写完的原稿？
余华：我现在已经知道如何对付它了。把它那些精美的叙述全部去掉。用一种很粗糙的方式来写。
李翔：在美国的7个月怎么会有那么大的改变？
余华：其实没有特别大的改变。就是在美国的7个月完全没有时间写作。哪怕在中国，我要是有7个月不写这部小说的话，回来我也不会再写它的。可是假如那7个月我不离开，我会不断地往下写。写得再不顺利也要往下写。
李翔：你怎么看你写的那些随笔？我们都特别喜欢你的《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
余华：那是1996年到1999年之间写的。
李翔：它对你的写作意义有多大？
余华：我觉得，现在看来它对我的写作还是有意义的。首先是训练了一种追根寻源的思维方式。这就是我在20多岁时读那些大作家的感受。他们为什么能够写得那么丰富那么激动人心。很多作家靠的是一个细节跟着一个细节往后推，每一个细节写得都不多，这确实还是叙述的训练没有到位。要把每一个细节都描写充分。
李翔：你不怎么读其他小说，那你如何寻找自己写作的精神资源？
余华：在写的时候，基本上很多东西会自己出来，不用去找。写作不需要寻找。
李翔：你怎么看待现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的中国？
余华：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是非常有意思的时代。加西亚·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一书中写一个人长尾巴，一个人飞上天。那个时候，人们跟他挥手，说，你这本小说写得好真实啊。但是中国好像还没有出现过这种景象。大部分读者受中国当代文学影响太深。现在年轻的读者，他们认为李光头游街那一段是荒诞的。我说这真的不是荒诞。为了向他们解释，我就跟他们举另一个例子。我说，50年以后，当你对你的子孙说起2004年佘祥林案的时候，他们认为这也是荒诞的。那为什么你们总能适应你们所处的时代的荒诞呢？
今天我在新浪上看到一篇新闻，后来的人可能又认为是荒诞的。某个地方有一起矿难，一两百个记者去要封口费。不管真记者还是假记者，给我400元钱我就不报道。第一个矿难发了20万的封口费。第二个矿难发生才几天，省里面有份杂志，矿主跟他们讨价还价，说，你们杂志上午已经来了10多个记者了。当地的旅馆和餐饮业特别喜欢矿难，平时偏僻的地方没人去，一旦有矿难，全都住满了，全在那里吃饭。一个地方发生矿难以后，各地的记者蜂拥而去要封口费。这件事情，几十年后说给人听也是荒诞得让人不能相信。你去看看新浪的社会新闻，几乎每一条都是荒诞的，但又都是真实的。
我觉得“文革”也是一样。“文革”的现实充满了荒诞性，但是又是真实的。今天的现实也是，真实充满了荒诞性。所以，为什么我要把这两个时代放到一起写呢？就是现实中的荒诞性吸引了我。这种荒诞性写出来就是真实的，不需要去修改。
李翔：这应该是产生好作家的特别好的土壤。
余华：所以我说，我生长在一个叙述者千载难逢的时代。今天这个时代真是什么稀奇古怪的事情都有。有一个市委书记，自己有6套豪华办公室。难道一周分别到6个地方办公？一个农民发了财之后，把自己的家盖得跟天安门城楼一模一样；还有一个农民给自己仿造了个白宫；还有一个村长把他们家的祖坟造得跟人民英雄纪念碑一模一样，上面也是毛主席的话，然后把他们家祖先的名字全部刻在上面。
这种事情比比皆是。这些都是在新浪网的社会新闻上看到的。太多了，简直没法说。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荒诞。生活在这个时代，你不多写点小说就对不起这个时代。
李翔：我发现你关注的都是这些稀奇古怪的事情。
余华：它不古怪。只不过没有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没有遇到过而已。我出门比较少。我想你们遇到的荒诞的事情肯定比我多。我相信一出门就能碰到。“文革”中是这样，一出门就能碰到。现在也是这样，太好玩了。
李翔：你写作的时候，荒诞性是一个特别大的动力之源吗？
余华：现实，我觉得还是现实本身。我们这个时代，还有“文革”那个时代，本身都充满了那种荒诞的真实。那是让人哑口无言的真实。
我上小学的时候，我有个同学，一年级的孩子，就说了一句“太阳掉下去了”，完了，成了小反革命，开批斗会开了一学期。太阳，那是毛主席，永远不落的太阳。怎么能说掉下去？现在居然有人仿冒人民英雄纪念碑、仿造天安门了。我奇怪的是，他是怎么得到图纸的？
李翔：现在的生活里有没有让你特别不舒服的东西？
余华：没有什么不舒服，我的生活让我特别平静。作家的一个优点就是他不需要和别人打交道。接受采访，你们也是比较友好的。
任何一个作家，写到最后就会变得优柔寡断，同时也越来越容易冲动。这是职业造成的。因为作家不需要和别人打交道，不需要承担很多人际关系带来的后果。文学活动，愿意参加就参加，也没有人来扣我工资。本身也没有人给我发工资。
李翔：你有没有对自己的创造力产生怀疑？
余华：没有，只不过是不断听别人说我的创造力衰退了。
我写了四年的随笔，人家都说我不会写小说了。前面一部小说也确实没有写下去。《兄弟》出来以后，慢慢地这种声音就开始少了。
起码我还会写小说。起码没有人说《兄弟》不是小说。不像我当年写先锋派小说的时候，大家都说不是小说。现在不就承认它们是小说了吗？也不像当年《活着》发表以后，文学批评界一片骂声，包括《许三观卖血记》，没有人说好。《兄弟》的评价怎样我根本不当回事。我怕的就是一边倒。我还真不怕别人怎么骂我。当好话说得一边倒时，就麻烦了。
李翔：遇到过这种情况吗？好话一边倒？
余华：没有，从来没有。我当先锋派作家的时候，老一代的作家、文学批评家们完全拒绝我，只有和我一起起来的年轻的批评家们支持我。
可是到我写《活着》的时候，老的还没有回过头来支持我，年轻的一代便抛弃我了，真是风声鹤唳。
现在好了，老的回过头来支持我了，年轻的也继续在支持我。
李翔：众叛亲离的那一段时间，难受吗？
余华：不难受。有一个与我关系很好的批评家跟我说：“我并不是说《活着》不是一部好小说，让我生气的是，《活着》不是一部先锋派小说。”《许三观卖血记》当时印了1万册还没有卖完，仓库里面一直压着。《在细雨中呼喊》，印了5000册还没有卖完。一直到1998年，重新包装出版以后，才开始慢慢受到注意。
这一点我是坚信的。再过10年，人家对《兄弟》也会重新评价。这点我太坚信了。读者的反应是最重要的。批评家是不买书的，批评家的书都是出版社送的。所以不能指望他们把发行量搞上去。而且批评家其实也比较脆弱，慢慢也会受到读者的引导。
10多年前写文章骂过《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的人，现在在大学已经是博士生导师了，在指导学生写《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的论文，还打电话给我说，有个学生要打电话问我几个问题。我说好吧。当时心里就想，你不就是10多年前骂我的那个人吗。
李翔：你写了20多年，不可能一开始就那么自信吧？
余华：当然，信心是慢慢养成的。像《活着》，当初我写完以后感觉非常好，我就拿出去，结果是一片批评声。
当时我有一个隐藏的标准，来自两方面。一个是我太太，因为她是写诗歌的，对艺术的感觉特别准。她读完以后觉得可以了，那就可以了。还有一个就是《收获》的标准，《收获》的几个编辑，比如李小林等人的反应。
这次也是一样。收获的三个编辑反应都特别强烈。我现在出版社的总编辑还打电话给李小林，问她的感觉怎么样，李小林说，这样的小说也就余华会写。我有几个非常信任的人，他们的感觉很重要，因为他们不会说假话。我在文学界混了那么多年，我知道什么人是做什么的。所以有些人的意见对我来说根本不重要。
李翔：刚才你提到中国社会那种特别荒诞特别有生命力的东西，它会影响到你吗？
余华：躁动对一个社会来说不是件好事情，但对一个作家来说绝对是件好事情。
如果不是生活在拉美那么变化无穷的环境里，马尔克斯写不出《百年孤独》。如果卡夫卡没有生活在布拉格那么充满荒诞的环境里，他也是写不出那些小说的。确实是现实和生活造就了一个作家。
李翔：那为什么我们还看不到比较多的很好的中国作家？
余华：他们才多少岁？只要没有到80岁，千万不要去说他们。这是我的经验。当一个作家30多岁、40多岁的时候，很多人已经迫不及待地去说他们江郎才尽了，这显然是早了一点。而当一个作家七八十岁的时候，也确实是应该江郎才尽了。不是他的才华没有了，是他的身体垮了，是他的记忆力丧失了。
李翔：为什么才华不可能枯竭？
余华：不可能枯竭。我太知道了。尤其是写长篇小说，对身体和记忆的要求太高了。某些段落，达不到你想要的效果，是因为你兴奋不起来。身体不好的人，兴奋不起来。就和运动员一样，比赛的时候需要兴奋，兴奋需要一个特别好的身体。
